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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两汉两罗马》第五章 理念 三纲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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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章帝建初四年(79),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1]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或者说,信仰的目的,在终极之问和终极关怀。它的现实意义,则在承载核心价值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信仰或类似信仰的原因。只不过,靠公权力树立起权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国情。

结果,罗马死了,基督教却在她身上成长起来。

那么,中华帝国呢?

中华帝国也是没有信仰的,却只有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没有长时间分裂和制度性崩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虽无信仰,却有理念。

这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合起来叫纲常,也叫纲常伦理。而且,自从宋代的朱熹将三纲与五常联用,朝野贤愚便都耳熟能详并奉为圭臬,维系着王朝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实,纲与常是两回事。

什么是纲?纲就是提网的总绳。总绳一提,网眼就张开了,这就叫“纲举目张”。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既然是三纲,那么五常就是目,也叫德目。

也就是说,三纲是抓总的,五常是管用的。

管用很重要。一种理念如不管用,那就无法推行。五常却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仁,在君臣就是君仁臣忠,在父子就是父慈子孝,在夫妻就是夫和妻柔,在兄弟就是兄友弟恭,在朋友就是与人为善,统统管用。

义、礼、智、信,也一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儒家称为五伦。五常既然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五伦,当然是伦常。

伦常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

什么是伦?伦就是秩序和类别。所以,人伦,就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类别;伦理,就是区分类别并规范秩序的规定;伦常,则是伦理道德可执行可操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显然,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简易而朴素的,否则不可操作;第二,必须是恒定不变的,否则无所适从;第三,必须是正确或被说成是正确的,否则没有资格充当伦理道德的规范者。

五常恰恰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们知道,常,有永久的意思(恒常),也有普通的意思(寻常)。永久就正确而恒定,寻常就简易而朴素,当然管用,也当然可以称之为伦常。

那么,五常又为什么具有这些品质?

儒家说,因为它们源于人性。

实际上,董仲舒的五常来自孟子的四端。端,就是道德观念的发源地。孟子认为,它就在人心之中。因为仁就是恻隐之心,义就是羞恶之心,礼就是恭敬之心,智就是是非之心。这可是“人皆有之”的,因此是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来的仁义礼智,就是共同价值。[2]

仁义礼智,是价值吗?

是,因为可以追求也值得追求。追求仁就叫成仁,追求义就叫取义。而且,由于它们是最高价值,还值得为之献出生命。比方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么三纲呢?也来自共同人性吗?

对不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没有半点儿人性依据。然而对于帝国,三纲却比五常更重要。只有确立了三纲,帝国的统治才会坚如磐石。

这个使命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如果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则奈皇上何,奈儒家何,奈天下苍生何!

董仲舒该怎么办?

[1]三纲的思想其实始出于法家,最早见于《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后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他的《举贤良对策一》则提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概念。东汉的《白虎通》进一步明确了三纲的内容,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表述为三纲六纪。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

[2]见《孟子·告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