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点、十二点才入睡，早上四点以前起床，清醒的时候完全投入到政事之中没有片刻闲暇，完全献身于政治的雍正帝的励精图治值得后世高度评价。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采取独裁政治的形式，雍正帝无论如何苦心孤诣都无法得到同等的回报；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很难采取君主政体以外的政体，若是采用君主政体，唯有进一步推动从宋、明以来在中国逐渐发展成熟的独裁制。
清朝自东北勃兴、与明朝正面对峙前后，正值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告一段落之时，旧教中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为了传播福音，络绎不绝地跨越波涛、千里迢迢地来到中国。清朝入主北京、成为四百余州之主的时候，发现那里有两种相异的新文化，即汉人的汉文化和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文化。公平而视，西洋文化要优秀得多。康熙帝是西洋文化的爱好者。他经常将传教士召入宫中，让其侍讲数学和物理学等，有时甚至想要学习拉丁语。他在朝廷上召集大臣，向汉族大臣夸耀自己所学的新知识，如“在中国的数学中，自古以来以直径的三倍计算圆周，但实际上是三点一四一五九倍”等。无论是汉文化还是西洋文化，在满族人来看同样是异文化，康熙帝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更被西洋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康熙帝令人编纂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一万卷的最后插入了机械的图画，虽然使用机械的人物的衣服被改成了中国样式，但力点符号则仍用字母表示。因此康熙帝批准传教士的请求，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播基督教。
雍正帝正与之相反，他是汉文化的爱好者。对于雍正帝而言，完美无缺地统治中国是至高无上的使命，无论行动还是信念都以此为出发点。统治中国则必须成为中国式的独裁君主。而且，独裁君主制的理论依据只有在汉文化中才能找到。于是雍正帝自身在四十五年的藩邸生活期间，积淀了深厚的汉文化底蕴。他把禅学等也当作汉文化的一种纳入了学习范围。作为汉人国家的独裁君主，为了君临天下，自己也必须是不落人后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人。与之相反，西洋文化一向对政治没有什么补益。如基督教，他一方面承认基督教与所谓的邪教性质不同，另一方面又因为预料到将来的纷扰而将之禁止。如果说文化是一种力量，远离祖国的西洋文化，在当时终究无法与汉文化相匹敌。如大炮、火枪，在中国一经仿制，立刻转化为中国用于对抗西方的力量。西洋文化在向中国渗透后又经过百年时间，经历了产业革命的洗礼，成为在其他世界无法立即模仿的新锐文化后，再次逼近中国之时，才成为毫无悬念的胜利者。
雍正帝的独裁政治虽然形成于异民族的帝王之手，但达到了过去的汉人帝王也无法企及的高度。恐怕在独裁政治的范围内，能够达到如此发达的形式的确旷古烁今，更何况中国幅员如此辽阔。让独裁制产生、发达的正是中国的广阔，而同时嘲笑独裁政治无力的也是中国的广阔。甚至在雍正帝的独裁政治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力在广阔的领域面前显得很不彻底。
雍正七年秋，皇帝下达严令，让江南、江西二省总督范时绎缉捕大盗赵七。范时绎立即通报安徽巡抚魏廷珍、江西巡抚谢明，巡抚们继而写文书命令下级文武官吏四处奔走、寻找赵七，但最终甚至连赵七身在何处都无法得知。像这样的大盗联络广泛，收买官府的吏员，即使政府布下天罗地网，赵七照样可以远走高飞。雍正帝捶胸顿足，感到万分遗憾：
听闻［汝等地方上纵令此等大盗公行无忌］，长江之上不能安行，朕据所获情报，［书赵七名姓交发汝等］，又致令远飏，成何体统。缉捕盗贼理应秘密探知其行踪袭击住所，若是［遍行文书、传播风声，］只会令盗贼闻风逃遁。［将此相机密为之事委交汝等庸愚督抚即朕之误。］若李卫、田文镜不至如此糊涂。
赵七终究还是没有被捕获。即使拥有如此强大威力的独裁君主，无论如何也有无法触及社会各个角落的时候。
然而对雍正帝的独裁政治而言，其最强大的敌人不得不说是被要求去追捕大盗赵七而最终让他逃脱了的官僚机构。不管雍正帝多么激动和焦躁，许多官僚对此也只是冷眼旁观，甚至妄图加以批评，毕竟李卫和田文镜等人只是凤毛麟角。
归根结底，在雍正帝的理想中，官僚只不过是为了工作而被驱使的道具罢了。他们不能有文化生活，不能沉浸于文人的趣味中，最重要的是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积蓄财产。如此一来，特权阶级就不存在了。对雍正帝而言，特权阶级的存在本来就是不合理的，所谓特权仅指天子一人所拥有的独裁权，天子以外的万民只有完全平等的价值。因此他解放了地方上的贱民。山西省的乐户，浙江省的惰民、九姓渔户，安徽省的世仆等贱民阶级从此以后得到与良民毫无差别的待遇。下层人民的生活得到保证、治安得以维持的话，则清朝可以延续到子孙万代，相反则难保不久之后人民会爆发革命、颠覆清朝。
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存在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地方的农民和城市的劳动者穷困潦倒，无法独立生存。极端地说，他们处于只有将劳动力完全卖给资本家才能勉强苟活的状态。换言之，生产所需要的资本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从资本家之中选拔出来，做学问、中科举、走上仕途之人便是官僚。官僚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表。因此官僚与资本家的结合甚为密切，官僚掌握政权以拥护资本家，资本家分出一部分利益为官僚做后盾。这种结合从实际的运作方法来看绝不公正，多数情况下采取特权与贿赂交换的形式。
雍正帝企图切断这种结合。支给官僚养廉银，即令其至少可以维持生活的任职地补贴。因为官僚应当是天子的公仆，而不能是资本家的私仆。这样的“新生活运动”在理论上正确无疑、无可置喙，但给过去一直串通一气的官僚和资本家带上了约束的脚镣，双方明显痛感不便。不仅限于这个问题，在清朝，对任何社会问题不满的声音立即会驱使人心转向民族革命和攘夷思想。
曾静事件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他站在社会改革论的立场上，憎恶世上盛行的不正义行为，指出所有社会的不合理不仅是宋、明以来的积弊，更是清朝施政不周的结果，其锋芒直指雍正帝。然而曾静所指摘的社会的不公、贫富悬殊、官僚与资本家勾结等陋习也正是雍正帝想要竭力摒除的。这也许是曾静在雍正帝面前最终屈服、雍正帝也赦免了曾静的理由之一。驯服像曾静一般的空想家易如反掌，困难的是驯服社会上拥有实力的人——官僚和资本家。
雍正帝的统治时间仅有十三年，他的王朝按常理说并不是那么短暂的，但与总体而言统治时间较长的清朝其他诸位皇帝相比甚为短暂。但是雍正帝式的施政方式最多只能维持十三年左右可能就达到极限了。我这么说有两层意思。第一，雍正帝这样的天子独断万机，个人能力和健康终究不能持久。雍正帝非常中意的李卫某次叙述下属官吏的无能：
我的布政使彭维新［非懒惰偷安有心迟延之人，］缘此人过于小心。文书收发［柴米琐屑必亲自经手，是以每日办事必至四更仍然诸务丛集。臣见其为案牍所困深加怜惜，］不得不代为办理，而臣有总督之事，［岂能事事周到而保无贻误也。］
对于李卫的抱怨，雍正帝安慰道：
［大笑览之。卿与之同处一城，日逐代一藩司办理事件即云难胜，恐致贻误，朕代各省督抚办理者十居六七，恐致贻误之念更当何如耶？］
其实，连地方官的工作也不得不分担的施政方式只有雍正帝才能够做到，但即使是雍正帝，最终能否坚持几十年也值得怀疑。纵观历史上的帝王事迹，梁武帝、唐玄宗、万历帝在即位之初都是励精图治之君，但中途厌倦，将政事委于臣子，因而适得其反，政治出现日益混乱的倾向。若是雍正帝更为长寿，糟糕的话可能心气一变，对政事草率了事，若不然，则可能因身体有恙，或者老耄昏庸，总而言之，难以维持像从前一样紧张有序的政治光景了。
第二，前文已提及，官僚和资本家阶级的不满已经积攒了十三年，因为还处于适当的程度故而隐忍未发，若是超过这个限度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前文提到曾静的自白书，其中列举了数条对雍正帝的个人攻击，可知地方读书人无论何时都对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感。雍正帝驾崩时，一般官员是不是都会产生“哎呀呀，总算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呢？世间流传着雍正帝是被女剑客所暗杀的传言，也可以被视为知识阶层的希望所映射的影像。因为雍正帝确实是在某些方面被诅咒“早点死才好”的天子。
雍正十三年八月，这个历史上无人能与之比肩的独裁君主因病逝世。他的嫡子宝亲王即位，是为乾隆帝。乾隆帝即位后，清朝的政策立刻发生巨大转变，回归到康熙时代的宽大政治。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政策转换的中心人物正是备受雍正帝信任的满族人鄂尔泰和汉人文人政治家张廷玉。张廷玉是安徽省桐城人，生于官宦之家，进士出身，是典型的官僚，雍正三年以后连续担任内阁首班、大学士之职，设立军机处后，兼军机大臣，被雍正帝称为股肱之臣。
进入乾隆时代，鄂尔泰与张廷玉并列占据朝廷官僚的首班，代表满族人与汉人两大势力，但是二人对于改变原来的施政方针并无异议，大概因为他们二人一致认同若不是雍正帝就无法施行雍正帝式的政治这一观点。但也许二人最终在目的上多少有些不同。鄂尔泰因为是满族人，总是站在满族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若像雍正帝一般无视社会上有权势者的意向，则满洲民族的前途、与之唇齿相依的清朝的前途令人担忧。君主掌握着政治上最终的决定权，因此无论多么有权势的官僚，上面的一句话就可以让他沉默，甚至能够将他消灭。但是，这是一个个单独的官僚，而不是官僚阶级。雍正帝的努力终于改变了官僚组织中极小的一部分，但官僚制度依旧存在。不受拥有这种不死之术的官僚阶级的欢迎，就不是为清朝着想。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官僚的私欲，允许他们与资本家勾结，让清朝与他们利益相关、休戚与共，这才是让清朝永存、保持满族人的既得利益的最为安全的方式。
与之相对，汉人张廷玉的想法又有些许不同。汉人的文化是不灭的，无论在政治上被何等异民族王朝控制都毫不动摇，这一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被证明。异民族王朝的汉化是历史的必然，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无论是什么样的王朝，只要是汉文化的保护者，汉人的上策是支持这个政权。汉人希望清政府不要多管闲事，让汉人自治，只在武力上提供保护，使之不受外敌侵害便好。但是，汉文化换句话说就是儒家文化，而雍正帝的做法怎么看都倾向于法家。委任大臣做大臣的工作，委任地方官做地方官的工作，既然委任便不再横加干涉是儒家的政治。这也是最为自然且永久的方法。像雍正帝一般法家化的、连地方官的工作都想带到宫中亲力亲为的做法让人不敢恭维。清朝适当地尊重汉文化，作为汉文化的保护者就可以了。换言之，优遇学者，让官僚生活富足。因为他最终也是为了清朝，所以如此引导清朝也成为他作为臣子尽忠的理由。
无论如何，在乾隆以后，清朝与知识阶级、官僚阶级最终融为一体。从一方面而言，这意味着清朝的存在依存于官僚阶级。可以说清朝选择了一条最为容易的路，但也可以说是命运使然，清朝终有一天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
清朝定下迎合官僚阶级、与之融为一体的方针，在做出如此让步的同时，也要求得到相应的回报，那就是让汉人忘记清朝是异民族建立的，甚至想要他们忘记夷狄曾经存在于中国边境的事实。“夷”等文字被大量从古书中抹去，有可能显露清朝前身的明代记录全部作为禁书被焚毁。不仅如此，连雍正帝敕制的《大义觉迷录》在乾隆时代也被列入禁书。活到那时的曾静也被拉出来砍了头。有幸的是，清朝统治时间很长，因此这个政策显示出了效果。到了清末，汉人忘记了清朝的建立者是异民族，不，甚至连满族人都忘记了自己与汉人不同，是满族人的子孙。满族人，这个历史上的伟大民族被吸收到汉民族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开始再次出现雍正帝所担心的不健康的现象并且日益严重。由于官僚和资本家的结合，纲纪紊乱、官场腐败的事态从乾隆中叶开始已经越来越严重，清朝到末年最终陷入令人目不忍睹的无政府混乱状态。
既然一进入乾隆时代就恢复了康熙时代所谓的宽大政治，那么中间雍正帝苦心孤诣十三年的政治完全没有意义吗？不。在清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中，雍正帝存在的意义极为重大。若是康熙帝的宽大政治直接延续到乾隆时代的宽大政治，那么官场腐败无疑会毫无节制地加速发展。清朝末期的官场腐败也许会提前百余年出现，清朝或许等不到西洋文化的进攻便早已从内部分崩离析了。
清朝的领土范围在乾隆时代到达顶点，但无论是乾隆帝的武功还是其留传于后世的文化事业，都是因为有了雍正时代的民力涵养和丰富的物资积蓄才得以实现的。历史总是轻率地忽视幕后的力量，甚至异口同声地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不管雍正帝在中国文化人之中如何恶名昭著，在清朝学者之中独放异彩的、性情乖戾的讽刺家章学诚对他的赞赏依旧值得我们倾听：
今观雍正年传志碑状之文，盛称杜绝馈遗，清苦自守，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1]
不得不说这恐怕是超过朝廷御用学者纯粹的阿谀奉承百倍的，对雍正帝的最高赞美之辞。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完成了一次对历史记载中的雍正帝的事迹及其时代背景的全方位观察。但还有一个问题：作为个人的雍正帝的性格又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我是小说家，一定会首先抓住他的性格，再以此为中心展开叙事。然而，作为一个笨拙的历史学家，我无法使用如此巧妙的技巧，不得不另寻他途，最终只能在文献学的规范内，试着归纳和想象他的性格，以此来作为本书的结尾。
雍正帝的血管中还奔流着朴素纯真、坚韧不拔、不服输的满洲民族的血液。但是勇武的满洲民族在入主中原、与汉族混居后逐渐被同化，失去了过去的蛮勇。雍正帝之父康熙帝还保持着大部分狩猎民族的勇敢，康熙帝年长的皇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的气质，但雍正帝多少有些不同。雍正帝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都无疑是一个小心谨慎、性格内向的人。他的兄弟们都随心所欲、胆大妄为，又是打架又是喝酒，也为争做皇太子进行政治运动。然而畏畏缩缩的雍正帝并没有参与其间。这也有他的生母身份低微令他感到自卑的原因吧。他总是独自蜷缩在角落里，自然也被从兄弟之间的交往中孤立开来。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性格，他不是不想参与到兄弟们吵吵嚷嚷的政治运动中，但天性使他难以深入其中。
雍正帝对性格内向的自己一定也十分焦虑。他认为这是自己性格的弱点，在内心呼喊着想要变得强大起来，想要像兄弟们一样随心所欲的他不知对自己感到多么失望。他学禅的动机大概也出于此。因为若生来便是豪杰的人，一定对禅的修行不以为然。雍正帝的禅学是满洲民族终于进入反省期的征兆之一。
我们经常将内向的性格和软弱的性格相混淆。其实越是内向谨慎的人越是坚强，过于争强好胜的人很少能笑视成败。雍正帝正是这种内向之人。在与兄弟们的公开竞争中，他表现得很坚强。他希望成为更加强大的人，并不断地提高自身修养，不要被欺骗，不要被蒙蔽，小心再小心，最终形成了无比坚固的像混凝土堡垒一般的性格。
当即位成为同时肩负大清王朝和满洲民族命运的雍正帝后，他下决心必须让自己更加强大。他下决心必须对他人强硬，同时对自己更加强硬。但是误认为自己性格软弱的他在下定决心之前徘徊踌躇，终于在天命上发现了安身立命之地。与其说他信仰天，不如说他仰赖于天。天命令他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独裁君主，他必须彻底地履行这个义务，若有阻挡独裁君主光辉的人则绝不轻饶。于是他开始对过去瞧不起自己的兄弟们进行迫害，不断加压，直到兄弟们从心底完全屈服为止。迫害之手同样伸向了过去自己的心腹之臣隆科多和年羹尧。对手越强，雍正帝越拼尽全力镇压到底，决不允许他人违背崇高的天命。
对于曾静等人的谋反，雍正帝付出了惊人的努力。对于曾静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乡下书生，若是一般的独裁君主便可能将这可恶的家伙砍头了事，但他鼓起浑身勇气，全力处理这个问题。他从各个方面分析解剖曾静的思想，加以反击，不说到对方心悦诚服绝不罢休。
从即位以来，他日理万机，毫无空闲。与此同时，自幼习字作文的他，在著作方面著有《世宗皇帝御制文集》，但我尚没有机会过目。在书法方面，他造诣颇深，笔锋强劲，正如其人。在印章方面，多用包在椭圆之中的“为君难”三字的印章。另外，雍正帝的品质甚至影响到当时官窑烧造的瓷器。雍正年制的宫中使用的陶瓷，多为质地之上挂白衣，形成光滑洁白的表面，再描绘五彩的花鸟或纹样。描线每一点每一画都一丝不苟，其端正严谨的感觉宛如雍正帝就在面前。官窑的监督官经常听取雍正帝的批评意见，努力令皇帝满意，因此皇帝的意向甚至皇帝本人的性格都在陶瓷器上得以反映。
最近[2]在故宫发现了数种雍正帝的肖像画，其中有一幅稀有的肖像，它大概出自宫中的西洋传教士之手。繁忙的雍正帝有时也有头戴欧式假发接见传教士的空闲时间，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总之，雍正帝本性朴素善良，是代表了当时满族人性格特点的人物。因此，他希望成为中国式的独裁君主，并在向这个目标一味努力前进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创造了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独特的独裁体制。对强者虽然过于严苛，但无上爱护毫无抵抗、毫无防备能力的普通人民，哪怕粉身碎骨也要保证他们的生活。他不喜好战争，这一方面源于他过于好胜、不能放手一赌输赢的天性，另一方面源于他深切的同情心，他认为战争是最不合算的，不知会给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苦难。因此，他这一代没有赫赫武功。他也没有御驾亲征，恐怕即使亲自指挥军队也不甚高明。我们提到独裁君主立即会联想到战争，但雍正帝则不同，他是厌恶战争、喜好和平的独裁君主。但是，没有建立武功的皇帝会立即被历史遗忘，真是可悲可叹！
更为可悲的是他感人至深、充满善意的政治也因为采取独裁君主制的形式，不但出人意料地得到极少回报，而且还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专制君主制能够在中国存续数千年，是因为它具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若是君主制没有任何理想，完全恣意妄为，或者如硬壳一般顽固不化地镇压人民，中国人民无论如何逆来顺受都必定会将其打破，创造出新的政治形式。幸或不幸，历代明君圣主不断改良君主制的理想和实施，维系着沉默大众的信赖。雍正帝的独裁政治正处于其顶峰。于是，信赖独裁制的民众被引上了若不是独裁制国家便无法得到治理的方向。这对中国人民来说的确是可悲的结果。从这一点而言，不得不说雍正帝的政治实在是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
[1]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古文十弊》，《章氏遗书》卷五。——译者注
[2] 指本书撰写时的20世纪50年代。——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