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1643~1645）
主和的人眼见两方委员还不曾得到什么结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于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时候，协同作出最后努力。在他们看来，关于民团问题，如果国王作一些让步，例如在若干年内让出指挥民团之权，交给几个领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顿伯爵就急匆匆地赶往牛津，请求国王让出这个兵权。
议会的不和与独立派的兴起
现在，长老会会员高兴到极点：议会得救了，他们的仇敌闷不吭声了，苏格兰军队已答应帮助他们。因此，今后的一切，无论继续改革，还是停止战争，都由他们说了算。
不久后，一股宗教狂热和专制风气弥漫于议会内外。10月12日，教士大会奉命起草一个管理教会事务的计划；10月20日，四个苏格兰大臣[ 分别是是亨德森、瑟福德、吉利斯皮和贝利。
]奉命协助教士大会准备一个宏伟规划，以便统一两国的礼拜仪式。各郡所派的委员会抓紧调查在职教士的行为和宗旨，将近二千名牧师被驱逐[ 主教派的文章说被驱逐者达八千人，反对主教派的人则说不足一千六百人。这里采用的估计数字是尼尔提供的情况。
]，他们被控告为再浸礼派、布朗派或独立派等。那些把他们送进监牢的人正是不久以前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人。在伦敦市里，凡是拒绝在盟约上签名的人都不能当市政会的会员，甚至连选举市政参议员的投票权都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的各种民间游乐活动全被禁止，无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还是明显没有什么害处的，都不能幸免。冬去春来，自古竖起的五朔节花柱[ 用花或彩带装饰的柱子，少男少女会绕柱舞蹈游戏。
]全被拔掉，也不许再立新的，若是小孩们犯了这条禁令，就要重罚父母。大主教劳德已被监禁三年，无人过问，11月13日，忽然传他到上议院受审，奉命答复下议院所控的各项罪状。
他们对战争也表现出同样的狂热。因为在最近几次战役中立下大功，就扬扬自得，不再谈和平了。许多富裕市民出钱为士兵供给军装，还有自愿入伍的。甚至有几个领袖人物，如霍利斯、格林·梅纳德等人，向来对谈和表示友好的，如今却对市政会大声疾呼，鼓励他们作出最大努力。这个党派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精力充沛、大权在握。
但是，这一派离垮台也不远了。从一开始，该党就担任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改革，但从没有用相同的观点来办这两件事。宗教方面，这个党的信仰热诚，信条简单、坚决、连贯。长老会的体制，是由平等的牧师们管理宗教事务，共同开会议事。这个体制不是人定的，而是奉神旨存在的，也可以说是根据基督的法律存在的，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体制，人们不能随意修改。他们认为自己进行的是一场神圣的革命，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它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却与此相反，思想空洞无物。他们虽然出兵抵抗国王，内心却热爱独裁；虽然要节制君权，但还是尊重国王的特权；虽然只相信众议员，却并不怨恨或藐视贵族；既服从维新的需要，又服从古老的习惯。他们对于自身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和目的，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就足够了。
长老会派就这样交替地被这些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的队伍中从未涌现过一个领袖。它跟随政治改革家的足迹，这些改革家是民族运动的最早阐明者，又是他们的真正代表。这样的同盟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为什么说是自然的？因为这两党有共同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不要求取消政府。为什么说是必要的？因为政治改革家拥有大权，可以运用他们在阶级、地位、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来维持这个权利。在这些优势面前，即使是最热心的长老会会员也不愿意和他们一争高低。大多数政治改革家虽接受长老会的支持，但对教会事务，却不能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政治改革家满足于一个温和折中的主教制，按照法律限制来管理教会事务。因此他们表面上支持长老会，私下却尽力阻止他们的发展。这样一来，主张宗教革命的那些人的精力就会被一些领袖们所抑制；只有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两党的联盟才是完全真诚的。
到1643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革命却几乎还没有开始。而且，政治改革也处于动荡不定的阶段，缺少保障，大有转化为一场革命的趋势。现在，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党派的内部缺点，它们在结构上、纲领上、计划上的重重矛盾已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这一派每天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尝试各种不恰当的努力，它的立场与言论往往先后矛盾。一会儿宣扬民主派的原则与感情，以反对主教制；一会儿又宣扬专制独裁和贵族制的教义与影响，以反对正在上升的共和主义。这些人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骂维新派；有时敢作敢为，有时缩手缩脚；有时叛逆，有时专制；有时以自由的名义去迫害主教们，有时又以权利的名义去制裁独立派。
此时，这一派觉得自己已被他们的几个领袖抛弃、否定或牵连。有些像拉迪亚德这样的人，原本最富自尊心，最讲道德，现在却不肯挺身采取行动。皮姆等更为坚忍和有胆略的人，却一心想与新党妥协，因为他们认定新党将很快独揽大权。许多腐化堕落的人已经放弃一切爱国希望，心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富贵。他们在管理事务的委员会中，形成一个贪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分配官职、征用物品等差事进行敛财。许多贵族已前往牛津投靠国王，其余的贵族们则归隐乡下，不问国事，他们轮流和议会或宫廷谈判条件。9月22日，上议院还剩下十个贵族，到10月5日，只剩五个了。于是每次开会都要点名，有些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缺席，又只好回到威斯敏斯特。较为高级的贵族，日益脱离人民大众，不但不再支持长老会，反而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的信教狂热使有才干保护民权的人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他们温和的政治观点，却使他们摆脱不了可能会危害他们的盟友。
况且，这一派地位上升已有三年，无论它在教会或政府中的计划是否完成，这三年里的公共事务都是在他们的协助和同意下进行的。于是，人民就将所受的许多痛苦，所遭遇的许多失望，都归咎于这一派。人民谴责他们，说他们的压迫不亚于主教们，专横又不亚于国王。一想到该派的自相矛盾和脆弱无能，就令人痛恨不已，人们愈发感觉需要有新的原则和新的统治者出现。
长老会派和主教派都准备就绪，等待时机力图争夺指挥大权。早在这许多纠纷开始以前，长老会派就流露出意向，企图强迫国教会采用一种共和制，并利用那种形式来保持自己的权利和信仰。独立派、布朗派以及再浸礼派都公开质问，为什么让国教会存在下去？无论是天主教士还是主教派，或者长老会派，它们究竟有什么权力压制基督教徒的信仰？他们说，凡是同一地方或邻近地方的居民，因为信仰相同而自由集会来赞美上帝，他们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任何别的教会都没有统治这个教会的合法权威。这种良心自由原则（这是地位卑贱的新教徒在盲目热情的错误行动中对人宣布的）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看作犯罪或疯狂。主教派和长老会派，牧师们和地方官都要求严禁这个原则。应该怎样管理基督的教会，以及归谁管理，这两个问题一直是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大家都认为，他们只需要在教皇的绝对权力、主教们的贵族制、长老会的民主制之间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却没有人追究这几种体制的起源、形式和名称是否合法。
此时，有一项伟大的运动正在动摇全局，尽管从表面上难以察觉。每天都会出现各种争论，全国人民需要考虑社会的新问题，来衡量意见。这些都使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并进入到与人文、社会相关的更广阔的领域中去，能够大胆摆脱所有的古老成见和清规戒律。与此同时，关于奉行信仰与礼拜方式的自由，几乎已成定局，但还没有从法律上取代主教的大权。议会忙着应付敌对势力，无暇顾及它的党人在宗教方面脱离常规的问题。长老会派的热情有时会让两院发出带威胁性的宣言。1643年6月11日，一条法令声明“禁止近来对宗教和政府名誉肆意毁谤的报纸、书本、小册子”，无论什么出版物都要先接受严格的检查。但是，权力不能阻止那些走在运动前面的人。几个礼拜之后，只有保王党和主教派受到这条禁令的限制；新教派对此不是设法规避，就是置之不理。于是，数目更多、种类更繁、狂热更高涨的新教派布满全国，例如独立派、布朗派、反浸礼派、反童年洗礼派、贵格派、唯信仰论派、基督的王国派[ “基督的王国”一词出自《圣经·旧约》，意即“上帝的国必存到永远”。基督的王国派是狂热的盼望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基督教派。
]等。在长老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这次革命同时唤起了许多狂热教徒、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来反对长老会派。
从此以后，所有问题全部面目一新，社会动乱改变了它的性质。那些势力强大、受人尊敬的传统，过去曾经指导政治改革家和宗教改革家的观点，受到严峻挑战。对政治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古代英格兰的法律；对宗教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教会的组织方式。这些古代制度既是一种典范又是一种约束，无论他们的事业有多么冒险，双方都没有对空泛的愿望和无限的要求让步。如果说他们在行动上有错误趋向的话，至少还能够指出行动的目标，而他们的劲敌却没有明确的目标作为指导，又没有历史或法律的传统来限制他们的思想。他们赋予革命决定和管理一切事物的权利，且以革命作为他们的唯一指导。在革命的指导下，哲学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真理，狂热的教徒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信仰，自由思想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成功。于是调动制度、法律、习惯、事件等等，按照人的理性或意志来控制革命。在这样大胆的事业里，一切都是合法的，不管是根据对一个原则的信仰，或是出于一种宗教狂热，或是以需要的名义行事。长老会派在教会里严禁君主制与贵族制，那为什么在国家体制里还保留君主制与贵族制呢？政治改革家们曾透露，如果国王或贵族坚决拒绝一个有利于人民的议决案，众议员们就应该运用自身的权威强行通过它。既然有这样的意向，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事态紧迫时才请出民权，其实民权早应该作为合法权利，且作为政权本身的基础。教士们依靠什么权利才能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财务自由的、独立的集团？若从他们手中收回全部司法权，甚至收回贬逐教徒的权力，只留下劝导、讲经、教训、祈祷的职能，那么所有一切滥用宗教权威，所有令宗教与政治格格不入的困难，当然都会立刻停止。况且，信仰的合法权利本来就不属于教士而属于教徒。选择和委派牧师的权利，应该属于信徒；牧师并无互相选派之权，更无权强迫信徒承认。不仅如此，一个基督信徒本来就是一个牧师，是他自己的牧师，是他家庭的牧师，是所有被他的语言所感动的人的牧师，这些人会因此而承认他受感于天，愿意和他一同祈祷。无论是布道还是斗争，唯有上帝才能选择并赐封他的圣徒，谁都不能与上帝相争。自由思想家听了这番话大声喝彩，对他们来说，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要实行革命。
于是独立派兴起了，他们比长老会派的人数少得多，在英国土地上的根基也没有长老会那么牢固，但他们却已有了蒸蒸日上的势头。英格兰此时正处于一个光荣而令人畏惧的危机之中，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脆弱，只记得尊严。无论是政客还是奉异教的信徒，无论是长老会派还是独立派，都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权利。但是长老会派经受不起这样的考验，因为他们的智慧建立在传统和法律权威的基础上，因此他们不善于用讲原则讲道理的方法来驳斥对手的论据。只有独立派说出了一条简单的原则，这个原则支持着他们的全部行动，也使有毅力的人不致陷入自相矛盾，使诚实的人不致被虚伪欺骗。他们开始发出一些强有力的号召，以最崇高的希望的名义，在人们心中唤起了昂扬的热情。这些号召是：权利平等，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取消全部弊端。他们的政治体制与宗教体制之间并没有矛盾，一般成员与领袖之间也没有秘密斗争，既无排他性的信条，又无严格的考验使人们难以加入。他们将信仰自由作为一条基本大法，由于他们所建议的改革规模巨大，他们的计划又广泛而尚未确定，这就吸引了目的各异的人投入他们麾下。律师们加入他们的团体，希望从教士手中夺去全部司法权及管辖权；酷爱自由的立法者考虑在他们的帮助下制成一部全新的、明晰的、简单的立法计划，以便从律师们手中夺去巨大权利和利润。哈林顿可以梦想在他们之中有一群圣人，西德尼可以梦想斯巴达的自由或罗马的自由，利尔伯恩可以梦想古代萨克森法律的恢复，哈利森可以梦想基督再来到世上。无论是共和派或阶级平等派，无论是推理派或理想派，无论是信仰狂徒或胸怀大志的人，都在兼收并容之列。只要对保王党和长老会派怀有深仇大恨的人们能抱着同样的热情，一起冲向那情况不明的未来，这就足够了。
国王在牛津的行动
尽管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在战场上和威斯敏斯特大厅取得了胜利，却无法平息这些内部斗争，这在伦敦和牛津都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国王身边的人劝他利用这些分歧，不断有人提供各种不同的消息和建议。有人说应该把仗打下去，因为冲突的各派必定只顾私斗，不管公敌；也有人劝国王找在牛津躲避的贵族——特别是霍兰伯爵和贝德福德伯爵——出来调停，尝试和埃塞克斯等人谈和；甚至有人提议试探一下独立派领袖们的态度，因为有利于同他们谈和时取得较好的条件。洛夫莱斯勋爵已得到国王的许可，同哈里·文爵士密切联系起来，却不知道哈里·文其实是议会派来的卧底。事实上，那些背离议会的贵族，在牛津并不受欢迎。查理虽然同意接见他们，却一副冷冰冰的态度。霍兰伯爵在杰明的帮助下，设法重得王后的欢心，却没有效果；他用尽手段想要恢复从前与国王亲密的关系，也是枉然。在纽伯里之战中，他曾自告奋勇，亲临前线，以他的血作为重新效忠国王的证据，但是傲慢沉默的国王丝毫不为所动。这些来牛津躲避的贵族，看到宫廷执意不要他们效劳，一直在考虑怎样摆脱这种难堪的处境。向国王建议继续打仗当然更为动听，但也没有什么结果。围攻格罗斯特的失败使得牛津陷入萎靡不振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有公然结党营私的。大家因为这次致命的失败而互相责难。内阁对于陆军的无纪律性颇有微词，陆军却很无礼地责骂内阁；鲁珀特亲王虽然除了国王之外，可以不听任何人的号令，却很妒忌统帅；统帅与贵族们也口出怨言，反对鲁珀特亲王的独立行事与粗鄙行为。国王很尊重自己亲人的荣誉，因此也尊重他的外甥鲁珀特亲王，他为了维持王族体面，不惜牺牲掉他最有用的朋友们。只有海德曾经直率地尝试改正国王的错误，但他在宫廷毕竟是一个新人，并无职务以外的名望和权利，有时还需要国王助他一臂之力以抵制王后的脾气或大臣们的阴谋。总的说来，牛津与伦敦同样存在内部不和，但牛津的不和更能产生致命伤，因为伦敦的不和正推动事态往前进展，而牛津的不和则使事态陷入瘫痪。如今，查理在内心深处厌倦了自己那班人马，如同当初他厌倦自己的人民一样。他才得知议会与苏格兰已结成新联盟，于是派汉密尔顿公爵（他重新得到国王的信任）驻扎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两者的联盟。据说公爵奉命向苏格兰建议，将来内廷的官职将分派三分之一给苏格兰人，原属于苏格兰的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和坎伯兰各郡重新交还给苏格兰，国王答应定居纽卡斯尔，威尔士亲王及其王廷则驻在苏格兰。无论国王的条件是否出于真心，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这一切成为泡影。安特里姆伯爵不久前在爱尔兰被驻扎的苏格兰军队拘捕，从他身上搜出几项证据指向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他和蒙特罗斯二人同王后住在约克时所定的。他们准备装运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进入苏格兰，同时在北方招募高原人，分化敌人的兵力，以帮助国王。这个计划显然即将实行，因为蒙特罗斯在围攻格罗斯特的时候回到国王身边，而安特里姆刚从牛津来此。国王和他上次前往苏格兰一样，一边对人民提出最动听的建议，一边进行最黑暗的阴谋反对他的人民。在苏格兰首都的议会和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已订好条约，并将这些详情通报伦敦。
安特里姆伯爵的文件还暴露出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国王与爱尔兰叛党经常通信，接受过他们的建议和贡献，甚至他正同叛党订立停战条款。可是，当查理和英格兰对话的时候，总是对爱尔兰痛加咒骂，以掩盖他和爱尔兰的秘密接触。叛乱所点燃的战火已经在这个不幸的地方接连发生，但还没有达到目的。爱尔兰共有一万多名士兵，军饷不高，又很少有机会休息，根本不够平乱，只够阻止人民得到解放。1642年2月，在内战还没开始之前，议会曾计划出大力气平乱，于是借了一笔款项，打算进行一场决定性的征伐。不料内战爆发，议会自顾不暇，极少想到爱尔兰。即使想到，也不积极，只是在当地基督教徒闹得厉害的时候，说几句安抚的话，最重要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一切祸害都是国王的责任。查理很少注意爱尔兰人民的利益，也很少为爱尔兰基督教徒作出牺牲。他责备议会不该动用安抚爱尔兰人民的款项，自己却截留下解往爱尔兰的粮食，又从都柏林的军火库里取走了枪炮子弹。爱尔兰的重要基督教徒是亲附主教制和王室的贵族，陆军的军官中有很多人是保王党，都是议会急于驱逐的。他们的将军奥蒙德伯爵，有钱有勇，慷慨大方，为人民所爱戴，他两次击败叛党，却将胜利完全归功于国王。爱尔兰的议会党衰落得很快，亲附议会党的地方官全被保王党撤换了。议会曾派两个下议院议员前往爱尔兰当委员，想恢复失去的势力，可是奥蒙德不许他们入市政会，最终将他们逼回英国。从这时起，爱尔兰所有军政大权都集中到国王手中。1642年11月14日，爱尔兰叛党在基尔肯尼设立了一个握有统治大权的二十四人的议会，井井有条并审慎地管理乱党。他们不止一次对国王表示服从与亲密，劝他不要再与效力于他的忠诚人民为难。这个时候，查理还不能完全置英格兰舆论于不顾，所以不能公开同爱尔兰叛党联盟，但他认为可以向爱尔兰表示一些好意，于是把正在爱尔兰平叛的军队撤回英国，以攻打更恶劣更可怕的反叛。奥蒙德奉命同基尔肯尼的议会进行磋商，不谈别的，只说基督教的事业及其捍卫者在爱尔兰所处的困境（事实上也不假）。军队写了一篇悱恻动人的抗议，向都柏林的大堡陈诉，历数军人的疾苦，宣布他们不想再当兵。同时将这篇备忘录送交牛津与伦敦，要国王和议会都知道他们的痛苦。当安特里姆被逮捕的时候，谈判正在进行，也快要达成协议。9月底，也就是议会在威斯敏斯特郑重接受它与苏格兰订立的新条约的前几天，英格兰得知国王刚刚同爱尔兰叛党订立了停战一年的条约，调回前往平乱的英吉利军队，共有十个团的部队回来，五个团将在切斯特登岸，五个团将在布利斯托尔登岸。
各方面一片哗然，爱尔兰人成为英国人蔑视、仇恨和恐惧的对象。甚至在牛津城里，保王党也心怀不满，有几个军官离开纽卡斯尔勋爵的军队，向议会投降了。霍兰勋爵回到伦敦，他说天主教徒在牛津的确大有势力，良心不容许他再在那里逗留下去。贝德福德勋爵、克莱尔勋爵、佩吉特勋爵和爱德华·迪林爵士，都以同样的借口来掩饰他们的三心二意和胆小怕事。议会十分欢迎这些回头的人们归来。国王的行为变成大家咒骂和挖苦的对象，他们回想他刚刚才郑重发布的誓言，又回想他提出答复时盛气凌人的腔调，那时已有人抱怨宫廷与叛党私通消息了。人民得知在调回的军队里杂有大批爱尔兰天主教徒，居然还有许多女人身穿野蛮的奇装异服、手执长刀，就愤怒不止。国王不仅不为被屠杀的爱尔兰基督教徒报仇雪恨，反而收留那些万恶的凶手在军中。许多较为优秀的人士，本来没有群众那样感情用事的偏见，从此以后也深深恨上国王，有的是因为国王言行不一，有的是因为他重用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徒。
查理很快得知这种情形，并察觉是议会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认为无论何人，居然敢不以他的言词而以他的行动来判断他的动机，简直是侮辱。他在盛怒之下打发人去请海德来，他说，他曾在宣言中提到过议员们是议会的一部分，这未免给威斯敏斯特的反叛者太多的面子！国王认为，同意他们继续存在的法令，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因为一个国王无权取消自己实行解散议会的权利。无论如何，他们已经通过反叛放弃了所有权利，因此他想命人写一篇通告，宣告他们实际上已被解散，从而明文禁止他们集会，并严禁任何人承认他们是议会。海德听完国王这番话，十分惊诧，又很着急，只能答道：“我知道陛下已经周详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自己却还没有仔细考虑过，它需要很认真地考虑。我个人无法想象，因为陛下禁止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开会，他们就不再前往那里。陛下的严令反而会让许多已经脱离他们的人重新回去。也许议论中的法案会判无效，至少我希望它无效，但是这要等议会去宣布它才行，不然的话，无论什么法官，都绝不会宣布法案无效。有人指责说陛下想解散这个议会，想取消这个议会所通过的全部法令，其中包括许多对人民很宝贵的法令。既然陛下常常否认有这样的意图，就应该知道发布这样一个宣言会使多少忠诚善良的人民忧心。因此，我恳求陛下在实行这个计划以前再郑重思考。”
内阁大臣们几乎都表示同意海德的意见，查理虽然骄傲，但和这些大臣在一起时，就变得摇摆、胆怯起来。一旦有人表示反对，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即使在他和自己的枢密顾问官们开会的时候，当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或不知道怎样结束令他不愉快的讨论时，他多半就会让步。他犹豫几天之后，放弃了这个想法。但此时有必要采取一些决定性措施，仅仅为了使保王党们保持警惕，不让议会在和平间歇期得到便宜，赢得早已不耐烦的人民的注意。有人提议说，既然议会的名义具有号召人民的影响，那么何不召集那些曾经退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来牛津开会，用这个由国王出席的合法而正式的议会来反对他们那个叛逆又破裂的议会？查理不欢喜这个建议，因为一旦有议会出现，他就得听议会的建议，受它的势力左右，他认为这样有损于君王的尊荣。王后反对得更坚决，她认为一个英吉利的议会，无论怎样热心帮助国王，都不可能支持天主教徒和她所宠幸的人。但是，一旦大家知道有这个提议，就难以拒绝它了。保王党对它极其欢迎，甚至内阁也指出它的种种优点：新议会将议决以款项支持国王；当大家看到有这么多议员同威斯敏斯特议会脱离关系时，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将丧失名誉。所以，查理虽然心存不满，也只好同意了。当时大家的看法是，若打算解散一个桀骜不驯的议会，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立第二个议会。
这个措施最初在伦敦引起一番焦虑。他们听说保王党企图同市民们直接进行和平谈判，不要议会干预；又听说和约的基础已经商量好了，其中一条就是承认在伦敦办成的借款。议会常常不能按时付息，而国王则保证到期清偿。又有人揭露温和派与独立派想阻止苏格兰人进入英格兰，而且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摆脱长老会派的束缚。12月8日，皮姆病逝了，下议院议员们哀悼他们丧失了一个最老的，也许是最有用的领袖。他的才华虽不及汉普登，但是在私下的评论及公开的辩论中，对议会党功劳很大，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汉普登。他为人坚决、耐烦、能干，善于攻击对方，善于布置辩论或对策，善于鼓动人民的情绪，又善于取得摇摆不定的重要贵族们的支持。他几乎是各个委员会中最勤奋的成员，本党的决议案几乎全出自他的手笔，凡是别人想要规避的任务，他都慨然担任。总之，他不辞辛劳，不求名利，他把雄心壮志完全倾注在自己的事业上。他在得病之前不久，刊行过一本为自己辩护的书。它是专门针对主张秩序与和平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就好像他对过往有所遗憾，又怕将来有人会责怪他似的。他死了，与汉普登之死相同，一方面可以免受做出违心行动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免受违反过去一贯生活的痛苦。现在那些正在变改良为革命的人物，如克伦威尔、哈里·文、哈斯利格等人，不仅没有心怀恶意地指出这位维新老将晚年时略带迟疑的表现，还带头向他表示悼念和崇敬。皮姆的遗体停放了几天，以便成群结队的人们前来瞻仰，也为反驳保王党传播的他死于不体面的病症的谣言。有一个委员会奉命调查他的身后遗产情况，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建纪念碑。全体议员为他送殡，几天以后，全体议员代他偿还了一万镑的债务，据说是他因国事积欠下来的。
当下议院议员们通过上文所说的几个提案时，市政公会派遣一个代表团来上议院，感谢议会出力，感谢勋爵将军的勇敢，在议会面前重新宣誓，表示愿为议会的神圣主张赴汤蹈火，并请全体议员赴会，以示团结（1644年1月13日）。
议会又恢复了信心。在牛津议会预定开会的那一天（1月22日），威斯敏斯特的议会点了名，上议院只有二十二个贵族到会，下议院却有二百八十人出席。缺席的人中，有一百人是奉议会之命出去办理公务。两院议决，不容许对他们的权利加以怀疑，他们将以轻藐的态度拒绝和对手们通信。2月1日，埃塞克斯转交给上议院一件不曾拆封的文件，是保王党军队的统帅福思伯爵送给他的。于是指派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信的内容，委员会报告说这件公文并没有向议会说什么话，贵族院的将军只好将它送回原寄处。
原来这封信是聚集在牛津的四十五个贵族代表和一百一十八个下议院议员专门写给埃塞克斯本人的。信件告诉他，他们已经就任，并且愿意讲和，国王也有意赞成，希望他运用他的影响“促使信任他的议员们也趋向于议和”。这种说法针对威斯敏斯特的上下两院，查理已坚决不再承认他们是合法议会了。
2月18日，又有一封信送给埃塞克斯。这是福思伯爵请发通行护照给两个人，国王想派遣这两人来伦敦谈和。埃塞克斯答复道：“伯爵，若你写信来要求一张通行护照给两个前来伦敦议会的人，我将很高兴能够促成国王与他忠诚的、唯一的议会之间的真正谅解。”
查理发现他的对手丝毫不肯通融，反而庆幸起来，认为这样他身边的人就会寄希望于奋力一战。牛津的议会充分了解自己的弱点，对自己地位的合法性抱有怀疑态度，所以他们不敢再自称为议会，而且私下懊恼国王不准称威斯敏斯特的两院为议会，为议和的道路设置了障碍。这个议会力劝国王，请他无论如何退让一点，以缓和与伦敦议会的关系。3月30日，查理答应写信给两院，提议谈判。他信上的称谓是“在威斯敏斯特集会的贵族们和下议院议员们”，但在信里，查理说到“在牛津聚集的议会的贵族们及下议院议员们”，是与他们平等的一方。埃塞克斯派往伦敦的号手不久就带着议会的回信来了，其中说道：“当我们考虑陛下信内所用字眼的时候，我们对于获得和平，感到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悲观失望，因为你的词句将现在聚集在牛津的人（他们违反职责，背弃陛下的议会）置于和议会同等的地位。这个现存的议会，原是按照众所周知的基本法律召集的，是按照陛下所批准的一条法令而得以继续存在的，现在陛下反而不许以议会的名义称呼我们。但我们不能不恪尽职守，因此我们决定以我们的生命财产，保卫并坚持这个议会的正当权利和全部权利。”
牛津的议会完全失去了重修旧好的希望，从那以后就认为自己这个团体已没有什么目的。不过他们继续开会，刊布了几篇长而无聊的宣言，投票议决几种捐税与借款，对威斯敏斯特议会说了许多责难的话，通过了几条重重叠叠的议案，声明效忠国王。但是贯穿这些决议的是它的忸怩作态与无所作为，以及它对于自身弱点的惶惑不安。国王本来就害怕这些智囊的监督，不久以后又发现他们不但讨厌而且一无是处。4月16日，在郑重宣布他将继续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约束自己的行动以后，查理宣布议会暂时休会，议员们只好解散。议会的大门还没有关闭，查理就满怀庆幸地对王后说，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杂种议会，说它不过是做出胆怯的、煽动性的决议的巢穴[ 他在致王后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信上的日期是164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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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重燃
冬天的时候，双方的主力军队还没有什么行动，国内其他地区已经打过几仗。从爱尔兰撤回来的军队在西北地区打了六个星期胜仗之后，却被费尔法克斯在柴郡的南特威治城打得几乎溃不成军（1月25日）。在北方，1月19日，利文伯爵所统领的苏格兰军开始向英格兰进军，纽卡斯尔勋爵上前迎战；4月11日，费尔法克斯趁机在塞尔比打败了许多保王党。为避免约克要塞被敌军攻破，纽卡斯尔只能在这里闭城坚守。东方则有曼彻斯特勋爵和克伦威尔训练的一支一万四千人的新军，已随时准备开赴战场。南方战场上，威廉·沃勒爵士在汉普郡的阿尔雷斯福尔德出其不意地战胜了拉尔夫·霍普顿爵士（3月29日）。鲁珀特亲王在诺丁汉郡和兰开夏打过几次胜仗，却弥补不了这些失败。保王军越来越没有纪律，诚实的士兵日益感到忧愁和憎恶，其余的人则肆意蹂躏。国王越来越节制不了他的军官，军官也越来越管束不了他们的士兵。伦敦却与此相反，所有措施都很正常，甚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执行得好。有人说议会办事不迅速，计划难以保密，国王很快能得到议会的消息。于是，2月16日，成立两王国委员会，其中有七个贵族、十四个下议院议员、四个苏格兰委员，管理战时两王国间的关系以及外交事宜，几乎握有绝对的权利。3月26日，议会通过一条法令，把自愿捐款改为强迫捐款，凡是伦敦及四郊居民都要缴纳。一向未曾征收过的国内消费税也开始征收了，它们是各种酒税、烟税和一些其他货物的税。刚开战的时候，议会共有五支军队，其中苏格兰军、埃塞克斯所率军队和费尔法克斯所率军队，都由公款供给；此外，曼彻斯特和沃勒所统率的军队，则是本地捐税供给。这些军队共有五万多人，全归两王国的委员会指挥调度。
尽管牛津一片高傲气派，不久却表现出不安的景象。宫廷得不到伦敦的确切消息，看见议会办事那样神秘就很惊慌；牛津只知道伦敦正在积极筹备战事，大权都集中在几个最有胆量的领袖手中。突然有一个消息传播开来，埃塞克斯与沃勒带兵前来围攻牛津。王后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立刻声称她要离开。查理和几个顾问官希望她能改变决定，以免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没有成功。她坚持要向西方躲避，住在一个离战场很远的地方，这样一遇到危险她就可以坐船回法国。她又是哀求，又是痛哭，大家最后只好依从她，选择埃克塞特做她的躲藏地点。4月底，她离开了丈夫，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了相见的机会。
王后的恐慌不是没有道理的，埃塞克斯与沃勒果真领兵来封锁牛津了。费尔法克斯、曼彻斯特和苏格兰人也在约克城下会师，共同包围该城。于是，保王党的两个重镇和两支保王党大军——国王和纽卡斯尔勋爵，同时受到议会军队的攻打，两王国的委员会最近所采纳的就是这个简单而大胆的计策。
5月底，牛津几乎被整个包围了。国王的军队原驻在附近好几处地方，现在都被驱逐了，有的退入镇内，其余则退入市镇北城墙外一个有堡垒的地方。国王的援兵无法及时赶到。鲁珀特亲王正深入兰开夏内地，莫里斯亲王正在包围多塞特郡的莱姆港口，霍普顿勋爵正设法从敌军手中夺取布里斯托尔。八千名伦敦民团的生力军赶来，援助埃塞克斯完成封锁行动。此时国王的处境危险万分，有一个最忠诚的枢密顾问官劝他向伯爵投降，查理大怒道：“也许我有一天会落到埃塞克斯伯爵手中，但那是我死之后的事。”当时伦敦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国王决定出其不意地回来，说不定会请埃塞克斯保护他。下议院议员们很惊慌，与国王的愤怒程度相同。他们立刻写信给埃塞克斯说道：“伯爵，我们得到报告说国王会来伦敦，我们奉本院命令请你竭力找出这种谣言的根据。无论什么时候，你若得知国王的真实意图，请务必告诉两院，若无议会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埃塞克斯从这番话的字里行间看出对自己不信任的意思，于是答道：“议长，我完全不知道国王回到伦敦的消息是怎么来的。我将尽力追查这个消息来源，但好像伦敦才是最可能知情的地方，我们军中并无这样的消息。若我知道国王有意回到议会或军队中，我必定如实相告。不过，若真有什么根据，我相信我也将是最后一个听见消息的人。”
议会和军队随后得到一个更令人意外的消息，他们听说国王已经逃走了。6月3日晚上9点钟，他撇下次子和随从，带着威尔士亲王离开牛津，穿过敌方两个军营之间的地带，和等候在市镇北边的一支部队会合，迅速逃离。
大家非常惊愕，显然需要立刻作出决策。现在再围攻牛津就没有意义了。国王一但获得自由，马上就会变成很可怕的人物，最要紧的是必须阻止他和鲁珀特亲王联合在一起。
埃塞克斯召开了一个大型作战会议，提议没有大炮辎重拖累的沃勒应该追赶查理，他自己则率军西行，以解莱姆之围，使这片土地处于议会的权利之下。沃勒反对这个计划，但作战会议表示同意元帅，埃塞克斯很高傲地要求他服从。沃勒虽然服从了命令出发，却先向委员会表示了不满，说伯爵太藐视委员会的指令了。
委员会在盛怒之下，立刻报告议会。议员们经过辩论后，给埃塞克斯下达命令，让他掉头去追赶国王，而沃勒率军西行。
伯爵参加作战，心情本来就不愉快。尽管他的仇敌们在短期内曾被自己的危险处境和他的英勇胜利弄得十分胆怯，但是一到冬天，他们又重新开始怀疑他、攻击他，给他制造麻烦。当他快要出发的时候，有一份群众请愿书要求改组他的军队，下院收受请愿书时，并未表示什么不快。沃勒的军队经常得到更好的供应，军饷也不会延期。曼彻斯特勋爵正在成立一支新军，准备在必要时代替他统率军队。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很气愤，责怪那班不懂军事的人，居然敢在威斯敏斯特大厅指挥军事，向将军们发号施令。于是他回答委员会道：“你们的命令，既违犯军纪，又没有道理。我若现在回去，只会鼓励各处的敌军。受到你们怀疑但是无辜的埃塞克斯呈复。”接着他又继续前进了。
大为惊奇的委员会停止争执，而且压下他们的怒气。埃塞克斯的仇敌觉得现在还不能把他搞下台，他们只好敷衍他，不过在给他的答复里说了几句责备的话，告诫他以后不要再用这样的语气。最终，他奉命前进，而之前的命令却是要他放弃前进。
查理得知议会的两个将军已分开，他只需对付其中之一，便暂停前进，写信嘱咐鲁珀特亲王立刻驰援约克，自己却勇敢地顺着逃出来的路往回走，再度回到牛津。那是国王离开牛津十七天后的事。现在国王自己统率军队，采取攻势。当时沃勒正在伍斯特郡寻找国王，他听到国王这样的举动，就兼程回头，因为留下来把守通往伦敦大路的只有他的军队了。6月29日，两军于白金汉的克罗卜雷迪桥交战，沃勒虽然抵抗得很出色，但最终还是打了败仗，其失败规模之大甚至超出胜利一方的估计。
查理交上好运，居然表现出他从未表现过的勇敢和技巧。他决定向西方前进，倾尽全部军力进击埃塞克斯。最近敌方两支军队围困他许久，使他差点成为釜中之鱼，现在他想彻底摧毁这两支敌军。此外，埃塞克斯也兵临王后居住的埃克塞特城下。此时王后分娩不过数日，还不知道丈夫大胜，又陷入恐慌的境地。查理在出发时，从伊弗夏姆给两院发去一封信（日期是1644年6月4日），他虽不以议会之名称呼他们，但要求和平之意溢于言表。
但是，查理刚刚离开牛津，在他的求和信到达伦敦以前，议会的恐惧之心已经消散。他们并不认为沃勒的败仗有什么重要意义。议会刚刚得到消息，将军们在约克附近打了一个极漂亮的胜仗，约克献城在即。简言之，北方的保王党军已濒临完败了。
事实上，7月2日晚上7点到10点，双方在马斯顿荒原地区进行了一场至今为止最重要的战役。三天前，鲁珀特亲王统领两万人向约克进发，挫败了议会将军们阻拦他的计划，顺利进入约克城。纽卡斯尔说敌人军中不和，等三千援军到来，己方会有更大胜算。鲁珀特不肯听他的话，很无礼地回答，他接到国王的命令，于是派军队追赶正在败退的敌军。他们不久就赶上敌军的后队，双方都停下来，准备战斗。两军只相隔几道壕沟，距离都在步枪射程之内，却寂然不动达两小时之久，互相等待对方先动手。鲁珀特让纽卡斯尔勋爵先回去休息，可勋爵刚走上马车，就听到一排枪声。他立刻回到战场，没有统率什么军队，只领着几个绅士（他们和勋爵一样都很生亲王的气）和志愿的战士。几分钟后，这片洼地就变成一团混乱。两军相遇，冲入彼此阵中，纷纷扰扰，乱成一团。议会党人与保王党人，骑兵与步兵，军官与士兵，或独自一人，或几人成群，在战场上乱走，寻找自己的队伍，遇见敌人就厮杀起来，完全没有计划和结果。最先溃败的是议会军队的右翼，随后是苏格兰骑兵被保王党一阵猛攻，也被击散了，费尔法克斯竭力聚拢他们，也是枉然。他们四处传播自己被打败的消息，很快有人从纽瓦克送信到牛津，大家以为打了胜仗，便点燃篝火，庆贺传闻的胜利。但是，保王党军队追敌回来时，很诧异地发现，他们刚才所占据的地方又被敌人占领了。原来，在苏格兰马队逃走的同时，鲁珀特所统率的右翼被克伦威尔和他坚韧不拔的马队击败，曼彻斯特的步兵也完成对敌军的挫败。克伦威尔看到打败亲王的马队，也不敢懈怠，立即重聚他的士卒回到战场，确保已取得胜利之后，才想到庆祝。到10点钟时，战场上没有留下一个保王党，只有三千名战死者和一千六百个俘虏。
鲁珀特和纽卡斯尔半夜再入约克，彼此并未相见。亲王送信给伯爵说道：“我已决定今天一早就带着我的马队和剩下的步兵离开。”纽卡斯尔答道：“我到海边去，从那里登船前往大陆。”两人都说到做到，纽卡斯尔果然在斯卡巴勒登船，鲁珀特前往切斯特带着他的残军走了。7月16日，约克投降了。
独立派十分高兴，充满希望，这是议会军第一次击败保王党的马队。这次光荣的大捷应归功于他们的将军和战士——克伦威尔所统率的圣骑士军，他们在战场上获得了“铁骑军”的外号。他们夺得鲁珀特亲王的大旗，陈列在威斯敏斯特，以显示胜利。虽然埃塞克斯也曾打过两次胜仗，但好像是出于勉强，只是为了拯救议会而不得不战，并没有其他效果；而克伦威尔的圣骑士军则处处求战，敢于胜利。还要再说和平是必要的吗？胜利与自由是唯一的需要，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争取胜利与自由，以便充分实现那种为人民造福的改革。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话，到处都有独立派、自由思想派或狂热信仰者、市民、讲经师、军人大声疾呼，表达他们的激情与愿望；到处都能听到克伦威尔的名字，他的话比所有人都激烈得多，同时以善于创造最深远的谋划著称。有一天，克伦威尔对曼彻斯特勋爵说道：“勋爵，你已完全成为我们自己人了吧，不要再谈议和的事了，不要再同贵族们保持良好关系了，也不要再怕被议会拒绝了。只要你和诚实的老百姓站在一起，不久你就会统领一支军队，将法律带给国王和议会。”
克伦威尔虽然心存胆大无比的希望，却也没想到他们这一派已胜利在望，一场大灾祸很快就要降临到他最怕的对头身上。
埃塞克斯被轻易得来的胜仗所鼓舞，丝毫没有觉察到后面越积越大的危险，只管往西挺进，越进越深。他在三个星期内解了莱姆之围，攻下韦茅斯、巴恩斯塔普尔、蒂弗汤、汤顿，几乎用不着一战就打散了试图拦阻他的保王党军队。当他快到埃克塞特时，王后打发人去要通行护照，以便前往巴思或布里斯托尔，进行产后调养。他答道：“王后若是愿意的话，我可以亲自送您到伦敦，无论什么好医师或调养品那里都有。至于您想去的那一两个地方，我没有得到议会命令，就不能从命。”王后害怕起来，便于7月14日在法尔默思登舟跑回法国。埃塞克斯继续前进，忽然得到消息，说国王打败了沃勒，正迅速向他进军。于是立刻召开作战会议，商讨究竟是继续前进，在康沃尔筑沟据守，还是回师寻找国王，与他开战。埃塞克斯主张同国王一战，但有几个军官如哈里·文爵士的朋友罗伯茨勋爵，在康沃尔有很多田产，原想借这次出兵收租。所以他们反对回师，说康沃尔的人民久受保王党压制，大军一到，必定群起响应，埃塞克斯就能得到从国王手中夺回这一郡的光荣。埃塞克斯果然听信了他们的话，先派人回伦敦请援，自己走入康沃尔的山隘。可是人民并没有起来响应他，军粮即将告竭，国王已经逼近他。他再度写信给伦敦，说他的处境极其危险，必须派人出兵攻打国王后方，分散国王兵力，才可使他的军队脱险。两王国委员会对这件不幸之事煞有介事地讨论了一番，仿佛是满腔热血要救他，号召人民为他祈祷，又命沃勒、米德尔顿和曼彻斯特去救他。可是，沃勒写信要钱要兵，信誓旦旦表示要与敌人进行战斗，却没有前进；米德尔顿也说出同样的话，并挥师前进，但遇到第一个障碍就停步不前了；曼彻斯特根本不曾分兵赴援。独立派的领袖如哈里·文、圣约翰、艾尔顿、克伦威尔等人因为自己在马斯顿泽地获得大胜，就信心十足，正高兴地看着对手失败。
他们都没有想到，此时处于极端困难中的埃塞克斯也许已将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手中。8月6日，国王派伯爵的侄子比彻姆勋爵送了一封信到他的大本营，讲了许多敬重的话，敦劝他给国家带来和平。他军中的几个上校好像对此信表示赞成，埃塞克斯却说“我不给答复”，“我只有一个劝告，我劝国王回到他的议会去”。查理不再强求他。他虽然在马斯顿打了败仗，却并不想让这样一个人居间调停，但是他身边有很多人愿意讲和。此时的保王党已颇具独立精神，当他们聚会时，军官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公共事务与国王的行为，他们相信埃塞克斯之所以拒绝议和，是因为他觉得国王的诺言缺乏保证。于是他们决定做出他们的保证，请他与他们会面。带头支持这个计划的人是威尔莫特勋爵与珀西勋爵，两人均深受军官们爱戴。查理看到以他们的名义所传阅的那封信，大发脾气，但因为身边的人都支持，他也不敢禁止，便决定赞成此事。于是，这封信变作正式文件，由莫理斯王子、统帅布伦特福伯爵和那两个发起人签字。8月9日，一个号手送书到敌营。埃塞克斯回复：“诸位勋爵，来函开端便表明你们前来致函是奉什么权威之命，可我是议会所派，议会不曾授权我议和，我若同你们议和，就是违令。埃塞克斯复。”这样干脆利落的拒绝议和令保王党颇为难堪，于是放弃所有议和的念头，下令解除威尔莫特和珀西的兵权，双方又继续敌对下去。
埃塞克斯不久就发现他自己已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他每天打仗，士兵已经厌战，队伍中酝酿着许多阴谋。国王的兵马越围越近，在四面八方筑起台垒，伯爵的马队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取得粮草了。总之，8月底时，他被团团围困，保王党已能在附近高地上俯瞰他军中的全部行动。他处于这样困难的地位，只好命威廉·鲍尔弗爵士所统领的骑兵尽一切可能突围而出，自己则统领步兵向福韦海口走去。骑兵利用夜深多雾，居然从两个保王党军队中穿过；步兵在狭窄泥泞的路上艰难行进，国王率领的全部军队在后面追赶，为保证速度，只好边走边扔下大炮行李，最后完全失去安全的希望了。此时众人都表示愿意投降。埃塞克斯心灰意冷，又急于避免那样的奇耻大辱，于是不同任何人商量，带着两个军官突然离营，登舟向普利茅斯行驶，将他的军队交给斯基庞统领。
军中得知他离开的消息，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斯基庞说：“诸位，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将军扔下我们走了，我们的骑兵也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们去抵御敌军。我们的勇敢并不亚于骑兵，同一个上帝会帮助我们，因此我现在向你们提议，试试我们的运气，努力从敌军中突围。我认为与其含羞忍辱而生，不如抱着廉耻与忠信而死。”可惜斯基庞未能把自己的英勇传给军事会议。有许多军官是长老会派，如同埃塞克斯那样温和，那样忧愁。国王劝他们投降，只要他们交出枪炮、弹药和武器，全数军官战士可保留他们的自由，还可以平安到达最近的议会军所在地。9月1日，议会军如约投降，由国王的骑兵保护，没有将军，没有武器，走过不久前他们才以征服者姿态所走过的地方。
这期间，埃塞克斯在普利茅斯登岸，把他的败绩报告给议会，他写道：“本党遭受的最大打击莫过于这一次，我一心想回来接受审判，这样的大败决不可加以隐瞒。”一星期后，他接到伦敦的回文：“伯爵，两王国委员会把你从普利茅斯的来信告诉两院，今奉两院命令让你得知，他们完全了解这次偶然事件的不幸，也认识到天意如此，所以他们还是一样地敬爱你，信任你。议会决定尽力补救这次损失，重聚军队，仍交给你统领。上帝赐福，希望你恢复到比之前更好的状态。曼彻斯特勋爵已奉命率领全部骑兵步兵，迅速向多尔切斯特进发；威廉·沃特爵士也奉命率全军赶往多尔切斯特。两院已派人押解六千步兵军械、五百支手枪、六千套军衣前往普利茅斯交与伯爵阁下，以鼓励你的军队，使他们有军械使用。两院深信你在那些地方，重新召齐军队，加以部署，将对议会有利。”
埃塞克斯接到公文，诧异之极。他原本预料会受弹劾，至少也要受严厉斥责。但是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情证实了他的忠诚，又由于必须给敌人点颜色看看，因此那些一向犹豫不决的人开始团结一致，而他的对手们也决定不再攻击他了。他们深知，他不久就会辞职归田，以免他的尊严受到这样的激烈震撼。所以，他们依然体面地对待他，自己也能得到体面。他们避免追查埃塞克斯打败仗的真正原因，如果那样做，对他们自己也不利。还有，主和的人现在不能不重新努力主战；独立派的领袖们既诚挚又有手段，仍然一言不发。看来议会全体人员都很庄重地接受了这次大败。
最初，议会的活动及坚决态度使国王的步调迟缓下来，他给两院送去一封和平的信件。但是到了9月底，国王听说那个早已声言要在苏格兰境内捣乱的蒙特罗斯终于成功了，并一连打了几个胜仗。蒙特罗斯在马斯顿泽地战役之后，扮成一个仆人，步行通过苏格兰边界，前往斯特拉森，并在高地的入口处等候安特里姆送给他的爱尔兰援军登陆。7月8日，他听说爱尔兰队伍已经登陆，正往内地前进，沿途掳掠蹂躏，却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那个给予他们承诺的将军。蒙特罗斯带了一个随从，在阿索尔的边界上找到他们，立刻领他们去打仗，只要他们奋勇打仗，就随便他们。两个星期内，他们打了两次胜仗，占据了珀思、阿伯丁。北方部族纷纷举兵响应，威声远震，转瞬到达爱丁堡城下。
查理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以为挽救了马斯顿泽地之败，议会不久将在北方发现一支劲敌，而他自己只管在南方乘胜进军就好了。他决定领兵前往伦敦。为了师出有名，便在出发的时候，到处传播一篇宣言，号召南部及东部人民响应他，在路上加入他的军队，和他一起前进（1644年9月30日）。
但是议会已经采取措施：曼彻斯特、沃勒、埃塞克斯的联合军队已经从西面控制了伦敦。议会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点集中过这么多军队。詹姆士·哈林顿爵士听说国王快要到来，就率领五个团的伦敦民团加入军队；议会同时抽收新税；下议院又命人把国王存贮于伦敦塔的金银器皿熔化变卖，以供军需。当两军列阵相对时，店铺都关了门，人民跑入教堂，恭敬禁食，求主保佑即将到来的战争。
城里与营中一样，天天都等着战事到来，只有埃塞克斯一人疾病缠身，心灰意懒。他虽奉命统领全军，但仍留在伦敦城内毫无行动。议会听说他尚未出城，就派来一个联合代表团，重新声明两院热情信任他。埃塞克斯多谢代表团，却仍不到军中。10月27日，两军在纽伯里开仗，他不在军中。一年前，当他从格罗斯特回来的时候，曾在同一个地方打过一场很光荣的胜仗。埃塞克斯既不在军中，就由曼彻斯特勋爵指挥军队。这一仗打得很久，双方都很拼命，埃塞克斯部下的士卒尤其奋勇建功。他们看到不久前在康沃尔失去的大炮，就很勇猛地冲向保王军，夺回大炮送到自己阵中，欣喜若狂地搂抱这几尊大炮。可是曼彻斯特的部分军队受到严重挫折，有一段时间，两方都称自己得胜。第二天早上，国王放弃攻打伦敦的计划，开始退走，回牛津过冬去了。
休战期双方的努力
议会很少谈起这次胜仗，也没有举行公开的庆祝典礼。1644年11月30日，在胜利的消息抵达伦敦的第二天，两院还是照常进行每月的禁食，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人民觉得诧异，于是开始有人散播不好的谣言。人们传说若不是将军们意见不一致，国王就不会逃走，因为那时一片月光，国王却当着全军的面跑了。后来又有消息说，国王在纽伯里附近出现，却无人拦阻他；他从唐宁顿堡搬出枪炮来，还要再战，议会军仍然没有任何举动。到处一片喧闹，下议院下令调查。克伦威尔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发表意见，他说道：“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曼彻斯特伯爵，自从马斯顿之战以来，他就害怕具有决定性的大胜。最近国王在纽伯里出现，我们原本可以轻易全歼他的军队，将军却不许我们出战。他只说：若我们打倒国王的军队，国王仍然是国王，永远有另一支军队来延长战事；而如果我们打了败仗，我们不过是叛逆之辈，法律会杀了我们，把我们的财产充公。”最后这两句话最能触动议会，议员们不能忍受有人质疑他们对抗国王的合法性。曼彻斯特第二天在上议院答复克伦威尔的攻击，反过来指责克伦威尔不听命令、说谎，甚至背信。他说打仗那一天，克伦威尔与他的军队并不在指定地点。克伦威尔没有答复这一点，只是更激烈地攻击曼彻斯特。
长老会派大为震动，克伦威尔早已使他们感到恐惧了。最初，克伦威尔很听话，巴结曼彻斯特，遇到机会就褒扬曼彻斯特，而贬低埃塞克斯。后来他逐渐在伯爵的军队中握有权力，甚至超过伯爵自己的权力。他把这个军队变成独立派的避难所，以及各种不奉国教派、盟约派和国王仇敌的避难所。不久后，克伦威尔看到本党实力有明显的进步，就更加大胆起来，居然公开宣布他是信教自由的保护人。他促使议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怎样可以使不奉国教的人满意，至少也要使他们安心做事，不受干扰。现在，他攻击曼彻斯特本人，侮辱苏格兰人，主张驱逐他们出境。长老会派的领导人，温和派的领导人，苏格兰的委员们，还有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里克、格林等人，听到他这番话，又惊又怒，就在埃塞克斯家里开会，想设法打倒这样一个危险的敌人。他们商讨了很久，决定请教怀特洛克和梅纳德律师，两人都很有名望，又受到两院敬重。快到半夜时，以大将军的名义请他们来，两人应召而来。苏格兰首相劳登勋爵略作寒暄之后，说道：“你们两位也知道克伦威尔少将不是我们的朋友，自从我们的军队进入英格兰以来，他用了许多见不得人的狡猾手段，夺去我们王国的体面与功绩。你们两位都十分了解，我们两个王国曾经很庄严地订立过盟约，倘若有人从中煽动两国，应该怎样对付他呢？以苏格兰法律而言，凡是在国内煽动纷争及不和、危害国家的，就被称为公敌。如果这位少将真是一个煽惑人心的人，你们也十分了解应该怎样对付他吧。”
两个律师听完面面相觑，沉默一阵之后，怀特洛克站起来说道：“今天，我在几位大人的允许下，发表一些拙见。‘煽惑者’这个字眼在英格兰法律上与苏格兰法律上的意义相同，但克伦威尔少将是否就是这样一个煽惑者，却要看他所说的话以及所做的事情是否令两国发生矛盾与不和。我们的统帅和苏格兰的委员们都是有荣誉、有权威的人物，我料想诸位必定已觉得证据确凿，才会控告他犯罪，不然是不肯出面的。我认为克伦威尔少将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人，近来在两院中都有不小的势力，况且他能够为自己辩护。我不知道有什么清楚明白的证据能使下议院相信，克伦威尔是一个从事煽惑的人。所以，我无法劝阻诸位在此时对他的指控，我只请诸位命人搜集与他有关的言论。如有这样的证据，我们将更好地为诸位提出意见，诸位也更容易判断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
梅纳德与怀特洛克意见相同，他说“煽惑者”这个字眼在英吉利法律中很少用到，它将产生很大的解释分歧。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里克等人极力坚持自己的见解，并举出几件事实及言论，认为可以很清楚地证明克伦威尔的阴谋；但苏格兰的委员们拒绝参与这场斗争。快到早上两点钟的时候，梅纳德与怀特洛克退席。这次会议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除了加快克伦威尔的步伐。怀特洛克说有个靠不住的兄弟把会议经过告诉了克伦威尔，但这个靠不住的兄弟，或许就是他自己。
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设法补救，将全部心思都放在议和上。议会始终没有完全打消议和的想法，愿意讲和的人太多，因此没人敢公然反对。最近这六个月，由两院所委派的委员会和苏格兰委员会，一直在从事拟订和议草案的工作。
现在长老会派忽然催促草案的制订，几天之内，和议稿子就送到两院。一番辩论之后，11月8日，投票议决采用；11月20日，派了九个委员携带草约去见国王。他们先到沃林福德，结果扑了个空，守将布莱克上校告诉他们国王已经回牛津了。翌日，他们到达牛津，国王派基利格鲁来领他们入城。当他们在牛津大街上走过时，人民聚在一起痛骂他们，甚至有人向他们掷石子。他们被带到一间很简陋的小客栈，还没有坐下，保王党军官就同委员们的随从吵起来，称他们的主人是“可怜虫”“卖国贼”“叛徒”。霍利斯抓住一个军官的衣领，责备他的无礼，推他出去。晚上，有几个枢密顾问官来看他们，海德也在其中，对刚才的骚乱说了一番抱歉的话，表示他们十分愿意与委员们协力议和，国王准备明天接见他们。
委员们觐见的时间很短，邓比勋爵大声读议会提议。国王没想到议会要他卑躬承受这样的条件，议会不信任他，要他放弃君权，交出保王党。当邓比勋爵念出鲁珀特亲王和莫理斯亲王的名字时，这两个人正站在旁边，条件说两个亲王不在大赦之列。大臣们正要开口大笑，国王回过头来很严厉地看他们一眼，众人不敢吱声，继续庄重地听着。读完之后，国王问道：“你们有权谈判和约么？”他们答道：“我们只是奉命送来条件，请你们用文书答复。”国王答道：“好的，我将尽我所能，赶快给你们回信。”于是，委员们回到了小客栈。
当晚，霍利斯和怀特洛克得了同事们的许可，前去拜访林赛勋爵。他们同勋爵谈话不到一刻钟，国王进来，满脸和蔼的神色，与两人交谈。国王请他们献策，自己应该如何答复议会的条件，两人劝国王回到议会。国王说道：“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吧，我要霍利斯先生和怀特洛克先生到隔壁房间稍微商量一下，然后把你们认为我应该答复的话，可以促进和议的话，全写下来。”
于是两人走进另一间屋子，怀特洛克迟疑一会儿之后，很小心地掩饰自己的笔迹，把国王要他发表的意见写出来，然后把写好的东西留在桌上。国王独自进入房间，拿走他们所写的东西，出来后再谈了一会儿，便很客气地走了。两个委员立刻回到小客栈，绝口不谈刚才这件事。
三天后（11月27日），国王请委员会来，把一份加封的文件交给邓比勋爵，说道：“这就是我的答复，你带回去，交给打发你们来的人。”伯爵看见这样特别的形式，国王又不称威斯敏斯特的两院为议会，就与国王争辩了一阵。霍利斯和皮尔庞特也竭力设法使国王承认，这是给议会的答复，却毫无效果。最终委员会只好接受这种形式的答复，启程回伦敦，国王派了一个号手同行，奉命领取议会给国王的回信。
国王信中的内容，不过是为里奇曼公爵和南安普顿伯爵索取一张通行护照，以便他们两人几天后送来他的详细答复。护照立刻照发，12月14日，两个贵族一到，便与当权的人见了面。其实，他们也没有带来什么明确答复，只是来与议会商议，由双方派人谈判和约。他们说完这番话，还继续逗留在伦敦。于是就有谣言说，成批可疑的人陆续来到，两院的几个议员多次与两个贵族见面，市政公会（独立派的势力占优势）显得极度不安。议会于是请两个贵族离开，可他们以各种借口迟迟不动。伦敦日益不安，人民的愤恨与日俱增，大有在党派的阴谋未能完成以前就要爆发之势。12月24日，在主和的人力劝之下，他们终于回牛津去了。当时商量好，在他们走后三个星期，两王国的议会派二十二人，国王派十七人，在阿克斯布里奇定期商谈和约。
当长老会派一心谈和的时候，独立派却在备战。12月9日，下议院考虑到国家所受的痛苦，打算商量补救的办法，但没人站起来说话。长久的沉默之后，克伦威尔对议会说道：“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否则就永远不要开口。我们若不加速努力，更有效地打仗，一旦战事拖延，国人必定憎恶我们，憎恶议会。现在人们都在说些什么呀？他们说，两院议员获得利益，手握兵权，就可以使自己永居高位执掌大权，怎么还会想赶快结束战争呢？战争一结束，他们的权利也就结束了。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指责什么人，我知道现在手握兵权的议员们的高尚品质。我只是觉得，倘若不能给军队带来新的方法，不更加努力地作战，人民将不能再忍受战事的痛苦，就会逼你们订立不体面的和约。我希望大家都有真正英格兰人的心肠与热情，为我们祖国的公共利益作出贡献，而不要害怕牺牲自己的利益。”
有一个不知名的信教狂徒朱什·塔特提出一个重要议案，说道：“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结束这种混乱，那就是我们人人都要不惜一切地克制自己。我现在提议，凡是两院的议员，无论是谁，在战争期间，一概不得担任文官或者武将，请大家照此规定办事。”
这个提议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想法，早在1643年12月12日，就曾有人在上院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不过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1644年11月14日，下议院议员们大概是因为人民不满，要安慰他们，所以派人调查议员们占据各类职务的数目和价值。也许是碍于颜面，长老会派犹豫不决，不敢反对，因此塔特的议案很快就通过了。两天后，又作为一宗单独的议案提出，一个星期内辩论过四次（12月11日、14日、17日、19日）。人们都很清楚，这个议案的用意在于从温和的政客、长老会派及革命第一批领袖们手中，夺走行政大权，只许他们关在威斯敏斯特的大会场里议事。议案还企图在议会外成立一支独立军队，不受议会节制。每次开会都会重新辩论，越闹越激烈，许多独立派的朋友们现在也反对这个办法。
议员们公然指斥他们的对头暗藏野心，说道：“你们说什么自我克制，这其实不过是忌妒与营私的胜利。”但是人民不会相信这样的预期，长老会派已经江河日下，声誉扫地。虽然独立派在议会里头还远算不上大多数，他们的提案却很顺利地通过了。12月21日，议决通过这一案，就送与上议院。
长老会派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上议院，而贵族们的迫切利益就在于否决这个议案，因为这条法令一实行，他们最后的权利也失去了。但是就舆论而言，这一点却正是他们丧失信用以及他们弱点的来源。为了减轻这个议案的效力，免得人们疑心，为了阻止保王党的阴谋发作，也为了使长老会派的激情得到满意，贵族院决定审理很久以前束之高阁的四件弹劾案。第一件是麦圭尔勋爵被诉案，爱尔兰的叛乱牵连了他；第二件起诉案就是霍瑟姆父子，因为他们想将赫尔献给国王；第三件起诉案是亚历山大·卡鲁爵士，因为他将圣尼古拉斯岛献给国王；第四件起诉案就是劳德案。麦圭尔、霍瑟姆父子以及卡鲁三案都是最近犯的罪，已经过法律证实；只有劳德一案，他在狱中已经四年，年老体弱，只能追究他协助施行虐政的责任，而那个虐政已在四年前告终。劳德的案情和斯特拉福德案类似，无法证实他大逆不道。若要援用公权丧失法来定他的罪，就像判斯特拉福德一样，需要国王的许可。不过，人们的仇恨难以平息，特别是当初曾被他割去耳朵的普林，正迫不及待地要羞辱与歼灭他的仇人。在经过长期审讯之后，就由仅仅七名贵族投票通过的简单法令（即使按照议会霸道的传统标准来看，这也是不合法的），宣布了他的罪状。他死的时候，表现出奉教虔诚的勇气，十分藐视他的仇人，也为国王的未来表示担忧。审讯其余三案时，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六个星期里，托尔希尔五次竖起死刑架[ 1644年12月23日，亚历山大·卡鲁爵士被处死；1645年1月1日，小约翰·霍瑟姆被处死；1月2日，约翰·霍瑟姆被处死；1月10日，劳德被处死；2月20日，麦圭尔被处死。
]，比革命以来任何时期的次数都多。在杀劳德的前一个星期中，一直被人们勉强容忍的英国国教礼拜仪式正式取消。经教士会的提议，一本名为《公共礼拜指南》的书经议会批准，取而代之。党魁们明知这样的革新会招致许多人反对，但是为了保持即将会丢掉的权利，他们需要信教狂热的长老会派的支持，因此对他们有求必应，不敢拒绝。独立派努力想让上议院通过具有决定性的法令，于是开始有人递请愿书，甚至有些近乎威胁，要求贵族与众议员同在一院开会。12月18日，议员们禁食一天，在威斯敏斯特宣讲圣道，祈求上帝光照他们的心胸。经过多次通信往来及会商之后，1月13日，下议院全体走到上议院，要求采用这条法令，但贵族们已经作出决定，就在这一天否决了这个法令。
这样的胜利好像很重大，时机也很合适。在阿克斯布里奇谈判的时间临近了。那些从伦敦逃走的议员偷偷摸摸地在牛津开过第二次会议，由于他们竭力苦劝，查理终于答应称威斯敏斯特的上下两院为议会（1644年12月底）。他写信给王后说道：“如果内阁里有两个人同意我，我是绝不肯让步的。”同时，他选定了他的委员，几乎全部都是主和派；议会也派出委员，其中只有哈里·文、圣约翰和普里多怀有异心。1月29日，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到达阿克斯布里奇，满怀好意与希望。
他们彼此都以热诚相见，以礼相待，很多人原本就是很好的朋友。当天晚上，海德、科尔佩珀、帕尔默、怀特洛克、霍利斯、皮尔庞特互相拜访，以能合力为国家求和平而相庆。谈判以二十天为期，磋商的重点是宗教、民团与爱尔兰问题。商定每个题目讨论三天，或连续讨论，或交替讨论。在他们商讨的初级阶段，磋商进行得很顺利，相互之间颇为信任和客气。但当讨论开始进入正题的时候（1月30日），在谈判的会议桌上，所有困难又出现了。议会本身就有好几派，每派都有自己的根本利害所在，谁也不肯后退一步。牛津的委员们对每一派做出的让步，又是其他各方所拒绝的。每方面都盯牢一个大问题，就是和谈之后大权是否在自己手上。这是最要紧的条件，这点若不成立，就无谈判可言。先谈的是宗教问题，不久就变成神学的争论。大家最开始还彼此客客气气，后来逐渐变成舌枪唇剑；有几个委员因为一些问题阻碍公开讨论的进行，就私下商量以便扫除障碍，但这样的私谈也很快变为反唇相讥。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暴露出各种纠缠不清的问题，暴露出主和愿望与和谈毫无用处。有一天是集市日期，一个从伦敦来的狂热讲经师洛夫，在阿克斯布里奇的教堂里当着许多听经人的面，以最恶毒的语言猛烈攻击保王党与议和。他说：“议和没有任何好处，从牛津来的人们满心只想流人民的血，他们不过要敷衍人民，直到他们能够下狠手伤害人民为止。”国王的委员们要求惩办这个人的胆大胡言，但议员们只肯打发他离开阿克斯布里奇，不敢再做什么。有许多不利于国王的谣传，说国王虽然对他的内阁作了让步，其实他并不想要和平，他曾答应王后，不得到她的许可，决不订立什么条件。他倒是一心企图酝酿议会内部的不和，甚至有人怀疑他私下同爱尔兰天主教徒立约，要他们成立军队。无论他的委员们怎样郑重其事地矢口否认，也不能令伦敦消除对国王的怀疑。
这时，指定的谈判期限快到了，议会无意延期。主和的人眼见两方委员还不曾得到什么结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于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时候，协同作出最后努力。在他们看来，关于民团问题，如果国王作一些让步，例如在若干年内让出指挥民团之权，交给几个领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顿伯爵就急匆匆地赶往牛津，请求国王让出这个兵权。起初查理不肯，后来贵族们恳求，为了他的君位与人民，千万不要拒绝这样的讲和机会。查理终于让步了，提议将民团交给某几个统领，其中就有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两人。他的顾问们喜不自胜，以为全部困难很快就可以结束。次日，南安普顿伯爵准备返回阿克斯布里奇前，他去见国王，接受国王的书面训令。不料国王竟收回诺言，断然拒绝让步，使伯爵非常诧异。
原来前夜国王得到蒙特罗斯勋爵从苏格兰送来的一封信，导致他忽然改变主意。在两星期前，蒙特罗斯在阿盖尔郡的因弗湖大败阿盖尔亲自统领的苏格兰兵（2月2日）。他在信中把这件事告诉国王之后，就说他极端反对同英格兰的反叛议会立约。他自信能够带一支英勇的军队来效忠国王，为国王征服两个王国中的叛逆。这封信恢复了国王的最大希望。南安普顿伯爵虽然不是那么自信，却不再力劝国王。于是他把国王拒绝的话带回阿克斯布里奇，却不说出原因。长老会派的领袖们回到威斯敏斯特，因为和议不成，心痛欲裂，而且他们又再次处于危险境地了。
当他们不在伦敦的时候，这里的情况变得更危险了。独立派抛弃克己的法令，开始改组军队。几天之中，诸事便齐备了，计划、形式、经费和筹款的方法全都有了。规定将来有一支常备军，二万一千人，归一个指挥官统领，这个将军有权委派他部下的全部军官，只要议会批准。大家一致推选费尔法克斯担任这个将军，他异常勇敢，为人坦白，善于取胜，早已众望所归。克伦威尔当众赞成派他做将军，私底下也对本党表示物色得当。埃塞克斯虽然保住了他的军阶，沃勒与曼彻斯特也保住了他们的军官委任，却毫无权力了。1月28日，实行这次调整办法的法令送到上议院。贵族们原想提议几个修正案，并拖长辩论，以耽搁法令的通过。但是下议院议员们有人民作后盾，迫使法案通行无阻，贵族们只好让步。2月19日，费尔法克斯经过介绍来到议会，他站在一把专为他准备的椅子旁，质朴而谦恭地领受议长的正式奖励表扬。
长老会派的领袖们一回到威斯敏斯特，就想努力弥补这次失败。上院很愤激地表示不满，说最近有人针对上议院使用攻击性和威胁性的语言，还到处传播，下议院正考虑要废除贵族。3月24日，下议院作出答复，郑重宣布他们非常尊重并将坚决支持贵族们的权利。苏格兰的委员们以盟约的名义，对两院说了一番抗议的话，下议院不予理睬，送出另外一条法令给上院，进一步加强费尔法克斯的权力。在给他的委任令中，下院删去了一句话（以前的所有委任令都有这句话）：“要保障国王的人身安全。”贵族们决议恢复这句话，而下议院议员们表示拒绝，他们说：“这句话会令士兵们灰心，且鼓励国王率领他的军队冒一切冒险。”贵族们却一定要恢复这句话，在连续三次投票时，赞成票与反对票都相同。因为这样，诸事都悬而不决。下议院议员们说，他们已尽其所能，若因此耽延误事，贵族们就该对国家负责。贵族们其实已经料到这样反对下去毫无用处，也已经看到即将到来的结局，所以开始放弃抵抗了。正在这个时候，阿盖尔侯爵从苏格兰赶来。以宗教论，他是长老会中人；但以政治论，他属于更大胆的思想家之列。独立派的人，尤其是哈里·文与克伦威尔，不久就同他成为亲密朋友。况且阿盖尔有新仇要报，这个人有优异而丰富的知识，思想活跃，但他在议事厅内所表现的坚决却远胜过在战场上。蒙特罗斯打胜苏格兰人那一仗，阿盖尔刚到湖中，还不曾靠近战场呢，一看见他的军队溃散，就自己逃了。从这一天起，无论在英格兰还是苏格兰，保王党们一提起阿盖尔的名字就趁机侮辱他。只有让保王党完全失败，才能使他的报复心理得到满足。他施用自己的影响劝告苏格兰委员们和几个长老会派的头领，不要再反对重新组织军队，而且不要反对自我克制的法令。埃塞克斯看到他的朋友们决心在动摇，便决定在他们示弱之前就宣告辞职。4月1日，他出席上议院会议时，突然站立起来，拿着一张稿纸，说道：“诸位勋爵，我从前奉两院的命令，担负这个重任。我敢说，我受命以来，在三年时间中，我一直尽心为你们效力。在此过程中，我希望我既没有失去自己的荣誉，又没有辜负公众。现在，我看见通过了的这许多的法令，就知道下院想要我空出我的位置。在格罗斯特之役后，我就想辞职。无论人家怎样批评我，我都不是为了自己而久不辞职，只因有许多人为公益着想，对我委以重任，也有许多人表示爱戴，我不能不听他们苦劝。我现在辞职，把我的使命交还当日给我的人。有人相信我的辞职会有利于现在不妙的时局，我但愿如此。我请求两院查核现在被免职军官们的欠薪单，照发大部分欠饷，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未给的部分将来由公家偿还。诸位勋爵，我知道我们处于现在这样不幸的时局，私心在所难免，但是明智与博爱应该对此加以限制，不让它伤害国家。但愿我这个建议提得还算及时，我因为热爱议会才有这个举动，无论议会怎么对待我，我还是衷心祝愿议会兴旺发达。”
这番演说，在上议院看来，好像是从天而降的救赎。他们赶快通知下议院，不加修正就通过了重新组织军队的法令。邓比和曼彻斯特两伯爵也同时辞职。上院为他们两人因爱国而作出的牺牲，投票议决感谢他们，给他们许多承诺，下议院全体赞成。翌日，上议院毫无阻碍地通过一条自我否定的法令，与最初的略有不同，却有助于得到同样的效果。这次斗争曾使人们很不放心，现在终于结束了，人们深感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