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一是扩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二是除掉他认为是污染物、细菌的人种犹太人。他认为，犹太民族毒害、影响了健康的“雅利安”人。1933年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犹太人被指认、被污名化，并被排除出了“民族共同体”。纳粹采取措施，让犹太人处于社会弃儿的地位，许多犹太人意识到他们在德国没有未来，早就逃到更欢迎他们的地方去了。虽然纳粹一直对犹太人施行暴力和歧视，但当时还没有让德意志土地上的犹太人消失的系统政策。在战争时期，这一情况改变了。一方面，由于占领了那些拥有更庞大的犹太人社群的土地（尤其是欧洲东部），“犹太问题”变得更紧迫。另一方面，战争这一极端条件暗示、催生了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希特勒昭告天下，他想让扩大后的帝国国土上“没有犹太人”（Judenrein）。一开始，纳粹积极制定计划，想将犹太人流放到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居留地上，为此犹太人甚至被送到法国南部准备装船。纳粹还计划将其中一个犹太人居留地设立在欧洲西部，他们将目光瞄准了波兰东南部的卢布林（Lublin）周围地区。1941年夏，随着德军入侵苏联，“最终方案”就变得更邪恶了。
至今没有发现希特勒关于灭绝犹太人的任何书面命令，而由于希特勒政府的一贯作风，这样的命令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但他让所有人都知道了自己的意图，这种氛围很可能催生了灭绝政策。历史学家们争议不休，无法定论这个灭绝计划是早有预谋，还是由临时、混乱的地方策略最终协调统一后产生的决定。不管答案是什么，大致的事实还是清楚的。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杀害是所谓的特别行动队的专门人员干的，这些人在德国刚刚侵略苏联时，就进入了苏联境内。他们将犹太人集中起来，带到森林去。在森林里，他们挖了大量的坟墓，让犹太人光着身子排成一排，然后将他们射死，直接躺到坟墓里。从纳粹的角度年，这个方法有明显的缺点。杀戮相对公开，很容易被路过的人看到，让消息走漏到德国。党卫队长期压抑这些杀人士兵的感情，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让他们既顺从又暴虐。即便如此，这些士兵在杀了人之后（被射杀的包括抱着小孩的犹太妇女），他们生理上再也无法执行这样冷血的谋杀任务，除非先喝下大量的伏特加。同时，在波兰的犹太人居住地，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占领地被转移过来，人口越来越多，疾病也越来越严重。接管华沙和罗兹犹太居住区的纳粹党员认为，应当尽早处理数量不断增多的犹太人，要么停止接收新的犹太人，要么解决掉已经来的这些人。最后他们选择了以吸入毒气的快速方式，而非一个一个射杀的方式处死这些犹太人。1941年12月起，纳粹集中了从罗兹居住区来的犹太人，将他们运到位于罗兹西北方向64千米左右的海马姆诺灭绝营（库尔姆集中营）。纳粹将车的排气管改道，将尾气排入载有这些犹太人货车车厢，当车厢内的叫声渐渐停息时，货车司机才停下车，把尸体扔进森林的万人坑里。然而，这还是个相对“低效率”的杀戮方式，它的确可以杀死数千人，但没法一下清除几百万人。
1942年1月，万湖（Wannsee）会议在柏林西部湖区召开。会议上，在党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指挥下，纳粹党员彼此协调了正在采取的“最终方案”。纳粹又在波兰的贝尔塞克（Belzec）、索布尔（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开设了专门的灭绝营。在所谓的“赖因哈德行动”[以1942年5月于布拉格遇刺身亡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的名字命名]中，这些灭绝营开始屠杀绝大多数的波兰犹太人。他们利用已经终止的“安乐死”计划的专家和人员。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灭绝营，它的名字已经成为邪恶和痛苦的代名词，这个灭绝营并不隐藏在波兰东部的偏远地区，而是在扩张后的德国领土之内，这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 Oswiecim）位于上西里西亚地区主要的东西铁路线上，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建筑群占地40平方千米，城内外都有，横跨主要铁路线的两边，边上还有一条铁路直接通向比克瑙（Birkenau）的灭绝中心。奥斯威辛一号原本是个监狱和劳动营，里面关押的大多是政治犯，它既是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可怕的“医疗”实验发生的场所，也是第一次用齐克隆B[1]大屠杀的地方。奥斯威辛二号，或奥斯威辛—比克瑙，建在几千米以外，是个用于大屠杀的特别工厂。整个火车上的人都可以被“处理”掉，然后空荡荡的火车就开回了西部，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3—4个小时。当奥斯威辛二号的所有毒气室和火葬场都投入运转时，24小时内最多可以杀死9000人。奥斯威辛城中还有个莫洛维茨（Monowitz）集中营，犯人为法本公司在德沃里（Dwory）的布纳新工厂工作。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为克虏伯、博尔西希、西门子等公司提供劳动力。这个集中营并不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遮遮掩掩，许多波兰人和德国人都非常清楚这是个什么地方。第三帝国既然能够运作起来，互相串通的绝对不止一小撮纳粹恶棍和罪犯。
图33 波兰拉多姆（Radom）犹太人居住区。一张公告上写着未经警察允许不得入内，并警告来访者，内有传染病蔓延。居住区内的犹太人被降等为危害健康的怪物，甚至被比喻为国家体内的“病菌”、“癌症”，遭到犹太“污染”的国家必须接受净化。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纳粹在组织上、技术上都力求完美，在短时间内杀害了超过600万的犹太人，几乎灭绝了欧洲的吉普赛人，还杀死了大量纳粹主义的政治敌人以及其他“不配活着的”人。这些人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和国籍背景多种多样，包括共产党、社民党、保守派、新教徒、天主教徒、耶和华见证人等。这个屠杀行为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个拥有巴赫的音乐和歌德的诗歌的国度，这让人们内心充满了疑问，而这些疑问让人不忍去想，更别提回答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脱离真正的历史解释。不管因果关系，只是谴责，只是感到骇人和耻辱，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却不能逃脱罪责。希特勒创造出这样一种氛围，推动了大屠杀的发生。这甚至和德国的其他目标相冲突，比如战争中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一些人解释说这只是因为德国落入了一个特别邪恶的个人手中，但这是不对的，希特勒不是唯一有罪的人，也不能让一小撮围绕着希特勒的狂热分子负全责。希特勒的掌权不是偶然，其政权也不是光靠恐怖和压迫手段来维持的。很多德国人以不同的方式，或是用行动推进了大屠杀，或是什么也不做，放任大屠杀的发生。犹太人被集中起来送到东部，直接在用于中转的特雷津（Theresienstadt）等集中营被处死，或间接地被处死，而不是重新安置。至少到1943年末，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知道了这一情况。许多中立国家和与希特勒作对的国家政府也知道，但英美等大国，出于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原因，选择无视这一问题，只集中注意力在军事上打败德国。
不管人们对纳粹政府的可怕行为了解多少，大多数德国人选择无视，或干脆不信这件和他们并不直接相关的事情。这些不胫而走的消息被政府封锁得比较好。在纳粹德国，一些勇敢的团体和个人试图反对希特勒并终止他的统治，其中包括许多在地下活动的左翼反对团体。20世纪30年代，尽管社民党领袖被流亡，共产党成员也往墨西哥或欧洲西部疏散，但这些团体仍然持续会面、讨论并组织活动。也有很多人很绝望，觉得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比如“雪绒花海岛”（Edelweis Pirates）或摇摆乐文化等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团体。对于那些拒绝同意或遵从纳粹政府要求的人们来说，他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和具有相似想法的人们一起坚守信仰。其中，一些地位较高的人进入了精英圈子，试图影响外国的观点，或改变事件的进展，比如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一些人只是运气不好，而希特勒运气极佳，总能避开刺杀。施瓦本的木匠乔治·艾尔塞（Georg Elser）单枪匹马成功掏空了慕尼黑啤酒馆的柱子，往里面安装了一颗炸弹，并预计在希特勒进行啤酒馆政变纪念演说的时候爆炸。不幸的是，1939年11月9日至10日晚，慕尼黑起了雾，希特勒最后决定不按预定计划飞回柏林，而是提早离开酒馆，搭乘夜里的火车。因此，当炸弹爆炸的时候，他早就离开演讲厅了。艾尔塞在逃亡瑞士途中于边境被捕。战争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集中营，并于1945年4月在达豪被射杀处决。慕尼黑的一个天主教学生团体同样勇气可嘉。这个团体名为“白玫瑰组织”（White Rose），由汉斯·朔尔（Hans Scholl）和苏菲·朔尔（Sophie Scholl）领导。他们印制、分发批判纳粹政权的传单，试图鼓动大众，并和其他反对团体建立联系，共同反对纳粹政权。然而，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在铺天盖地的自私、盲从与冷漠之中让良心与道德的火苗不至于熄灭。最后，适值青春韶华的他们，年仅20多岁就被抓捕处决。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战后，最吸引西德公众注意的反抗运动是1944年西德发生的“七月密谋案”。这对后来的西德民主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学家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许多参与“七月密谋案”的人曾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纳粹政权上台并维持其统治。大多数保守派的民族主义者对希特勒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十分赞同，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直到1938年，他们才开始对希特勒产生怀疑。要想颠覆希特勒并让保守派上台，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军队已经对希特勒宣誓效忠了，早期战争的胜利也让政变凶多吉少。到1944年夏，战争的败势越来越不可逆转，人们谴责军队的抵抗只不过想让德国免遭彻底的毁灭和占领。另外，民族主义反对派对希特勒下一届的政治体制并无定论，大多数人实际上反对民主制，他们想要精英统治的集权政府，不希望回到魏玛共和国的宪政，不希望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对新政权如何取得合法性也没有一点概念。无论如何，他们希望的新政府形式永远不可能实现。施陶芬贝格试图谋杀希特勒，最终失败了。他把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狼穴”的大桌子底下，希特勒和其他人当时正在讨论军事计划。炸弹成功爆炸了，施陶芬贝格在离开大楼后看到炸弹爆炸的一幕，回到柏林宣告刺杀成功。然而，公文包上面的大桌子却成了防护屏，在爆炸的时候保护了希特勒，他只受了轻伤。而在此之后，恐怖统治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个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被捕，并被以最残酷的方式处决，盖世太保还抓捕了上千人监禁和拷问，大多数人最后都被处决。1944—1945年，最轻微的“反政权罪”也要遭到惩罚，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由于听外国广播、开政治玩笑被处决，这些都记载在柏林普伦岑湖（Plötzensee）监狱的详细档案中。
图34 虽然铁路线基本被荒草覆盖，毒气室的遗迹也成了杂草丛生的瓦砾堆，波兰农民还是默默走向他们劳作的地方，只不过当年还伴随着火葬场的浓烟。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是德国历史上无法擦除的一道阴影。照片由本书作者于1988年所摄。
尽管1944—1945年冬，德国在军事上作出了一些反抗，但德国的高层还是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必输无疑。希特勒的“焦土政策”让德国毁坏得更加彻底，他命令自己的人民战斗到最后一刻，不许投降，也不能给胜利者留下任何东西。希特勒认为，既然德国人没有强大到赢得战争，那么他们也不该活在这个世上。希特勒和遭他破坏的德国一起走到了尽头。1945年4月29日，在瓦格纳式的“诸神的黄昏”中，随着苏联军队的逼近，希特勒在柏林废墟下的地堡中与一直以来忠实于他的女友爱娃·布劳恩结为夫妇，并于4月30日双双自杀。两人的遗骸被希特勒的随从焚毁。5月2日，柏林向苏联投降。5月7日至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尼茨（Dönitz）领导的临时政府只存在了短暂时间，就于5月23日解体，占领国控制了德国。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最后成了一堆废墟和尘土，十二年以来对世界历史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纳粹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最终只不过是种族屠杀和自杀。战争造成了死伤无数，损失巨大，人们对德国的旧精英阶层失去了信心，从德意志帝国起就一直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此刻暂时消失。然而，从1945年5月德国的荒凉境况来看，未来德国的样子还远未清晰。
[1]Zyklon B，氰化物化学药剂，原本用于杀虫剂。——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