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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南朝,北朝》第四章 宗教问题 佛法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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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日子历来有不同说法。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西汉哀帝的元寿元年(前2)。这一年,有一位博士弟子听大月氏使者口授了《浮屠经》。浮屠其实就是佛陀(Buddha),大月氏使者讲述的则是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与后来所知的传说并无出入。[3]

这是比较可靠的最早时间。

那么,最晚是在什么时候?

东汉明帝时期。尽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只是传说,但他弟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在王宫中斋戒礼拜应是事实,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已经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经典《太平经》的诞生,却至少要在半个世纪之后。[4]

天师道和太平道成为宗教组织,就更晚。

因此,道教创始人从佛教那里受到启发获得灵感,甚至见贤思齐,是完全可能的。没错,从现存资料看,道教的创立似乎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问题是,说佛教对这件事毫无影响,就有证据吗?对不起,也没有。[5]

事实上,只有佛教的影响才能解释,天师道和太平道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被凭空创造出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教,只不过认为别人有这么个东西,我们也应该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向佛教学习。佛有寺,道就有观;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释迦牟尼,道教便只好把老子抬出来。其实老子是否确有其人都是问题,跟宗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只有这样,道教才会看起来更像模像样一些。[6]

毫无疑问,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因为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学习甚至模仿的。吊诡的是,尽管道教对佛教亦步亦趋,后者却在东汉被看作类似于前者的东西。当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这样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国的黄老道,这是东汉时期上流社会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刘英和后来的汉桓帝,都是黄老与浮屠并尊。他们的宫中,则既有黄老祠,又有浮屠庙。[7]

不能说这样做没有道理。事实上,从未见过宗教的中国人只能按照已有的知识去理解那舶来品,比如把僧尼称为道人(道教的神职人员则叫道士)等等。更何况佛教主张的四大皆空,与道家哲学的无中生有;佛教主张的常乐我净,与道家哲学的清静无为,又何其相似乃尔![8]

然而差别,也不能以道里计。

区别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这两个汉字也都是单人旁。这是道教与佛教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与其他宗教不同的紧要之处。也就是说,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这很符合中华文明的精神(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与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点是不死,佛的特点是觉悟。一个人,只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当然,严格地说,只有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才是佛。只能做到自觉和觉他的,是菩萨(菩提萨埵Bodhisattva)。唯独自己一个人觉悟的,是罗汉(阿罗汉Arhat)。

罗汉、菩萨、佛,都会死。释迦牟尼就是八十岁时去世的,但他生前却已经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称为涅槃(Nirvana)或圆寂(Parinirvana)。

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实际上,死亡是死亡,圆寂是圆寂,涅槃是涅槃。圆寂的本义是“圆满的寂灭”,涅槃则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风的吹散,火的熄灭,却绝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种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时空、苦乐以及一切经验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可言说的,只能称之为涅槃。

涅槃有四种德性,叫常乐我净。简单地说,不生不死就是常,永无痛苦就是乐,本性不变就是我,一尘不染就是净。显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变成仙,而是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变了,至少也是罗汉。

罗汉与神仙,是两码事。

佛教与道教,也是两码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径也不同。比如道教讲守一,佛教讲禅定,都要求精神的专一和专注,看起来很像,其实不同。简单地说,守一是为了防止精气神扩散和泄漏,从而保证长生不老;禅定却是要集中精力观想某个特定对象(比如莲花或诸佛),这样才能获得最高智慧。

显然,守一是养生,禅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讲定慧双运,道教讲性命双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灵和身体。换句话说,性命双修就是既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这当然是很可贵的思想。

禅定则是禅和定的合称。禅(Dhyana)就是禅那,也就是静虑。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专注。慧(Mati)则是明察,也是决断。这三个词连起来,就是安安静静地想(禅),专心致志地求(定),然后斩断迷惑,做出明察,获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读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过智慧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罗蜜多。佛教认为,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脱,是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罗蜜多(Paramita)。而能够如此,是因为有智慧。智可以认识世间事,慧能够证悟出世法,合起来就是般若。

当然,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实际上,般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认识。拥有最高智慧“无上正等正觉”的,甚至只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还可以做罗汉。关键在于有没有觉悟,能不能从无边苦海中解脱出来。[9]

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但佛教与道教的区别却一目了然。不妨这样说:佛教是心灵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着就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却更关注灵魂的安顿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气等等,佛教也是不讲的。

没错,智慧与方术无关。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装神弄鬼点石成金。

所以释迦牟尼本人是反对巫术的。他甚至规定,弟子如果实施咒术就算违反了佛戒。不过这项规定并未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严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罢,都以附属的方式保留了咒术。至于与婆罗门相结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巫术为特征。[10]

然而宗教在本质上却不是巫术。如果它依然与巫术勾勾搭搭难解难分,那就没有必要变成宗教。因此,一种宗教越是纯粹,就越是远离巫术。中国的禅宗就是如此,尽管禅宗也不是真正和纯粹的宗教,而是哲学。

事实上禅宗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必须中国化。儒学化的禅宗是中国化的第三步,玄学化的般若学是第二步,巫术化的浮屠道则是第一步。第一步虽然看似荒唐,但没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华史的故事。

那就来看这一步。

[3]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4]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任继愈先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时间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可以采信。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5]与本书观点不同,许多学者认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创立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或者没有佛教的影响也会诞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6]陶弘景所编《真诰》二十卷,就有抄袭佛教《四十二章经》的内容,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7]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后汉书·襄楷传》。

[8]东汉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完全是道家哲学的口气。请参看《后汉书·襄楷传》。

[9]见《大智度论》卷八十五:“唯佛一人智慧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

[10]请参看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该文附录于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