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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文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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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生性诙谐,爱说笑话。他对门下子弟李鸿章和俞樾曾有评语:“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章士钊认为康有为的文章,多有夸大之词,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也。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也实现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使得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枝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做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做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齐白石崇拜王闿运,曾拜王为师,但王闿运私下说,齐白石的画还可以,诗则是薛蟠体。胡适认为这个评价很不公道。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新青年》为编委轮流制,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刘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复古谬论,胡适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氏兄弟对胡适的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

黄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章本人其实最想为孙中山写墓志铭,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的学生刘节等人请陈撰文纪念,这就是有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他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故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问:“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生气了:“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他才缓和下来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权兴在巴黎读书,看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直至神经衰弱,终于在一次散步时晕倒,大病一场。病中大热大泻,昏昏沉沉,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他遨游空中。他后来觉得“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几次用‘金发’做笔名,后来朋友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说:“我的笔名之所由来,完全是一个梦的结果。”

汪原放标点古典书时,遇到一个问题,旧小说里有些淫秽的地方,若给青年学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么办。胡适之主张删节,用省略号表示有删节。陈独秀说,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省略号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最后依了陈独秀的意见。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发现后笑容满面地问:“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一本正经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的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叶德辉为大藏书家,他喜欢在珍藏的图书中,夹入一两张春宫画片。好友陈子展问他何故,叶回答说:“避火。”因为“火神原是个小姐,服侍她的丫鬟达三十六位之多,后被玉皇大帝贬为灶下婢,因此她变得躁急易怒,她平时穿淡黄色,一发威时便穿红衣而引起火灾,但因出身闺阁,在盛怒之时,若看到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来,避了开去”。

常书鸿在巴黎求学10年,那正是现代主义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常无法接受那些颠狂的技术,甚至对毕加索也只喜欢其早期作品,对毕加索后来的立体主义画风深恶痛绝,但常书鸿更年轻的妻子叶兰却喜欢艺术的新奇。有一次,他指着毕加索的名画《镜前的妇人》说:“这是绘画变了质,实在令人嫌恶!”叶兰辩护说:“这是令人嫌恶的,可是,萨特说得好,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有时也吵架。一次话不投机,他们争吵起来。金岳霖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张奚若马上说,你才真是缺乏理智与情感。

赵元任与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海夫油鬓?”(Dear Y T.,How have you been?)林语堂非常喜欢。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章太炎的经学,他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无较好的作品。鲁迅虽为联盟尊崇,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陈寅恪爱作对子。1926年,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陈对学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1930年,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去看他,送其所编的《科学与文学》。陈随手翻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额“儒将风流”。因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说。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拟国文试题,陈出对子“孙行者”一题,引起舆论大哗。

1935年,胡风发表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轰动文坛。林语堂误以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则语:“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两篇万言大论使文坛为有这样一位理论家震惊,尚不认识胡风的雪苇以“伟大”许之,后来雪苇为此吃尽苦头。

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他为文坛繁荣作出了贡献。他是萧红《生死场》的最早读者,直觉萧是有才华的女作家:“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这里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萧红的这部杰作原没有书名,胡风读后,给它取名为《生死场》。

瞿秋白说自己是“一个不适合当官的人,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期当上了一个注定犯错的领导者”,他的文才折服了不少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对印,瞿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

民国学人在北平多会染上收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有传染性。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说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二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等袁同礼分手远离蒋的视野时,蒋就转回去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赶到向书主购书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1936年底,丁玲在聂荣臻部队里工作,收到毛泽东电报,是毛专门写给她的一首词《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7年,阎锡山路过江苏无锡,登锡山游览,忽然对他的随从们说:“我有个对子的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请大家对个下联。”随从们无人能对,阎十分得意,登报公开征求下联,好长时间,无人应征,几乎成了绝对。1945年范长江跟陈毅到安徽天长县时,突然灵机一动,对陈说:“有了,有了,阎锡山的对子我对起来了!”他的下联是:“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

沈从文到中国公学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看见黑压压的人头,心里一惊,呆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10多分钟就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行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除了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还有郑昕、沈有鼎(字冗三)等人,在紧张教余、撰述之余,学者们也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见解,金岳霖有严重的畏光症,经常戴一副眼罩,郑昕则喜欢喝酒,搞逻辑的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唯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1938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炼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有人说,当我们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瞿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

田汉性格浪漫。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田汉吃饭,讲明一桌,结果田汉带去三十人,黄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即席赋诗,也是哈哈大笑。

徐铸成说,张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俞颂华在评价王芸生文章为世人所传诵时也说:“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冯友兰在西南联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其本人则倡人生哲学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友兰答说:“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抗战时期,陈寅恪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有幸在旧书店购得店主昔年在常塾钱谦益旧园中所拾之红豆一粒。他后来写道:“自得此豆后,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陈寅恪认为:“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叶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停)!”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有学生问他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钱钟书说叶先生太懒,郑洪年称他为“外国名士派”,闻一多则呼他为“二毛子”,指他精通洋文不懂国故。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K Goedel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的这段对话,对殷海光影响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却。

汪曾祺上过闻一多的《楚辞》和《唐诗》。他记得闻一多讲《楚辞》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汪当时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参与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闻一多对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他写信给闻先生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并且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的意见。闻一多回信说:汪曾祺对他“高射”了一通。此事在当时传为趣谈。

吴易硕人极矮小,至死八十四岁,头上仍盘一小髻,似道士一般,无须,故有“无须道人”一印。初一见面,几与老尼姑无异,耳聋,但有时其子女小声谈老人贪吃零食等,他肯定会开口声辩自己并不多吃。有人说:他的聋,是做作的。朱疆邨跟他老乡,交谊最深。他晚年如有人请吃酒席,逢请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时就腹痛不已。朱集成语赠他:“老子不为陈列品,聋丞敢忘太平年。”

吴湖帆画名卓著,而忌惮游山玩水,中年后受冯超然影响,以一榻横陈,自乐不疲。张大千曾嘱陈巨来劝之,以为应多游名山大川,以扩眼界,以助丘壑。吴湖帆笑对陈说:“你告大千,吾多视唐宋以来之名画,丘壑正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何必徒劳两脚耶。”

冯超然说,我画无师,在松江当店为学徒时,买得一部同文书局印的《三国志》,像锈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张插图,我用油纸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画人物,无论什么姿态,我都能画。其坦白令人可佩。

1949年10月,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那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皇皇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20世纪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谈到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卜少夫曾说,他好酒但不嗜酒,并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赠一联曰“海枯石烂从来少,燕叱莺啼尽可夫”,把酒女海燕与他的名字嵌在联句首尾,颇有讽劝之意,他不但不介怀,且欣赏联句并将之公诸《新天》,遍示好友。

刘白羽本为作家,但在运动中整人厉害。在作协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则相当“正经”,他会跟人谈什么作品、作家。有一次他问韦君宜:“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韦说她喜欢屠格涅夫,刘就此谈下去,说他自己以前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人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韦君宜承认,他的审美眼光令人叹服。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二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建国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居家艰难,长期住在胡同里。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李敖在“台大”“眼高于顶”,教授们对李敖也不敢小觑,甚至敬而远之。当时考研究所必须通过口试,而主试者,便是院长沈刚伯和姚从吾等著名学者,大家环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间,但无人提问,因为李敖的学问他们最了解,实在无考之必要,于是大家都望着他笑。最后,院长沈刚伯发话了:“你还要穿长袍吗?”众人遂大笑,录取了李敖。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1978年3月,北京开科学大会。潘怀素在温州对学生黄河清说要去北京献礼,献自己乐律研究成果的礼。潘让黄先发电报给科学大会、郭沫若、黄镇。电文由潘口述、黄记录,非常长。那时电报费一个字七分钱,花去了黄半个月工资。潘怀素在没有回音后仍执意赴京,黄磬囊而出,给了他四十块钱,买了张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临别前夕,黄河清写了首诗呈老师: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只唱善美真。此回当奏纯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

马三立对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说,健身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采取不同的锻炼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每天用手摸脚面,用脚踢屁股,扭腰转身,拍打前胸后背。”“文革”时,马三立在“牛棚”每天坚持搓脸、磕牙两次,每次十分钟。他偷着磕牙时,被人发现了,硬说他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大会批、小会斗,他才中止了磕牙。

钱钟书言语刻薄,有语不惊人不休之意。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钟书、施蛰存等人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钟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讲演。在满座博士面前,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时,一位听众霍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什么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钱钟书曾在余英时等人面前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余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余本想对文人相轻的学者说,陈氏那一番考辩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钱钟书正在余家做客,这句话余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