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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荒诞第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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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颇自负,他说:“古今大文章只有二十余篇,以李斯《谏逐客书》为第一,贾谊《过秦论》第二,其次则司马相如、刘向、刘歆、谷永、杨雄、匡衡诸家敦厚典雅,皆含经义。”他给弟子讲文往往离题万里,如讲韩文公《马说》:“吾读《马说》则生无限感慨。昔戊戌变法,劝德宗辟新疆全省为牧马场,养马八百万匹,为扩充骑兵之用。日本岛国不足虑。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余愿辅德宗为成吉思汗也。”一直到下课,文公的《马说》一字未谈。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李瀚章曾以知县身份晋见湖广总督裕泰,裕泰坐在台上接见。行礼后,李坐在裕泰旁的椅子上,裕泰呵斥再三,李才起立。事后,裕泰对其他官员说:你们看见李瀚章了吗?此人架子大,日后名位一定不亚于我。李果然做到总督,外号李大架子。

郭嵩焘曾在日记里记述夫妻失和的原因。他曾经向冯桂芬提过娶妻的条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可是当新妇过门后,他立即发现,此妇“多言狂躁,终日叫呶,有类疯癫,貌更凶戾,眉目皆竖”。一连几顿吵闹过后,不由得使郭嵩焘大喊倒霉,埋怨说:“冯景老(冯桂芬安景亭)误我。”

1897年4月,熊希龄与蒋德钧一道,专程赶往湖北,面见张之洞,请准湖南省内河通航。蒋申述来意后,张谈湖南情况特殊,不得援苏、浙、赣行轮之例,要慎重行事,从长计议,宜缓不宜速,熊希龄忍不住反问:湖南人不能办轮船的特殊性在哪里?眼看外国商轮可直抵湖南内河,而不准本国人置轮开航,怎样向国人解释这种慎重?张之洞答不出话,悖然变色,即端茶送客。由于激动,茶碗盖失手落地,打得粉碎,失了官场礼仪,气焰才有收敛。

清末大臣刚毅极受重用。他不学无术,推荐人才时竟说和黄天霸的水平相当。错别字脱口而出,民不聊生念成“邪”生,把禹称做王,皋陶的“皋”读本字。当时流行七律一首,讽刺其低能:“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尔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邪生。功名鼎盛黄金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张继是同盟会员中的一个好打手,在日本保皇党开会时,常由张一马当先,跳上台去把保皇党说话的人拉下台来。国民党老人说,张继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对孙中山说,袁世凯早晚必叛民国;如果他做了国会议长,就有资格容易见到袁,必要时可以对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为国除害。孙中山见其志可嘉,乃叫党人投张继的票,做了参议院议长。

王湘绮的夫人去世后,王想把女佣周妈正位中官,但两个儿子不答应。好在当时周妈名气很大,王到东到西,一定要带上她;有人请客,也要连带请上周妈。王到北京,坐着马车拜客,也有周妈陪同,周的名片上写着:“王氏侍佣周妈。”

清末民初,吴虞以“打倒孔家店”口号名动一时,其本人专制作风之烈亦可一叹。吴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到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吴虞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

民国时期,政客徐光弼与魏斯炅是莫逆之交,前者将赛金花介绍给后者,魏倒也凑趣,说“甘蔗老头甜,越老越新鲜”。他与赛金花十分投缘,此事就成了妙局,有好友劝魏,好端端的别做“剩王八”,魏自我解嘲道:“剩下的都属于我,有何不可?!”

民国初,民国政府与逊位大清帝国之间往来较多,遗老们常因此侮辱攀附新贵者,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摇身变为民国政府里的国务员,贵为外交总长。一次,孙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发现了老朋友,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的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给老友问怔了,梁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人围在中心。孙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民国期间,曹锟唆使张绍曾内阁全体总辞职、军人索薪等手段驱逐黎元洪。黎逃往天津,将总统大印秘藏,由他亲自提名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率军警上火车索要总统印信。黎问:“我不把印信交出来。你敢把我怎么样?”王答:“既是如此,就委屈总统在车上仔细想想。”

溥杰十几岁时,很想买一个照相机,就问服侍他的太监需用多少钱。太监现出了鄙夷的神情对他说:“您是一位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您若是都知道了,奴才们还怎能托福?!”溥杰听了不但深觉失言,而且是失了“当爷”的体统。

阎锡山曾被袁世凯召见三次,有人问他袁是什么样子,阎说:“我……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他的靴子。”表现得极其懦弱驯服,连袁世凯都被感动了,于是他这个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来。

陈家鼐兄弟都爱吹牛皮、出风头,他们头上都长着癞子,尤以家鼐的为最,一些人都叫他陈癞子。1912年他毛遂自荐,冒充上海某报的驻汉通讯员。他第一次给报社写专电说:“陈家鼐某日抵汉,与黄克强同车出游,沿途观者数万人。”报社的编辑照原文把它披露在报上,只在括弧中加一注:“看你的癞子。”阅者大笑。

黎、段交恶,黎大感耻辱,曾说:“昔受项城屈辱,今又见侮于段。总统是婆婆,不是小媳妇。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而段祺瑞徐树铮等毫不把黎放在眼里,韩玉辰为政学系干事,此时兼任黎府秘书,常与黎左右争论府院关系,孙武、哈汉章拍案骂段徐,韩说:“曹操不是骂得死的。”

民初,北大人才济济,名教授有二马三沈之号,马裕藻及弟马衡为二马,三沈指吴兴沈氏三兄弟士远、尹默、兼士。沈士远在北大预科讲授“中国国学概况”,其第一篇是《庄子·天下篇》,因兼总务科长,经常请假,一年未能讲完这一篇,年年如此,故学生戏称为“沈天下”。

民国初,陈介石老先生在北大讲中国哲学,每周九小时,讲了一学期,才到周公,学生问何时可以讲完,他说:“说完就完,说不完就不完。”

马叙伦请愿被打伤,送到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母说:“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这是什么道理?”要员回答说:“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这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孙中山与陈炯明交恶后,汪精卫、邹鲁请托吴稚晖向孙进言,宽恕陈炯明的罪过,允许他带兵打仗,立功自新。孙中山愤怒地说:“陈炯明谋叛,要杀我;什么人都可宽恕,独有陈炯明不恕。”吴稚晖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孙中山只好说:“快些起来,我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则百事可了。”

1923年,北大教授谭红丧妻两月后即与其妻妹陈淑君联姻,与陈有口头婚约的沈某在报上痛斥两人。张竞生发表文章为谭陈辩护,并提出爱情四项原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有如朋友,离散在所难免。”张竞生的高论遭到非议。人们认为爱情至高无上,爱情不容比较,爱情应具有永续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种。也有人主张终止这场讨论,因为“中国没有讨论的资格”。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白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钱有多少,军队多少,老婆有多少。他在山东时,适逢天旱,百姓吁请求雨。张宗昌不得不去他不相信的龙王庙,他去后既不拈香,亦不祷告,直奔龙王庙前,手批神像之颊,厉声骂道:“操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东老百姓好苦呀!”骂完就走,但一天过去,仍没有下雨,张就命炮兵团在济南千佛山列过山炮十九尊,实弹向天空轰击,结果倾盆大雨,骤然而降。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素女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等都翻印过。潘光旦评说,叶翻印的书还有“几分科学的价值”。

吴佩孚失势后,曾到甘肃一带活动,当地人多有捧场者,是以吴等受尽优待。当其过天水时,受到马廷贤的欢迎。在天水期间,马的部下、各县士绅以及地方人士等往谒甚众。吴对来宾只谈论诗文和四书五经,不谈政治。有人问他:“听说蒋委员长要请大帅到南京去,大帅去吗?”吴只回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

1929年夏,山东曲阜孔氏族人控告山东二师,二师当时演出《子见南子》话剧,孔氏族人以为二师校长宋还吾违反行政院通过的“尊孔”案侮辱了孔子,要求严办。在其背后大力支持的是孔祥熙,他对人说:“侮辱我们的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部派员去调查时,一县府职员问:“宋校长会不会杀头?”

成舍我办报对记者管理很严,他每天亲自比较报纸版面的优劣,树立几个“假想敌”。如以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作目标,摘记自己有什么特点,人家有什么占先,凡认为落后于人的,属于外地的即用函电责询驻外记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记者所发专电报道某地发现大乌龟的一条新闻,即据以刊布,次日另外几家报纸所报道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当时很恼火,立即发致南京一电,内有“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之语,员工见此电稿者莫不失笑。

开明书店常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宋云彬回忆,有两件事开明应付得相当好。一是沈端先即夏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被禁售,他们把“孙充瑞”改为“沈瑞先”,《母亲》改为《母》,仍然继续印行。一是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人之偷乐”一句,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

高长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扬请其到“鲁艺”作报告,各系学生一听高长虹的大名,莫不踊跃前来。在周扬作了开场白后,高长虹看了看“周围的如花笑容,满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声说道:“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他说完看看周围,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语了。周扬笑了笑,请高再多讲讲,高长虹把原话重复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诗人因此将高长虹称为“高起义”。

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将对汉奸进行审判清算。褚民谊上书蒋介石,说他愿意献出珍藏多年的宝物,要求赎罪。蒋要军统办理,经毛人凤指派叶翔之和沈醉到褚的一个亲戚家中去取宝物。沈醉问究竟是何宝物,褚民谊极神秘地说,这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宝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来是孙中山的一副肝脏。因孙患肝癌逝世后,医生把他的肝脏切开后用玻璃片密封起来,这件东西不知如何落到褚民谊手中。国民党许多元老对他盗窃孙先生肝脏据为己有,还想以此赎身,极为愤慨,最后仍决定把褚枪决。

王世杰英语极不流利,但他非常喜欢表达。一到说不出来时,总是把两手交叉起来使劲地转动。在《中美商约》签定时,对手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约前,双方照例有几句“今天天气”一类的寒暄客气话,可是王世杰的客气话就是始终说不出来,只见他两手交叉着,像车轮一样地转来转去。一个记者悄悄地说:“王部长原来在练太极拳。”惹得在场观礼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抗战胜利后,梁鸿志被关押在楚园,大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同牢的孙曜东更认为梁已死到临头,因为有人告诉他:“你看梁鸿志,长着一对‘猪眼’,这种人相书上说过,头要‘过铁’。”即是要被杀头。孙深信不疑,而不知“猪眼”何谓。十年后,他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再次入狱,进而到安徽的茅岭农场发配养猪,方才明白“猪眼”是怎么回事,原来猪眼看人是用眼角从下往上“斜挑”着看,与梁鸿志看人神似。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参议会”上回答“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回答完毕后,刚走下发言台,只说了一句:“不好。”然后就倒地昏迷了。脑溢血,一昏不醒。“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李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了“气死”。消息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台大”学生们深信此说不谬,于是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

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

张贤亮打成右派后下放农场劳动,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原来他们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时,一个右派逃跑了。两人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规定的指标了,就让他顶那个空缺吧。

在反右结束时,孙静轩和雁冀走到大跃进游行的文艺界队伍的最前面。他当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因为他说过:“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此成为右派。

“文革”期间,人们养成了每天“三祝愿”的习惯。早上、午前、午后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由一人做司仪,他说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是对领袖的祝愿词,右手高举语录本前后摆动。上行下效,某省委领导人要求群众“三祝愿”时还要祝愿这位省委大员“比较健康”。

“文革”期间,河南西部山区一个公社中学有一位女学生,英语考试不会答题,便在考卷上写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一样为人民。”女学生受到学校领导批评,自杀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后,认为是教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号召打垮“师道尊严”,反对“智育第一”。该中学校长和有关老师被捕判刑。

“文革”期间,戴乃迭被关进监狱,她的唯一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毛泽东语录》,后来可以看到美国的左翼刊物,监狱还给她发了一枝铅笔,一个笔记本。她了解到,在美国监狱里可以学习,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风,就在笔记本上写道,她嫉妒他们。这惹恼了看守,“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法西斯监狱?我们这里是……”戴说:“那么,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说:“你的思想问题太大,你得好好学习。”

“文革”中,每当毛泽东发表一段讲话以后,大家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之后,回单位认真学习。在一次学习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结果导致一片“打倒”的喊声。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要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吗?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得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聂绀弩对古典名著有极深的造诣,黄苗子为其书房题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文革”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

梁效班子分写作组、研究组,冯友兰等老教授在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在1976年批判邓小平公开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指邓极为明显,有人意犹未尽,问说:“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

1983年,孙大雨与陈巨来相逢于朋友婚宴。孙个子高大,不言不语,陈巨来个子矮小,且极瘦,以尖而细的声音跟人频频交谈。他一见孙大雨就说:“大雨兄,长久勿见了,你好哦?你吃了这么多苦头,怎么身体还是这么好?我是吃勿消,批斗的时候被他们打呀,我现在只有七十几斤了。”孙只是默默颔首。陈巨来又问:“我们上次是在哪里碰头的?”孙说不清楚,陈突然大叫:“我想起来了,是徐志摩请客吃饭。”满座为之愕然,盖因徐死于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