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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骨气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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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与慈禧争辩,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无以应。

1903年,温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雳埠锡矿做工,多年的苦难炼出了他刚烈的性格。一次,当地技师无理鞭打他,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1929年,训政时期,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对胡适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多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林派叶独醒去请许春草,许问叶:“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

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犟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地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一交涉对象。”吴的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

日本侵占华北后,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华北伪政权的建立,以当时住平津的官僚军阀为其理想人选,他计划以靳云鹏、吴佩孚任总统,如两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而以曹汝霖为总理。经过分头接洽之后,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相识,对参加伪组织的问题,他既不敢公然拒绝,更不敢再给自己加一层罪戾,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等周旋。正在举棋不定时,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并嘱他不必离开北平,因此曹决定不在伪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虚云上人在昆明办滇藏佛教分会时,云南民政长官罗容轩秘访上人,因皈依上人的弟子数十万,多对上人供养。罗从上人处证实上人积蓄过百万,便向上人要钱,虚云带罗容轩出房走进大殿,手指菩萨说:“他若开口说给你多少钱,无论多少我都给你!”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元培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史量才办《申极》,为政府不喜。他曾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史置之不理。吴等人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五十四岁。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蒋介石曾想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他通过王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刘健群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回敬说:“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

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历数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1940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俞颂华离开重庆到香港。他说:“我们所珍重的是名节……名利身命,粪土而已!”香港沦陷后,他在友人的店中当管账员。在日机的轰炸下,他坦然地对朋友说:“吾人所重者,志节。身命土苴耳。今其试验时矣。”

1945年秋,戴笠陪同梅乐斯去东南视察,故意绕道去他的家乡江山县。他们到达一处农家门前停车,下来后,一位老农连忙招呼儿孙们为他们搬出桌椅,叫人冲茶。戴很得意,为表示亲近,他用家乡话和老农交谈起来,满以为会受到更大的欢迎。谁知他的家乡话一出口,老农便问他贵姓,等他说出之后,老农马上大声对他家人说:“我道是什么人?原来是戴春风,不要冲茶了。桌椅给我搬进去!”弄得戴笠无法应付,也不知如何叫翻译向梅乐斯解释。随从们责问老农,老农很干脆地说:“别的人我们还愿意招待一下,戴春风他自己清楚,他在我们家乡干过什么?他的母亲还住在家里,他敢把我怎样,他还要不要娘?”原来戴笠年青时为江山县有名的恶棍,家乡人恨之入骨。他虽然发迹了,但有骨气的人始终看他不起。

1951年7月,三十年建党大庆,大家都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的文章。因为张东荪自建国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叶笃义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张拒绝了,他说,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刘鬃要新凤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吴祖光离婚,刘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新凤霞说:“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1973年10月,“批林批孔”活动展开。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梁漱溟表态。81岁高龄的梁侃侃而谈,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他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话,完全跟中央“文革”唱反调。消息传开,轰动北京城。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主持人目瞪口呆。

马寅初的倔犟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