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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信念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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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说:我死后,华夏文化亡矣!

林则徐被流放。临行前,他将在广东时所译之《四洲志》、《澳门日报》、《粤东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图样,统统交给魏源。魏以关山路远之词劝林保重,林说:“善始者不必善终,如不出逆科,则徐此生无能为也,寄意丹青,徒发清议而已。唯愚兄所托著书之事,望贤弟刻意为之,务使大清臣民早开智慧,舍此则无可御侮矣!”

曾国藩认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拜上帝,不仅是他的敌人,也是全民族的敌人。他在“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没有趁机逃走,她对来劝她离开者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8年11月10日,梁巨川在北京投湖自杀,遗书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为本位,故不容不殉。”突现了其“必将死义以救末俗”的志愿。梁的自杀,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新旧两派的人物都对他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极大的敬意。

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他的理想就是办一份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相信新闻记者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对于他的捍卫言论自由,冯玉祥给的评价是:“飘萍一枝笔,胜抵十万军。”

陈其美有一口头禅:“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除此之外,他为人题词书赠还爱写以下一类壮词:“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惮鼎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有万夫不当之慨,无一事自足于怀。”

民国时期,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有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对人家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五四运动时,李大钊年仅30岁,年轻的教授说:“只要你心中的光明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3年秋,冯玉祥在任“陆军检阅使”时,元配夫人刘德淑病逝,很多人想成为新的陆军检阅使夫人。冯玉祥择偶的方法特殊,他采取面试以定成否。冯问对方:“你为什么和我结婚?”许多姑娘羞涩地回答说:“因为你的官儿大,和你结婚,就是官太太。”或是说:“你是英雄,我爱慕英雄。”当马伯援介绍李德全和冯玉祥见面时,问李德全为什么要和他结婚,李爽直地说:“上帝怕你办坏事,派我来监督你!”冯对这一回答,频频点头,认为这个女子不凡,随即奠定了两人结婚的基础。

杜威、胡适和蒋梦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屎壳郎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快到上面时忽然滚回原地,屎壳郎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结果仍遭遇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胡适和蒋梦麟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1927年7月,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父亲林良英问她毕业后打算做些什么?她说想考协和医科大学。“协和?那得几年?”“八年吧。”林巧稚故意说得很轻巧。继母在一旁大声嚷起来:“啊,八年?那得多少钱啊!”“每年总要四五百个大头(银圆)吧。”林巧稚嗫嚅着低下了头。“上大学干什么?女孩儿家,嫁个好人家才是真的!你现在已经是二十出头的人了,再上八年学,还嫁给谁呀?”继母说。林巧稚倔犟地回答:“那我就不嫁,一辈子也不嫁!”

由于跟北伐军许崇智产生矛盾,使许春草对武装革命大大失去信心。从1923年起,他就不再参与国民党活动,基本上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回头来致力于民众运动。日本特务及台湾流氓多次阴谋暗杀,许春草毫无畏惧。他从来没有携带自卫手枪,更没有保卫人员。有一次,朋友来告: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接受任务,非杀许春草不可,劝许谨慎。许春草说:“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陈长福无法害我。”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蒙文通年青时曾请教何拔儒:“先生,主流历史学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说:“历史不是一次就写定的,谁写在最后,谁写得最好。”何讲了自己在留学期间听到的许多故事:发现集合论的康托尔,发现非欧几何的罗巴切夫斯基,发现群论的伽罗华,都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康托尔,罗巴切夫斯基很年轻就获得了教授头衔,但是他们产生了新创见后,不被自己的老师、朋友、亲人、同事所理解,并备受打击,被逼疯,被逼死或被逼去参加决斗。这种现象也许长期难以改变,因此他愿意埋名乡里,多做些具体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捕。他在狱中以“六面碰壁居士”写诗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只能期待着,哪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军越过长江,上海被接管迫在眉睫,很多知识分子考虑离开大陆去台湾。林同济的父亲认为孩子有太多“不良”记录:“以你这样的思想,和共产党相处你是会遭殃的。”他劝儿子尽快去台湾,林同济脱口而出的话是:“中国若亡了,吾与汝偕亡。”

20世纪50年代初,陈寅恪对自己的学生汪篯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他还说:“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殷海光说:“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雷震在狱中没有低头屈膝。在写给儿女的信中,雷震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作证明。”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中国大陆的政局(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每每中的。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轻松回答,“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成舍我16岁时立下志愿,“办一份真正独立的报纸”。他从事新闻业80年,坚信“新闻是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府的力量”。

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