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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与教皇的天花板》第十章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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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和助手们开始绘制湿壁画时,教皇正忙于处理国事。自一五○七年从波隆纳返回罗马后,尤利乌斯就一直在筹谋进一步的征讨计划。他或许已收回佩鲁贾和波隆纳,但威尼斯人仍握有他认为应属于教会的领土。为和平解决该问题,他已派他的主要拥护者艾吉迪奥前往威尼斯,索回法恩札。但即使是雄辩的艾吉迪奥,也无法说服威尼斯议员交出他们的不当所得。威尼斯人还自命主教,触怒教皇。更严重的是,他们收容波纳隆的前当权者本蒂沃里家族,并拒绝将他们转交给教皇。尤利乌斯受了这些羞辱,怒不可遏。“不把你们打回原来的穷渔民身份,绝不罢休”,他向威尼斯使节咆哮道。[1]

事实上,威尼斯还惹了比教皇更不好惹的敌人。该共和国过去几年掠夺了多块土地,已使法国和它反目。法国和尤利乌斯一样,希望威尼斯交出原属法国的采邑,包括布雷西亚、克雷莫纳等城市。尤利乌斯不信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因为路易十二对意大利的领土野心令罗马教廷忧心。但如果威尼斯人坚决不让步,尤利乌斯也表明不惜和法国结盟。

政治上的尖锐斗争并未让教皇就此疏于个人事务,也就是他私人居所的装饰。自当选教皇以来,尤利乌斯竭尽所能地欲将他所痛恨的波吉亚家族名字从历史中抹除。他已命人将梵蒂冈所有文献上的亚历山大六世名号拿掉,波吉亚家族人的肖像全盖上黑布,并命人撬开这位已死教皇的坟墓,将遗骸运回西班牙。一五○七年十一月,他更是昭告天下,不想再以梵蒂冈二楼楼上亚历山大住过的那套房间为官邸。德格拉西记述道,教皇“再也无法住在那里,终日面对那段邪恶而可耻的回忆”。[2]

这些房间位于梵蒂冈宫北翼,饰有平图里乔于十二年前制作的湿壁画。平图里乔以圣经和诸圣徒生平为题材,为天花板和墙壁饰上湿壁画。画中圣徒之一的圣凯瑟琳,就是以金发的卢克蕾齐亚·波吉亚为模特画成的。平图里乔也在各面墙上绘上亚历山大肖像和波吉亚家族的盾徽,因而这些房间的装饰也不为尤利乌斯所喜。德格拉西建议将这些墙上的湿壁画打掉,但教皇认为这有辱圣物,不妥。[3]最后,他决定往上搬,搬到该宫三楼上一套相通的房间,从那里望出去,布拉曼特新设计的观景庭院更是美不胜收。教皇住进之前,这些房间(其中包括后来辟出的觐见厅和图书馆)自然先得装饰美化一番。

一五○四年皮耶罗·索德里尼找上米开朗琪罗作为达·芬奇在大会议厅的友好竞争对手时,或许是想借此良性竞争激励达·芬奇如期完成工作,因为达·芬奇的拖延是出了名的。[4]一五○八年,教皇可能也对米开朗琪罗用了类似的手段。不管是否真有此动机,米开朗琪罗一动手绘饰西斯廷礼拜堂,就知道不远处也有一项已开展的重大装饰工程。继四年前与达·芬奇在佛罗伦萨交手之后,米开朗琪罗再度被推入公开的竞赛。

米开朗琪罗的新竞争对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且个个身手不凡。这位教皇向来只雇请最优秀的艺匠,这次他所齐集的湿壁画家,更是自皮耶罗·佩鲁吉诺领军绘饰西斯廷礼拜堂墙壁以来,罗马出现过的阵容最强大的湿壁画团队。佩鲁吉诺再度名列这支新团队之中,此外还包括至少六位经验丰富的湿壁画家,例如现年五十八岁的西斯廷礼拜堂墙壁湿壁画另一位制作老手卢卡·西纽雷利,以及曾在波吉亚居室制作过令当今教皇不悦的湿壁画,但尤利乌斯仍予重用的平图里乔。

米开朗琪罗想必知道这些人的湿壁画技术是他团队里任何一人都无法企及的,尤其是他本人。由于米开朗琪罗痛恶佩鲁吉诺,所以这场竞争更为白热化。数年前在佛罗伦萨时,两人就曾公开羞辱对方,最后甚至对簿公堂,在佛罗伦萨治安官瓜尔迪亚面前互相指控,关系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5]更让米开朗琪罗心惊的是,这群画家是布拉曼特替教皇招募来的,布拉曼特与他们私交深厚,其中有些画家最初就是由布拉曼特带来罗马而进入画坛的。[6]

布拉曼特团队里的其他画家,米开朗琪罗不太熟悉,但也都是有名号者,例如因向恩师致敬而外号为“小布拉曼特”的巴尔托洛梅奥·苏亚尔迪(Bartolomeo Suardi),以及现年三十一岁,外号索多玛的伦巴第人安东尼奥·巴齐(Antonio Bazzi)。小布拉曼特的本事尤其为人称道。现年四十三岁的他,画人物极为逼真,有人因此称他笔下的人物除了不会讲话,和真人没什么两样。这支团队还具有国际色彩,延聘了荷兰艺术家约翰纳斯·鲁伊希和以彩绘玻璃设计著称的法国人马西拉。还有一位成员是前途看好的威尼斯年轻画家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他更早一阵子就来到罗马。

比起米开朗琪罗,这支团队工作起来想必更有干劲、更为从容,因为他们在四个房间所要绘制的湿壁画面积,不及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礼拜堂所要绘饰的一半。此外,各房间的顶棚距地板不到30英尺,从人力、物力的调配上看,也比较容易。他们的脚手架无疑是由布拉曼特设计,而且这次他的设计大概比他为西斯廷礼拜堂所设计的更为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各室拱顶上色彩艳丽的神话、宗教场景的构图也出自他之手。[7]

布拉曼特参与这项重大工程,还有更进一步、更为深远的影响。这四个房间的绘饰工程在新一年年初一展开,该建筑师的另一位门生,也是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便开始绘制这些梵蒂冈的湿壁画。他是意大利画坛熠熠耀眼的新神童,现年二十五岁且天赋过人的拉斐洛·桑蒂(Ratfaello Santi)。

拉斐洛·桑蒂就是拉斐尔(Raphael,画上落款名),这时在佛罗伦萨的名气越来越大,米开朗琪罗应已知道有这号人物。拉斐尔来自佛罗伦萨东方一百二十公里处的山顶城市乌尔比诺,与布拉曼特同乡。这支梵蒂冈团队里,就属他前途最被看好且最有企图心。他出身良好,与农家出身的布拉曼特不同。父亲乔凡尼·桑蒂是乌尔比诺公爵费德里戈·达·蒙特费尔特罗的宫廷画师,这位公爵财力雄厚,热衷于赞助艺术,且有艺术眼光。乔凡尼于拉斐尔十一岁时去世,生前将儿子托付给助手埃凡杰利斯塔调教。[8]埃凡杰利斯塔画艺平庸,但丝毫无碍于这位男孩不久后崭露头角。拉斐尔十七岁时拿到第一件承制案,受聘为卡斯泰洛城圣奥古斯丁教堂绘制祭坛画。卡斯泰洛为小型要塞城,距离乌尔比诺四十公里。[9]

拉斐尔早慧的才华,很快就被一位比埃凡杰利斯塔更出色的画家注意到。约一五○○年,佩鲁吉诺正在故乡佩鲁贾为银行同业行会会馆的湿壁画大工程做准备。佩鲁吉诺有识人之明,善于物色具有天分的年轻人并纳入门下,已调教出多位出色画家,例如曾在西斯廷礼拜堂当他助手的平图里乔。佩鲁吉诺还有一位得力助手,来自阿西西的弟子安德雷亚·路易基,因画艺精湛而被妒羡者取了外号“天才”。不幸安德雷亚的似锦前程因眼盲而成为泡影,在这之后,佩鲁吉诺发掘到来自翁布里亚山区的另一位神童,当时的他想必十分激动。

佩鲁吉诺替银行同业行会会馆绘湿壁画时,似乎已邀请拉斐尔到佩鲁贾和他一起工作。[10]这项工程完成后不久,该城巴里奥尼和奥迪这两个世仇家族,争相聘请这位画坛的青年才俊为自己效力。两大家族的残暴不仁,反倒为画家带来生意。奥迪家族的女族长马达莲娜夫人,雇请拉斐尔为他们家族举行丧礼的某礼拜堂绘制一幅祭坛画。十年前,该家族有一百三十人遭巴里奥尼家族屠杀,其中某些人的遗骨就安放在这座礼拜堂内。他一完成这件作品,巴里奥尼家族的女族长就跟着请他绘制一幅埋葬图,好挂在圣方济教堂内,弥补儿子的罪过。她儿子在某场婚礼后趁众人熟睡之时杀死四名族人,酿成史称“猩红婚礼”的屠杀事件。即使就佩鲁贾视人命如草芥的标准来看,这仍是一场骇人的屠杀。

但拉斐尔无意委身于佩鲁贾这两个杀伐不休的家族,而是要寻找地位更崇高的赞助者,也无意留在佩鲁吉诺门下,而是要投身更有名的大师。一五○四年,他在锡耶纳帮平图里乔绘制皮科洛米尼图书馆的湿壁画时,得知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正在替领主宫的墙壁绘湿壁画,立即离开平图里乔,前往北方的佛罗伦萨,希望能观摩这两位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并在欧洲人才荟萃、眼光最高的艺术圈里寻找发迹机会。

欲在佛罗伦萨闯出一片天,就得先得到该共和国政府领导人索德里尼的关爱。因此,他决定利用已故父亲与蒙特费尔特罗家族的交情,请费德里戈女儿乔凡娜·费尔特利亚替他写封引荐信。拉斐尔并未因此得到索德里尼的垂青,但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在佛罗伦萨接到许多委制案,替许多有钱商人画了许多作品。这些画作大部分以圣母子为主题而略作变通,即画中都有这两人,但旁边或伴随一只黄雀,或一只羔羊,或将它们画在草坪上、华盖下、两位圣徒之间等。画中圣母皆是贞静安详的形象,深情看着害羞爱玩的幼年基督。他也展现了与父亲一样的专业技能,替多位佛罗伦萨权贵人士画了惟妙惟肖的肖像画,其中之一的多尼是羊毛商人和古董收藏家,一年前才请米开朗琪罗画了《圣家族》。

尽管有这些案子,拉斐尔仍希望接到索德里尼的大案子,也就是类似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所承制的大会议厅那种叫人拍案叫绝的案子。因此,一五○八年春,他再度走后门,请叔伯说动乔凡娜·费尔特里亚的儿子佛朗切斯科·马里亚写信给索德里尼,表示应给拉斐尔机会,替领主宫的一面墙绘制湿壁画。这项请托的内容不详,但拉斐尔可能希望完成大会议厅那两幅被中途搁置的湿壁画中的一幅,甚或两幅都揽下。[11]若是如此,那可真是大胆的请求,显示了这位年轻画家过人的雄心抱负。至这时为止,他所完成的作品除少数例外,绝大部分是画在板上,而且媒材不是油彩就是蛋彩。他和米开朗琪罗一样,湿壁画经验不丰,这时的名声完全建立在另一种媒材上。虽曾跟着佩鲁吉诺和平图里乔制作过多幅湿壁画,独力制作的湿壁画却只有一件,即佩鲁贾圣塞维洛修道院内圣母堂一面墙壁的湿壁画。这幅作品于一五○五年左右动工,进展似乎颇为顺利,但经过约一年断断续续的工作,最终却未能完成,原因至今不详。不过,这座圣母堂位于小教堂内,且小教堂又属于籍籍无名的修道会,地处偏僻的佩鲁贾,为这样的圣母堂绘饰一面墙壁,根本不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叫人肃然起敬的案子。

拉斐尔这次请托和四年前通过乔凡娜·费尔特里亚请托一样无疾而终,原因可能就出在托斯卡纳沙文主义作祟。索德里尼是佛罗伦萨爱国主义者,领主宫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中枢,宫内的墙壁绘饰工程怎么可能交给非托斯卡纳出身的艺术家。艺术家再有才华,若出身不正确,也不大可能有此机会。[12]但当教皇有意聘用这位年轻艺术家时,能不能在佛罗伦萨接到大案子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拉斐尔之所以获得尤利乌斯垂青,可能因为不只一层关系。乔凡娜·费尔特里亚的丈夫是尤利乌斯的兄弟,因而尤利乌斯可能通过她或她儿子佛朗切斯科·马里亚得知拉斐尔这个人。但同样不无可能的是,借助布拉曼特的介绍,教皇知道了有这样一位才华洋溢的青年画家。[13]据瓦萨里的说法,这位建筑师与拉斐尔还有亲戚关系。

不管实情如何,一五○八年秋,拉斐尔应教皇之召来到罗马,不久就得到布拉曼特的忠实支持,与布拉曼特成为亲密战友。拉斐尔住在圣彼得大教堂附近的无骑者之马广场,距米开朗琪罗的工作室不远。他将在此大展身手,完成他在佛罗伦萨一直无缘承接的那种叫人肃然起敬的大案子。[14]


[1] 引自帕斯托尔:《教皇史》,第六卷,第308页。

[2] 引自克拉茨科:《罗马与文艺复兴》,第151页。

[3] 引自克拉茨科:《罗马与文艺复兴》,第151页。

[4] 这观点出自勒维(Michael Levey)著作《佛罗伦萨:一幅肖像画》(Florence:A Portrait,London:Pimlico,1996),第265~266页。

[5] 关于这个故事,参见瓦萨里《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列传》,第一卷,第593页。夏斯特尔(André Chastel)指出,这则佩鲁吉诺轶事“未有任何警方数据或司法记录可予证实,但也几无理由不可相信”。参见夏斯特尔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编年史》英译本(A Chronicle of Italian Renaissance Painting,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第137页,译者Linda and Peter Murray。

[6] 关于布拉曼特如何培养梵蒂冈这支团队里的个别艺术家,可参见布鲁斯基(Arnaldo Bruschi)的《布拉曼特》,第178页。

[7] 关于布拉曼特参与这件绘饰案的情形,参见布鲁斯基(Arnaldo Bruschi)的《布拉曼特》,第166页。

[8] 拉斐尔的师承和习艺的详细过程,艺术史界向来没有定论,特别是在哪里、从哪位艺术家那儿习得透视画法上。他运用透视法构图的功力超越佩鲁吉诺甚多,因而评论家推断他应还有一位师父。

[9] 关于拉斐尔在卡斯泰洛城的早期创作生涯,可参见亨利(Tom Henry)《拉斐尔在卡斯泰洛城的祭坛画赞助人》(“Raphael’s Altarpiece Patrons in Citta di Castello”)一文,《勃林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2002年5月号,第268~278页。

[10] 拉斐尔是否参与了银行同业公会会馆的湿壁画工程,艺术史界向来没有定论。关于正方论点,可参见温图里(Adolfo Venturi)的十一卷本《意大利艺术史》(Storia dell’arte italiana,Milan:Ulrico Hoepli,1901-39),第七卷,第二部,第546~549页。关于持保留意见者,可参见马拉博蒂尼(Alessandro Marabottini)等人合编的《年轻拉斐尔与卡斯泰洛城》(Raffaello giovane e Città di Castello,Rome:Oberon,1983),第39页。

[11] 他或许也想完成百合花厅(Sala dei Gigli)未完成的湿壁画。佩鲁吉诺、吉兰达约、波提切利完成西斯廷礼拜堂的绘饰工程后,立即展开此厅的湿壁画绘饰,但未完成。

[12] 此前一个世纪,佛罗伦萨洗礼堂(the Baptistery)的大门雕饰竞赛,也可见到托斯卡纳沙文主义作祟,参见勒维《佛罗伦萨:一幅肖像画》,第120页。

[13] 据布鲁斯基(Amaldo Bruschi)的说法,拉斐尔之所以能到罗马发展,布拉曼特“有推动之功”(《布拉曼特》,第178页)。

[14] 拉斐尔抵达罗马的精确日期不得而知。依据史料记载,他在1509年1月之后才确定出现在罗马,但前一年9月他说不定就已经在当地,因为那个月他写信给艺术家佛朗奇亚(Francesco Francia),信中提到他承接了一件“令他时时忧心如焚的”的案子。有些艺术史家推断,这个案子就是梵蒂冈教皇居室的绘饰案。但第一批记录索多玛、佩鲁吉诺等艺术家工作情形的报告,他并未名列其中,因此他很可能是后来才加入这支团队。关于拉斐尔在1508年之前就已来过罗马的观点,可参见席尔曼(John Shearman)的文章《拉斐尔、罗马、埃斯科里亚尔藏画集》(Raphael,Rome and the Codex Excurialensis),《大师素描》(Master Drawings),1977年夏季号,第107~146页。席尔曼推断拉斐尔可能早在1503年就来过罗马,后来在1506年或1507年又来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