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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三章 精神 嵇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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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被杀那年,四十岁。

已经无法确知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当时出了太阳。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便让人取来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他说,过去有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响了。

说完,从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就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12]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被杀?

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临刑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钟会。

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读如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创始人,书法艺术的鼻祖之一。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钟会,天资机敏聪慧,更兼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13]

然而钟会对嵇康却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想拿给嵇康看,却又不敢面交。在户外犹豫徘徊多时以后,钟会将论文扔入嵇康院中,掉头就跑。[14]

这里面其实有政治原因。钟会要讨论的哲学问题,就像“文革”后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论,实际上代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就是曹魏主张的法家庶族和司马集团主张的儒家士族。钟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站在司马集团这一边的。他不敢见嵇康,很可能是怯战。

因此,当他自以为有底气时,就再次来见嵇康。

想来钟会为这次见面做足了准备。他甚至邀请了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穿着名贵的衣服,驾着豪华的马车,宾从如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

嵇康却在打铁。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庄子》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钟会。

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

嵇康这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15]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16]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17]

这当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却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杀孔融就是如此。据称,孔融曾说:父于子并无恩,因为父亲当时原本是满足性欲。母于子也无爱,因为十月怀胎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杀掉,连他儿子都没放过。[18]

说起来此事实在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则是主张唯才是举,无妨不仁不孝的。看来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还要趁机打儒家士族路线一耳光:孔子的嫡孙都不孝,儒家伦理靠谱吗?

嵇康的情况却不同。

实际上,孔融是否散布过不孝的言论,并无证据。判决书上指认的证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黄祖杀害,可谓死无对证。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观点: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19]

这,又怎么犯了忌讳呢?

因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

跟年轻时的谢安一样,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过谢安终于东山再起,嵇康却当真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20]

据南京西善桥出土砖刻画绘制。

其实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

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并不关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说:有巨源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21]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他们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22]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23]

钟会得志,不过“逢彼之怒”而已。

对此,嵇康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毛病,是刚直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而且遇事便会发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然而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24]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12]见《晋书·嵇康传》、《世说新语·雅量》。

[13]见《三国志·钟会传》。

[14]见《世说新语·文学》。

[15]见《晋书·嵇康传》、《世说新语·简傲》正文及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16]见《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17]见《晋书·嵇康传》。

[18]见《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后汉书·孔融传》、《世说新语·言语》。

[19]汉斯立克(1825—1904),奥地利美学家,其观点见所著《论音乐的美》。

[20]见《晋书·嵇康传》、《世说新语·任诞》。

[21]见《晋书·山涛传》。

[22]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23]见《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24]见《世说新语·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