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果说按我们家里排着的，我叫李清莲，我姐姐叫李目莲。不是有那目连救母注47的故事么，我爸爸给起的。可是我为什么叫李玉平了呢？那时候上学呀考试，必须得先会写名字，只要你把名字会写了，这就算是录取你了。我就不会写，这一大堆我一看就脑袋疼，我就不写，我就抱着脑袋哭，哭得脑袋都疼了。我爸爸说你真没出息，明天就考试，我都给你写这么大，你一笔一画地描下来咱们就能上学，要不然你甭念了，你哭什么呢？我说给我改一个吧，改一个容易的吧。我爸爸一生气，什么容易？唉，叫李玉平，这次你会写了吧？我就给写下来了，得了，玩去了。就这么着。所以我在学校里名字都是玉平，但在家里叫清莲。派出所说这个清莲叫曾用名，我的户口就是这样。
我小时候苦日子过得就甭说了，您说真是我们这家，这一大堆人哪，五六七八九，养弟弟没完。我跟我姐姐、我最小的弟弟跟我妈，我们在一个炕上。这几个小子就都在南屋那个大炕，都是前沿炕，倒真能搁人，一瞅啊，一水儿的小脑袋瓜儿。屋子里头那凉，煤球炉子搬进来搬出去，没有说一人一个被子的，反正是一大堆小子，我妈说要是花搭着生还麻烦了，被子都成问题。到晚上的时候我妈就说，去瞅瞅去，看谁回来了谁没回来。他们都洗完了钻被窝儿了，一数脑袋一数底下的鞋，就知道谁还没回来。天天儿我下了学以后把书包往家一扔，提溜起那小筐就走，一边看孩子，一边外头捡点儿煤核。我父亲给我们留多大的迟累啊。
1950年我父亲回来，他写信就说我也供不了你了，你凑合找事吧，别那么要强了，一个姑娘人家的，有点儿识文断字就行了，别再上了。你想他回来的时候我最小的兄弟才多大，我怎么办呢？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得面对现实呀。
我姐姐那时就在铁路上了，日本一投降以后他们就都归到铁路了。她也帮我找事儿，找的是铁路上的，叫交换台，就是现在那个电话员。我姐姐把它叫插塞子拔塞子，说很简单，你一听是哪儿的，你就给人插上，说完话了，你再给它拔下来。我说我不去，我说你才干这插塞子拔塞子的事儿呢。我姐姐就强迫给我报了名，非让我参加考试。你知道就在东单，现在的菜市场，原来是铁路局的一个什么地方，就在那儿考试。我那时候反正挺有主意的，去我也不考，可是我跟家里我也拧不过他们，我就装模作样拿着墨盒就走了。我姐姐托了一个秦老头儿，说秦老头儿在门口等着你，到时候带你进去。我到那儿看了看，老远一看秦老头儿就在那儿站着呢，我就跑了，跑到东单大操场上，坐在那儿玩了半天，11点了我才回家。我就不考，说不考就不考，秦老头儿就没找着我。我姐姐从小就知道挣钱，我(姐姐)就给你们挣钱，挣钱就养活你们，别的不管。可是我姐姐特别好唱歌。
定：她不像您似的什么都知道。
李：她不好问。那时候我初三还没有毕业，正好看见报纸上有北京市卫生学校招生。我必须得去呀，因为如果等我毕业了，人家已经招过了，我就不能考了。我去的是鲍家街，市卫生局，在那儿考的试，考完了以后发榜，我一看有我，回来我就跟我妈说，行了，又出去一个吃饭的，帮着挣钱去，养家糊口。我妈还说呢，你努点力你不那么笨，那插塞子拔塞子你就没考上，这再考不上你不就完了。
我1951年进的卫生学校，后来改成通县卫校了。是我考上卫校以后，我爸爸才回来的。我那时候才十几岁，都是让家里的生活给挤兑的。不过我是赶上好时候了，我上学还供给制，一个月给150斤小米，那时候合小米，后来就是合单位，你挣多少单位，我就是150斤小米，拿回来那钱就给我妈，学校还管饭。我这3年上学还给算工龄。
卫生学校出来以后，分配的我就搞妇儿，后来就叫妇幼。崇文区解放的时候叫七区，我们就是第七卫生事务所的妇儿两科。后来一点点扩大，专门盖了一个妇幼保健所，各个门诊部都有搞妇幼的，我就分配到门诊部。四院原来还有儿科，后来儿科就撤了，合并到崇文区儿童医院。就是现在的幸福大街，我们就专门成立一个妇幼科，专门搞一些个妇幼的保健，就不从事治疗了。
我们医院职工这么多，为了解决职工上班的困难，就成立了一个连托儿所到幼儿园。您知道医务人员女同志多，很困难，所以产假只能是56天，就是国家规定你可以多休多长时间，医务界也不允许。没有人啊，您都歇产假谁还干呢？只能在其他方面奖励你。像我们规定，怀孕7个月才能下夜班，孩子到7个月你就得上夜班，就是说7个月下，7个月上，再到后来56天就上夜班，一线就那么忙，那孩子往哪儿搁呀，医院里必须自己解决。我们院长说你挺适合干这个工作的，你从事幼儿教育也行，妇幼你做个保健医也行，咱们就弄这个，就这个条件，从56天就得收，这样你是院长兼保健医，两样都得干，我再给你配合上一个人，咱们就白手起家。我说哎哟，这儿科的一些个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我都能干，这教育我可没从事过。他说你没从事过你开始学啊，咱们区里就有幼儿师范，你可以带职去学，你先学这个，然后咱们找一些个幼儿师范毕业的老师来。咱们孩子逐步逐步一点点就长大，从乳儿室到托儿所，从托儿所再到幼儿园，从托儿所到幼儿园这一步，你就要发挥能力了。就不让我干妇幼保健了，让我上这儿来了。我那时就四十多了，我说这是60岁学打拳，到时候就让我出家，就觉得挺难的。从56天就开始收孩子，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我一干就好几年不能回家。
就说我那个时候，反正就这么过来的，我是从四院的幼儿园退休的，应该干到55岁，他们老不让我走，我一直干到57岁。
定：您先生是做什么的？
李：……我挺不愿意谈这一段事儿的。我从25岁就带着俩儿子，我一直就带着他们，在娘家跟我母亲住在一块儿。有时人家一问我，很简单，一句话就给了结了：死了。实际上没死，离婚了。我这个人反正，我就是叛逆，我儿子也知道我这性格，说我是女强人。他这个人就给我这印象，搭着家里头我父亲这点事，我母亲婚姻的不幸福，导致得我也有一种想法，既离了，就绝对不再找，够了。
定：那您一直就一个人？
李：啊，就跟着这老大。我为什么说是女强人呢，我自己也觉得，我事业心特强。老二是1958年时候生的，正是大炼钢铁的时候么。那时候我正在天坛医院，苦战九昼夜呀，夺取北京市红旗医院，我们就黑夜白天干，孩子我根本就不管了，扔给我母亲。我母亲一人弄不了那么多呀，那时候我那老大也不大，又得喂奶，又这个那个的事多，就请了一个保姆，是个老太太，她反正就看着这个孩子吧，带着孩子满世界走，外头玩去。正好建北京站的时候，那儿也是个公共场所，她老带着孩子在那儿看，可能那年小儿麻痹流行，这孩子就传上了。等我妈给我打电话时，说你快回来吧，这孩子怎么这样了，那就第八天了。我一看家里电话催得急，就跟人事科长说，我真得请假了。我回去一看，哎哟坏了，这孩子会不会是小儿麻痹呀，我抱起就跑啊，一下子我就跑到同仁(医院)，到同仁告诉说救不了，他呼吸麻痹了，说咱们这儿没这个设备，得赶紧上市儿童医院五一病房，那儿有铁肺(人工呼吸器)，新建的，你到那儿才能救他。我说哟我怎么走啊，我就赶紧往我们卫生局打了个电话，我们人事科长就派了唯一的一辆车，就是吉普，开着吉普就来了，送到市儿童医院，这孩子这么着算得救了，但是就落下毛病，四肢全瘫，嘀里当啷全动不了。
我那罪可受大了，成天抱着他，我一个皮大衣，里儿都抱他给抱碎了。拿这大衣围着这孩子，抱着哪儿都去，天津、长春。后来一点儿一点儿地，连给他用各种的疗法，四肢恢复了三肢，剩了一肢，就是那腿。
二儿子上了初中，学校找我谈了，说你这孩子功课倍儿棒，是个上学的坯子，但是有一样，他就是高中毕业，大学也不要，那时候残疾人不要，那我怎么办呢，我吃糠咽菜我也愿意供他上大学，但是人家不要哇。后来我就找了卫生局，反正我这点事，崇文区卫生局都清楚，我工作也是兢兢业业挺努力的，我那荣誉证书，先进呀，一撂一撂的，要不然人家那么照顾我，说上天津，给你报销钱，说上长春，叫你去。我就找了卫生局，我说你看我这老二，我说我谁都不赖，就赖我这当妈的不称职，我终身的遗憾就是我对不起他，你们得想办法。你们得给他碗饭吃呀，给他找个师傅吧，他站着还不行，还得给他找个坐着的事。医院里哪件事是坐着的呢，都得站着，你说你当个内科大夫，你得有那学问呀。最后说，上口腔科吧，叫他学做牙，就在我们医院，口腔科，做牙。他自己连钻带学，现在是牙科技师，还行。
附图：李清莲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