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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全史》十、铜雀台上目睹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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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当上魏公以后,享受“赞拜不名”“九锡”这些殊荣,女儿又当上了皇后,大家觉得再往前一步就要改朝换代了。但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曹操真的会当皇帝,因为那样将违背《让县自明本志令》里做出的承诺。

不过,到了建安二十一年(216)4月,曹操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晋爵为魏王,史书在记载这件事时用了一句“曹操自进号魏王”的话,有些耐人寻味。

曹操晋爵为魏王,程序肯定与晋爵魏公一样都是由献帝下诏,而不会是自封的。这样说不是揣测,献帝确实下过一份这样的诏书,这份诏书照例篇幅不短,前面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废话,只有最后几句颇为重要:“现在晋您的爵位为魏王,特派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上册玺、玄土、白茅,以及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前来请您就王位,同时请您以丞相的身份继续兼任冀州牧。”

献帝派到邺县的使者是御史大夫和宗正卿刘艾,刘艾也是刘氏宗亲,由他来当使者增加了这项册封的合法性,刘艾带来的不仅有诏书,还有两份重要礼物,即金虎符和竹使符。

调动军队历来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皇帝颁发的信物,否则就是谋反。汉代用于调兵的信物大致有虎符、节、羽檄、诏书等,其中最郑重的是虎符,有铜质的也有金质的,从诏书中得知,这次送来的金虎符是金质的,一共有五枚。

竹使符与虎符作用大约类似,不同的是它是竹质的,根据应劭的记载,其形似箭,每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它在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竹使符没有出土过,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这让我们能直观地了解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型很小,高仅2厘米多,长不到5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又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献帝的诏书传达出来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来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三套班子都很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魏王府是由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的,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清人赵一清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了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过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玠、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操控制区都纳入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它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曹操多次发布求才令广集人才的背景之一。

再次晋爵,也产生了政治上的震荡。

一些原来相信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表白的人也有怀疑,在拥护和同情汉室的人看来,曹操的作为分明是步步紧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曹操称魏王后,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的心理更加强烈,少数有极端想法的人不甘于被动承受,他们试图铤而走险,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向曹操发难。建安二十一年(216),即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就发生了一次叛乱事件,叛乱的主角名叫严才。

关于严才的情况知之甚少,他担任什么样的职务?联络了哪些人?他有多大的把握取胜?这些都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当时在邺县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

徒属,门徒和部下,说明严才既教有学生还担任着某种职务,但仅以区区数十人的力量就直接攻击魏王宫门无异于自杀,没有某种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严才的行为可能就是为了表明一种政治态度,为了操守死而无憾,正是一部分儒学之士的最高追求,而还有那么多的人追随他,说明他们的政治信念并非没有影从者。

严才突然发难,直取魏王宫,也不能说完全不具有威胁性。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他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曹操发现有一些人迅速赶过来与叛乱分子展开了搏斗,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楚,但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长期担任司金中郎将的王修此时任郎中令,他最先得到消息,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又改回郎中令,宫室的安全保卫是其主要职责之一。

这场叛乱很快平息了,事后检讨功过得失,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认为虽然王修有功,但其行为于制度不符:“过去京城一旦发生变故,九卿应各居其府不得出来。”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发生叛乱,外面的情况不明,闭门不出首先是一项制度要求,到处乱哄哄的,弄不清谁跟谁,你跑出来究竟给谁帮忙?而无论以后谁得手,你都容易引起猜疑,所以闭门不出也是自保的做法。

钟繇是王修的上级,他的话也不完全是责难,更多的是一种提醒,对此王修回答说:“食其禄怎能避其难?待在府里不出虽然符合制度,却不符合共赴国难的大义!”这叛乱的平息,王修立了大功,刚刚落成的铜雀台在安全防卫方面的功能也凸显出来,随着铜雀三台的相继完工,邺县大规模城市建设也暂告一段落,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邺县城内被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这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的。

与千里之外的许县冷清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