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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之外》(一)周桂芳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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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04年1月16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太舟坞颐阳山水居周桂芳家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在前面刘子扬先生的口述中提到,通惠河自大通桥至通州之间设闸门五道,其中第四道叫花儿闸,周桂芳女士的祖上,就是从山东沿运河到花儿闸,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花儿闸的小金鱼,过去在京城中很是有名。不过从周女士的父亲一辈起,又离开花儿闸西迁,最终定居在海淀区西苑到颐和园之间那片水域,仍以养鱼捕鱼卖鱼为生,亦可知当时这一带有着何等样的自然生态环境。

周家大概是本书的访谈者中最贫穷的一家了。尤其是在日军侵占北京时期。这篇口述重点讲述的问题有三:一是她这种穷人家孩子为生活所做的挣扎;二是日军占领时期疫病流行的状况;三则是她以及她所在的西苑街道1949年以后的经历。而尤以第一个问题讲述得最为生动具体。

周女士称自己是“男性”,她是非分明,性格中有一种饱经磨砺之后的刚强和粗豪,即使她一再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给人的感觉也只是拿得起放得下,而不是消沉。这在本书所有女性的口述中独树一帜。总之,在我为北京女性所做的大量口述中,无论她们属于哪个民族,都以爽朗泼辣能干者居多,而鲜见温柔婉约者,这确实不是因为我专好这样的女性而有意挑选的,而是很可能反映出了北京女人的某种共性。

高淑瑞(右一)与周桂芳(中)(定宜庄摄于2005年)

1.从朝阳到西苑

周桂芳(以下简称周):我是1936年生人。2月1号的生日,阳历。周岁六十七了。

定:您是什么时候住到西苑的?

周:我什么时候住西苑?我是这儿生这儿长。我跟您说,原来,我的爷爷奶奶是朝阳的。我父亲他们都是北京,都是朝阳生的,(我父亲)16岁到西苑。我父亲1969年死的,是78岁,现在活着多大岁数了?他们祖上是山东的,根儿是山东的。我们是汉族。

定:你们家老根儿是山东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的朝阳知道吗?

周:那我倒查不着了。我爷爷是打鱼那么过来的,就是很小的时候别人带过来的。过去不是有个什么道,就是拉河船知道吧?

定:不知道,您讲详细点。

周:水运道,运河啊,冬天要是冻冰,要运输不是得使人拉么,人拉,那叫河船。运输哪,运人哪,都是拉,拉纤似的,冬天那是。夏天就打鱼捞虾,到河床子捞螺蛳啊,捞鳝鱼啊,捞螃蟹啊,都是在运河,那会儿打鱼摸虾哪儿都去。我爷爷那会儿拉河船,从通县拉到建国门,往这拉过……

富强爸注194:这个我知道,就是拉纤,我也拉过。就这么一块板,底下两个沿儿,拴上绳。解放以后我还拉过烟草子。

周:反正您现在到朝阳,您要打听高碑店花儿闸,花儿闸找周家,卖鱼的、养鱼的,都是我们本家,姓周的都是我们本家。原来我父亲他们老哥儿们多呀,而且来的时候就是本家跟本家。因为那边都是坑啊,家家那会儿都是鱼坑,花儿闸嘛,花儿闸上边都是鱼坑,河西喽,河东喽。像我们没出五服的亲戚,西菜园子的,我们叫二爷,那会儿我父亲他们家就有二亩地,种庄稼干什么,不够就给他们打工去,扛活儿,就是给他们养金鱼去,都有棚啊,都是个人的,都是亲戚。都是那红金鱼啊,养啊,到时候就到北京卖金鱼。那会儿北京城卖金鱼的都是朝阳的,高碑店的。注195

定:都是养的小金鱼儿?

周:对,就是观赏的。那会儿的金鱼没现在的好看。就一个尾儿,很少有那个尾多的,最后发展起来龙井什么的,那会儿就是红金鱼。种类也不多,就是一种,黑的,红的。我父亲16岁就卖金鱼儿,到鼓楼啊,就“小啊小金鱼喂——”,吆喝那个。

卖小金鱼的

定:你们家还有2亩地?

周:对,还有3间土房。那是我爷爷那会儿。我爷爷他们是哥儿俩,我这个二爷,他没结婚。

定:多大没结婚?

周:岁数不小了,你想都有我了,我爷爷那会儿就没了,他(二爷)起码也有50多岁了。他有点斜眼儿,就是眼睛有点斜,叫老斜,我老听他们叫他老斜头,斜头。他也没什么专长,就能种庄稼,干累活儿。家里再穷,那谁跟呢?没有。我们那会儿也困难。我爷爷没了,我奶奶一天打柴火,你看这小叔子,又没地方住,又没吃的,也是。所以生活所迫,自个儿做工去吧,也是找出路。结果让日本(人)抓劳工抓走了,抓劳工嘛,那会儿不管你什么,是男的就抓呗。带到哪儿去就不知道了,据说掉到白灰池里烧死了,我听我父亲这么说的。

定:您父亲哥儿几个?

周:我父亲就哥儿一个。到我父亲就一无所有了,就给我们西菜园子二爷扛活了。后来就因为吃饭要点香油,人家说了一句什么,我父亲就不高兴,因为我父亲特别有志气,就出来不干了。不干就挑着挑儿到这边来,就到北京西郊来,就是到西苑。

定:您父亲到西苑之后您爷爷奶奶没跟过来啊?

周:跟过来了。我奶奶就是朝阳的,她们都是北京人,她们家就是种地,我奶奶就是打柴火,背柴火,烧火,给我们做饭。反正我们家最后就卖鱼了。有别人打了鱼虾了我们就收购,收购完了就卖,小商小贩似的。人家那块稻地那会儿就租给我们了,就挖两个坑,挖两个坑养鱼,那俩鱼坑就是租的。那儿收购活鱼没地方搁,就得有水啊,有斛啊,护起来,把鱼搁那里头,第二天捞了再去卖去,或者在门口摆一摊儿,一个木床子,上头搁着大盆,把鱼搁到里头卖。我们小时候就一窝棚,我们没有房子,住窝棚。

定:我还没太明白,您说您父亲到这边来,就在稻地挖两个坑,怎么又说在西苑?

周:在西苑有鱼铺啊,我爸爸在西苑跟人搭伙租了两间房子。后来人家都单干了,都不跟我们了,我们就落到窝棚那儿了。

定:窝棚在哪儿?

周:就在现在颐和园小学后边。在玉泉山也住过窝棚。注196窝棚就是捡那碎砖,连泥这么堆起来,上边就用那苇箔铺上,上边抹上泥,完了搁点树枝插上窗户,糊上纸,前面就弄一门。一进门一个锅台,锅台里边一个小炕,进门上炕,这炕就睡俩人。这儿是一窗户,这儿是一锅台,贴饼子做饭烧火。多大呢,四方也就一个半双人床大。两边是鱼坑,后边还是沟。

定:那多潮啊。

周:那怎么着,要不老得烧火呢。那会儿我们穷得那样,外边下雨都不下了,屋里还下呢。我们一家子就我爸爸一人单一被窝,我们几口人一个被窝,破被窝。

2.母亲这头

周:我妈叫刘小云,这名字还挺好听啊,刘小云。我妈比我爸小10岁。我妈3岁,我妈的母亲就没了,没了以后把她就给人了,给的哪儿?给的黄村,就是大兴那个黄村,给的这个姥姥19岁守寡,给人看坟,那会儿黄村还有坟呢,给谁看坟我就不知道了。她就一儿子,也是抱的,又抱了我妈。后来我这个舅舅也是卖鱼的,他在城里头,西直门菜市场,死了。我那舅舅跟我爸不合,因为他做买卖老不实实在在的,他老想多弄点外快。比如这鱼卖了多少钱,他不说实话。

我妈就从小就记得她是抱来的。她还有一(亲)哥哥,男孩嘛,就没给人。那会儿她小啊,人家劝她认去她不敢呢。东坝,东坝西坝知道吧?那儿有一个单店,他就在单店西头,姓吴,单店砖瓦厂。注197最后我妈60岁那年跟我聊啊,我说您小名不是叫招弟吗?您是由哪儿来呀?您家就没有人了吗?这才说,找也找不着了,他们也不一定有了。就这么着我们就通过派出所,找单店西头姓吴的,找着我们舅妈了,我舅舅没了。这舅妈还知道,当初姑奶奶给的哪儿,在哪哪儿,就对上茬儿啦!来吧,认一认。60岁,你算算,57年哪!我舅妈还来住了些日子。那会儿也穷啊,我这舅妈守寡,守一儿子,哎哟这老太太给人佣工去,当老妈子去,就养活这儿子。那会儿齐化门哪,就是朝阳门,有老妈作坊注198,到那儿找活儿,当老妈子去。把我表哥送到哪儿学徒,学的是掐丝作,后来我舅妈到那儿瞧去,就瞅一大锅水啊,他正端那锅呢,我舅妈这心里轰一下子,这要烫着了(怎么办),说咱不能干了,说我守着你,算了。就回去了。回去时候在车上,他一伸胳膊,衣裳耷拉下来,紫一道红一道的血印子,说刚打完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啊你?后来我舅妈不叫他干了。做小买卖拿筐,卖鸡蛋去,不会约秤,全都赔了。那会儿难哪。后来我这哥哥有仨儿子,仨闺女,现在都在单店,他的大儿子50多岁了,姑姑、姑姑叫得亲着呢。

后来就把我妈给我爸了,我妈反正个儿矮,一米五五也就。我爸的个儿有小一米八高。我爸那会儿也穷,长了一脑袋黄水疮,后来就是秃子,没有头发,周秃子周秃子,你打听吧,那就是我爸。

定:您妈什么时候给的您爸?

周:记不清,反正我爸肯定得二十多了,我妈也就十多岁。我妈特善,我奶奶欺负我妈,骂我妈。我妈的手跟男人手似的,什么活儿都老干,纳底子。我妈也不认字。我奶奶那会儿就脾气不好啊,反正也是穷,她自个儿摔了,就往河里出溜……反正就是特别刚,急性子,说话就没小声儿。其实就是穷的,叫你你没过来,急了就骂你,就那么一人儿。

周桂芳之母(右一)在周家窝棚前(周桂芳提供)

想想我奶奶那会儿,什么世面也没见过,但是对我们,早晨起来,赶紧把炕烧热了。

定:对孩子挺好的。跟你们也急吗?

周:也急,不过她不打,没上手打过,她吓唬。我妈脾气好,没打过我们。我那姥姥也脾气好,她们亲戚俩打架,我奶奶那拐棍一棍子就给我姥姥的脑瓜子给开了。

定:啊?!

周:我记得还这么一档子事呢,很早了,我小。

定:她们俩怎么会打起来呢?

周:都在我们家嘛,在门口,就给一棍子,那老太太就那样,说着说着急了。

定:您姥姥也在你们家住啊?

周:就来这儿住来了。我姥姥是解放以前死的。

3.卖鱼、挑鱼

周:我爸爸到西苑这边来干什么呢?就给颐和园挑鱼,颐和园有好多工人到河里去打鱼,打上鱼来以后我父亲挑走去卖去。到哪儿呢?东单西单,菜市场,完了以后作价多少钱,就回来,给人家卖鱼的。开始挑的时候,那渔场是一天给他5斤老玉米豆。

定:颐和园原来还有渔场?在哪儿?

周:就在颐和园西堤啊,就是几间房子,现在已经都没了,反正老人都知道。我都跟着挑过。我不到11岁就跟着我爸挑去了,解放以后还接着去挑。起五更,就比如现在的4点钟,要是夏天就是3点钟,我挑的是俩圆桶,我父亲的是方桶。怎么走啊?由东宫门,就是现在的正门,进去,通过长廊,过半步桥,这么绕过去到西堤那儿,这条路现在还有,知道吧?弄上鱼以后再绕回来,出颐和园这个大门,路北就有一口井,把那水倒了再换水,不换水鱼就死了,活鱼啊。完了挑着呢,就在现在广场那儿知道吗?那儿有小车,有时出大门那儿就有小汽车,拉炭的车,把俩桶搁到那车上,搁一个棍搁到人家座儿底下坐着去,到西直门下来,再挑进去坐有轨电车,有轨电车到西单,下了车再挑进去,挑到西单菜市场,我是那么挑。

定:您从那么小就挑?

周:就那么挑。我爸弄鱼吧,还给人剥点螃蟹肉,给颐和园听鹂馆,就是高级饭馆,解放后就给高级党校。比如说我要十斤肉,就得煮螃蟹,煮得了就剥,盖是盖肉,腔是腔肉,腿是腿肉,夹子是夹子肉,就剥啊。擀那个螃蟹腿,刀把这么拿着,拿着刀背,这么一切,刀往这儿一擀,就把肉擀出来了,完全都是整腿肉。我爸是剥盖和夹子这两样,我妈就擀腿儿,那刀的把儿都擀瘪了,都短了一块儿。我是负责剥那腔的,你说啊,就整宿。我那会儿还给党校宰鳝鱼,(鳝鱼)和那长虫似的,一宰就十斤二十斤的。那会儿什么鱼都得宰,元鱼、鳝鱼,要不说这都是报应,你把它杀了它将来也有可能杀你,循环。可是生活所迫,没办法。

我爸卖鱼那会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父亲跟国民党的官儿打架。那官儿是买一条鲤鱼,这鲤鱼活的,过去拴鲤鱼是上边,脊梁背的脊那儿,起那儿系,使马莲系着,提溜这鱼是站着的。就因为价钱,比如说跟他要两块,他给一块八,他提溜着鱼,我父亲正在那边呢,说不行,他拿着鱼就给我爸拽过来了,我爸那会儿也小啊,拿着鱼“叭”就拽回来了,当时别人就拉就劝呢,这可是了不得了,到夜里带着兵啊,就到我们家去砸窗户,说我们家藏逃兵了,就给我爸爸弄走了。弄到哪儿啊?就弄到街政府那儿去。我妈就急了,托的徐会长,就弄的鲫鱼啊,送上人家去,连请安带那什么,这才把我爸爸保回来了。还有一个也在颐和园卖鱼的,是我们一个老爹,我姐姐的干爹,不是和爸爸一块儿的吗,也把他抓走啦。后来他跑了,他跑到哪儿呀?就是现在颐和园那二龙闸,现在它把桥扩进去了,原来桥在外头,藏到桥洞里去了,藏了一宿,没逮着他。

我爸爸这说是九死一生在哪儿啊?过去我爸爸卖鱼,你比如说那打鱼捞虾的吧,偷点鱼呢,叫我爸爸带着给卖去。都穷啊。我爸爸就挑着给卖去了,结果一块儿给抓住了,也给送监狱啦,我爸倒没挨打,在那儿就给倒马桶在监狱里头。后来托人给保出来了,就得了一场病,过去叫霍乱哪,差点死了,都发昏了,本来就说预备了,人家大夫都不给开方子了。九死一生啊。

我爸也没文化,可是慢慢能拨拉这算盘。他认得那老字码,咱们这四是这么写,六是这么写,再一个两横七,知道吧?

定:不知道。

周:这事你也不懂啊?(当场演示):这四就是一个叉儿(〤),一到两横就是七(〧),三道是八(〨),九是这个九(〩),我爸他们记账就这么记。注199

我爸爸这一辈子刚强,穷有穷志气。他爱玩牌,他不会,输了,输了怎么办?家里养一猪,这猪一宰我妈就哭,怎么也舍不得,结果还是给人家还账了。我爸说了,人死了不能赖账,是一根草根,不能拿。

1969年我父亲死的,就得了痴呆吧。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借的棺材,借的我们老干爹的棺材。回老家埋的,就朝阳高碑店。

定:你们还认为那儿是你们的老家?

周:啊,我们那儿不是有亲戚吗?我不用去,打一个电话,亲戚本家啊召集了给打一坑,后来到我妈这儿也是,不愿意烧,也是埋的。那儿离火车道近,现在都平了,找都找不着。但是他们的要求我们达到了,他们的意愿,不愿意烧啊,愿意回老家并骨啊。

4.三生三死

周:原来我们哥儿俩,姐儿五个。哥儿俩都死了,到解放的时候就剩姐儿仨了。没解放之前,一个月就死两口。我大姐是17(岁),本来要结婚了,都放大定注200了,是给我表哥,姑做婆啊,出天花,3天就死了。我二姐怎么死的?按现在说就是肾炎,浑身都胖(pāng)了,不是16(岁)就是15岁。一个月死俩,我妈哭得后来眼睛就不行了。日本(人)进中国,扔炸弹,我哥哥跑啊,跑就摔了,起那儿就死了,不是炸的。他比我大得多,要活着得80多岁了。我那个小哥哥四五岁就死了。我三姐七十三了,比我大6岁,她是中关村医院口腔科的,退休了。我是老四。还一老五,属兔的。老五怎么死的呢?她15岁的时候得的肺病,没钱治啊,那会儿打一支油西林就两块钱。后来政府照顾,送到温泉三疗(第三疗养院)。住院吃药到死,一分钱没用我们花钱。她1969年死的,死的时候21岁,就埋到中直机关南边那儿。那俩姐姐埋到圆明园那边,西苑商场知道吧,后头就是。我哥哥我姐姐都埋那儿了。

定:您小时候读过书吗?

周:小时候我念过几天书。这还有一个说法呢:“短期小学,煤核大爷,早起打粥,晚上上学。”就是原来编的这么一个顺口溜。你琢磨这意思呀,就是捡煤核的这位大爷,就是说你呀,是捡煤核的,穷啊,你能上得了真正的学校吗?上学校交不起学费您就甭上了,就这么哩哩啦啦地上了点儿,今儿去明儿不去的,没钱哪。

定:您捡过煤核吗?

周:捡过啊,捡煤核。我们家不用买煤烧,都靠捡煤核。明儿您问我姐姐,有那机关哪,就人家倒煤灰哪,机关的厨房扒那炉灶灰,到那儿扒拉去。冬天打柴火,今儿说刮大风了,夜里起来,背上那麻袋,搂柴火搂树叶去。打粥,青龙桥过那桥路南往南一拐,在那儿打粥。

要不说呢,我那会儿苦力啊,什么没干过啊。到颐和园那儿拉冰,拉一筐冰给一铜板儿。还给人卖大碗茶去;扛大个儿去;起菱角秧子去,菱角秧子两头尖哪,起下来好栽呀;到菜园子给人家薅草去,一天5斤老玉米豆儿;给苏家起稻苗,颐和园外头都是稻地呀,他们那儿三大户,苏家,谭家,葛家。给张广伍看孩子,一大的一小的,抱着一孩子,还得挑三挑水。在街上给人挑水。给519军队卖货去,还让人打一回,就是大耳刮子。

养猪得掐猪菜啊,一早上就掐猪菜去,到河里洗去,过水一会儿,那叶就支棱起来了,洗完把衣服裤子拧干了再回家,怕挨打。开鱼床子,起五更,跟着挑(鱼)去,哭也不行,哭也得给你打起来;玩也不行,玩让我爸爸瞅见了大嘴巴就抽过来,打我。我妈没打过我。我跟高淑瑞的妹妹一块儿挖野菜去还哭呢,说咱怎么那么穷啊。

我的经历要写能写本书我跟你说,我经历得太多了,三次死我都没死了。我那年出天花……

定:您这说的是哪年的事?

周:我说的是(一九)四几年的事。1946年,1947年这个时间。我快8岁了。我们在西苑街里不是有卖鱼的房子嘛,这边是鱼坑,窝棚,我跟我奶奶我们在窝棚住,我爸爸就不让我们上西苑这边来,不能(与病人)接触,可是我们就来了,来了我就躺在一进门的炕上,我爸爸回来就给我一耳刮子,说不让你来你怎么来呀,打一耳刮子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发烧,就出天花了。你说这是不是传染的?因为种了花了也没管事儿。我妹妹也种了,也出了,很轻,我是重。我姐姐的花三天没出来,死了。注201得了天花日本(人)就给我弄走啦,把我妈把我妹妹都弄走了。

定:把您弄哪儿去了?

周:北京地坛吧。那会儿西苑这街上不让走,都拉着绳子呢。我们住在窝棚那儿,鱼坑那儿,离这街里头远点儿。我奶奶上街里去了,人家问说你家孩子呢?我奶奶说回老家了,结果(被人告发了),我奶奶还挨一大嘴巴,“乒”就扇她嘴巴。要不说这汉奸呢,就这么嚷着:“起来起来快着,穿上衣裳赶紧走!走走走,跟着走!”当时我就挺害怕的,我妈说:“上哪儿呀,这孩子有病了,怎么走?”“走吧走吧,去给你治病去!”

定:把您一人带走了?

周:大人得跟着啊。把我妈,我妈背着我,拉着我妹妹啊,就走啦。带走不少人呢。家里害怕,以为得拿白灰给烧死了呢,结果不是那样,就是囚到(地坛)那里头了。告诉说是医院,实际上没吃过药,就老给你试表。广和居张家,那孩子3岁,到那儿死了,还有一个十几岁的死了,刘家的,西苑的。死了以后就叫你抱着,走出挺老远去。

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大人每天给那么一小盘切的窝头片,黑了吧唧的,一碗杂面。我们小孩儿呢,给那么一碗挂面,反正比他们的白点,饱不饱不管。我去了八天八夜不能吃东西,后来还真活了。那会儿就有自行车了,我爸就骑自行车送鱼嘛,就去给我们送点吃的。送什么吃的?就那棒子面啊,贴饼子,我奶奶贴的饼子,搁点枣啊,哎哟可好了,我就高兴得了不得。“咣咣”桶一响啊,我爸就来送吃的了,我就老惦记着听这桶响。后来慢慢就出院了,回来的时候也没钱,(我妈把我)背一段抱一段的,走到哪儿呢?可能是四牌楼,就找那卖鱼的姓刘,跟人借点钱,坐车回来了。

我日本时候(日伪时期)没死,后来又得了白喉,给东西啊,就嚼着嚼着吐了,嚼着嚼着吐了,喝的水由鼻子出来,饿得都成皮包骨了。我奶奶跟我妈说,别抱着了,活不了了。后来你知道我又怎么活了呢?颐和园后头有两棵松树那儿有个常家,现在他们还有后代,这个大夫呀就到我们家,找两个鹅翎,要了两条鲫鱼,他拿鹅翎裹上那鲫鱼黏子,沾上不知什么药,几人就摁着我,捅进去搅,我当时也记事了,搅出来的都是什么啊?黄的,就跟那鱼肠子似的,起那以后呢,好了。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饥饱劳碌,生气差点没气死了,住了5个多月医院,起那儿出来我就不生气了。

5.日本(人)进中国的时候

周:日本(人)进中国的时候,我那会儿才3岁。日本人往我们鱼坑里头撒白灰,结果白灰把鱼都给烧死了。

定:这是怎么回事呢?

周:不让养啊。我们(躲日本人)跑了一天哩。

日本(军队)刚进咱们这地方来的时候没敢杀,就是日本宪兵队杀人。我们不是有俩鱼坑嘛,我奶奶在鱼坑那边带着孩子呢,我爸爸想去接我奶奶去,一瞅那边有俩日本兵,头喽走一老百姓,我爸爸就没过去,就在鱼坑那儿,把刮到鱼坑的烂纸往出捞。结果西苑街这儿的刘二,他走到我爸爸跟前,(对日本兵)说:“他的明白。”就这么一句话,日本(兵)就:“耶,你的你的,过来。”就把(我爸爸)带走了,带到颐和园北边332路车站后头,日本宪兵队那是。

定:这是怎么回事?没听懂。

周:其实是有一个逃跑的,是逃兵还是八路军呢,反正跑了,实际我爸是看见了,所以刘二说“他的明白”。你知道把我爸打得呀,跟血人似的,这儿(指前胸)一刺刀,跟燕儿窝似的。也是托人给保出来的。后来我爸回来说,说我为什么知道我死不了呢?他们叫那狗咬我,那狗闻了闻它没咬我,我就知道死不了了。我爸说我就说不知道,没看见。

我父亲从监狱回来以后就发昏了,(屎尿都)顺屁股流了,我奶奶死活在家哭啊,背过气去了都。我妈说怎么办呢,二道街那澡堂子的裴二大爷,在张家茶馆给他找了一点大烟,去了,说:“五哥五哥,你抽口,你抽口。”叫了半天,最后醒过来了。我爸就说做了一梦,梦见过一桥,就一独木板,怎么也过不去,我就连爬带蹭啊过来了,过来之后有三间房,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有一女的,看不见上半身,老看见底下,来回转,我一生气开门就出来了,出来我就听见你二大爷叫“五哥五哥,抽一口”,以后就醒过来了。

你知道日本(人)那杀人啊。颐和园头里那儿不是俩桥嘛,北边一个桥,南边一个桥,就在北边那个桥,用刺刀给扎死一个。牌楼那儿也扎死过人,就是日本(人)扎死的。还跑了一个光着眼子没穿衣裳的,一下子给刺死了。这些当然我都没看见,也许我小点儿,可是我姐姐都记住了。住在牌楼南边的那李德华,那会儿日本(人)不是发烟嘛,(牌子)叫黄狮子的,老百姓就跟日本兵换烟,那天他问到一个官的手上了,他说这句话你不懂吧:“勾嘎”(一句日语),意思就是交换,好,就要打他,撒腿他就跑,可他一跑不要紧,当官的“嘟——”一吹哨儿,街上走的日本兵全跟着追,追了一大圈儿,就追到330车站这儿,这通打,他媳妇在旁边这通求情,才算是饶了。这我看得真真儿的。

西苑街那里头有一个集中营,就在现在中直机关进去以后往里走,路南,再往西,有个大房子。注202日本时候都有电磁网,那死猫死狗多了,电死的。里头吊着人嗷嗷儿的,我在那窗户外头搂过柴火,那会儿倒是,也不知道害怕。后来不敢去了。

六郎庄有个葛雄,就一条腿,那条腿就绑一木头,就一根橛儿似的,葛瘸子,一打听葛瘸子都知道,有名的。棒着呢,就颐和园那大墙,噌地就能上去,一条腿,偷日本(人)偷得棒着呢。偷钱板,钱板是什么?就是铁板,他抽白面,偷了好卖钱好抽。进去的时候没有电,出来时候有电,给吸到那儿了,这通嗷嗷叫,后来人家一关电门,他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嘿,抬回去就死了。就说那会儿,唉——(沉默)

那会儿可惨了。拿着盆到中直机关外头等着去,等着说车来了,日本(人)吃剩下的,他们你吃几口剩下的“哗”那么一倒,我吃几口剩下的“哗”那么一倒,萝卜了白菜了什么都有,叫日本汤饭。拿回家就热热吃。所以说不受苦中苦就不知道甜中甜。我说我现在什么都知足,真的,而且我什么东西都怕糟蹋,谁吃都行,就是吃不了别糟蹋。

抢西苑你知道吧?两次抢西苑,这我知道。

定:什么叫抢西苑?

周:日本投降啊,老百姓抢日本营盘。日本兵待的地方,有仓库,什么蚊帐了、燕麦了、粮食了。

定:那时候日本的仓库在什么地方?

周:现在的中直机关哪。国民党时候是208师地下部队,也是在那儿。日本投降时候老百姓也是报仇,家里也没吃,就抢啊,燕麦,麦子,整袋地扛啊。瞅日本人晒的被卧褥子卷起就走,不是换粮食嘛,××他妈不知怎么抢了几个蚊帐来,拿那蚊帐换老玉米嘛。可是我爸不让去。后来看着路边上(粮食)扛不了的,都撒到那儿啦,比如说一口袋他撒了半口袋,我们就在那儿往家里胡噜点儿,就那我爸爸都说我们。

第二次是国民党,老百姓也是穷,抢东西。

定:国民党那次是怎么回事?

周:国民党投降啦,都撤走啦,没人啦。那老百姓还不进去抢去啊?其实中直机关这儿解放就4个小战士,进去就都解决了。就有几个看仓库的跑,不投降,有一个腿打伤了,后来抬回来了,有一个没打伤就给俘虏了。其他就空空的,那老百姓不就抢嘛。

6.婆婆家是满族

定:您婆婆家是满族?

周:满族。黄旗,他们就是肖家河的,肖家河就是正黄旗啊。原来在大有庄坡上村,知道吧?就是国关(指国际关系学院)那儿,后来又搬到骚子营。注203姓高。我结婚的时候老头那小辫儿还有呢。

定:您结婚是哪一年?

周:1953年哪。

定:那时候还留着小辫?

周:后来就剃了。我在他们家还翻出一个箱子,里头有两双鞋,花盆底子,带云头,那做得相当不错,后来孩子们就穿着玩儿呗在院子,那不就穿坏了。

定:他们怎么跟你们家结的亲呢?

周:他们在大有庄,我在西苑哪。我们老公公叫高子舟,在附近有名的啊,过去是瞧风水的,瞧阴阳宅,而且小楷写得相当好。我那个老公公的父亲就在颐和园,那会儿就是看一个殿哪或者看一个门儿,就是干这个的。到我老公公也是这样,他原来是画画的,颐和园长廊,他在长廊画过,专画牡丹芍药。解放以后画那风斗,画俩蝴蝶画一牡丹,或者画一芍药,那蝴蝶跟真的似的。后来人家颐和园不画了嘛,他就转业了,就瞧阴阳,也可能是学的这个。他还有罗盘呢。你要看这地儿干净不干净,一搁这罗盘,干净它就不动,不干净它就“呜呜呜”……后来就“文化大革命”。

定:“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看(风水)?

周:就是给比较亲近的,求他看。罗盘后来交了,儿子也不干,儿子是警察呀,我们老头(指周的丈夫)是警察,不让他瞧啊,说迷信。其实这罗盘要看定位还是……现在有啊。

定:现在又兴起来了。

周:是不是?嘁!老头那部书,毁了。它能天相,云彩天相,什么云是什么相,什么云有什么灾,十三陵哪个陵坐在哪儿,哪年坐的,它怎么盖的,它的出气孔在什么地儿,都有。我看了,都是小楷,这就是文物啊。后来老头跟我要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我没在家,全给弄没了。

我老公公不言语,他也不好串门子,不好跟人聊大天儿,没有,没什么话。他跟我父亲可不一样。老家儿(指周的父母)没跟他们来往过,就没上我们家来过。就说过去满族人哪,礼儿比较多,吃饭一碟一碟一碟的,规矩礼数特多,解放以后就全免了。我那会儿就说我汉族人,我可什么都不会啊,他(指丈夫)说我们家什么礼数都不讲了,他就这么说的。

定:那您进门以后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讲了吗?

周:没讲。我也没给他们磕过头也没给他们鞠过躬,没有。我婆婆也不厉害,连句“他妈的”都没给我带过,那老太太。那老头子也没有,都对我特别好。我特别孝顺他们。我老给他们买吃的,我妈没吃过的东西我都给他们买到了。困难时期我老给他们粮票、钱。

坡上村那儿满族人不少。过去都有财神楼,有的家里闹黄鼠狼以后弄一财神楼,就是做一小房子。五道门。供黄鼠狼长虫刺猬什么的。

定:是不是就只满族有,汉人有吗?

周:汉人?……没发现过,估计跟满人一块儿他也得有。反正我们的前后院都有。可他们家(指婆婆家)没有,我没发现他们家有,我们那老太太不怎么信,我那婆婆。

那会儿老讲说这都是迷信,可我总解不开这个。有的搞附体,就说那人死了以后呢,就附上活着的人了,活着的人说话、声音,有时还有口音,就跟死了那人一模一样,外头纸一烧,他这儿就不言语了。这我倒听说过,也见过这人,真是,是真是假我没考察过,因为我也不注意这个。

我觉得这财神楼本身就是取吉利似的。现在说白了,刺猬也好,长虫也好,它属于自然的动物之类的是吧,是在大自然里边,那就别祸害它。有的人吃它,阅武楼注204那儿去年有一大青蛇,我们街坊那个王福山说:“哎哟,我可没见过那么一条蛇,真漂亮!”他们愣给拿走了吃了。我说吃了不好,要犯事儿。我就这么一说,结果他儿子也有毛病了,闺女也有毛病了,子宫肌瘤摘除,他本身也有毛病了,半瘫,吃着饭筷子拿不了了,突然地。除了儿媳妇,没一个没毛病的。

7.我看破红尘了

周:甭管怎么着,从我心里说,我念共产党好。从解放,我等于翻身,共产党对我是有恩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一解放我们成立一个文工队不是嘛,每年初一、十五演节目去,演那大话剧呀,两个多小时呢,各处还来请哪,我老去(即“扮演”之义)男的。我还参加宣传队,儿童团,站岗,就说有没有特务,检查。那时候肃清一贯道,叫我搞宣传,我爸爸特别支持我。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也是,我爸爸就教育我,说你要算账去,怕人劫你呢,你把公家钱搁贴身了,把自己的钱放外边,说国家的东西你别给丢了,你个人的无所谓,是不是?……我就老记着我爸爸的这句话。

我家窝棚那儿那块地,解放以后政府给我们了,要不我说共产党有恩。给我们了我没能力盖房啊,我献出来给职工盖了宿舍了。

定:给你们的时候你们算农业户还是城市户?

周:那会儿就是养鱼,没有农业,算是居民。

后来我还做过民工,修马路,给解放军前线工程看孩子连做饭,我什么都干过。解放后到合作化,我就搞街道社会工作,宣传员,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啊,土改了,合作化了,工商联合会搞合营了,帮助政府就干这个。合作化以后叫我干了几天农业活,后来人家把地占了,出来以后我就干商业,从1956年就一直到退休。到商业我是什么全干过,卖菜、卖肉,那会儿还搞技术表演呢,女同志我也劈肉啊,拉肉啊,蹬三轮,收购鸡、鸭、兔,各种药材,农副产品,就没干过理发和食堂。我还学过兽医,发展养兔,怎么配兔,怎么发展。后来又搞农业化肥,卖生产资料。完了以后在菜站卖菜,又搞过百货,搞服装卖布,又卖小百货,文具搪瓷,全卖过。当过会计,又当过经理。我也学过会计,我这读书都是自学,一般来讲,初中高中毕业的,算盘都比不上我,我口算也行,当然笔算我不行。这都是多少年了。

困难时期我家老的老小的小,我要把我那份拿到那儿吃,家里不够啊,所以我不在那儿吃一顿饭,早起就喝一碗粥,中午吃一碗土豆,要不就是豆腐渣。晚上有时候在家。那时候我特累,过去盘货都是下班以后,就是不盘货,下班以后搞卫生也得搞到什么时候,有时候我吃完饭抽根烟,坐到那儿就睡着了,把单子都烧了。

你说那会儿日本逮人也好,国民党逮人也好,解放以后枪毙犯人,我都瞧见过。要说解放时候枪毙反革命什么的,我都各个儿瞧,我也不害怕。就在颐和园小街后头枪毙的,现在不都拆了嘛,在那儿看枪毙的时候我踩那一脚血!那人姓赵,没死,又给他扎了17刀。那会儿刚解放,要是这会儿不就死不了了嘛。那会儿刚解放,跟国民党有牵连的就什么。所以要不说我一直都是“男性”,不知道害怕那会儿,真的。

后来运动来了,什么“五反”啊“四清”啊,没人整我。问题是什么呢,你别占便宜,你心里很踏实。你把我当运动的动力,但是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干,我不能冤枉人,怀疑人。这怀疑人顶损了,你怀疑我我怀疑你,这不是就净掐了。说这汤我端走了,我什么时候端走了?谁瞅见了?你瞅见了吗?没瞅见你怀疑你算干什么的,你审案哪?“文化大革命”时候人说:“走,上天安门那儿看看。”我不去,我看不下去。

人要是知道寒碜二字、羞耻二字,什么坏事都做不了,真的。“文化大革命”整人,一个是公报私仇的,一个是嫉妒,我穷你阔,嫉妒你,还有一个是单位里我就想当官,我踩你我就上去了,就这三种人。

我爱打抱不平,四季青那李墨林,劳模啊,注205上那车我跟着,你斗行你不能打,谁打也不行。还一徐××,他是外科大夫,我管他叫徐大爷。谁有点小毛病,上医上药,没钱的他不要钱。(把他)撅起来挂铁丝儿,完了还给撵回家去,单位都没有了。你没瞅哪,在中关村一小,拿鞭子打我们那书记嘿!我说这是批判会啊是打人会啊!我才不怕呢,大字报给我贴,你贴!你打我一个试试!

定:您那时候出身好,所以您不怕。

周:说实在的我跟你说,我都看破红尘了,为什么我现在修(行)啊,我都看破红尘了。

定:您现在信佛?

周:我敬佛,不能说我信佛。因为什么啊?我是党员哪。我1986年入党。我应该是1964年的党员,填了表了,组织谈话,因为我这人比较正直,他们排挤。

我说我原来杀生太多,我也应该反思,那会儿杀生是生活所迫,那时候什么都吃过,狗肉还吃过哪,现在我不吃狗肉,兔肉、驴肉、马肉都不吃,我不杀生了。土鳖虫是药材,可是活着都给它焙了,我舍不得,我不行。

我父亲跟我说这话,谁对我们家有恩,后来我都报。像我们那些老街坊,岁数大的,死了我帮着给穿衣裳,一点都不害怕,没事儿,不觉得什么。

我净给穿衣裳了,老舅妈、老舅死,都是我给穿的衣裳。还有五叔,这老头焊洋铁壶,那东西做出来真地道,什么汆子、盆、铁壶,特好。老头这一辈子就“吭吭”打这铁啊,颐和园的门槛包的那铜,都是他包的,他给颐和园做了不少活儿,老头子的功劳不小。他闺女不是他亲生的,是她妈带着她3岁嫁到那儿的,闺女在那边玩牌,都是我给看着这老头子去,就他这闺女,他要想吃鸡,她都不给买。我说你这亏心不亏心呢?老头子吃只鸡有多少钱哪!所以他闺女现在糖尿病。老头99岁死的,死之前我给包的馄饨他吃了。他姑爷和街坊的一个小子,俩人给他穿不上去这衣裳,移过来移过去,后来我去了,我给穿的衣裳。后来他那姑爷给老头子磕头啊,我说磕吧你,你应该磕,因为老头子这份财产你擎着了。你说我要是不给他做到了,我这心里怎么能平衡啊。

我们对门儿有个赵二叔,卖油盐酱醋的,我这算盘就是跟他学出来的。他跟我父亲是对门熟户啊,父一辈子一辈的。人家怜惜过我们,大年三十我们没有饺子吃,吃不上,他给我们拿了3斤白面两棵白菜去,让我们吃顿饺子。这人我后来也报(报答)了,坟地我给找的。

我在中关村副食店干了4年,现在人见了我还喊妈。人家没老人的,没妈的,到年下我接他们到家,给他们做顿饭。谁结婚了我也去,养活孩子我也去。我就觉得我当这个领导,就跟那托儿所的阿姨似的,我不能叫人受委屈。

就一辈子来讲,咱们就与人为善。我不坑人,我也不说瞎话。涨工资给我涨我不言语,不给我涨我也不说什么。一分钱这是我的就是我的,一百块钱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送礼的事儿没我,那不踏实。现在我退休我多踏实啊,你们都他妈的占单位的便宜,又吃又喝又玩儿去,我没有,我凭我自个儿劳动挣的,我劳动换来的钱,我玩儿去我多踏实。

我刚解放的时候学打腰鼓,进城啊,庆祝公私合营啊,那会儿年轻。(现在)我们就组织一个腰鼓队,我就教他们,老有所乐吧。每年我带他们玩儿去,哪次都超过20多人,最多达到32个人。都六七十,最大的80多岁老太太,我就带着,16个省市,海南、桂林、丽江、大连,就差没去九寨沟了。都是自费。过年儿子给点压岁钱,就留着去玩儿去。每次我自己都得付出一千多块钱来。我给别人照相不要钱。我都想开了,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给人家开心,我也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