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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变异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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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未捷前,上万言书,大谈时政,又著《伪经考》以惊鄙儒。一时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为宣尼复生,遂呼为康圣人。礼闱既捷,声名愈大,虚声所播,光绪皇帝亦颇闻之,将为不次之擢。翁同和窃窥上意,就力保康有为,说是“其才胜臣十倍”。又怕他日或有越规,乃加“人之心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以为如此言语,可以不至受过矣。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对没有来得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开凌辱,如肃亲王善耆、御史陈壁等人,被迫去挑大粪、运石头,当时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蔚为奇观。怀塔布当时官居礼部尚书,是慈禧太后的姻亲,被用来拉车。一个洋鬼子坐在车上,手拉缰绳,不时用手中鞭子抽打他的脊背,啪啪作响,怀尚书回头笑说:“老爷子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几趟,不会拉错地方的。”

《辛丑条约》后,清廷下“罪己诏”,始施改革,几乎尽行康梁当年新法。而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特权的扩大又导致腐败的加深。孙中山当时就说:“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

良弼留学东京士官学校,亲见革命风潮之烈,归而语满人大佬说:“不用害怕,这些人每月给他们数万金银,赏一顶戴,他们就会闭口了。”后来的袁世凯也是对付人事里手,惯技就是以钱铺路,黄远庸说袁世凯是良弼的徒弟。黄的车夫与一车夫当街吵架,站岗巡警云:“得了,得了,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黄以为对付之思想亦是专制教育之体现,说这位巡警是袁世凯的徒弟。

袁世凯做总统后,极为提倡尊孔,他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1913年起,他连续发布了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庙祀孔;12月,到天坛祭天。

严复年轻时对清政府的昏庸颟顸大为忧虑,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战争后,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从此,一直不受重用。直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严复长子严璩也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他对革命持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

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后,徐世昌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世凯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

康梁革命失败后,康有为日益保守。从政治革命到君主立宪,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到墨西哥、印度等地考察后,他自承:“吾自游墨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12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他终于愤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辩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孙中山应邀北上,但到天津后,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张作霖在宴会上说:“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唯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则虽流血所不辞。”

胡汉民曾对张学良说,当年在总理面前是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他。总理总是派汪精卫到外面去办外交,干这些事都得说假话呀,不能说真话。因此,汪精卫习惯了,他跟谁都说假话,而胡汉民是办内务的,得说实话,他在总理面前什么都说,结果得罪了总理。

1927年,井冈山的边区特委开会时,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写上各人的出身。陈正人读过两年师范,未读完初中,在这些大老粗中间,他算是知识分子了。开会选举,他当选为特委书记时,有人说:“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结果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陈为谭的部下,书记的事情却都是陈正人来做。近四十年后,陈正人在“文革”的“牛棚”里,想起这件往事,感叹说:“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啊……”

北伐完成,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根基稳固,开始不买元老们的账。某日,张静江约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聊天,对蒋发泄不满,要求大家向蒋进言。吴稚晖说:蒋先生个性倔犟,自信力极大,大家不宜进言。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吴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迹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1954年4月,吴国桢见到刚从台湾来美的胡适,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相当一致。谈话中,胡适问及台湾政治犯的人数,吴回答说一万余人。胡适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后来,胡适再度亲近蒋介石,回到台湾并撰文为蒋辩护,甚至指责吴国桢的“背叛”。吴国桢只好公布了这段谈话。

潘怀素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潘同邓演达交情很深,1930年和邓演达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他们在屋里开会,季方是在门外站岗放哨的。建国后,季方做了主席,潘怀素是布衣学者之身。有一次潘怀素去找季方,季对潘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反右期间,有关方面要龙云承认跟陈铭枢结成了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龙云当场拒绝,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铭枢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起,这个事怎么能行呢?

溥仪被改造后,政府组织他和其他战犯去东北参观,他们到一户农家,主人刘大娘不知他们是何人,忆苦思甜,控诉在伪满洲国时代的悲惨生活,由蔬菜又谈到从前吃糠咽菜的时代。刘氏拉开一只瓮盖,让溥仪看里面大米。其子笑她:“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她说:“现在没什么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头看见过几回?”溥仪受不了,起立低头对刘氏说:“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同去的几个伪大臣将官也站了起来:“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务部大臣……”“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我是给鬼子抓国兵的伪军区司令……”刘氏呆住了,最后擦着眼泪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吧!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1962年,陈虞孙率上海评弹团赴港演出,归来后,各方请他作报告者频繁。一次他与众人开会,中间他去听了一个电话,回到会议桌上,拂然不悦,厉声说:“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讲香港怎么怎么不好……”真情流露一刹,而上台讲演仍大骂香港。

20世纪60年代初,郭世英、张鹤慈和曹天宇等年轻人敏于思考,他们对时代社会感到痛苦、无能为力又想做点什么。他们的倾向受到父辈和公安机关的严密注视。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曾跟翦伯赞谈论孩子们的思想,并把年轻人的文字给翦看,问翦感想。翦反问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们年轻时。”翦伯赞说:“可惜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一套不行了。”

“文革”中,吴晗和廖沫沙因被揪斗而关进一间房子,吴不时叹气,廖沫沙想开玩笑为他消愁,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吴苦笑:“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廖想吴晗是北京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联想起陶渊明,说:“这出戏就叫《五斗米折腰》啊!”

章士钊写完《柳文指要》,交给中华书局,书中有很多提法在当时独具一格,有些犯忌的,可又因章是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华书局不敢擅自决定,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宣传的康生说:“我们纸张那么紧张,出他这部书干什么?不给他出。”于是中华书局把书稿退了回去。1969年,章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除了自己读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读),还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看,并让康生认真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作者修改出版。康生于是指示中华书局积极出版这部书。

任继愈在“文革”中曾请求回干校劳动。他开始背粪筐时觉得不好意思,捡粪只捡牲口粪,一次碰到一堆人粪,捡不捡?他在粪边徘徊了一阵,这时,他想到毛主席这样一段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主席的教导使他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粪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他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关山千重从头越,贫下中农是吾师。”

金岳霖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