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者按］文老的口述中有一句话：“就是这个郭同震，他害了我的一生。”当年我为她做访谈时，只知道这个郭同震是国民党特务，却也不甚了然，对于这句话，也不很明白。但当时注意力都集中于文老关于旗人的讲述上，并没有追问下去。事实上，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的背后也肯定隐藏着某些故事，文老没有详细讲，应该有她的隐痛。
郭同震是何许人，我是后来才查到的，根据主要是严平撰写的《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郭同震》(载《收获》2008年第6期)和《郭同震：一个谜一样的人物》(载《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两篇文章。仅仅从这两篇文章的题目看，就已经够吸引人了。而其中所叙诸事，也基本上可与文老的口述相互印证，包括郭同震在北大的时间、他妻子死于狱中的事实，他后来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经过和接触的人员，等等。可证文老叙述的可靠性。但是，文老的叙述，还是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
首先，北平移动剧团有那么多人，但在他的特务身份公开之后，为什么只有文老受他牵连最甚？甚至到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都会将他提出来？文老与这个郭同震，曾经究竟是什么关系？文老的母亲和弟弟怎么都会跟着郭同震到了山东？后来又怎么死在了郭同震之手？
这些，当然不是一句“因为我跟他最熟嘛”所能解释的。而如今，问号也已经是永远的问号。
这里从严平所撰关于郭同震的文章中截取一部分，不仅因为这毕竟是与文老人生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人，还因为这是我们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个具体生动的事例。
郭同震出身于地主家庭，6岁时开始看《水浒传》，听人讲《三国演义》，10岁时跟着外祖母学吸鸦片，12岁又学抽烟管，14岁娶妻。少年狂傲的他，对那种英雄豪杰出生入死的冒险人生羡慕得不得了，不甘心过凡夫俗子的日子。
他念过3个初中都没有毕业，不是被迫转学，就是被开除。然而，他在中学时就懂得“义结金兰”，成立帮派，俨然像个江湖老大。16岁那年，他领着“弟兄们”大闹学潮，一把火烧毁了位于校园内的国民党办公室，被学校开除，没想到其旺盛的活动力反而备受国民党市党部看重，将他留在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当了干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国民党。
他也接触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论一度大感兴趣，广泛阅读。不满政局混乱的他，还曾经野心勃勃找了一群朋友，准备在该地替共产党建立武装基地。实施这一计划需要钱，他决定去抢劫，结果行动失败，只好仓皇逃往北平，去找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女朋友吴春莲。他们结了婚，在北平过了一阵清苦的日子。其间，他考上中央政治学校，没有毕业的妻子却因为参加共青团担任重要干部被捕，没有多久死在监狱中。
1931年，吴春莲被捕后郭同震也被捕了，吴春莲死在监狱里，他却活着出来。对吴春莲的死，郭同震一直有着很深的记忆，当年，他曾经对张昕说，妻子是冬天病死在监狱里的，自己从监狱里出来却是夏天了，为了表示抗议和思念他就穿着棉袍为妻子送葬，为了纪念妻子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叫“吴郭同震”。几十年后，在海峡的那一头，他也曾多次回忆起妻子的死对他的刺激，还说，当时他曾经多方设法，找共产党的关系要他们想法救人，但他们的反应都很无奈。郭同震后来又结过两次婚，据说都不幸福。
他入狱又出狱，心情沮丧地回到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在每月50元薪水的诱惑下做了中统的通信员，没干多久又因为讨厌陈立夫离开了。这一次，他凭着一个假文凭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雪屏的介绍下初次与戴笠见面，加入了军统(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在学生中间干些收集小情报的差事，戴笠每月派一个人来与他联络，但当时的北平并没有发生足以让他“一显身手的机会”。
那是一个大的动荡的年代，一个年轻人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自认为特立独行的郭同震就这样开始了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的闯荡，他像是一条变色龙，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时代的大潮中扮演着种种不同的角色。像是一条游弋在不同海域中的鱼，每时每刻都在找寻着更大的诱饵，每时每刻都在充满渴望地发掘着能够让他真正发挥能量的机会，只要一抓住这个机会，他便会立即投入进去尽情地施展自己的能力。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是抗战时期唯一一支以北平大学生命名的剧团。团员有荣高棠、杨易辰、陈荒煤、姚时晓、郭同震、方深、程光烈、王拓、张楠、张瑞芳、张昕、庄碧华、胡述文、管平。后来，其中不少人成为文艺界、党政界的名人、高官。在历时一年多的旅程中，他们跨越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长达两万多里，举行了上百场演出，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反正》《林中口哨》《花子拾炸弹》等十几个剧目，积极宣传抗日。
1937年夏天，年轻的郭同震由郝龙领着出现在同伴们面前，从此开始了一个充满谜团的故事。
当时的郭同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楠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回忆，移动剧团组建的时候，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黄敬就曾经告诉过她：
你们队伍里的郭同震是叛徒，他有血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
一个有血债的叛徒和一伙进步青年在一起，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相处不错，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难以想象。对此，张昕说：张楠记忆有误。说“有血债”可能是把后来的记忆提前了。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张楠为了要自己配合工作曾悄悄告诉说，郭可能是叛徒，但并没有提到有血债。程光烈支持了张昕的观点，说当时知道郭可能是叛徒，并没有说有血债，并认为，如果当时郭有血债对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遗憾的是，荣高棠这个当年剧团里党的核心人物对此索性没有任何印象。
80年代中期，张楠在一次回忆中曾经说：“杂牌”(即郭同震)在“九一八”前后加入了共产党。这一点，没有材料证实，郭自己也从未承认过，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也始终是一个谜。张昕也回忆说：“‘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中的许多人……经常出现在荒煤(陈荒煤)的生活里，但我却从未听他说起过郭同震。似乎他已经被大家遗忘了……对于这支队伍来说，他是另外一种颜色，对于多数人来说他始终是一个谜。”
郭同震似乎是想从移动剧团拉人另组队伍，但没有成功。他独自一人随钟志青过河，招募新人，充实山东省教育厅剧团。新的剧团维持的时间不长，演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后来郭同震索性带了一伙人去打游击，还在林彪的115师当过侦察大队长。共产党还是怀疑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曾经把他关起来连续审讯了四天四夜，终因无证据定罪而将他释放。后来，他继续跟着何思源，直到抗战胜利。
以后的事情更是同伴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1945年，郭同震回到北平重返军统。戴笠再次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任命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华北工作区特种工作组上校组长。在离开军统多年之后，这个没有文凭、没有经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还参加过共产党活动的郭同震，终于得到了一个“与自己个性最为相称的职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郭同震改名谷正文。
谷正文一直记得，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军统局局长戴笠曾经在他的私人日记上写下这么一段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仓皇之间，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在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了这段和谷正文有关的记载，因而对“谷同志”另眼相看。
郭同震在北平解放前夕带领军统组织的人马飞往台湾。早先，军统局已经改名保密局，当时谷正文带着他的干员，硬是从台湾大学的校产把农学院养马场的那块土地给夺了过来，作为保密局在台湾的落脚之地。这件事堪称谷正文为保密局迁台后，做的头一桩大事。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行视事，自行恢复“总统”职务。他意识到失去大陆政权除了军事上的失利，情报战场上的败绩更是关键因素。斯时谷正文的职务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军阶上校。起先，谷正文除了是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也是马祖岛“反共救国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虚悬，上面没有派人，按照谷正文的说法，总司令虽然空在那儿，其实就是蒋介石本人。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谷正文利用他对共产党北方的组织发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先后逮捕了台湾地区700多名共产党特工。但说到谷正文生平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就不得不提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失事案。1955年4月，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计划于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但该机从香港起飞4个多小时后爆炸失事，机上8名中方人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只是谷正文众多策划执行任务中的典型。从这个个案中，可以展现出谷正文执行任务的决绝冷峻。他还制造过密谋绑架傅作义、筹划刺杀白崇禧、台湾白色恐怖等等许多让现代人感兴趣的大案……那些抹不去的往事说起来让人毛骨悚然。这种性格，即便到他老年时期，也不改本色。2003年，他在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甚至还用了轻松的口气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讲此番话时，谷正文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这个曾经在岛内有着“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少将级特务头子，到了晚年却不断地把台湾情报部门的内幕抖搂出来曝光，惹得当局伤透了脑筋。然而，他仍旧是移动剧团的一员，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否认的……正是因为他的屡屡曝光，使郭同震这个尘封于同伴们记忆深处的人，再次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