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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3 瓦斯科·达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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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5年10月~1498年3月

新国王继承了葡萄牙阿维斯王朝根深蒂固的救世主般的命运。他出生于耶稣圣体节,获得的教名是非常光辉的“曼努埃尔”,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认为自己获得王位,自有神秘不可测的天意。他二十六岁,圆脸,胳膊长得不合比例,一直垂到膝盖处,让他看上去有点像猿猴。他能够登上宝座,实在是出人意料:六个人先后死亡或被流放,包括若昂二世之子阿方索神秘的骑马事故和曼努埃尔一世自己的兄长迪奥戈被若昂二世杀害,才让他继承大统。他认为自己成为君主,是因为上帝选择了他。

15世纪末,基督降生一千五百周年快到的时候,全欧洲的人都感到世界末日仿佛要降临了。伊比利亚半岛尤其如此,穆斯林和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被认为是一个预兆。在这种气氛下,曼努埃尔一世相信,并且其他人也鼓励他相信,他必然要成就伟大的事业:消灭伊斯兰教,将基督教传播至全球,并且由一位世界君主来统治天下。“西欧的所有君主当中,”航海家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写道,“上帝只选择了陛下。”[1]蕞尔小国葡萄牙完全可能成就不世功勋,因为《圣经》里面写道:“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2][3]

曼努埃尔一世国王是一位世界性君主,最上方的箴言为“仰仗天堂的上帝,与人间的你”。他的一侧是王室纹章,上有五个盾形徽章,右侧是浑天仪,它象征着葡萄牙探索世界的远航

印度计划在若昂二世统治末期有所松懈,而在曼努埃尔一世登基后成为他梦想实现的途径。曼努埃尔一世相信,他继承了自己叔祖“航海家”恩里克的衣钵。自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基督教欧洲越来越觉得自己受到封堵压制。曼努埃尔一世的目标是绕过伊斯兰世界,与祭司王约翰和传说中在印度的基督徒群体会合,控制香料贸易,并摧毁开罗的马穆鲁克苏丹的财富。在他登基后的最初几个月,他就已经开始酝酿一个雄心勃勃的地理战略设想,假以时日,它将会让葡萄牙人称霸全球。这个计划是以十字军圣战的精神设计的,但也有物质的层面:不仅要从马穆鲁克王朝手中攫取贸易,还要取代威尼斯人,成为东方奢侈品的贸易中心。所以,他的计划既是帝国主义的,也是宗教和经济的。就是抱着这样的精神,曼努埃尔一世开始集合人马,向东印度进发。由于他们缺少详细的知识,所以东印度只是一个定义含糊的空间,在欧洲人的想象里可能囊括整个印度洋和所有种植香料的地方。

不过,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大家全心全意的支持。1495年12月,也就是曼努埃尔一世登基几周之后,他召开会议商讨此事。贵族阶层强烈反对。他们曾受到若昂二世国王的欺压,并且认为这样长途的冒险没有什么光荣,且风险巨大,而在咫尺之外的摩洛哥开展圣战能够轻松得到报偿。曼努埃尔一世在统治期间有时会显得优柔寡断和踌躇不决,但他有时也非常专断。他宣称自己继承了探索新土地的责任,并运用自己神圣的使命感去压倒一切反对意见。

对于那些认为探索印度的远航太困难的人,他用压倒性理由反驳道,他的事业自有上帝佑助,上帝会保卫葡萄牙王国的福祉。最后,国王决定继续探索。后来在埃什特雷莫什时,他任命自己宫廷的绅士瓦斯科·达伽马为指挥官,率领船队向印度进发。[4]

起初,瓦斯科·达伽马似乎仅仅是第二人选。曼努埃尔一世原先打算让瓦斯科的兄长保罗去,但他称病辞谢,不过后来还是同意在瓦斯科的指挥下参加远航。瓦斯科·达伽马“是单身汉,足够成熟坚强,能够承受此种远航的艰辛”,[5]此时也才三十多岁。我们不清楚他职业生涯早期的状况和他的履历,也不知道国王为何选择他。1496年之前的史料里很少提及他。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航海知识。他来自海港城市锡尼什(在里斯本以南)的小贵族家庭,可能曾在摩洛哥沿海从事海盗活动。他的生活以及后来的经历,都像哥伦布一样,被笼罩在神话中。他显然脾气火爆。在得到国王任命的时候,他正受到起诉,罪名是滋事斗殴。在后来的远航过程中,他的执拗个性将会展露无遗。他遵循十字军的传统,极度仇恨伊斯兰世界;他吃苦耐劳,能够坚持不懈地忍受航海生活的艰辛;但非常关键的是,他对外交的微妙方面非常不耐烦,后来被描述为“行动果决勇敢,发号施令严苛,发怒时令人胆寒”。[6]国王之所以挑选达伽马,可能主要是让他指挥水手、与东方的未知君王谈判,而不是因为他擅长航海。

瓦斯科·达伽马

到15世纪90年代时,沿着非洲海岸的探索已经将里斯本化为一座生机盎然而满怀期望的都市。珍奇的外国货物——香料、奴隶、鹦鹉和糖——被卸载到塔霍河平缓的河岸上,让人憧憬那防波堤之外的新世界。到1500年时,里斯本人口中可能有15%是几内亚黑人。这里的奴隶数量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里斯本充满异国情调,活力四射,五彩缤纷而目标明确。“(里斯本)规模超过纽伦堡,人口也比它多得多。”1494年造访里斯本的德意志博学之士希罗尼穆斯·闵采尔如此写道。[7]这座城市是关于宇宙学和航海术,世界之形态与如何将之绘制下来的新思潮的最前沿。1492年,犹太人被从西班牙驱逐出境。一些犹太人,其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或商人,为里斯本增加了更多活力。尽管他们在葡萄牙受到的欢迎也很短暂,但还是给葡萄牙带来了大量宝贵的知识。难民包括犹太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亚伯拉罕·萨库托,他发明的航海星盘和记录天体位置的图表书籍后来将给航海技术带来一场革命。

对于闵采尔来说,里斯本是一座遍布奇观的城市。在这里,他能看到一座雄伟的犹太会堂,其中悬挂十架巨大的枝形吊灯,每架枝形吊灯可容纳五十或六十支蜡烛;在一座教堂内,一具鳄鱼尸体被当作战利品,陈列在唱诗区内;一只鹈鹕的喙,一条剑鱼巨大的锯齿状长嘴;在加那利群岛海岸收集来的神秘的巨型藤条(哥伦布也发现过这种藤条,并将其带回,作为遥远西方土地存在的证据)。他还有机会看到“一张巨大的、制作极其精美的黄金地图,直径为十四个手掌的长度”。[8]这就是毛罗修士在1459年制作的地图,在里斯本的一座城堡内展出。闵采尔可以邂逅一些水手,他们会给他讲述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存与逃亡的故事;他可以与一群德意志铸炮工匠和炮手交谈,这些人享有葡萄牙国王的极大尊重。

这座港口所出售商品的丰富程度也令他惊讶:大堆的燕麦、核桃、柠檬和杏仁,以及数量惊人的沙丁鱼、金枪鱼正准备出口至地中海世界的各个角落。他拜访了管理从新世界进口的商品的官衙,在那里看到了非洲产出的商品:突尼斯的染色布料、地毯、金属盆、铜锅、彩色玻璃珠,以及来自几内亚海岸的大量火辣的胡椒,“他们给了我们很多这种胡椒”[9],还有象牙与黑奴。

闵采尔所目睹的,不仅仅是远方那富有异国情调的世界,还有造船业、航海物资供给与军械厂的工业基础设施,正是它们赋予了葡萄牙强大的航海实力。他看到

一座硕大无朋的工坊,拥有许多熔炉,人们在那里制造船锚、火炮等物件,以及航海所需的一应器具。熔炉周围有那么多皮肤被熏黑的工人,我们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武尔坎[10]的独眼巨人中间。后来我们看到,另外四座建筑物里有不计其数的巨大而精致的火炮,还有投掷武器、标枪、盾牌、胸甲、臼炮、手枪、弓、长枪——全都制作精良,数量极大……还有数不胜数的铅、黄铜、硝石与硫黄![11]

精力充沛的若昂二世国王已经拥有生产优质铜炮的能力,并掌握了在海上有效运用火炮的技术。他是个热衷于求索、充满好奇心的人,兴趣非常广泛,包括船载火炮的试验。他曾在卡拉维尔帆船上安装大型射石炮,并进行试射,以确定如何在处于颠簸之中的船甲板上最有效地运用射石炮。解决方案是,让火炮在吃水线高度水平射击,若是炮位更高,炮弹就可能掠过目标上方。在有的情况下,如果能将火炮设置在船首足够低的位置,炮弹就可能在水面打水漂,增加射程。葡萄牙人还研发了后装回旋炮[12],即后膛装填的炮身可旋转的轻型火炮,可以将其安装在小艇上,与传统的前装火炮相比,它的优势是射速更快,每小时可发射20枚炮弹。葡萄牙人在火炮方面的优势(他们雇用了德意志与佛兰芒铸炮工匠和炮手,更加大了这种优势)将在随后的事件中发挥清晰可辨的作用。

达伽马筹划的远航规模不大,但做了精心准备。它建立在几十年来逐渐获取并积攒的知识的基础上。许多年来为大西洋航行而积累的关于船舶设计、航海与物资供给的全部技术与知识,都被应用于建造两艘坚固的船只。曼努埃尔一世在这项造船工程中运用了才华横溢的新一代人的实践经验。卡拉维尔帆船是葡萄牙人海上探索的主要工具,非常适合在热带河流逆流而上,并逆风沿着非洲海岸前进,但非常不适合在广阔大洋的漫长航行。迪亚士绕过好望角的航行已经揭示了卡拉维尔帆船在操作上的局限:他的水手因为补给匮乏,不愿继续前进。

迪亚士奉命设计并监督建造两艘坚固的克拉克帆船[13],以执行此次远航任务。需求是很明确的:它们必须足够坚固,足以承受南大西洋的惊涛骇浪;足够宽敞,能够比卡拉维尔帆船的颠簸甲板更适合船员的住宿和补给;足够小,能够在浅滩和港口顺利活动。在岸边建造的新船的骨架周围搭满了木制脚手架,船体矮胖,船舷很高,有一座艉楼和三座桅杆;但它们的吃水很浅,尺寸也不算很大。它们长约80英尺,每艘重量大约为100吨至120吨。它们配的是方帆,所以在逆风时会比较笨拙;但是,它们船体非常坚固,以便抵挡未知海洋不可预测的汹涌波涛。另外还建造了一艘补给船,并计划在好望角附近将其拆解。

在里斯本船坞建造克拉克帆船,图右部有一艘卡拉维尔帆船停在海滩

为了建造这几艘船、为其配备物资、招募水手并支付薪水,朝廷可谓不惜血本。航海家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回忆道:

造船的是最优秀的师傅和工匠,用的是强韧的钉子和木料,每艘船配备三套帆和锚,其他的索具和设备则准备了三四套。盛葡萄酒、水、醋和油的木桶都用许多道铁圈加固。准备的面包、葡萄酒、面粉、肉、蔬菜、医药、武器与弹药,数量都超过这样的航行所需的定量。葡萄牙最顶尖、技术水平最高的领航员与水手奉命参加此次航行,他们得到许多恩宠,而且领到的薪水也高于其他国家的任何海员。在此次远航的几艘船上花费的金钱极多,我就不详细说了,免得大家不相信我。[14]

从船坞跳板被推上船的木桶里盛放着足够维持三年的食物。达伽马为此次冒险获取了2000金克鲁扎多[15]酬金,这是一大笔钱;他的哥哥保罗也得到了同样的数额。水手们的薪金被提高,并预支了一部分,以维持其家人的生计。这或许是因为大家认识到,其中很多人将永远回不来了。事无巨细,全都一丝不苟地办理。船只携带了当时最好的航海辅助设备:除了测深铅锤和沙漏、星盘和最新的地图,或许还有亚伯拉罕·萨库托前不久才印制的根据太阳高度测算纬度的表格的副本。二十门火炮被运上船,既有大型射石炮,也有较小的后装回旋炮,另外还装载了大量火药(密封起来,以免被海上的潮湿空气损害)和炮弹。对于熟练技工,如木匠、填塞船缝的工人、铁匠和制桶工人,每个工种都招募两人,以防一个技工死亡后便无人从事相关的工作。探险队里有会说班图语和阿拉伯语的译员;有乐师为水手号子领唱,以及演奏庆典音乐;有炮手、武士和本领高强的水手,再加上一群地位低微的“甲板小厮”。这些小厮包括非洲奴隶、孤儿、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犯人,被招来从事体力劳动,如拖曳绳索、起锚和起帆、抽干舱底污水。犯人是死不足惜的廉价劳动力,他们被专门从监狱释放,参加远航。到了无书面记载、可能对探险队抱有敌意的海岸之后,他们将被第一批送上岸去打探消息。另外还有神父负责引领祷告,并为死者举行海葬,为其灵魂祈祷。

远航船队一共有四艘船。其中两艘为克拉克帆船,名字分别是“圣加百列”号和“圣拉斐尔”号,它们都是大天使的名字,是根据若昂二世国王去世前的一个誓言取的。还有一艘卡拉维尔帆船“贝里奥”号,以及一艘200吨的补给船。达伽马招募了一些他认识的水手,以及他能够信赖的亲戚,以减少这个紧密小团体在远航时发生内讧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他的哥哥保罗(担任“圣拉斐尔”号的船长),以及他的两个堂兄弟。他的领航员和高级船员都是当时经验最丰富的人,如佩罗·德·阿伦克尔和尼古拉·科艾略(他曾与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一起绕过好望角),以及迪亚士的弟弟迪奥戈。还有一位是名字被镌刻在叶拉拉瀑布岩壁上的领航员佩罗·埃斯科巴尔,他曾与迪奥戈·康一同航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也计划参加远航的第一阶段,乘坐其中一艘船前往几内亚海岸。

此次远航是向未知世界的一次试探,规模不大,但成本很高。葡萄牙朝廷用来自几内亚海岸的黄金为其提供资金,另外还有一笔意外之财也被用于此次远航。1496年,为了与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公主结婚,曼努埃尔一世不得不同意她的要求,将葡萄牙境内不愿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驱逐出境。这些犹太人的家财和货物被政府没收,成为意想不到的资金来源。

远航准备就绪的时候,已是1497年仲夏。船帆被画上了圣战者基督骑士团[16]的红十字,木桶被滚上船,重炮被绞车安放就位,船员们集合起来。小船队离开了造船厂,停泊在赖斯特罗(里斯本下游的一个渔村)的海滩。在酷暑时节,曼努埃尔一世返回了位于新蒙特穆尔(距离海岸约60英里)的山顶城堡。瓦斯科·达伽马及船长们去往那里,接受航行指示和国王的仪式祝福。达伽马在国王面前跪下,隆重地接受了此次远航的指挥权。国王还赐予他一面饰有基督骑士团红十字的丝绸旗帜。国王向他发布了命令:在印度一座名叫卡利卡特的城市寻找基督徒国王,他应向其呈送一封用阿拉伯文和葡萄牙文写的书信;建立关于香料和“古代作家们交口称颂的,后来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国家因此兴盛的那些丰富物产”[17]的贸易关系。还有一封信是写给祭司王约翰的。达伽马的使命既是神圣的,也是世俗的,十字军圣战的意味和商业竞争相互交融。

自航海家恩里克的时代以来,里斯本城墙之外塔霍河畔的小村赖斯特罗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们启程的传统出发点。它坡度平缓的海滩为宗教仪式和起航那热情洋溢的庆典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对出发的人来说,这是洒泪的地方;对于回家的人,则是喜悦的场所。”[18]在赖斯特罗之上的山丘,恩里克的小教堂俯瞰着向西注入广阔大海的塔霍河,这座教堂是奉献给“伯利恒的圣马利亚”的,为的是向起航的水手们送去圣餐。在起航的酷热前夜,全体船员(148~166人)在那里守夜和祈祷。

1497年7月8日,星期六,寻找“隐藏了许多世纪”[19]的印度的行动开始了。这一天是圣母玛利亚的瞻礼日,宫廷占星家为船队出发选择了这个吉日。一个月前,教皇授权曼努埃尔一世永久占有从异教徒手中征服的土地,条件是没有其他基督徒国王已经对其提出主权声明。人们从里斯本蜂拥而出,为亲友送行。达伽马率领部下进行了一次虔诚的游行,从小教堂走到海滩,由基督骑士团的神父和僧侣组织。水手们身穿无袖上衣,手捧点燃的蜡烛。神父们紧随其后,吟唱连祷,人们呼喊应答。游行队伍走到水边时,人群陷入沉默。所有人都跪下告解,并根据教皇诏书接受恕罪。恩里克从教皇那里得到了这份诏书,为所有“因探索和征服”[20]而死的人免罪。若昂·德·巴罗斯记载道:“此次仪式中,所有人都落了泪。”[21]

然后,水手们乘小艇来到大船上。在节奏感很强的钹声中,船帆升起,小艇被推开,达伽马的旗舰“圣加百列”号升起了王旗。水手们向天举起拳头,吟唱着传统的呼唤:“一帆风顺!”在口哨声中,小船队在风力驱使下开动了,由两艘克拉克帆船引领,它们的船首载着大天使加百列和拉斐尔的木刻像,涂色非常美丽。人们涉水前行,隔着越来越远的距离,再望自己的亲友最后一眼。[22]“就这样,一群人转身眺望陆地,另一群人望着大海,同样涕泗横流,思虑着那漫长的旅途。他们保持这个姿态,直到航船远离了港口。”船队顺塔霍河而下,直到经过河口,开始第一次感受到大洋的刺激。

在“圣拉斐尔”号上,有一个人(我们始终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他的身份)正在准备记录此次航程。这位不知名的作者骤然地开始了他言辞简练的日记(这是随后事件的唯一一份亲历者记述):

艺术家对“圣加百列”号的复原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149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了四艘船去发现,以及寻找香料。

我们于1497年7月8日,星期六,离开赖斯特罗。愿天主允许我们为了他完成此次旅行。阿门![23]

他们的目标之一——“寻找香料”是明确的,但奇怪的是,发现(descobrir)是个不及物动词,后面没有说要发现的对象是什么。这暗示了,在很大程度上,此行是一次奔向未知世界的盲目之旅。

他们借助有利的风向,沿非洲海岸南下,不到一周就看到了加那利群岛。考虑到天气可能变坏,达伽马下令,假如各船分散了,那么就在南面1000英里处的佛得角群岛集合。次日夜间,“圣拉斐尔”号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第二天雾散之后,“圣拉斐尔”号的船员发现另外三艘船已经无影无踪。它只得独自继续航行。7月22日,“圣拉斐尔”号发现了佛得角群岛外围的零星岛屿,看到了其他船只。但这一次,“圣加百列”号连同其指挥官都失踪了。其余三艘船的水手大感挫折,加之遇上风平浪静,船只因无风而受困四天之久。7月26日,“圣加百列”号终于露面,大家长舒了一口气。“当晚我们与他们联系上了。为了表达喜悦的心情,我们多次开炮并吹响喇叭。”[24]远航的早期,大家都十分紧张。他们在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停留了一周,修理桅杆,补充了肉食、木材和尽可能多的淡水(盛放在木桶内),为远洋航行做准备。

“8月3日,星期四,我们向东进发。”[25]不知名的日记作者这样记载道。事实上,他们即将展开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先例、仅有极其含糊记载的行动。在佛得角群岛以南约700英里、南纬约7度处,“圣加百列”号及其他船只没有沿着已经很熟悉的非洲海岸进入几内亚的赤道无风带,而是转舵朝向西南,绕了很大一段弧线,深入大西洋的心脏。陆地已经消失。很快,快速进入未知海域的船队仿佛就被茫茫大洋“吞没”了。船帆在咸湿的海风中噼啪作响。

达伽马的航程遵循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九年前发现的貌似违反直觉但非常有效的路途:要想绕过非洲,需要先绕个大弯,向西进入大洋,然后转身向东,借助西风,从好望角外海驶过。而“圣加百列”号的航行方法把迪亚士的做法放大了许多倍。很显然,到15世纪末时,葡萄牙航海家一定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南大西洋风的运作模式,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了解到大西洋西南部分的风向知识的。有人提出,在迪亚士返航之后,葡萄牙人还开展了一些秘密的探索之旅,但这目前还只是推测。葡萄牙人的自信——将船只驶入大洋深处,依赖太阳位置来判断方位——一定来源于其他方面。

如果达伽马的这趟旅程让船员们也胆战心惊,那本不动声色的日记没有显露出来。8月22日,他们看到了类似鹭的鸟向东南偏南飞翔,“仿佛在前往陆地”,[26]但此时他们离开海岸已经有800里格,即超过2000英里。他们根据日历中的圣徒瞻礼日来维持自己对时间流逝的把握,除此之外他们的世界就是一片空荡荡的海与天、太阳与风。再过两个月,日记作者才看到了一些值得记录的东西,能够表明他们并非迷失在虚空之中:“10月27日,星期五,圣西门和圣犹大瞻礼日的前一天,我们看到了许多鲸鱼。”[27]

甚至在水手们操舵转向西南之前,航船也感受到了大海的重压。在圣地亚哥以南600英里处,“圣加百列”号的主桁端断裂,“我们以船首迎风,利用前桅帆保持船身静止,降下主帆,就这样过了两天一夜”。[28]船员的坚韧一定受到了极限考验。所有人轮流值班,每班四个小时,不分昼夜;船上的小厮用沙漏计时,时间到了的时候,就呼喊:“换班了,时间到了!”[29]无须技能的体力劳动,如抽出船底污水、升帆、拖曳绳索、擦洗甲板,由犯人和身无分文的穷人承担。船员的饮食很不均衡,包括饼干、肉类、油和醋、豆类和咸鱼,如果能捕获新鲜的鱼,就吃鲜鱼。随着时光的流逝,所有食物最终都变质毁坏,饼干被虫蛀,老鼠也饥肠辘辘。不过海船一般会带猫,有时是鼬,以对付老鼠。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一天吃一顿热饭,饭菜是在沙箱上烹饪的。食物不会短缺,但饮用水会变得匮乏。随着旅程继续,船上储藏的淡水会越来越污浊并变臭,必须兑醋进去。木桶内的淡水用完后,就灌入海水,以维持船身的平衡。

船上的贵族是船长和领航员,他们的金项链上挂着哨子,身穿黑色天鹅绒斗篷,以表明他们的官职。他们在自己的私人舱房内吃睡,其他人则根据自己的地位,安顿在不同地方。有经验的水手住在艏楼,武士住在舰桥下。夜间舱内空气混浊恶臭,而犯人和弃儿们更可怜。船只驶离赤道进入比较寒冷的海域时,他们只能睡在甲板上,裹着羊皮或油布瑟瑟发抖。所有人都穿着因为沾了盐而硬挺的衣服,躺在稻草垫上睡觉。如果天气湿润,他们的衣服永远干不了。如果水手死亡,他们的油布毯子将会作为他们的裹尸布,陪他们坠入深海。他们往木桶里排泄,如果海况平稳,就直接向船外拉屎屙尿。没有人洗澡。每天的生活就是呼喊换班、按时吃饭、紧急维修的任务,以及清晨和夜间定时的祈祷。在暴风骤雨来袭的日子里,水手们高高地攀爬在索具上,俯瞰着颠簸狂暴的大海,调整风帆、收放或者调节沉重的帆布,感受风雨的击打。船只状况良好、海况稳定的时候,水手们也会娱乐。他们被禁止打牌赌博,因为这很容易造成麻烦。他们可以钓鱼、补觉、读书(如果他们识字的话),按照笛子或鼓点唱歌跳舞,或者聆听神父朗读圣徒传记。在圣徒瞻礼日,船员们可能在甲板上组织宗教游行。举行弥撒的时候,不分发圣餐,以免圣餐杯倾倒,亵渎了圣饼与酒。乐师的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娱乐,以维持士气。

水手们越来越憔悴、干渴,因为晕船而羸弱。无法适应航海生活的人纷纷死于痢疾和高烧。虽然餐食中起初加入了水果干、洋葱或豆类,以促进水手的健康,但这些食物日渐腐败,无法入口。渐渐地,在不经意间,所有船员都慢慢地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水手病”。若没有充足的维生素C,68天后人体就会出现症状;84天后,开始有人死亡;111天后,坏血病就能消灭整条船上的船员。对达伽马的部下来说,时间正一分一秒地流逝。

虽然遭到了大海的沉重打击——赤道的酷热,温度逐渐下降,南方海域的惊涛骇浪——船队还是继续前进,平均每天能前进约45英里。在大约南纬20度的海上,水手们感受到了风向的变化,于是转向东南方,开始东进,希望能绕过好望角。11月4日,星期六,言简意赅的日记作者又一次提笔记录,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他们前头的旅程:“测深为110英寻[30]。9点,我们看到了陆地。然后各船靠拢。我们换上喜庆的衣服,鸣炮向总司令致敬,并以大小旗帜装点我们的航船。”[31]这些简洁的话语背后掩饰着压抑已久的激烈情感。他们已经连续93天看不见陆地,在开阔海域航行了约4500英里,并坚持了下来。这是了不得的航海成绩。哥伦布抵达巴哈马的航行仅持续了37天。

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到好望角,而是在好望角西北125英里处的一个开阔海湾登陆。利用此次登陆,他们一丝不苟地维修了船只:清洗船体,修补船帆和桁端。他们还狩猎以获取肉类,并补充淡水。他们第一次得以组装和使用星盘(在颠簸的甲板上无法使用星盘),记录了准确的纬度。他们与土著的会面气氛紧张。据日记作者说,这些土著“肤色黄褐”。[32]他还吃惊地发现,“土著那数量极多的狗与葡萄牙的狗相似,吠声也差不多”。葡萄牙人俘虏了一名土著男子,将他带到船上,给他食物。但是,译员也无法理解这些土著的语言。日记记载道:“他们讲话的时候,好像在打嗝。”[33]这些土著是科伊科伊人,西南非洲的游牧民族。后来欧洲人称其为霍屯督人,这个名字是模仿他们说话的声音。起初双方的交流还是友好的。日记作者得到了“一只他们戴在阴茎上的壳子”。[34]但双方最后发生了冲突,达伽马被土著用矛打成轻伤。“之所以发生所有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鄙夷这些人,认为他们没有斗志,没有能力从事暴力,因此我们登陆的时候没有携带武器。”[35]这或许是此次远征的一个重大时刻。此后,葡萄牙人登陆时总是小心戒备,并全副武装。他们常常受到一丁点儿的刺激就射击。

在暴风骤雨中,他们花了六天,尝试了多次才成功绕过好望角。再度登陆牧牛人湾(此时已经更名为圣布莱斯,迪亚士九年前到过此地)时,他们大肆炫耀武力:身穿胸甲,弩弓蓄势待发,长艇上的回旋炮随时待命,以便让前来观看他们的土著知道“我们有能力伤害他们,尽管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愿”。[36]这些会面进行的时候,双方互相无法理解,就像之前葡萄牙人沿着西非海岸航行期间与土著的多次接触一样。但也有一些时刻,双方逾越了文化与语言的鸿沟,体现出了人性的温暖。在这里,他们开始将补给船上的物资搬运到其他船上,然后将补给船烧毁在海滩上。

12月2日,一大群土著,约二百人,来到海滩上。

他们带来了十几头牛和四五只羊。我们一看到他们,就上岸了。然后,他们开始吹奏四五根笛子,有的是高音,有的是低音,构成了悦耳的和声,尽管我们没想到这些黑人懂得演奏音乐。他们按照黑人的风格跳舞。总司令随后命令吹响喇叭。我们在小船上跳起舞来,总司令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也跳了起来。[37]

一时间,非洲人与欧洲人在节奏和韵律中联合起来。但是,双方的互相猜疑并没有消散。几天后,葡萄牙人因为害怕遭到埋伏,从船上用他们的后装回旋炮开炮,驱散了土著牧民。葡萄牙人乘船驶走的时候,回望海湾,看到的最后一幅景象是科伊科伊人拆毁他们不久前竖立的石柱与十字架。为了泄愤,葡萄牙人一边航行,一边用大炮轰击一群海豹和不会飞的企鹅。

小船队因为未能尽快绕过好望角而付出了沉重代价。由于风暴,船队暂时分散了。12月15日,他们顶着强劲的逆流,艰难驶过了迪亚士的最后一根石柱。到20日时,他们又被海流冲回了那里。迪亚士的部下当初就是在此处拒绝前进的。幸亏从船尾方向刮起了非常猛烈的风,达伽马的船只才脱离了这处海岸迷宫,得以继续前进。“此后,上帝就仁慈地允许我们前进!”日记作者大感快慰地写道,“愿上帝保佑,一直是这个样子!”[38]

绕过非洲的艰难航行对人员和船只都造成了很大损害。“圣拉斐尔”号的主桅在接近顶端的地方破裂了,然后又损失了一只锚。饮用水越来越少。现在每人的饮水配给只剩1/3升,而且他们烧饭用的是海水,所以更加干渴。坏血病开始在船员当中肆虐。他们急需登陆,进行休整。

1498年1月11日,他们抵达了一条小河。他们立刻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聚集到海滩上观看的人身材魁梧,与科伊科伊人迥然不同。他们并不畏惧葡萄牙人,而是客客气气地接待了这些陌生的白人。这些人是班图人,葡萄牙人的译员能够和他们交流。葡萄牙人补充了淡水,但不能久留,因为风向对他们有利。1月22日,他们抵达了一处低矮而林木葱茏的海岸和一条比之前看到的大得多的河流的三角洲,水中潜伏着鳄鱼和河马。皮肤黝黑、身材挺拔的人们乘着独木舟前来,与他们会见和做生意,不过有些土著在葡萄牙人的日记中被描述为“非常傲慢……看不上我们给他们的东西”。[39]

此时坏血病的肆虐已经非常严重,许多船员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们的手脚和腿肿胀得可怕;他们的牙龈满是血污、腐败发臭,并且覆盖了牙齿,仿佛将牙齿吞噬了,以至于他们无法进食。他们的口臭变得令人无法容忍。然后,开始有船员死亡。保罗·达伽马不断用自己的药品抚慰和治疗病人与垂死者,但挽救了整支探险队的不是保罗的治疗,也不是像有些人相信的那样,是当地的健康空气,而是因为赞比西河两岸长满了水果。

他们在庞大的三角洲下锚,逗留了一个月,将船体倾侧后进行清扫、堵缝和修理,维修“圣拉斐尔”号的桅杆,补充淡水,并从风浪颠簸的摧残中恢复元气。他们再次起航之前,竖立了一根奉献给圣拉斐尔的石柱,并将赞比西河命名为“吉兆河”。从空气、更温暖的气候和当地土著较高的文明程度中,葡萄牙人感受到了一种期许。航海七个月后,他们已经抵达了印度洋的门槛。

2月24日,船队出发,现在进入了莫桑比克海峡,即东非海岸与马达加斯加岛之间的开阔海峡。此处海域的漩涡和湍流可能对航船造成严重威胁。天气越来越热;海天一色,尽是鲜亮的碧蓝;陆地一面的景致则是绿树白沙与碎浪。为了避免在沙洲上搁浅,他们只在白天航行,夜间停船落锚。他们的航行一帆风顺,直到3月2日发现了一处大海湾。较轻型的卡拉维尔帆船“贝里奥”号在测深时认错了水道,一段时间内在一处沙洲搁浅。在领航员科艾略努力驾船脱离沙洲时,他们看到一群人乘坐独木舟在铜喇叭的乐声中,从邻近一座小岛驶来。“他们邀请我们进入海湾深处,说如果我们愿意,他们可以引领我们入港。其中一些人登上了我们的船,品尝了我们的饮食,吃饱喝足之后离去了。”[40]他们得知,这个港口叫作莫桑比克,他们交流的语言是阿拉伯语。他们已经来到伊斯兰世界。此时,他们复杂的任务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


[1] Oliviera e Costa,João Paulo. D. Manuel 1. Rio de Mouro,2005,p.176.

[2]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20:16。

[3] Matthew 19:30.

[4]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p.269-270.

[5] Góis,Damião de. Crónica do Felicissimo Rei D. Manuel. Vol. 1. Coimbra,1926,p.49.

[6] Bouchon,Geneviève. Albuquerque: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1997,p.101.

[7] Vasconcelos,Basílio de,ed. Itinerário do Dr. Jerónimo Münzer. Coimbra,1931,p.27.

[8] Vasconcelos,Basílio de,ed. Itinerário do Dr. Jerónimo Münzer. Coimbra,1931,p.22.

[9] Vasconcelos,Basílio de,ed. Itinerário do Dr. Jerónimo Münzer. Coimbra,1931,p.27.

[10] 武尔坎为罗马神话中的火神与工匠神。

[11] Vasconcelos,Basílio de,ed. Itinerário do Dr. Jerónimo Münzer. Coimbra,1931,p.27.

[12] 传入中国(明朝)后,被中国人称为“佛郎机炮”。佛郎机是明代对葡萄牙、西班牙的统称。

[13] 克拉克帆船是15世纪时盛行于地中海的一种三桅或四桅帆船。它的特征是巨大的弧形船尾,以及船首的巨大斜桅。克拉克帆船体型较大,稳定性好,是欧洲历史上第一种可用作远洋航行的船只。

[14] Pereira,Duarte Pacheco. Esmeraldo de Situ Orbi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H.T. Kimble. London,1937,p.166.

[15] “克鲁扎多”在葡萄牙语中的字面意思是“十字军战士”,是葡萄牙古时金币或银币的名称,面值和价值差别很大。巴西的货币也曾用这个名字。

[16] 1312年,圣殿骑士团遭到教皇克雷芒五世(受到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的怂恿)镇压。葡萄牙国王迪尼什一世保护了葡萄牙境内的圣殿骑士团组织,后来将其改建为“基督骑士团”。

[17]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273.

[18]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278.

[19]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276.

[20]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278.

[21]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278.

[22]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part 1,Lisbon,1778,p.279.

[23]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1.

[24]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3.

[25]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3.

[26]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4.

[27]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4.

[28]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3.

[29] Disney,Anthony,and Emily Booth,eds. Vasco da Gama and the Linking of Europe and Asia. Delhi,2000,p.89.

[30] 英寻为测水深的单位,1英寻合6英尺或1.8288米。

[31]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5.

[32]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p.5-6.

[33] Bouchon,Geneviève. Albuquerque: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1997,p.111.

[34]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7.

[35]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8.

[36]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12.

[37]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11.

[38]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16.

[39]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20.

[40]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