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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3》第三章 暗潮汹涌的四十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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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国际维和行动】

公元前546年,由赵武和屈建主导的、向戌牵线搭桥的弭兵运动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所谓“弭兵”,就是收藏兵器,消除战乱,呼吁天下各国和平共处。作为弭兵运动的序幕,这一年春天,晋国采取非常措施,向齐、鲁、卫三国归还失地。

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49年的夏天,齐国的大夫乌馀叛逃到晋国,将齐国的领土廪丘献给晋平公。那时候还是齐庄公当政,晋国和齐国处于敌对状态,晋国对乌馀的叛逃持观望态度,也没有派兵接收廪丘。乌馀便成为了独立于齐、晋之外的第三股势力,他以廪丘为基地,袭击了卫国的羊角(地名),又趁鲁国没有防备,攻占了鲁国的高鱼(地名)。

乌馀是一位久经战阵的将领。进攻高鱼的时候,正好天降大雨,鲁国人以为他无法发动进攻。他却带领部下赤手空拳地从城墙的排水孔钻进了城,潜入到武器库中取得了武器和甲胄装备自己,然后登上城墙,杀死守卫的士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城池。

公元前547年冬天,赵武向晋平公建议:“晋国作为天下的盟主,诸侯如果互相侵犯,就要讨伐他,让他归还侵占的土地。现在乌馀控制的几座城邑,都属于应该追讨的那一类,如果我们贪图它们,那就没有资格做盟主了。请您主持公道,将那些土地归还它们的诸侯。”

晋平公说:“好,派谁去办这件事呢?”

赵武说:“派胥梁带去吧,他能够不动刀兵就把事办好。”

公元前546年春天,胥梁带秘密召集齐、鲁、卫三国军队,将他们带到廪丘附近。又命令乌馀集合军队,出城接受晋国的封赏。乌馀不知是计,欣然出城。胥梁带趁他不注意,突然逮捕了他。乌馀的手下群龙无首,又被诸侯的军队团团包围,只好弃甲投降。事后,胥梁带将廪丘还给齐国,羊角还给卫国,高鱼还给鲁国,赢得了满堂喝彩。

同年四月,向戌来到晋国与赵武会谈。会谈的主题,自然是消除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向戌对赵武正式提出:由晋、楚、齐、秦四大国发出弭兵倡议,号召天下诸侯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

赵武就此事召集晋国的卿大夫开会。韩起说:“战争是残害百姓的凶手、经济的蛀虫、小国的大灾难。现在有人要倡导和平,消除战争,就算不一定办得到,我们也要答应他。如果我们不答应,而楚国答应了,那么楚国便占据了先机,用来号召诸侯,我们就失去了盟主的地位了。”

晋国答应了向戌的要求。

向戌又跑到楚国,楚国也答应了。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齐国,齐国人对此有所顾虑,陈须无说:“晋国和楚国都答应了,我们为什么不答应?而且人家说要消除战争,我们不答应的话,国内的老百姓都会有意见,到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领导他们?”于是齐国也答应了。向戌又来到秦国,秦国同样没有异议。于是,晋、楚、齐、秦四个大国联合发表声明,通告天下诸侯,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

同年五月,赵武率先抵达宋国,接着郑国的良霄到达。

#六月初,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庆封、陈须无,卫国的石恶、晋国的荀盈、邾文公到达宋国。

#六月中旬,楚国的王子黑肱先于楚国代表团到达,并与叔向举行会谈,商定了有关弭兵的条款。

#六月下旬,楚国令尹屈建抵达陈国。向戌从宋国出发,到陈国与屈建会面,商定相关的条款。屈建向向戌提出:晋、楚两国各有盟国,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

#屈建的这一提议,实际上是要求建立晋、楚两国共同领袖群伦的国际新秩序,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向戌回到晋国向赵武复命,赵武回答:“晋、楚、齐、秦四国地位对等,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如同楚国不能指挥秦国。楚国国君如果能够让秦国国君驾临晋国,寡君岂敢不说服齐国国君到楚国去朝觐?”言下之意,就算是晋、楚两国共同领导天下,也免不了要给齐国和秦国面子,与其他诸侯区别对待。

向戌又跑到陈国向屈建转达赵武的意见。屈建派人向楚康王请示,楚康王说:“那就放下齐国和秦国,其他国家照此办理。”

七月上旬,向戌自陈国返回宋国。向戌返回的当夜,赵武和王子黑肱连夜商定了盟书的措辞。两天之后,屈建在陈国的孔奂和蔡国的公孙归生的陪同下抵达宋国。曹国和许国的大夫也先后抵达。至此,弭兵会盟的各国代表全部到场,各国军队分区驻扎,相互之间用篱笆划分界线。晋国和楚国的部队人数最多,分别驻扎在最北边和最南边。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都仿佛太顺利,太理想化了。两个国家打了近百年的仗,现在突然要握手言和,未免有点不太习惯。问寒问暖之间,总有些神态不自然;笑面相迎之时,又难免笑里藏刀。眼看离盟誓的日期越来越近,双方之间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忽然一日,有情报传到晋军大营,说楚国人准备发动袭击。据说屈建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杀死赵武和他的随从,晋国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荀盈建议赵武加强防备,赵武倒是很坦然,说:“万一楚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全军向左回转,进入商丘,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楚国人这边同样是顾虑重重。到了盟誓那一天,屈建命令楚国人在外衣里穿上皮甲,以备不测。伯州犁劝谏道:“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会盟。如果您不信任别人,等于是抛弃了使诸侯前来顺服的东西了。”屈建不以为然道:“晋国和楚国积怨已久,我不能不考虑什么事有利于自己。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信任不信任?”伯州犁退下来之后就对别人说:“令尹恐怕活不过三年了。只求满足意愿而丢弃信用,这样能够得志吗?有意愿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会产生信用,有信用又会巩固意愿,这三件事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信用丢掉了,还能活到三年吗?”

晋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细,楚国人将穿皮甲赴会的消息又传到了赵武的耳朵里。赵武对此感到担忧,将叔向找过来商量。叔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普通人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一个会盟诸侯的卿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这不是您应该担心的事。以信用召集别人,结果却披上了一层虚伪的外衣,必然没有人亲附他,哪里能够伤害我们?再说了,我们在宋国的地盘上,有宋国人帮着我们抗敌,就算楚军多一倍也无济于事,您又有什么好害怕呢?不过,事情还不至于到那一步,您就宽心去参加会盟吧!”

不只是晋、楚两国尔虞我诈,各怀鬼胎,其他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鲁国的季孙宿虽然没有参加会盟,但是一直在国内进行遥控。他派人以鲁襄公的名义给鲁国的代表叔孙豹送去一封信,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国与邾国、滕国同等对待。”

众所周知,鲁国远大于邾国和滕国,而且鲁国人历来自视甚高,怎么会突然想起要与邾、滕这样的小国相提并论呢?说到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口袋指挥脑袋——季孙宿担心会盟之后,鲁国同时要向晋国和楚国朝贡,不堪重负,所以想降低鲁国的级别,同时也降低朝贡的标准。

叔孙豹对这个命令感到很为难。凑巧不久之后,齐国人提出将邾国作为附庸,宋国人请示将滕国作为属国,这两个小国就不能以诸侯的身份参加会盟了。叔孙豹说:“邾国和滕国是别人的私属;我国是堂堂正正的诸侯之国,为什么要和他们一样?宋国、卫国才是和我们对等的。”因为这件事,《春秋》里没有记载叔孙豹的族名,而仅仅是称之为“豹”,算作是对他违背国君命令的惩罚。

七月五日,弭兵会盟正式在宋国西门外举行。到了这个时候,晋、楚两国仍然在互相较劲,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这也难怪,排座次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关注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

晋国人说:“晋国本来就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晋国之前歃血。”所谓歃血,就是将牲口的血涂抹在嘴唇上,以示守信之意。

楚国人说:“晋国和楚国的地位对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那就是楚国低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轮流组织诸侯会盟已经有很多年了,难道每次都是由晋国来主持的?”

叔向对赵武说:“诸侯归服于晋国的德行,不是归服于晋国主持结盟。您致力于德行,不要去争执先后。再说了,诸侯会盟,小国本来就应该承担一定的具体事务,就让楚国这个小国来主持会盟吧!”

很多时候,解决问题要的就是一个说法。赵武当即点头称是。于是,屈建率先歃血。轰轰烈烈的弭兵运动,经过一系列前戏、试探与摩擦,终于有惊无险地达到了高潮。

七月六日,宋平公以东道主的身份宴请晋国和楚国的大夫。按照当时的礼仪,宴请众多客人,应当奉一人为主宾。宋平公将这一尊荣给了赵武,屈建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也许在屈建看来,赵武已经在盟誓的时候给足了他面子,现在让赵武当主宾,就算是投桃报李吧。

七月九日,宋平公又在商丘的东北门举行宴会,招待与会的各国代表。在这次宴会上,屈建问了赵武一个问题:“贵国的先大夫士会的品德如何?”

赵武回答:“这个人的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于晋国人来说,一切都坦坦荡荡,他家的祭祀官对鬼神献祭,没有说过言不由衷的话。”

士会历经晋文公、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和晋景公五个朝代,有“五朝贤臣”之称,《国语》里评价士会,说他“辅佐晋文公、晋襄公称霸诸侯,诸侯对晋国没有贰心;以上卿的身份辅佐晋成公、晋景公,军中没有产生过问题;当晋景公的中军元帅主政晋国,还兼任太傅,修正刑法,整理法规,晋国没有不守法的百姓,后人都以他订立的法规为准则。”

屈建回去之后,将赵武的话转述给楚康王,楚康王很感慨:“高尚啊!能够让神和人都高兴,难怪士会能够辅佐五世国君为诸侯的盟主。”

屈建也感叹道:“晋国领袖诸侯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人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是有叔向这样的大夫来辅佐他们的卿,楚国却没有和他们相当的人才,不可与之争锋!”

弭兵会盟后,晋国代表团经过郑国返回晋国。郑简公在垂陇(地名)设宴招待赵武,公孙舍之、良霄、公孙夏、子产、子大叔、印段和公孙段七人作陪。这七个人都是郑穆公的后人,被称为“七穆”,也就是郑国最有权势的七大家族的代表。赵武很感动,对他们说:“七位大夫陪同君侯招待赵武,这是赵武的荣幸。为了完成君侯的赏赐,请你们都赋诗以言志,我赵武洗耳恭听。”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春秋时期的中国贵族,如果不会吟几句诗,是应付不了大场面的。当下公孙舍之吟了一首《草虫》:

〖喓(yāo)喓草虫,趯(tì)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gòu)止,我心则降。

陟(zhì)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草虫唧唧,扰乱我心;见不到心上人,忧心忡忡;只有见到他,两情相悦,我的心才能平静。——这是《诗经·召南》中记载的一首爱情诗,公孙舍之以此表达郑国对晋国的信赖,也是表达他本人对赵武的尊重。赵武听了,连忙站起来对公孙舍之说:“好啊,您真是百姓的主人!只不过赵武愧不敢当。”

接着良霄吟了一首《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鸟儿成双成对,互相追逐,君侯如果品行不良,又怎么能够当君侯呢?——据说,这是当年卫国人讽刺宣姜与公子顽通奸而写的一首诗,载于《诗经·邶风》中。

十六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62年,郑简公曾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使,结果楚国人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释放回国。因为这件事,良霄一直对郑简公有意见,所以借这个机会发泄出来了。

赵武当然听明白了良霄的意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正面回应良霄,只好装傻道:“哎呀,这可是床笫(zǐ)之间的话语,不能出门的,何况是在这远离国都的地方?我不敢听啦!”

轮到公孙夏了,公孙夏吟了《黍苗》的第四章: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这是将赵武比喻为周朝初年的政治家召伯,赞扬他的文治武功。赵武谦虚道:“这都是寡君的功劳,并非赵武的功劳。”

子产吟了《隰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洼地的桑树婀娜多姿,树叶茂盛繁密,能够在这里见到君子,别提多高兴!赵武听了,微笑着说:“我愿意接受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翻译成现代文的意思是:心中爱慕这个人,却又欲说还休;心中对这个人有深深的爱意,如何能够忘记!这是委婉地告诉子产,你就别光对我说好话了,我更想听听你的教诲。

子大叔吟了《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tuán)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这是一首青涩的爱情诗,写的是清晨在山野里偶遇美人那种一见钟情的欢欣。子大叔第一次见到赵武,所以有此一比。赵武感谢道:“您太客气了。”

印段吟了《蟋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前鸣叫,一年就要结束了。今天如果不及时行乐,岁月就要溜走了。但是不能过度欢乐,应该居安思危,请您提高警惕,提防意外。赵武正色道:“说得好啊,这是保护家族的大夫应有的品德,我受教了!”

公孙段吟了《桑扈》: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不戢不难,受福不那。

兕(sì)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

这首诗收录于《诗经·小雅》中,寓意君子知书达理,受到上天的护佑。赵武说:“彼交匪敖(不骄不傲),这福气还能跑到哪里去呀?如果按照这些话去做,就算想推辞福禄,也不可能啊!”于是举杯向郑国的各位大夫敬酒,宾主尽欢。

宴会结束之后,赵武和叔向谈论郑国的几位大夫,说:“良霄这家伙将要有灾难了。诗以言志,他的心愿在于指责自己的国君,这样能够长久吗?就算侥幸,将来也一定会逃亡。”

叔向说:“是啊,这个人太过狂妄,不出五年便可见分晓。”

赵武又说:“其他几位倒是不错,尤其是公孙舍之,因为他处于上位而谦虚自抑,他的家族必定长久。其次是印段,因为他欢乐而有节制。欢乐是用来安定百姓的,乐而不淫,不也是可取的吗?”

弭兵运动是春秋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外交活动。通过弭兵运动,晋、楚两大军事集团第一次真正走到谈判桌前,为结束对抗、谋求和平而进行对话。自此之后的四十年间,两个大国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中原各国因此也获得了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如果有人对四十年的和平嗤之以鼻的话,我建议他算算巴黎和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多少年的间隙。

弭兵运动的实际主导者,无疑是赵武和屈建。但是由于向戌在其中穿针引线,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历史上一般将弭兵运动的主要功劳归于向戌。而作为当时两个大国的统治者——晋平公和楚康王——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弭兵运动还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国际局势缓和,外部斗争的压力减轻,各国内部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卿大夫阶层为了争权夺利不惜头破血流,公室的势力普遍遭到削弱。一般认为,以公元前546年为界,春秋由诸侯争霸的时期转入了大夫兼并的时期。

向戌本人对自己的这一壮举也颇为自得。据《左传》记载,弭兵会盟之后,向戌主动向宋平公请求赏赐,也就是讨赏。他的原话是:“请免死之邑。”

这句话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请求免死的城池”。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向戌的自谦之言,请求国君赏给他聊以为生的土地;另一种观点认为,弭兵会盟兹事体大,直到歃血的前一刻还有诸多变数,万一事破,向戌难逃一死,因此向戌是将脑袋挂在裤裆上来办这件事,现在事情成了,所以称为“免死之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免死之邑”类似于后世的丹书铁券,是国君发给功臣的“脱罪保证书”,如果有犯死罪的行为,功臣本人“身免三死”,其子孙则可以“免一死”。

不管出于何种理解,当时宋平公准备赐给向戌六十座城镇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将这六十座城镇的土地文书发给向戌之前,宋平公先拿给司城乐喜(子罕)过目。乐喜说:“但凡诸侯小国,晋、楚两国总是用武力来威胁他们,使得他们害怕。也正是因为害怕,这些国家才上下和睦,力求安定,以在大国之间求得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了外部的威胁,他们就难免骄傲,骄傲则祸乱发生,祸乱发生则必然灭亡。上天生长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原料,百姓全部都用上了,废掉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行。谁能够真正丢掉武器?自古以来,武器就存在了,它是用来威慑不轨之徒、宣扬文德教化的。圣人依靠武力而兴起,害群之马因为武力而受到惩罚。天下兴亡,都因刀兵而起。现在向戌想尽办法搞什么弭兵运动,谋求丢掉武器,这不是忽悠大家吗?不惩罚他已经不错了,还敢来要求奖赏,这简直是贪得无厌!”说着拔出防身的小刀,将文书上的字都削去,然后扔了它。

乐喜的话说得有没有道理?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有人类就有战争,弭兵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在很多时候是通过军事的平衡而不是失衡来达到的。也就是说,只有敌对的各方都对别人的武力心存畏惧的时候,弭兵才成为一种可能。以晋国和楚国为主导的弭兵运动,也正是因为两个国家近百年来的相持不下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握手言欢的背面,是蠢蠢欲动的刀兵相见,只要这种军事平衡在某一处被打破,战争必定又重新开始。对于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而言,弭兵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外部压力的消失往往是内部矛盾激化的先兆。乐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向戌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关于乐喜这个人,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的品性。公元前558年,宋国有个平民给乐喜送来一块宝玉,乐喜拒不接受。献玉的人说,这是一块难得的宝玉,经过玉师鉴定才敢献给您的,请您一定要收下。乐喜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玉,那我们两个都失去了自己的宝贝,这又何必呢?”那个人赶紧跪下磕头说:“我一介平民,拿着这么好的宝玉实在是不安全,所以才来献给您的啊!”乐喜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将宝玉收下,给了那个人相当的财富,并派人送其回乡。

向戌得知乐喜毁掉了土地文书,情绪十分稳定,仅仅是给宋平公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推辞那六十座城镇,不要封赏了。但是向氏家族的其他人十分恼火,商量着要攻打乐喜。向戌制止了他们,说:“我将要做自取灭亡的事情,是他让我生存了下来,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德了,难道你们要向恩人开战吗?”

乐喜的直言不讳和向戌的从善如流,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左传》对此评价:君子说‘那位人物,是主持正义的人’,指的就是乐喜吧!‘用什么赏赐我,我都接受它’,指的就是向戌吧!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现在我们来说说另一桩关于崔杼的家事。

无咎这个年轻人,原本不是崔家的。他的父亲棠公,是齐国棠邑的大夫;母亲东郭姜,是东郭偃的姐姐,因为嫁给了棠公,所以又被称为棠姜。棠公死后,崔杼娶了棠姜,无咎便跟着母亲来到了崔家,认崔杼做了继父,并且跟舅舅东郭偃一道成为了崔杼的家臣。

崔杼的原配夫人死得早,给他留下了崔成和崔强两个儿子。棠姜嫁给崔杼后,又给他生了崔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本来应该由崔成来担任家族的继承人。但是崔成自幼体弱多病,加上棠姜深得崔杼宠爱,崔杼便废除了崔成的继承人地位,改立崔明为继承人。

崔成对这一安排倒也没什么太大意见,毕竟身体状况摆在那里了,没有必要硬撑着。但是他向崔杼提出一个要求——将崔地封给他,作为养老的地方。

崔地是崔氏家族的发祥地。崔成的要求显然有点过分,但崔杼还是打算答应他,当作是对剥夺了他的继承权的补偿。但是,当具体经办家族事务的无咎和东郭偃得到这个消息,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这怎么行?”

“崔地有崔氏家族的宗庙,只能够归宗主所有。”无咎理直气壮地对崔杼说。所谓宗主,当然是指崔家未来的主人崔明。从血缘关系上讲,无咎与崔成、崔强没有任何瓜葛,和崔明却是同母异父,当然要向着崔明,保护他的权益。

崔杼觉得无咎说得也有道理,便将这事给搁了下来。

崔成和崔强兄弟火冒三丈,他们觉得父亲的做法很不可理喻。无咎是什么东西啊,他连崔家的血脉都沾不上边,不过是一个寡妇带过来的拖油瓶罢了,崔家给他一碗饭吃,让他人模人样地当个家臣,已经是很大的照顾,他凭什么对崔家的内政指手画脚呢?

还有那个东郭偃,本来只是个车夫,因为把姐姐嫁给了崔杼,便堂而皇之地洗脚上田,当上了崔家的内务总管,他能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不错了,居然也敢在崔杼面前胡说八道,挑拨他们的父子关系!

兄弟俩越想越觉得委屈,跑去找庆封诉苦,将家里的不平之事一股脑向庆封倒了一遍,说:“他老人家(指崔杼)的为人,您是知道的,只听得进无咎与东郭偃的话,别人都说不上话。这样下去,我们担心那些人会害了他老人家。”

自从齐庄公死后,齐国就是崔、庆两家的天下,而庆封的这场富贵,又是拜崔杼所赐。因此这些年来,庆封对崔杼言听计从,视为父兄。按理说,崔杼家的事,庆封也应该关心一下。但是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齐国第一权臣的家务事?听到崔氏兄弟这么说,庆封也不便于当场表态,只好安慰他们:“你们先回去,我考虑一下。”

崔氏兄弟走后,庆封将自己的家臣卢蒲弊找来,把崔家发生的事给卢蒲弊说了,然后询问他的意见。

“您说的那个人,不是弑君之贼么?”卢蒲弊大大咧咧地说。庆封吓了一跳,连忙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示意隔墙有耳,要卢蒲弊不要乱说话。

“我说的是事实啊!”卢蒲弊不理会庆封的紧张,接着说,“他犯有弑君之罪,就是国君的仇人,现在家里又闹矛盾,那是上天将要抛弃他了,您有什么好操心的呢?再说了,崔氏被削弱,那是庆氏将要崛起的征兆啊!”

最后一句话说得庆封怦然心动:是啊,如果崔杼家里发生内斗,崔氏的势力必定遭到削弱,到那时,庆氏趁势而起,何愁齐国不是庆氏的天下?

就让崔家去乱吧,我瞎操什么心呢?

过了几天,崔成和崔强又来找庆封。这一次,庆封干脆火上浇油,说:“只要是有利于他老人家的事,我都会去办。区区无咎和东郭偃又算得了什么,你们尽管放手去干,若有危难,我自会出面帮助你们。”

说完这席话,他拍了拍兄弟俩的肩膀,用一种近乎诚挚的眼神看了他们一会儿,又说:“我深受崔家的大恩,如果能够报答一二,此生也就无憾啦!”

收到庆封开出的空头支票后,崔成和崔强的心中便有了底气。公元前546年9月,兄弟俩发动军事政变,在崔家的议事大厅上公然刺杀了无咎和东郭偃,然后带领武士向内院进攻,准备向崔杼讨一个说法。

崔杼是什么人?他是靠耍阴谋起家的人,齐国的两代国君齐灵公和齐庄公都是死于他的手下。他怎么会不知道“讨说法”意味着什么呢?他没有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命人驾车,准备逃出府邸。事发突然,家里的人都被外面的动乱吓坏了,个个慌不择路,一哄而散,只有一个养马的还在坚守岗位,替崔杼套好了马车,然后由一个贴身的宦官驾着马车往外冲。

“求列祖列宗保佑,如果崔氏有福,就让这灾祸仅仅降临到我身上吧!”崔杼暗自祷告。

他逃出自己家,转了两条街,迎面就遇到了庆封和他手下的武士,全部是全副武装到牙齿,黑压压的足有一两千人。

“崔氏和庆氏有如一家,是谁胆敢作乱?我来为您讨伐他!”庆封威风凛凛地站在战车上,也不待崔杼回答,大声喝道,“全体将士听令,讨伐敢于犯上作乱的崔氏逆臣,格杀勿论!”

听到“崔氏逆臣”四个字,崔杼的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庆封如何能够预知崔家有乱,这么快就调集人马前来搭救呢?

但是已经轮不到他来思考了,只见卢蒲弊将手中的宝剑一挥,庆氏族兵同声喝道:“诺!”向崔府杀去。

崔成和崔强万万没有想到庆封会来这一手,连忙关起门来迎战,但是很快就被卢蒲弊攻破了。庆氏族兵闯进崔府,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崔成和崔强来不及逃跑,死于乱军之中,棠姜上吊自杀。只有崔明翻出围墙,躲到墓地之中,才侥幸躲过一劫,后来又辗转逃到鲁国。

而那些没被杀死的崔家男女老少,统统被卢蒲弊以谋反之罪抓起来带走,送到庆封府上去做奴隶。

做完这一切之后,庆封派卢蒲弊向崔杼报告:乱臣贼子已经伏法,现在您可以放心回家了。

卢蒲弊亲自驾车,将崔杼送了回去。这时的崔府只剩下断壁残垣,空无一人。在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府邸中,发生过诸多影响齐国历史的大事。当年大子光被齐灵公发配到齐国东部,又偷偷回到临淄,就是藏匿此处,伺机发动政变,当上了国君;棠姜与齐庄公私通,多少次松风午后,花前月下,他们不避人耳目地公然调情,在这里给崔杼送了一次又一次绿帽子;而崔杼终于无法忍受,又是在这座宅院中埋伏兵甲,将齐庄公送上了不归之路。现在,崔成和崔强倒在血泊之中,棠姜成为了孤魂野鬼,崔明不知所终,这一切,仿佛给崔杼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当天夜里,崔杼找了一根绳子,将自己和棠姜吊在同一根房梁下,结束了自己充满阴谋和冒险的一生。

崔杼的死,无疑是庆封所期盼的结果。但是,如果从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崔氏兄弟与无咎的矛盾是最初的诱因,卢蒲弊对庆封的点拨是关键的推力。至于庆封本人,似乎并没有起到太明显的作用。换个说法,庆封虽然靠阴谋诡计挤垮了崔杼,但那主要是卢蒲弊的功劳,与他本人的政治手腕没有太大关系。

公元前545年夏天,齐、陈、蔡、北燕、杞、胡等诸侯联袂前往晋国朝觐晋平公。齐景公出行之前,庆封明确表示反对,说:“我们并没有正式参加宋之盟(即弭兵会盟),为什么要去晋国朝觐?”

听到庆封这样说,齐国的群臣都面面相觑,齐景公也哑口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大伙心里都在想,这庆封难道是天外来客,不谙世事吗?但是谁也不敢发表异议,因为自崔杼死后,庆封一家独大,大权独揽,连齐景公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又有谁愿意去触他的虎须呢?

最后还是陈须无站出来说:“先考虑如何应付大国,再考虑财货,这是合于礼的。小国事奉大国,即使没有参加大国组织的活动,也要顺从大国的意图,这也是合于礼的。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敢背叛晋国吗?就算我们没有参加宋之盟,重丘的会盟却是不可以忘记的,请您务必让国君出行!”

“这样啊……”想不到庆封倒也通情达理,略作思考后说,“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大伙这才醒悟过来,敢情这庆封根本就不通政治,只是在那里瞎胡闹呢!

没过多久,庆封将国事交给儿子庆舍处理,自己带着妻妾和财产跑到卢蒲弊家里,成天喝酒打猎,过起了寓公的日子。

既然是当寓公,呆在自己家里就很舒服,为什么非要跑到卢蒲弊家里去呢?说起来也是一桩奇闻——原来庆封有个非常特殊、前卫的爱好,喜欢跟别人交换妻妾来玩乐,也就是所谓的换妻。这个爱好口味太重了,只有卢蒲弊与他臭味相投,两个人玩得不亦乐乎。庆封嫌来来回回太麻烦,所以干脆搬到卢蒲弊家里,过起了共妻的日子。

虽说将国事交给庆舍处理,庆封仍然是齐国的首席重臣。没过几天,朝中的大夫就跑到卢蒲弊家里来向他汇报工作。

庆封在卢蒲弊家里发布了一道命令:那些因政治原因而流亡在外的齐国人,如果得到崔杼余党的消息,前来报告,就可以将功抵罪,回到齐国。

这道命令自然是为了收买人心,而且很有可能是出自于卢蒲弊的建议。不久之后,当年因为崔杼之乱而逃亡在外的卢蒲癸(guǐ)便回到了齐国。

卢蒲癸是卢蒲弊的同族,通过卢蒲弊的介绍,担任了庆舍的家臣。庆舍很欣赏卢蒲癸,将女儿嫁给他。有人对卢蒲癸说:“男女结婚要区别是否同姓,你却不避同宗,这样恐怕不好吧?”

庆氏是姜姓,卢蒲氏也是姜姓,按照同姓不婚的原则,本来是不可以结亲的。卢蒲癸却不以为然地说:“同宗不避我,我为什么要避同宗呢?这就好比赋诗的断章取义,我按自己的需求去理解就是了,管他什么同宗不同宗?”

卢蒲癸当了庆舍的女婿,两个人的关系就密切了。他又对庆舍说起了当年跟他一起逃亡的王何,庆舍便让王何也回到齐国,让卢蒲癸和王何当了自己的贴身警卫。

庆封父子如果稍微有点政治敏感性,就应该觉察得到不对劲:卢蒲癸和王何都是齐庄公的亲信,因为齐庄公被杀才流亡在外。而齐庄公死后,崔、庆两家专权,齐庄公的旧臣对他们无不恨之入骨,怎么会突然改变立场,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庆氏门下的走狗呢?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针对庆氏家族的风暴正在酝酿,而幕后推手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成天与庆封玩换妻游戏的卢蒲弊。

按照齐国的规定,卿大夫在朝中办事,由公家供给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两只鸡。齐景公当朝的时候,政局先后由崔氏和庆氏把持,公家政治荒废,连管伙食的人都敢于贪污腐败,私自将两只鸡换成了两只鸭。传菜的人知道了,干脆连鸭肉都私吞掉,只端上肉汤来。可怜那些大臣,在朝中办了半天事,只喝到点汤汤水水,大部分人仍然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子雅和子尾两个人站出来表示愤怒,发了一通牢骚。

庆封听到这件事,就告诉了卢蒲弊。按照庆封本人的意思,宫里的后勤工作也确实该抓一抓啦,连卿大夫的鸡都敢偷,成何体统?卢蒲弊听了,却是另一种意见,他对庆封说:“把这些人比作禽兽的话,我就要睡到他们的皮上了。”

古人杀死野兽,食其肉而寝其皮。卢蒲弊的意思很明显: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成天叽叽歪歪,不如杀了清静!

庆封完全没有意识到卢蒲弊这是在将他往火坑里推。在卢蒲弊的建议下,他命令析归父去找晏婴,明确告诉晏婴:“子雅和子尾仗着自己是公孙(均为齐惠公之孙),狂妄自大,目无尊长,我打算讨伐他们,请你共同参与。”

晏婴连连摇头,说:“您找错人啦!我手下那些人既不中看,也不中用,我的智慧也不配与您同谋,您还是另寻高明吧!但我也不会把这件事泄露出去,您如果不相信,可以盟誓为证。”

析归父回去将晏婴的话转告庆封。庆封说:“他都这样说了,还用得着盟誓吗?”于是派人去找大夫北郭子车,北郭子车也婉拒道:“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忠君报国,这件事不是我能够做到的。”

没过几天,整个临淄都知道庆封要对子雅和子尾动手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有一家人显得特别镇静,那就是陈须无和陈无宇父子。

陈家人的思维与众不同。按一般人的思维,大乱将至,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避祸?”但是据《左传》记载,当时陈须无问陈无宇的问题是:“大乱将至,我们能得到什么?”

陈无宇回答:“我们能够在庄街上得到庆氏的木材一百车。”

庄街是临淄城里的大街,木材则是建房子的主料。这是一句政治隐语,意思是:庆氏必败,我们可以趁乱而起,掌握大权。

陈须无说:“如果是那样,我们可要好好地守住它们啊!”

自公元前672年公子完逃到齐国寻求政治避难,陈氏家族在齐国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他们代代相传,诚敬守业,小心翼翼地延续了家族的火种,同时目睹了齐国政局的风云变幻,洞悉了其中的生存法则,也开启了他们谋求权力的欲望。后来的人一般认为,通过陈须无父子的这次对话,陈氏家族篡夺姜氏政权的野心已经萌芽。

公元前545年9月,卢蒲癸和王何决定杀死庆封父子,为齐庄公报仇。事前,两个人举行了占卜,然后还将占卜的龟板拿去给庆舍看,煞有介事地问庆舍:“有人为了攻打仇人而占卜,请您看看结果如何?”庆舍哪里知道这是在算自己的命?他仔细观察了龟板的裂纹,说:“事能成,见到了血。”

同年十月,庆封离开临淄,前往莱地打猎,命令陈无宇等一批大夫跟从。几天之后,陈须无派了一名使者到莱地,向庆封请示说:“无宇的母亲病重,请让他回去送终。”

庆封一听,也很重视,派家里的占卜官给陈无宇的母亲占卜,并将龟板拿给陈无宇看。陈无宇一看就捧着龟板大哭起来,说:“这是死兆啊!”

庆封看到陈无宇那悲伤的样子,自然深信不疑,也没有要求亲自察看龟板,准了陈无宇的假,让他回去给母亲送终。但是,庆封的堂弟庆嗣在一旁看到了,隐隐觉得不对劲。他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仔细梳理了一番,认定陈无宇的请假绝非偶然,而是另有原因。

“莫非,庆氏家族将有大难了?”庆嗣想到这一层,不寒而栗,连忙跑去找庆封:“请您停止打猎,赶快回到临淄,否则将有大祸!”

庆封笑了,整个齐国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临淄又有庆舍坐镇,能出什么乱子呢?他不听庆嗣的劝告,继续在莱地喝酒打猎,丝毫没有担忧之意。庆嗣退下来之后就对亲信说:“兄长恐怕要流离失所了,如果能够逃到吴国、越国这样的偏远之地,也算是万幸。”

陈无宇渡过济水,顺道就将济水上的桥梁毁坏,渡船也统统凿沉。而在临淄城内,卢蒲癸和王何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政变。一连数日,卢蒲癸都是早出晚归,行色匆匆,家里也明显地加强了戒备,不断有武装人员出入。

这一切引起了卢蒲癸的老婆卢蒲姜的怀疑。她对卢蒲癸说:“你如果有事情就不要瞒着我,否则一定不能成功。”

卢蒲癸一开始不说,卢蒲姜可是庆舍的女儿啊,这事告诉她还得了?但是经不住那女人纠缠,卢蒲癸又不是个会撒谎的主儿,竟然就将要攻打庆舍的事告诉了她,而且告诉她,只等到“尝祭”(也就是秋祭)那一天,庆舍从府里出来就动手。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应该说,差不多就没戏了。当年郑厉公想用雍纠杀祭仲,就是因为雍纠向老婆走漏了风声,反而被祭仲抢了先机,结果雍纠被杀,郑厉公出逃。现在卢蒲癸又重蹈了雍纠的覆辙,将这么重要的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婆,可见一个人,不学点历史是不行的。

但是,当卢蒲姜听到这个事情,采取的立场很耐人寻味,她对卢蒲癸说:“我父亲性格倔强,喜欢和别人对着干。如果没有人劝阻他,他反倒不想出门,请让我去劝阻他。”

卢蒲癸说:“好。”

同年十一月七日,齐国在宗庙中举行尝祭,庆舍将要到场主持。当天早上,卢蒲姜跑到娘家,对庆舍说:“有人想要在宗庙中刺杀您,请您千万不要出门。”

庆舍不耐烦地说:“谁敢刺杀我?”不听卢蒲姜的劝阻,按原计划出行。

自古以来,恐怕没有比这更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了:女婿要杀岳父,女儿一边帮着老公出谋划策,一边又跑到父亲这里将阴谋告诉他,客观上却又促使父亲更加坚定了出门的意愿。人说忠孝不能两全,这个女人却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对丈夫的忠和对父亲的孝。作为后世之人,很难评价这究竟是一种智慧,一种无耻,还是一种无奈?

宗庙在公宫之中。庆舍命卫兵将公宫包围起来,卢蒲癸和王何手持长戈跟在他身边。从这一安排来看,庆舍是有防备的。但是,当最亲信的人已经背叛,再多的防备也不过是虚设。最坚强的防备是人心而不是武士,这一点,是诸多统治者难以明白的道理。

当天祭祀之后,齐景公还安排了众多娱乐节目招待各位大臣,大家喝酒狂欢,簇拥着前往鱼里(临淄地名)看戏。在这种普天同庆的气氛之下,庆舍的卫兵们不知不觉放松了警惕,他们脱下盔甲,放下兵器,将马匹从战车上卸下,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酒看戏。

趁着这个机会,子雅、子尾、陈须无、鲍国的手下偷偷地拿走了庆舍的卫兵的武装。子尾从袖子中抽出一支鼓槌,在门上敲了三下。

庆舍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根本没有留意子尾这一动作。他举起酒杯,突然感觉背上一凉,接着腹内一阵剧痛,回头一看,只见卢蒲癸狞笑着,双手握住长戈,戈锋已经插入自己的身体。他来不及惊叫,王何又一戈斜扫过来,将他的左膀硬生生地砍下。

一时之间,戏台下血肉横飞,变成了杀戮战场。作为一个政客,庆舍无疑是不合格的;但是作为一个武士,他的武勇让人刮目相看。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他仍然奋力拼杀,撞到屋柱上,连屋梁都为之震动。甚至连桌面上的青铜器皿,也成为了他的武器,一连砸死了好几个人。最后,因为失血过多,庆舍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亲信庆绳和麻婴也被杀死。

齐景公被眼前这一幕吓坏了,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色苍白,汗流浃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鲍国跑到他身边说:“群臣这是为国君铲除忤逆之臣,请您不要担心。”陈须无则将他搀扶起来,给他换了衣服,迅速退到宫内。

远在莱地的庆封得到消息,星夜兼程赶回临淄,由于陈无宇破坏了济水上的桥梁和渡船,回到临淄城外已经是十一月十九日。他组织族兵进攻临淄的西门,没有攻克,继而又攻打北门,从北门进入了临淄,攻打公宫。陈、鲍等家族在公宫中拼死抵抗,打退了庆封的进攻。眼看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越来越多,庆封不敢恋战,带着少数亲信逃到了鲁国。

作为见面礼,庆封将自己乘坐的马车送给了鲁国的权臣季孙宿。据《左传》记载,这辆车做工精细,装饰华丽,光可照人,堪称马车中的劳斯莱斯。

季孙宿很高兴,将这辆马车摆放在自家的院子里,来往的朝臣无不对它赞不绝口。大夫展庄叔见了,用手抚摸着闪亮的车身,说:“车甚泽,人必瘁!”(车这么漂亮,它的主人想必很憔悴吧)言下之意,连马车都造得这么漂亮,庆封必定敛聚了不少钱财,恐怕难免为此而心力交瘁。

一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46年春天,庆封曾经代表齐国访问鲁国,他的车驾之美就已经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关注。仲孙羯对叔孙豹说:“庆封的马车可真漂亮啊!”叔孙豹说:“一个人的衣着、车马、装饰如果和他的身份不相称,必得恶果。马车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当时叔孙豹还请庆封吃了一顿便饭,庆封大大咧咧,席间表现出诸多不敬,引起了叔孙豹的反感,于是吟了一首《相鼠》之诗对其进行规劝: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老鼠尚有皮,人却不知礼仪,不死还等啥?叔孙豹的话已经说得很重了,庆封却听不出其中的含义,还以为这是赞美他,一个劲地喝酒,直到酩酊大醉。

时隔一年,叔孙豹又请庆封吃了一顿便饭。庆封心想:今时不同往日,一年前我是齐国权臣,人人敬畏;现在我是流亡之身,必须有所收敛。庆封的想法是对的,可是做出来的事情却让人不敢恭维。

开餐之前,庆封煞有介事地端起酒杯,向诸神献祭。按照周礼的规定,但有饮食,必先献祭,这倒是没错,可献祭是主人的专利,客人来越俎代庖就很不合适了,而且有托大的嫌疑。

叔孙豹很不高兴,命乐工唱了一首《茅鸱》之歌,讽刺庆封不敬主人。和上次一样,庆封仍然不知道这是在批评他,赶紧端起酒杯向叔孙豹表示感谢。

不久之后,齐国派人到鲁国,责备鲁国收留庆封一事。庆封在鲁国呆不下去,只好南下投奔吴国。吴王馀祭收留了庆封,让他居住在朱方(地名),而且将女儿嫁给他。

奇怪的是,庆封虽然不通政治,不读诗书,搞经济却是一把好手。他在朱方收聚族人,投机赢利,很快就积聚了大批钱财,比在齐国的时候更为富有。消息传到鲁国,有人对叔孙豹说:“这还真是恶人好命,庆封又当上暴发户啦!”叔孙豹说:“不可这样说,好人发财叫做奖赏,坏人发财那是灾难,我看老天是想降灾于他,所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好一网打尽吧。”

同年十一月,齐国实行拨乱反正,将崔杼之乱时逃亡到各国的公族人士都召回齐国。赏赐给晏婴邶(bèi)殿(齐国地名)附近的乡镇六十个,晏婴拒不接受。子尾对晏婴说:“富贵,是人们都有的欲望,您为什么不接受?”晏婴说:“庆氏拥有众多土地,满足了欲望,结果逃亡了。诚然,我现在拥有的土地不能满足我的欲望,如果将邶殿的土地赏赐给我,那也就满足了。可是欲望满足之后呢?离逃亡也就不远了。逃亡在外的人连一座城邑都不能主宰,那多没意思!我不接受邶殿的土地,不是讨厌富贵,而是喜欢富贵,怕失去富贵啊!而且,富贵这玩意,要像布帛一样,有一定的长度限制,让它不能无限制增长。治理百姓,要考虑到他们总是想生活富裕,器用丰厚,那就要用端正的道德加以限制,让他们的富贵程度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不贪多,这就是对自己的限制。”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晏婴的这段话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

齐景公又赏赐给北郭子车六十个乡镇,北郭子车接受了;赏赐给子雅土地,子雅推辞的多,接受的少;赏赐给子尾土地,子尾悉数奉还;至于庆封的亲信卢蒲弊,竟然仅仅被流放到北部边境,这在当时也算是异数了。

【弱国的外交智慧】

公元前545年春天,曲阜一带出人意料的暖和,没有出现冰冻天气。鲁国的大夫梓慎夜观天象,预言道:“今年宋国和郑国恐怕要发生饥荒了,岁星本来应该在星纪,现在却已经到了玄枵(xiāo),这是因为天时不正,阴阳也因此不调。蛇骑乘于龙之上,而龙是宋国、郑国的星宿,所以发生饥荒的是这两个国家。玄枵,虚宿在它的中间。枵,就是消耗。土地虚而百姓耗,饥荒自然就产生了。”

简单地解释一下:

第一,岁星就是木星,其公转周期为11.86年,古人误以为是12年,所以用木星记年,称之为岁星。

第二,西方人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十二个区域,称之为黄道十二宫,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十二星座;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则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二十八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

第三,星纪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中的魔羯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斗宿和牛宿。玄枵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的水瓶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女、虚、危三宿。根据梓慎推算,当年木星应当在星纪的位置。但是据观察所得,却在玄枵的位置,所以叫做“天时不正”。

第四,按照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木星为青龙,虚宿和危宿为蛇。木星跑得太快,插到了虚、危两宿之下,所以说“蛇骑乘于龙之上”。

第五,古人认为,天上的星宿对应地上的疆域,即所谓“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宋、郑两国所在位置,正是木星对应的疆域。木星位置不正,宋、郑两国自然受到影响,将会发生饥荒。

关于星相命理之学,自古以来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在此亦不做深入探讨。从《春秋》和《左传》的记载来看,这一年中原地区的收成确实不太好,宋、郑两国尤其不景气。但是,就在这一年秋天,按照弭兵会盟中“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的约定,各国诸侯顾不上饥荒,纷纷派代表或亲自到新田和郢都朝觐晋平公和楚康王。一时之间,进出山西和湖北的大路上,飘扬着各国旗帜的华丽马车络绎不绝,国际之间的交流大大活跃起来。

在位已经四十七年的蔡景公不顾年事已高,前往新田朝觐了晋平公。从蔡国到晋国,郑国是必经之路。蔡景公去的时候,郑简公派公孙舍之到新郑的东门外慰劳他;回的时候,郑简公又在新郑城内设宴亲自招待他,以尽地主之谊。应该说,郑简公做得蛮有人情味,但是蔡景公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对郑国人的热情始终不太感冒,甚至可以说有诸多不敬。

子产对此评论道:“蔡侯恐怕有灾难降临了。一个月前他经过这里,国君派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到东门外慰劳他,他表现得很倨傲。现在他回来又经过这里,国君亲自接待他,他还是那么漫不经心,这就是他的本性了。作为小国的国君,侍奉大国,本来应该战战兢兢,他倒好,反而将轻慢作为本性,能有好结果吗?如果他被杀,杀他的人肯定是他儿子。”

子产敢于如此确切地预测蔡景公的下场,并非空穴来风。据《左传》记载,这位蔡景公人老心不老,长期跟自己的儿媳通奸,而且不避人耳目,已经在国际上传为奇谈。两年之后,蔡景公果然死于亲生儿子之手,扒灰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在蔡景公访问晋国的时候,郑简公也派大夫子大叔出访楚国。但是子大叔没有见到楚康王,刚走到汉水就被楚国人劝回去了。楚国人说:“在宋国结盟的时候(即弭兵会盟),贵国的国君亲自参加,现在却派大夫前来朝觐,寡君对此感到迷惑。大夫姑且回去,我们将派人专程赶赴晋国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明确贵国国君是否应该亲自前来朝觐,再告诉你们。”话说得很客气,表达的意思却是毫不含糊:你不够资格朝觐楚王,换你们的国君前来!

子大叔回答:“在宋国的会盟,楚王明确表示要做有利于小国的事,让小国安定它的社稷,安抚它的百姓,用礼仪承受上天赐予的福气,这都是楚王亲口说的,也是我们这些小国的希望所在。今年郑国的收成不好,寡君因此派我奉上财礼,向贵国的办事人员表示敬意。现在您却对我说,你有什么资格参与郑国的大事?难道一定要寡君抛弃守卫疆土的职责,跋山涉水,顶风冒雨,才能满足楚王的心愿吗?如果是那样,寡君唯楚王的马首是瞻,岂敢不听命?只不过……”子大叔话锋一转,“这不符合会盟的精神,也使得楚王的德行有所缺失,对于您本人也不利,我们怕的就是这个啊!如果不是因为这层担忧,寡君哪里敢害怕劳苦,不亲自前来呢?”

那个年代的人,个个都是算命高手,预测专家。子大叔没有去成郢都,回到新郑之后就对公孙舍之说:“楚王快死了,不致力于修明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索取无度,以图一逞,这样能够活得长久吗?”他还以《周易》的知识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说,“《周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遇复之颐’(由复卦变为颐卦),也就是迷了路往回走,凶象已现。这说的就是楚王吧!想实现他的愿望却忘掉了来时的路,想回来却找不到北,这就叫做‘迷复’,能不凶吗?”

预测归预测,当务之急却是给楚国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子大叔劝郑简公:“您就去一趟楚国吧,让他们高兴一下,而你就当是去给楚王送葬,如何?依我之见,楚国在近十年之内都无力争霸天下,只要我们不主动去惹怒他们,就不会有战乱降临,郑国的百姓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大夫裨灶也说:“臣夜观天象,今年岁星不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而是运行得过了头,已经危害到鹑(chún)尾(鹑火和鹑尾,分别包含柳、星、张三宿和翼、轸两宿,对应地上的王畿和楚地),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只怕周天子和楚王都活不长了。”

郑简公心想,既然你们都那样说,那就去吧,犯不着为了一个将死的人闹别扭。怀着这种阿Q心理,郑简公派子大叔前往晋国,向晋国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于同年九月由子产陪同前往郢都朝觐楚康王。

按照当时的习俗,诸侯到他国访问,未入对方国都之前,要接受对方的“郊劳”,也就是出城慰问。为此,必须寻找一块空地,拔除野草,清洁土地,然后堆土为坛,并用帷幕围蔽四周,以接待对方人员。

郑简公抵达郢都城外,却仅仅搭建了一些休息用的帐篷,没有搭建土坛。负责安排住宿的外仆(官名)对子产说:“从前先大夫陪同先君到各国访问,从来没有不筑坛的先例,这一规矩至今沿袭不改。现在您不除草也不筑坛,就搭起了帐篷,这样恐怕不好吧?”

子产说:“是这样的,大国诸侯去到小国,就筑坛;小国诸侯去到大国,草草搭起帐篷就行了,哪里用得了筑坛?”

外仆表示不解。

子产说:“大国诸侯去到小国,有五种好的目的——赦免小国的罪过,原谅它的错误,救助它的灾难,表扬它以德治国而且有法可依,教导它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小国没有困惑,心甘情愿地服从大国的领导,所以筑坛以宣扬功德,告诉后人不要懈怠。而小国诸侯去到大国,有五种坏的目的——听大国掩饰自己的罪过,要求得到所缺乏的物资,主动前去听命于大国,向大国贡献物品,服从大国突如其来的指示。如果不这样做,大国就加重小国的负担,无论红白喜事都要求小国出钱出力。这些都是小国的祸患,还用得着筑坛来宣扬这些祸患,而且告诉后人吗?”

说白了,郑简公本来就不想来楚国,是楚国人逼着来的,没有必要郑重其事地做足功课,将就着应付一下就行了。

裨灶的预测很准确。同年十一月,在位二十七年的周灵王驾崩。而这个时候,宋平公、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都在忙于前往楚国朝觐。对于天子的死讯,大伙也许仅仅是“哦”了一声,如同不相干的人一般,很快就将它抛诸脑后了。鲁国的史书《春秋》干脆没有记载这件事。《左传》则解释说,王室没有发来讣告,所以不记载这件事也是“礼也”!

前面说过,郑国是中原的心脏。各路诸侯南下楚国,郑国是必经之道。鲁襄公经过郑国的时候,郑简公已经在楚国了,只能委托良霄前往新郑北部的黄崖(地名)慰劳鲁襄公。

但是,良霄的傲慢态度引起了鲁国君臣的强烈不满。叔孙豹甚至说:“这个人如果不受到惩罚,郑国必然有大灾祸。恭敬,是用来维系民心的,他却丢弃了它,还能用什么来继承保有祖宗的积业?如果郑国人不讨伐他,也必定会因他而受到上天的惩罚。”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孙豹也是预言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裨灶的预测再一次得到验证。鲁襄公走到汉水的时候,听到了楚康王去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马上决定打道回府。但是陪同鲁襄公出访的大夫叔仲带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楚国,又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还是继续走吧!”

孟椒对此不以为然:“君子考虑长远,小人却只顾眼前。但是如果饥寒都顾不上解决的话,谁还会有工夫去顾及后果?不如姑且回去。”

叔仲带说:“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楚国,不是因为楚国的仁义,而是因为它有(.)盟主的名分,而且害怕(.)它的武力。如果(.)是为了它的仁义(.)而来,当然应该庆贺它的喜乐,哀悼它的悲伤;因为畏惧而来,就更应该这样做啦!我们在国内听到楚国有丧事还要前往吊丧,现在途中接到讣告反而回去,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轻侮楚国么?到时候楚国人如果以此为借口讨伐我国,你们有没有办法抵御?如果有,那现在回去也罢;如果没有,还是老老实实向前走吧!”

两种意见碰撞,叔仲带占了上风。叔孙豹评价道:“叔仲带可以考虑让他独当一面了,孟椒还要多多学习才能任用。”大夫荣成伯也说:“忠诚的人多半目光较为长远。”在这种情况下,鲁襄公放弃了回去的打算,继续前进,并于当年年底抵达了郢都。

公元前544年的春节,鲁襄公是在郢都度过的。南方的春寒料峭,比北方更多了一层湿冷,让长期生活在曲阜的鲁襄公感到很不适应。更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是,楚国人提出,要他亲自为楚康王致襚。

所谓“致襚”,就是为死者穿衣,是春秋时期诸侯使臣参加他国诸侯的丧礼必行的礼仪——当然,死者的衣服早就由亲人给他穿好了,致襚也就简化成为向死者赠送衣服,并置于灵柩的东面这样一种形式,并非真的要为死者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