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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修辞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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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以狂出名。一次与曾国藩议事,两人不和,曾说:“季子自鸣高,与我心期何太左!”左对曰:“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

左宗棠曾题神鼎山一联:“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将此联派专人送胡林翼转曾氏,请共同删改,试探胡曾两人意向。胡拆看后,一字不动,加封转曾,曾将“似”改为“未”,原封退胡,胡拆阅,在笺尾加了两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问鼎之意。

曾国藩打下南京以后,劝其称帝者不少。一天晚上,曾国藩审完李秀成后,入卧室休息,30员将领集于前厅,要求接见。曾国藩问九帅(其弟曾国荃)来了没有?等抱病的曾九帅来后,曾良久不语,后命左右取来大红笺纸,挥毫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掷笔而去。众人咋舌,叹息,点头,木然呆之。曾国荃始愤然,继则凛然,对众人说,谁敢有什么话说,此事我一人承担。众人听后才散去。

丘逢甲“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年仅14岁由父亲陪同到台南参加院试,得到主考官丁日昌的赏识。丁出上联“甲年逢甲子”,丘对以“丁岁遇丁公”,因此被丁赠以“东宁才子”(台湾才子)的美誉。

1898年4月,康有为在广东会馆发表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他说:“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

辛丑议和,李鸿章与张之洞意见分歧,李说:“香涛(张之洞字)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反唇相讥:“少荃(李鸿章字)议和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当时文人认为这是一副绝对,妙趣天成。

慈禧为废光绪,曾向各省督抚发密电征求“废立”意见。两江总督刘坤一立刻回电反对,说出了日后流传甚广的名言:“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

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章太炎写下一副对联,传诵一时:“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当时山河破碎,大厦将倾,而朝廷为祝寿仍然要大庆,仍然要收重物,故章如此说。当时在湖北的辜鸿铭也口占一首《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清末,段祺瑞带兵去打汉口的革命党,他忽然带头给朝廷打来一个电报,说什么兵力单薄,粮草缺乏,劝皇上退位。这一来把清朝给交代了,成立了民国,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当上陆军总长,执掌全国兵权。世人称段,“三句话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

张勋复辟,黎元洪避难日本使馆。段祺瑞“再造共和”,继任总理,他亲至日本使馆谒黎,请其复职。黎以此次明令张勋率兵入卫,酿成巨变,应负全责,愧对国人,决心下野。黎通电语极痛切,系出于饶汉祥之手。此君长于骈体。通电之末,有警句云:“岂有辞条之叶再返林柯,附溷之花重登衽席。心肝俱在,面目何施!”

辜鸿铭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只见一个茶壶倒多个杯里,未见多个茶壶往一个杯里倒水。”

1919年5月9日晨,蔡元培悄然离京赴天津,随即南下上海、杭州。离京前,他曾留下一则《启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他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

1921年底,张作霖拥立亲日派的梁士诒组阁。梁与日本密商山东问题,答应用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同意将该路作为中日“合办”。吴佩孚得知后立即痛骂梁内阁“卖国媚外”,张作霖则公开指责吴佩孚作乱,破坏统一。两派冲突渐趋激烈,指责电报你来我往,其中吴佩孚驰电回击张作霖说:“大浩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

张宗昌能诗,其“笑刘邦”曰: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其诗中“奶奶”应读作“奶奶的”,以骂娘的话入诗,真是狗肉将军本色。其二,“俺也写个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起句妙,足以流传后世。末句开始拽文,估计是经过了文人修改,“吞扶桑”实际上是句当时流行的空话。

陆小曼对徐志摩说:“你不是我的茶壶,你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公用。”

张伯苓办南开大学,初期困难重重。在经费的筹措问题上,主要靠个人捐款,但私人有能力捐款者,多不是有社会良好声望之人,如政客曹汝霖、军阀杨以德就给南开捐助很多,学生因此抗议,反对曹、杨为学校董事,认为不能以校董换取捐款,否则有损南开名声,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林语堂撰联自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世称其为“幽默大师”,他曾举释迦、基督、孔孟老庄之言来阐释幽默精义,说是:“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但我们也都是可以被宽恕的。”

1930年2月,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吴稚晖劝冯玉祥放弃干戈,冯亲拟一电报致吴:“南京吴稚晖先生:顷接先生之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数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岂不太好看乎?请先生谅之。冯玉祥寒日。”

吴佩孚到北平后,华北局势日趋严重,驻北平国民党高级负责人经常有所更动。从张学良、何应钦、黄郛到宋哲元都按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费。1933年1月段祺瑞南下时,蒋介石拟派人迎吴南下,因吴表示不愿而止。当时上海商会电箴吴保持晚节,吴有皓电回答说,“生平期关岳文史,春秋内外之义,尤所兢兢。旧京寄迹,殊服异俗之宾,从未一入门庭。”

邵元冲到广西游玩,见李宗仁、白崇禧,私谈后特到西安见蒋,恰好碰上西安事变。别人住在招待所平安无事,独邵大为恐慌,跳窗出去,被士兵开枪打死。南京报纸说他“闻蒋委员长有难,特越窗赴救,政府待以国葬之礼”。

抗战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审判长问王造时:“被告王造时你们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不是要推翻现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答说:“审判长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权’混为一谈了!政府,乃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政权,则是指国家权力,亦即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保证其实现……审判长先生,你所问的政权推翻某政府,这样的问题就是逻辑混乱,概念错误!”

郭沫若劝周作人离开北平,写“国难声中怀知堂”,文章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调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说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较多,假使他“到南边来”,“用不着要他发表什么言论”,就是对日本人的一服“镇静剂”。

抗战期间,爱国华侨陈嘉庚向重庆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此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张季鸾有“新闻奇才”之称,他曾有《杨将军不写九宫格》文,记杨虎城西安事变后遭囚禁的生活:“将军获遣三四年,以生龙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时,处穷乡僻壤之地,苦闷无聊,可以想见。左右因便进言:何不以习字为功课!习字能养性,得静中之乐也。将军深嘉纳之。于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宫格子,日书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积旬日,及稍稍有规矩,颇以自喜。左右有谀之者曰:佳哉,将军几入格矣!将军闻言,忽有所感,则大怒,裂其纸,并墨砚而碎之。左右方惊无所措。将军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里,愁苦不可解,今并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无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从此将军不复习字,苦闷无聊,遂一如往昔。”人称“这样的文字,可与《史记》媲美”。

苏青著有《结婚十年》,其为人既不革命也不女权,她要的是妇权——家庭主妇的正当权益。其妇权主义纲领仅将圣人名言句逗移前一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二战中,甘地与英印政府矛盾一度激化,与尼赫鲁等人被捕,蒋介石多次呼吁双方和解。由于甘地绝食,生命垂危,蒋致电在美国的宋美龄,要她“面商罗斯福总统,从速设法切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先生,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罗斯福对印度总督说:“无论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绝食而亡。”印督答称:“如彼欲死,似无办法。”宋美龄插手,使英国政府极为恼火,向外长宋子文抗议,宋答说:“这件事不足为奇,因为蒋夫人是位妇女,说话时会感情重于理智。”

顾维钧的态度非常雍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他对人总不称“你”而称“您”。他说:“在外交上讲话,一定得有礼貌。例如知道对方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话一定得这样说:‘我相信您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吧。’”

抗战期间,文化界人士聚会重庆。一天,曹立庵陪柳亚子和郭沫若在重庆街头小饮,酒至半酣,柳亚子乘兴对郭沫若说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一听心领神会,立即含笑回敬一句:“诗人毕竟是英雄。”吟罢二人相视大笑。

抗战结束,中国报纸流行“八年抗战,最后惨胜”。

夏济安与卞之琳是同事,过从甚密,日记中颇多涉及卞的恋爱情感生活。如1946年2月1日:“卞在补牙齿,酒后发牢骚云:少年掉牙自己会长,中年脱牙没法长全,少年失恋,容易补缺,中年失恋才真悲伤。张某某之脱离他,对他真是一大打击,痛苦不过偶然表露一下。”

1948年,国民政府结束训政,举行全民大选。竞选活动激烈,于右任参选,其人书法闻名国内外,连夜赶写了近千幅“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准备分赠国大代表,以示亲切和拉拢,记者问他参选有何后盾,于答:“我有条子。”记者大吃一惊,于恒无私产,何来金条?原来是指其赶写的条幅。

20世纪50年代,大陆大批胡适。在一座谈会上,与胡适有关系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周恩来在外交上显现出极大的天分。有一次,一位美国记者问周恩来:“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周恩来回答:“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叫‘马路’。”美国人又问:“在美国,人们都是抬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低着头走路?”周恩来说:“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要低着头。”

反右后,章伯钧跟储安平聊天说:“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接着又说:“我这里收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20世纪60年代初,章诒和与母亲李健生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时,遇见聂绀弩。其时的服务员都很神气,催她们上菜,带答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聂生气了,对章两人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在等着上菜的时候,李健生问聂的工作情况。聂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李问:“好在哪儿?”聂回答说:“我都和孤家寡人(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

陈寅恪在抗战时写给劳干、陈述的信中说:“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到了20世纪60年代,胡乔木、陶铸拜访陈寅恪,陈谈到自己的书稿难于问世,发牢骚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赶紧劝慰道:“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林昭身陷囹囿,其同学张元勋冒充未婚夫探监,林昭同样机智回答狱方,事成。会面时,林昭揭示说:“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林昭毫不顾忌在场之“政府”,她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

林彪仓促“叛逃”,其乘坐飞机被空军雷达发现,空军司令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拉截,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文革”后期,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名教授进江青组织的梁效写作班子,舒芜作《四皓新咏》:一、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道。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二、诗人盲目尔盲心,白首终惭鲁迅箴,一卷离骚进天后,翻成一曲雨铃霖。三、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筦钥护奸谋,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四、进讲唐诗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义山未脱挦扯厄,拉入申韩更奈何!

1979年,当张志新的名字出现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媒体上时,整个社会震惊了!一时间,为张志新写下的诗歌传诵在中国大地:“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韩瀚:《重量》)“一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对准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胸口!……中国的良心啊,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清明雨,洗不净不清明的时候——野心取代了良心,兽性代替了人性,权力枪毙了法律,暴政绞杀了自由……”(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松林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面,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以电报形式发到后者手中。蒋经国最爱说:“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国家。”廖承志对此大加赞赏:“旨哉斯言,何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廖还在信中说:“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清希珍重,伫候复音。”

李敖说了这么一句话:“神话有三种:第一,盘古开天地;第二,台湾独立;第三,台湾反攻大陆。”

陈光甫说:“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上海银行是苦出身。”“银行一事是为耐劳守苦者终生之职业,但绝非吾人投机发财之地。”

冰心晚年,当人问起她的近况,总是平静地说:“我是坐以待毙。”既是毙,也是指币,表示她坐等稿费的来临。

有人问美国越战纪念碑设计者林璎:“你认为人们会喜欢你的设计吗?”这个年轻的女子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他们会被感动。”

沈君山为人称台湾四君子之一,他早于邓小平主张“一国两制”,后为区别邓公国策,称为“一国两治”。

于省吾说:“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

启功常有妙语,他的“自叙”:“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识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烦烦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从此后,定收摊歇业,再不胡抄。”

启功又有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湊。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