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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6·大结局》第十二章 秦始皇奠定两千年专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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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终结,专制开启

如果冥冥之中真有一尊万能的神在俯视地球,他会发现,自公元前770年以来一直战乱纷纷的中国大地,现在终于平静了。

秦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王朝。

这个王朝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在它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夏、商、周三个王朝,但是严格地说,那只是以夏、商、周三个国家命名的历史时代。

好比说,古希腊时期的欧洲,谁都明白,希腊只是欧洲的一小部分。

夏、商、周也一样。周朝统治的全盛时期,诸侯国遍布黄河流域,甚至江南也有它的子民,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周天子真正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有王畿那一小块地区。其余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名义上是周天子的臣民,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那个时候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古代联邦。当然,我们的祖先对这种政治体制有自己的说法,叫作“分封建国”,简称“封建”。

这种封建制度,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极其相似,是金字塔形的层层分封,或者说是权力的层层分包。

天子受命于天,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天子的真实力量,不足以统治如此广阔的土地,于是将权力下放给诸侯,让他们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国家。诸侯的统治,又依赖于以宗法为纽带的家族,于是卿大夫的势力得到保障。卿大夫则豢养着自己的家丁和护卫,也就是所谓的士。

不难想象,高居金字塔顶端的天子,号称天下共主,在权力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他的影响力被减损了。他的声音传达不到边远的地区,即便在王畿附近的诸侯国中,他也只能对着几个诸侯发号施令,不能渗透到金字塔的基层。

当王室足够强大的时候,天子与诸侯之间尚能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平衡。前者装作很宽宏,后者装作很恭顺,从而相安无事。

当王室衰落的时候,诸侯们便不再将天子放在眼里,各行其是。各诸侯国内,卿大夫势力也在增长,每个国家都会出现一些强大的家族,他们左右政局,互相攻伐,也没把诸侯放在眼里。诸侯欺负天子,卿大夫欺负诸侯,这就是春秋时期典型的政治生态。

从春秋进入到战国,表面上最大的变化,当然是诸侯国减少了,这是兼并战争的结果。同时还有两个变化,比表面的变化影响更重,意义更深远。

第一,周天子已经不再重要,甚至连表面上的号召力都不存在了;

第二,各大诸侯国,也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都建立了牢固的中央集权。换而言之,卿大夫的势力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左右政局,只能屈从于国君的绝对统治。

如果拿中国和西方相比,战国七雄的权力结构,已经接近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或者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王权被放大了。

而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从秦孝公年代开始,用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文治武功,终于将天下囊为己有。秦王嬴政,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者,这也是前无古人的。

秦始皇:史上第一个皇帝

前无古人的统治者,自然要有前无古人的称谓。

据《史记》记载,嬴政统一天下后,将群臣召集起来开会,回顾了他“兴兵诛暴乱”的辉煌历史,然后问大伙:“像寡人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倚仗着祖宗的保佑,居然能够让六国都服输认罪,平定天下。如果不变更名号,不足以体现我们的功勋,无法让后世知道我们的成就。你们都好好想想,我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名号?”

当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等人都说:“传说中的五帝,统治的地区不过方圆千里。千里之外的地区,都是蛮荒之地,根本管不着。如今您兴义兵,讨逆贼,号令天下,无所不从,这是前所未有,连五帝都不能比的。我们和一些博士商量,古代有天皇、地皇和泰皇,其中泰皇最为尊贵。因此我们大胆建议,您应该称为‘泰皇’,您的命令称为‘制’和‘诏’,您也别再自称寡人,而是自称为‘朕’。”

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即天皇、地皇、泰皇,地位在五帝之上。其中泰皇即人皇。泰皇是不是最尊贵,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皇”比“帝”更为尊贵,更具有神性,比“天子”更具有自信。

至于“朕”,本来是“我”的意思,不论尊卑,都可自称为朕。经李斯们这样一框定,从此变成了国君专属的自称,而且一传就是两千年,直至清末。

嬴政是个标新立异的人,对于泰皇这个称谓,总觉得有点不妥。他思考再三,决定采三皇五帝之长,给自己上了一个“皇帝”的称号,其余的便采纳了李斯们的意见。

嬴政是个孝子,自己当了皇帝,又给老爸秦庄襄王也上了个尊号,叫作太上皇。

嬴政也许没有想到,正当他在宗庙中郑重其事地将老爸尊为中国第一位太上皇的时候,中国第二位太上皇正在泗水郡的田间挥汗如雨地劳动。这位姓刘的农民已经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叫作刘伯、刘仲、刘季和刘交。由于刘伯早死,刘仲自私自利,刘季不务正业,刘交又要上学,他不得不起早贪黑,希望多收几颗粮食,好给刘交去交学费。

老三刘季后来改名为刘邦。

扯远了,回到正题。

嬴政又下诏说:“朕听说远古时期的帝王只有帝号,没有谥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帝王死了还要有谥号,这样做,等于让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评价君主,这是没有道理的,朕不喜欢这样。从此以后,朕就叫始皇帝,后世则以数相加,从二世、三世直至万世,永无穷尽。”

所谓谥号,就是后人给前人的评定,俗称盖棺定论。周朝的时候,天子有谥号,诸侯有谥号,卿大夫阶层也有。谥号不是随便给的,有一整套严格的国家标准,比如说:

“克定祸乱曰武”——郑武公、楚武王就是这类人;

“布德执义曰穆”——秦穆公的一生,也确实称得上是布德执义;

“屡征杀伐曰庄”——郑庄公、齐庄公都是好战之徒。

当然,很多时候,后人为了尊重前人,给的评价会比实际上高一点。比如说,晋惠公不一定惠,齐孝公也不见得孝,但是本着与前人为善的原则,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们一个好评了。

另外还有所谓的恶谥,也就是给那些特别不成气的前人准备的。比如说:“乱而不损曰灵。”楚灵王就得到了这样的差评。

可想而知,究竟是给好评还是给差评,后人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前人无法申诉。当然也有例外——春秋时期,楚成王英雄一世,却死于政变,他的儿子本来想给他上一个“灵”字,他老人家怒目圆睁,死不瞑目。直到后来改上了“成”字,他才合上眼睛,表示满意。

嬴政自幼受吕不韦的教诲,后来又接受了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在他的统治哲学中,君主必须是高深莫测的。君主就像是天,什么时候天晴,什么时候下雨,根本不用看老百姓的眼色,更不容臣民议论评价。天气好,不用你们赞扬;天气不好,也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对于嬴政来说,谥号这东西,就像是统治者有意留给天下的把柄,是极其愚蠢和无聊的,必须革除。

从此,嬴政便被称为始皇帝,史书中一般给他加上个秦字,称为秦始皇。

那么,这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始皇帝又是如何治理他的庞大帝国的呢?显然,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秦始皇治国策略之一:以法治国

前面说过,但凡统治,必须要解决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也就是统治者为什么具有统治天下的权柄。

秦始皇接受了邹衍发明的五德始终说,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受命于天取代周朝,应该是水德。

事实上,秦国一度自认为是金德。据《史记》记载,秦献公年间,首都栎阳下了一场金雨,秦献公自以为是得了金瑞,大张旗鼓地祭祀白帝(金为白色)。但是到了秦始皇年代,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已经十分流行,周朝是火德的说法深入人心,而火又是克金的,难免让秦始皇感到尴尬。于是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当年秦文公出猎,获得一条黑龙,乃是水德之瑞(水为黑色),硬生生地将秦国的金德改成了水德。

作为彰显水德的第一件事,便是变更周历,将每年的十月作为正月。

有必要简单解释一下,中国的古人,按照地支的排序来给月份命名,以十一月为子月,十二月为丑月,一月为寅月,二月为卯月,以此类推,直到十月为亥月。

又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给十二地支分别赋予五行的属性,分别是亥、子属水,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丑、辰、未、戌属土。

十月(亥月)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水月,自然也就被秦朝定为正月。

第二件事是易服色,将衣服和旌旗等都改成黑色。电影中秦朝的官员开会,黑压压一片,有如群鸦云集,便是这个原因。

第三件事是崇尚“六”这个数字,符节、法冠都用六寸,马车的宽度为六尺,驾车的马用六匹,以六尺为一步等。

至于六与水有什么关系,一般认为,这里牵涉到《周易》的理论。《周易》的八卦,每一卦都有对应的数字,分别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中坎卦象征水,所以规定六为水数。

那么,究竟什么是水德呢?

在《周易》理论中,水居北方,象征冬天。简单地说,水德就两个字:“刑”与“杀”。

这与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推行的严厉法治是不谋而合的。

秦国的法治,以严酷而闻名,绝无情面可言。据《韩非子》记载,秦昭王生病,百姓们自发买牛祭神,家家户户都为他祈祷。大夫公孙述看到了,回宫祝贺秦昭王:“您真是太得人心了,竟然整个国家的民众都在为您祈福。”秦昭王派人查访,果然确有其事,下令道:“罚他们每个人献出两副盔甲。没有得到命令就擅自祈祷,虽然是爱我,但也是违法行为。如果他们爱我,我就改变法令而以同样的爱心去回报他们,法制就不能建立。法制不建立,国家就要灭亡。不如罚他们每人两套盔甲,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法制!”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无论什么朝代,如果按照这种决心去推行法律,怎么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呢?秦昭王做得很对啊!

也许有人会问,秦朝推行如此严格的法制,统治者还以身作则,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后来也乱了呢?

那是因为秦朝的法律,除了“严”,还很“酷”,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轻罪重罚。秦朝法律的指导思想,在于“以刑去刑”,让人不敢犯任何罪。因此即便是十分轻微的罪行,也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罚。比如说,五个人集体行盗,只要赃款价值超过一钱,就要斩左足!又比如说,甲偷盗了一千钱,乙知道这件事,受赃款一钱,对乙的惩罚是上交官府一盾。而一块盾牌的价值,至少在三千钱以上。前面说的百姓为秦昭王祈祷,每人被罚上交两套盔甲,更是轻罪重罚的典型案例。

其二,刑罚残酷,种类繁多。以死刑为例,就有具五刑、族诛、淹死、活埋、肢解等多种。其中具五刑最为残忍:先在脸上刺字,然后割鼻,割舌,斩双足,再鞭笞,斩首,碎尸,全程实际上包括肉刑、死刑和辱尸三个阶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其三,徒刑不设年限。在秦朝,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被处以徒刑,那就是无期徒刑,终身失去人身自由,为官府服役。同时由于法律定得非常严厉,老百姓动辄犯法,再加上轻罪重罚,规定上交一甲、二甲、一盾的刑罚比比皆是,老百姓交不起罚款,就变成徒刑,导致刑徒数量高速增长。按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用于修筑宫殿和皇陵的刑徒就有七十余万,如果再算上修长城和戍边的刑徒,恐怕不下一百万。而当时全国总人口约为两千万,刑徒的数量已经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其四,罔顾伦常。秦朝的法律,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儒家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执行法律的同时强调人伦和感情。秦法则是单纯的法律,甚至鼓励“夫有罪,妻先告”,以获得免于连坐的机会。

这种严酷的法治,在天下初定、人心未服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确实使得秦朝能够得以迅速建立统治秩序,同时也为它的快速消亡打下了基础。

秦始皇治国策略之二:中央集权

《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等人曾上书秦始皇,诸侯刚刚被消灭,燕、齐、楚地区偏远,如果不在那里分封诸王,恐怕难以维护朝廷的统治,请立诸位皇子为王,让他们为您戍守边疆,永享太平。

这其实就是延续周朝的做法。

秦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去讨论,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王绾说得有理,唯独李斯站起来反对。

李斯说:“当年周朝分封的子弟和同姓诸侯有很多,以为可以巩固王室的统治,开始那几代还算勉强可以,到后来就关系疏远,相互攻击有如冤家对头,诸侯们成天打仗,连天子也无法制止。如今海内一统,原来的诸侯国都变成了郡县,赏赐皇子和功臣由国家的税收承担,既方便又易于控制,天下百姓也断绝了其他念头。我斗胆问一句,本来已经是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还要分封诸侯,给自己添麻烦呢?”

李斯的话,正中秦始皇下怀。秦国此时正处于一个历史的人字路口,向左走,是恢复封建制度;向右走,是中央集权的专制道路。秦始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对群臣说:“天下人之所以饱尝战乱之苦,就是因为有那么多诸侯存在。如今我们刚刚打出一个统一的国家,又要建立诸国,这是为战争埋下种子啊!用这种方法来寻求国家的安宁,难道不是南辕北辙吗?李斯的意见是正确的,今后不用再提分封建国之事。”

有些人还是转不过弯来:“那谁来为陛下管理那么广阔的土地呢?”

秦始皇说:“有郡县。”

郡是春秋末年的产物,在战国时期被逐渐推广,成为各国中央政府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

秦国最早设郡,均在边远地区,分别为西南地区的巴郡、蜀郡和北方的陇西郡、北地郡。在兼并的过程中,又不断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郡。

赵国故地有太原郡、云中郡、邯郸郡、巨鹿郡、雁门郡、代郡、常山郡;

魏国故地有上郡、河东郡、东郡、砀郡、河内郡;

韩国故地有三川郡、上党郡、颍川郡;

楚国故地有汉中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陈郡、薛郡、泗水郡、九江郡、会稽郡、长沙郡、衡山郡;

齐国故地有东海郡、齐郡、琅琊郡、胶东郡、济北郡;

燕国故地有广阳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

百越及南越地方有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

匈奴地区有九原郡。

前前后后共设置四十六郡,郡的最高长官是郡守。为了防止郡守独霸一方,又设置郡尉负责地方军事和治安,设置郡监负责监督百姓和官吏。

郡下设县,县的最高长官是县令,不满万户的小县则为县长。县令和县长下设县丞、县尉,分权共治。

县下设乡,负责摊派徭役、征收田赋、管理治安等工作。乡吏有“三老”,负责教化;有“啬夫”,负责讼事和收税;有“游徼”,负责治安。

乡下设里,相当于现在的村,村长本来称为里正,为了避秦始皇的名讳,又称为里典。

基层还有一种特殊的机构——亭。亭与乡、里没有隶属关系,属于县尉的派出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主要职责是“捕盗”,同时也负责接待来往官员和传递政府邮件,兼有驿站和邮政所的功能。

郡县是地方机构。中央机构的设置,也体现了分权而治、只对皇帝一人负责的原则。

皇帝之下,百官之首,就是丞相。战国时期,秦国的丞相不仅是国内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可率军出征,樗里疾、甘茂便是先例。秦朝建立后,秦始皇首先是剥夺了丞相的兵权,使其成为单纯的文职官员,同时又设立御史、太尉来牵制相权。

所谓御史,就是“管官的官”,负责监察百官,享受副丞相待遇,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书记。这是秦朝的独创,此后两千多年间,历朝历代都沿袭秦朝的御史制度,可见其对于维护皇帝的统治,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太尉则是最高武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享受丞相待遇。有意思的是,秦始皇设立了太尉之职,却一直没有任命谁来当太尉,只任命了太尉职下的卫尉、中尉、廷尉等官员。也许秦始皇觉得,累就累点,还是将军权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比较可靠。

丞相、御史、太尉合称“三公”,此后历朝历代,大体上都按照这个模式来设置自己的中央机构。所谓“位列三公”,就是说某人已经做到官员的最高级别,这在皇权社会是相当了不得的。

帝国如此庞大,即便设置了郡县等机构,仍然存在一个山高皇帝远的问题。为了让皇权能够渗透到每一寸土地,秦始皇下令修筑贯穿全国的驰道。

顾名思义,驰道就是可以让马车飞驰的道路,也就是秦朝当时的高速公路。

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的驰道,主干线有两条,均以咸阳为起点。一条向东,直通原来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直通原来的楚地和吴越等区。到了公元前212年,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秦始皇又下令修筑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直达北方的九原郡,总长一千八百余里。

据汉人记载,秦朝的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是相当壮观而且实用的,绝非后世的豆腐渣工程可比。

通过这些四通八达的驰道,皇帝的命令可以很快传达到全国各郡县。而且一旦有战乱,中央的精锐部队可以迅速奔赴四方。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治国策略之三:统一思想

秦始皇知道,统一天下,不仅仅是在各地建立郡县,委派官吏,推行法治,更重要的是改变天下人的属性,让原来六国的臣民完完全全地变成秦朝的臣民。

为此,他决心从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入手,对天下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

首先是统一文字。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有相通之处,然而书写起来各不相同。同一个字,往往有多种不同的写法。比如“马”字,在楚国至少有两种写法,在燕国也有两种写法,在三晋又有两种写法,交流起来,殊为不便。

天下统一之前,秦国使用的文字称为小篆。小篆由大篆演变而来,线条简单,字体均匀,异体字较少,在当时是比较好识别的一种文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文字,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为了推行小篆,还命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文字范本,以供各地学习。

中央政府推广篆书的同时,下层官吏又发明了一种隶书。隶书也是以小篆为基础,笔画直线方折,结构平整,比小篆更加简便易写,很快在政府基层流行,后来又被中央政府接受,成为政府文书通用字体。

隶书的发明人程邈,据说是一名狱吏,也就是监狱管理人员。秦朝法律严酷,监狱人满为患,狱吏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程邈在监狱掌握文书,每天都要书写大量文字,用小篆书写,速度极其缓慢,因此变革字体。秦朝小吏又称隶人,程邈发明的字体自然也就号称隶书了。

其次是统一货币。秦朝建立之前,各国的货币自成一体,形状、大小、重量各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给经济交流造成了极大不便。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规定秦国原来使用的“半两钱”为通用货币。据后人估算,秦朝一枚半两钱可购粟米约1.23斤,或麻布0.6尺,而一口猪的价格约为250钱,普通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则为8钱。

再次是统一度量衡。度即长度,量即体积,衡即重量。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国度量衡也不尽相同。秦朝以商鞅颁布的标准为基础,由政府制作标准器,刻上铭文,发至全国。

此外,秦始皇还下令收缴天下的兵器,汇聚到咸阳,熔铸成钟鐻(jù)等乐器和十二个大铜人,放置在宫内,以示天下一统,刀兵弃之不用。又将天下富户十二万户迁至咸阳,将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以免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力收买人心,阴谋反秦。

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收天下之兵和迁天下富户于咸阳,也有其合理性。但是,接下来秦始皇要做的事情,就让人不敢恭维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举行宴会,文武百官和博士七十多人参加。

所谓博士,就是皇帝的文史顾问,职责是“掌通古今”,为皇帝提供参考。

这次宴会上,仆射(官名)周青给秦始皇拍了一个大大的马屁:“当年秦国地方不过千里,仰仗着陛下的圣明,平定海内,驱逐蛮夷,日月所照的地方,无不臣服。又将诸侯国都变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不再受战争之苦。大秦江山传于万世,自上古以来,还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您的威德!”

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个人建立了盖世功勋,如果没有人每天在耳边唱几句赞歌,心里会很不舒服的。然而马上就有一位博士——齐人淳于越站出来,对周青的话进行反驳。

淳于越说:“商朝、周朝统治天下千年,主要是因为他们分封子弟功臣,作为王室的屏障。如今陛下拥有海内的广阔土地,而兄弟子侄都不过是匹夫,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武装。万一日后出现个像齐国的田常、晋国的六卿那样的人物,而皇帝无所依靠,请问谁来相救呢?周青不顾历史常识,当面奉承以取悦于您,不是忠臣!”

矛盾的焦点,又回到了是实行皇权专制还是封建制的问题上来了。秦始皇没有当场发作,将问题交给群臣讨论。李斯此时已经是丞相,维护皇权责无旁贷,上书道:“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各有各的套路,但是都治理得很好。时代发生了变化,制度就必须相应改变,这样的道理,下臣认为无须多说也能让大伙明白。现在陛下建立了万世之业,本来就不是那些愚蠢的儒生所能明白的。淳于越动不动就说商朝之事,难道他不知道那是千年之前的事,根本没有可比性吗?”

写到这里,李斯话锋一转:“原来诸侯相争,厚待游说之士。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百姓们应该努力务农做工,士人们则应该学好国家法令。可是现在这些书呆子呢,不肯面对现实,一味妖言惑众。我斗胆进言,古代之所以天下大乱,就是因为思想混乱,不能统一。而现在的儒生又借古讽今,混淆视听,否认您的功绩,夸耀自己的主张,故意和朝廷唱反调,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对于这种行为,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皇帝的威信就要扫地,思想的派系就要形成,我看还是严加禁止的好。”

接着李斯提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建议:“下臣请求,但凡不是秦国的史书,统统烧掉。如果不是官方的学者,私人藏有诸子百家著作,统统送到官府集中烧毁。有两个人以上聚集在一起谈论《诗》《书》的,斩首示众。敢借古讽今的,灭族。命令下达之后三十日还敢私藏书籍不送去烧毁的,发配去修长城。可以留下不烧的书,只有医药、算命、种树这三类。如果有人要学习法令,可以向官吏请教。”

秦始皇阅毕,批了一个字:“可。”

中国号称五千年的文明,本来可以更加熠熠生辉。但是由于李斯的这个建议,秦朝以前的历史差点变成一片空白。我私下以为,历史是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温婉回忆,割裂历史无异于抹杀一个民族的童年,使其在时间的河流中找不到自己的根蒂。如果不是有人冒死将一些著作私藏起来,中国的历史很有可能就只能从秦朝算起了。而我们现在研究秦朝以前的历史,往往感觉史料稀少,不是因为古人懒惰,而是拜李斯这位精明的官吏,以及他背后那位“略输文采”的主子所赐。

秦始皇的最大败笔:滥用民力,穷兵黩武

通过中央集权,秦始皇确实做了很多前人所不能做到的事,修筑长城就是其中一件。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都在各自的边境上修筑了长城,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赵长城、燕长城和秦长城。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夺取了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又越过黄河,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为了防备匈奴卷土重来,秦始皇命蒙恬在原来各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绵万余里的长城。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修筑长城是一件极其浩大的工程,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唯一的办法就是动员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就是囚犯。秦朝实施如此严酷的法律,将那么多平民百姓变成囚犯,就是为了获得大量免费劳动力,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绑架。

雄伟的长城下面,是无数囚犯的血泪和汗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或许不过是虚构,可是当年为了修筑长城,有多少普通的家庭妻离子散,多少无辜的汉子葬身边疆,恐怕是没人算得清了。

儒家的政治哲学,主张“使民以时”,量力而行,就是要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役使百姓。但是在秦始皇的字典中,是找不到爱惜二字的。修筑长城便也罢了,好歹是为了防御外族入侵,修筑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则完全是挥霍无度,浪费民力。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咸阳宫中人员增加,而先王留下来的宫室又小,已经不敷使用。又听说当年周文王建都于丰,周武王建都于镐,看来丰、镐一带确实是风水宝地,于是着手在渭水南岸的阿房修建宫殿。当时的想法,要等宫殿修好之后再命名,于是暂时叫作阿房宫。但是这座宫殿的规模实在太大了,以秦始皇的魄力,动员了数十万刑徒来修筑,也没能在他去世前完成,后人便干脆把阿房宫当作正式的名称了。

阿房宫究竟有多大?仅从前殿的设计就可窥见一斑。前殿是阿房宫最先开建的建筑,史书记载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据后人在其遗迹上测量,占地约为0.55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分之二个北京故宫。环殿建有阁道,从殿下直通终南山,并在终南山修建了宫门。又从阿房宫修建通道北渡渭水,一直与咸阳相连。

除了阿房宫,秦始皇还在关中地区设立行宫三百多所,关东地区设立行宫四百多处,以备其出巡所需。

为了检阅各地的专制主义建设成就,同时也是为了在天下人面前炫耀武力,秦始皇开始频繁地出巡。

公元前220年,统一中国的次年,秦始皇出巡陇西、北地二郡,检阅边防部队,威慑北方的匈奴。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车驾出函谷关,经雒邑至荥阳,沿河直下,抵达泰山。此行的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履行天子的职责,封禅泰山。

自古以来,泰山都是祭祀上帝的场所,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前往泰山祭祀。在泰山上祭祀,称为“封”;在泰山下祭祀,称为“禅”,合称封禅。

秦始皇登上泰山,立石刻写铭文,筑坛祭天,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下山后,沿着海滨东行,经山东龙口、烟台等地,抵达琅琊,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之久,然后回头向西南行进。经过彭城的时候,因为传说九鼎沉于泗水,秦始皇斋戒沐浴,令千人下泗水打捞九鼎,结果一无所获。又继续南下渡过淮河,至南郡和衡山郡。在洞庭湖,秦始皇的船队遇到大风,以为是湘君(传说是尧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为妻,死后葬于此)作怪,便派人将湘山的树统统砍光,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北上武关,返回咸阳。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再度东巡。途经博浪沙(今河南省中牟)的时候,路边的芦苇丛中突然飞来一只铁锤,将他的副车打得粉碎。卫士们立刻展开追捕,但是刺客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这次袭击的主谋名叫张良,祖上长期为韩国王室服务,其祖父、父亲都曾担任韩国的相国。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的时候,张良还只是一个少年,他怀着对秦国的仇恨,“弟死不葬”,倾尽家财网罗刺客,企图行刺秦王。后来得到一名大力士,张良特地为他打造了一只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铁锤,埋伏于博浪沙中。当秦始皇的车队经过时,大力士便将铁锤向车驾扔去,不料误中副车,秦始皇得以幸免。

经历这次袭击后,秦始皇仍然继续东行,再次来到琅琊,然后折返咸阳。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出巡,方向还是东方。这一次出巡,除了震慑天下,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派人寻找长生不死之药。

中国古代的传说,海中有三座仙山,分别叫蓬莱、方丈和瀛洲,是仙人的居所。早在第二次出巡的时候,秦始皇就曾委托山东的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乘坐大船入海寻找仙山,结果无功而返。秦始皇并不气馁,这一次又派方士卢生等人入海寻找仙人。结果可想而知,卢生也空着手回来了,但是带回一本神秘的书籍,其中有一句话:“亡秦者胡也。”

秦始皇认为胡是指匈奴,于是派蒙恬抓紧进攻匈奴,并且发配大量囚徒前往边疆,加快了修筑长城的步伐。

秦始皇每次出巡,都有数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随行,黑色的“秦”字大旗遮天蔽日,鲜明的兵器衣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向天下人昭示皇帝的威严和权力。他坐在并不舒适的马车上——虽然马车经过能工巧匠的改装,通过窗户可以调节空气,但仍然颠簸得很厉害,与后人使用的专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走遍了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

“这就是皇帝啊!”各个地方的人们操着不同的方言,互相惊叹着,情不自禁地将头低下去,继而屈膝跪下来。即便是那些恨他入骨的人,面对这华贵无比的车队,看到他那张不怒自威的脸,也难免从心里感到一丝震撼。

但是也有人对他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当他出巡到江南的时候,项羽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竟然大声地喊了一句:“这个人,可以取而代之!”

此举让一旁的叔父项梁大惊失色,连忙用手捂住项羽的嘴,将他拖出了人群。

当秦始皇出巡回来,经过咸阳的大街的时候,时任沛县泗水亭亭长的刘邦正好以小吏的身份在参与修建阿房宫。他看着皇帝的车队庄严肃穆地在宽敞的大街上徐徐行进,不禁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了一句:“男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嘛!”

刘邦对皇帝没有任何仇恨,只有羡慕,而且潜意识里的想法和项羽一致:“这个位置,皇帝坐得,我为何坐不得?”

这恐怕是秦始皇始料不及的。

秦始皇东巡求仙记

但凡成功的统治者,做到秦始皇这个份上,都会不约而同地想一件事——如何长生不死,永享荣华。

自公元前219年遣徐福入海求仙开始,秦始皇就和形形色色的方士打上了交道,期望他们能够带来长生不死之药,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久而久之,秦始皇自然产生了怀疑,不是对世上是否有仙药产生怀疑,而是对方士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当他有一天终于略带不快地向方士卢生抱怨了一两句的时候,卢生马上意识到了危险来临,于是辩解道:“我们之所以一直找不到仙人与长生不死之药,主要是受到了某种干扰。”

据卢生解释,仙人入水不湿,入火不烧,可以腾云驾雾,与天地共存,但是喜欢清静的地方,不喜欢被人打扰。而秦始皇治理天下很繁忙,不能清心寡欲,所以总是求仙而不得。“希望陛下以后居住在什么地方,不要让别人知道,然后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药。”

如此低劣的谎言,秦始皇竟然也相信了,从此不再自称为“朕”,而是自称“真人”。又修建甬道,将咸阳附近的二百七十多座宫殿连接起来,每晚都住在不同的地方,只有赵高等少数几名亲信知道。凡泄露皇帝行踪者,一律处死。

有一次,秦始皇在梁山宫中,远远地看见丞相李斯的车队十分庞大,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随口说了一句:“丞相很威风啊!”宫中有人将这话告诉了李斯。李斯很害怕,从此减少了侍从。秦始皇知道后,龙颜大怒:“一定是宫中有人将我的话泄露了出去!”拷问身边的人,没有人承认,于是下令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杀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秦始皇的行踪了。

再说方士卢生,凭借着一句谎言唬住了秦始皇,但也知道不能长久,便跟同伙侯生商量说:“皇帝为人刚愎自用,觉得谁也比不过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他身边倒是设有博士七十人,只不过实际上都是摆设。连丞相这样的大臣,也不过是听令行事,没有任何自主权。国家的事情不分大小,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每天等待皇帝批阅的奏章,多得要用秤来称,每晚不完成一定的份额,他就不睡觉。一个人贪恋权势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找到不死之药呢?”

两个人越想越害怕,带着自己的徒弟,偷偷逃跑了。

这件事情,本来应该足以使秦始皇醒悟。但是没想到,秦始皇发了一通火,将脾气全部撒到了书生身上,说:“我已经将那些无用的书全部烧掉,之所以还招纳一些方术之士,是因为他们自称能够使国家太平。我对卢生也算是够看重了,他们居然敢诽谤我,到处说我的坏话。我听说,咸阳城中有不少书生也在妖言惑众,真是罪该万死!”于是命御史将书生统统逮捕起来进行审讯,最后圈定了四百六十人,全部活埋于咸阳,并昭告天下,以儆效尤。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个忠厚的年轻人,对秦始皇这种做法感到难以接受,劝谏说:“现在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心服。这些书生读的都是圣贤之书,在民间很有影响力,如今您一律用重刑来整治他们,我担心天下会因此不安,请您明鉴。”

秦始皇哪里听得进扶苏的意见,一怒之下,将扶苏派往上郡,去蒙恬军中担任监军。

做完这些事,他又命方士徐福继续抓紧到海上寻找仙药。徐福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又带着五百童男和五百童女出海。

徐福这一去,没有再回来,很有可能迷失了航向,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一路东行,漂到了日本诸岛,在那里定居下来,成为了日本人的始祖。

这多少有点意淫的成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