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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心智第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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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后期,杨秀清向洪秀全报告国事的困难,说曾国藩的军队已经逼近,洪回答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此后南京被围,城中绝粮,洪秀全令百姓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请客送礼是官场通例,或称“陋规”,曾国藩也曾为此辩护,以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李莼客也因此抱怨张之洞送他的“礼”太轻,以至于在他有名的日记里写道:“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避之。”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遭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体西方列强的反对,心里一直愤愤不平,想把光绪彻底废掉。徐桐、崇绮、启秀三人想借机“邀宠于太后”,并自比伊尹、周公,拟好的废帝诏书为荣禄烧毁,荣进宫哭陈慈禧说:“各国都认为皇上是明主,非臣口辩所能解释。”再三恳请太后不要贸然行事。

张之洞长子落水殒命,张为此痛悼万分,至于时时涕泣。梁鼎芬写信劝他说:“忧能伤人,况涕泣乎?”为了替张之洞解忧,梁请康有为等人到总督衙门来陪张之洞谈学说禅,“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西宾相对,可以释忧”。

章太炎在上海时,常与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来往,以在孙家时为多。章能独自雇人力车往孙家,而不记自住里弄地名,故由孙家回来时,必由人陪送。有一次,孙中山派人陪送太炎回家,出了孙家,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章坐到车上即令拉车人快跑,陪送者等到另一辆车时,章已不知去向。章之拉车工人在半路上问往哪里,章说:“家里。”又问你家在哪里,章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因此他坐在车里一直在马路上转圈子。

蒋光赤常为自己的作品得不到理解发牢骚,他说:“外国作家常得女读者来信赞赏,但中国女读者从不晓得写信给作家。”

大革命后,于右任是主张“汪蒋合作”最力的一个人,故很得蒋介石的重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简直是于右任当家。但很快胡汉民就把于赶下台了。于常住上海,不时还去南京。左右劝说:“人家既是不要你,你就不去好了。”于答:“我有我的办法。”左右说:“你有什么办法,就是到头来叹一口气说,又被蒋介石卖了一回。”

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七个半月之后,终获自由,而遗恨不尽,对蒋绝不原谅。他对吴鼎昌说:“我在南京给他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

林森去世后,风传吴稚晖将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吴对人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蒋介石跟他商议说:“林主席逝世后,国民政府主席不能久缺,是否请吴老先生出任?”吴连忙说:“我这个人的个性,不宜当政府主席!”“为何不适合?”“我这个人最抑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国的外交使节。我看到有些亚非国家的公使、大使,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像演戏一样,会禁不住笑出来的,那样不免有失国体。所以这差使最好让更适宜的人去当。”

金岳霖会忘记自己的姓名。有一次他打电话给陶孟和,他的服务员问“您哪儿”。金忘了,答不出来,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是服务员说不行。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他的人力车夫,王说:“我不知道。”金说:“你有没有听见人说过?”王喜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提醒了金。

鲁迅去世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鲁迅的母亲”。老太太悲痛至极,只能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说:“我苦哉,我苦哉……”老太太很不满意儿子的不能任事,她后来对俞藻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老太太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1937年秋,日寇逼近太原,阎锡山率部退到临汾。有一天决死十总队的队长武玉山跑过来报告工作,说他在部队中建立起军队不许扰害老百姓,军官不许打骂士兵等新办法。在一旁的董天知(共产党员)插话说:“好,这是八路军的办法。”阎锡山听了说:“什么八路军的,一切办法都是造化的,谁用就是谁的。”

在延安,张惊秋担任了一个小组长的职务,终日忙忙碌碌,笑逐言开。有一次,王实味一本正经地对张惊秋说:“张惊秋,我看见你,就想起鲁迅说的笑嘻嘻的脸。”张非常气愤,又觉得王的挖苦莫名其妙,他后来写了一首诗《笑》贴在自己的炕头:我从只能哭的地方来,现在要放声笑了!这笑声有人不喜欢,明天我还是要笑,笑得更好。

高长虹很重视培养文学人才。他曾发现了曾克,除写文章褒奖外,还要去看看曾克。当时曾在私立重庆复旦中学教书。他去了,把一张字条交给校工,在门口等。曾克来到校门口,大声喊:“哪位是高老师?”他不答应,却拿出一张报纸交给曾克,正是刊登他写曾克文章的报纸,报头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字:“我约你谈一谈,如允,就出去走走。”

潘梓年善忘。一次在重庆的某签名场合上,他恍惚起来了,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边的人说他姓潘。可是,他还是想不起来,并且问“阿里个潘呀?”

抗战期间,朱家骅等人决定向蒋介石献九鼎。铭文由刘起讠于起草,顾颉刚定稿:“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蒋介石知道后,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糊涂,是侮辱我!”“这种做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

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判处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放话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说:“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说:“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张爱玲说:“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沈从文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以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20世纪60年代,为了揭露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作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

“文革”中,洪辛几遭没顶之灾,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于是来了个“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甚至加上荒唐的编造,叫做“双料特务”,这些自然以后都澄清了,他什么也不是。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说:“反正迟早要推翻的。”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电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重了。到10月国庆,李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接了班。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便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他的妻子张洛进来看了:“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周一良著《毕竟是书生》,或有论者以为周无反省之心,或有弟子朋辈以为周自责太过,承担了不必承担、也无法承担的内疚。据说,周是有勇气、良心的,他坦然将某位老先生匿名寄来的字条“无耻之尤”压在玻璃板下。钱文忠以为,“毕竟是书生”不是胆怯的求恕之词,其中包含着一股极难领略的傲然之气。对晚辈,周一良只在认为孺子可教时,才会在字幅上钤上“毕竟是书生”之印,否则只盖白文名章。

蒋介石死后,钱穆自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唯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孔令晟曾任蒋介石总统晚年的侍卫长,他回忆说,蒋介石对是否让蒋经国承袭重任,心中曾有长期的冲突,并曾认为这样做,将“无法对历史作交代”。

叶秀山读书成痴。1976年,他住干面胡同大院平房,很小的房间,他的书桌就在窗下。有一天,他的邻居在窗下批评他说:“你现在还坐得下来读书?”他问出了什么事。原来由周恩来总理逝世引起的事态越来越大了,大家都到天安门去凭吊,致哀。于是叶接受批评,找了个时间也上天安门去了,只见人山人海,庄严肃穆,凝重气氛,向所未有,张望之间,遇到几位同事,以目示意心照不宣。叶说他因此体会到走出书斋之重要。

韩石山曾经评点史铁生的名作:《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史因为下乡致残,韩说,不管史的这篇小说如何,仅是那抒情的题名就让人不敢恭维,那哪里是写受难之地,分明是远方姥姥的家嘛。

曹禺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

王小波在国学热中说,古宅闹鬼,老树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