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波护[1]
本书以1995年5月24日去世、享年九十五岁的宫崎市定在五十岁时作为岩波新书之一问世的评传《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岩波书店，1950年3月）为主体，其后附载了他在七年后所写的论文《〈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东洋史研究》第15卷第4号的特辑《雍正时代史研究》，1957年3月）。本书同时收录于《宫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本、别卷一（岩波书店）的第一版中的第14卷《雍正帝》。本次，选入中公文库的是以全集本作为底本的。
关于雍正帝与《雍正朱批谕旨》，在之前已经选入中公文库的宫崎的《中国政治论集》中（第299～361页），对雍正帝《御制朋党论》与李卫《探听日本动静折》已经有过解说。现将由宫崎执笔但未署名的，作为了解本书主人公雍正帝的大概轮廓最合适的文章——《东洋史辞典》（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东京创元社，1961年3月）中“雍正帝”之条目摘录于此：
雍正帝，1678（康熙十七年）～1735（雍正十三年），从清太祖算起的第五代天子，雍正是其年号，庙号世宗，讳胤禛，康熙帝的第四子。继康熙帝六十一年的统治期后，在与众兄弟的竞争中即位，改变康熙时代的宽大政治，希图肃清纲纪。除去年羹尧、隆科多等旧臣，施行独裁政治，在地方官中，拔擢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为总督，在中央，任用其弟怡亲王胤祥、张廷玉等，尤其是设立军机处以求敏捷应对政务，使内阁制度成为空壳。关心地方民生，令督、抚、布、按、提督、总兵等以个人名义任意呈递作为亲启信的奏折，他通读奏折写下朱批并发还，在训诫臣子的同时也识别、选拔人才。《雍正朱批谕旨》由相关的往来文书编纂而成，因此是详细地展现了清代社会一个缩影的史料。平定青海、西藏叛乱，但经略新疆不得不等待下一代的乾隆帝来实现。该皇帝的统治时间比较短暂，但可以说正是这个时期奠定了清朝的基础。
若问作为满洲民族王朝的清朝皇帝中哪一位会被选为评传的对象的话，应当是在位六十年以上、被誉为盛世的第四代皇帝康熙帝（1661～1722年在位）或第六代皇帝乾隆帝（1735～1795年在位）中的一位。但是，宫崎为何关注一般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名气的第五代皇帝雍正帝（1722～1735年在位）并为其作传，我们可以从全集第14卷《雍正帝》卷末的自跋中找寻答案。
宫崎对清朝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自1922年（大正十一年）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入学以后参加矢野仁一教授的课程的三年时间。在矢野以清朝史、清朝与西欧诸国的国际关系史为主题的课程和研讨组中，宫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宫崎曾反复在《向中国学习》所收的《矢野博士的追忆》、《矢野博士的东洋史学》，以及矢野的《鸦片战争与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圆明园》（均为中公文库）两本著作中宫崎所作的解说等文中提及。但是，在毕业论文题目选择《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之后，宫崎首先专注于宋代史研究，最终写出了一篇篇在古代史方面功力深厚的论文，却没有精力精读与清朝相关的史料。
在成为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副教授后，将近四十岁的宫崎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被允许去法国考察学习两年。1936年（昭和十一年）2月20日他从神户港坐船前往法国，就在快要到达香港之时，传来了“二·二六事件”的消息。到达巴黎后，宫崎进入亚洲语言学校，作为旁听生学习阿拉伯语。1937年9月，他开始了在西亚各地两个半月的游历。其间的经历在出色的旅行记《西亚游记》（中公文库）中记载得十分详尽。
到达巴黎后不久，宫崎的愿望实现了，美国和中国被文部省追加为允许暂住的国家。但是由于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中日战争爆发，宫崎不得不放弃到中国进行考察研究的计划。在法国的生活平静安稳，1938年，他延长了在当地的居留时间，横穿大西洋经由美国，于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时隔两年半后回到祖国。仅仅两周后的9月1日，以内阁直属的国策机关的近卫文麿首相为总负责人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室也被委托进行研究工作，这最终将宫崎引上清朝史研究之路。
1939年正月，宫崎接受东亚研究所为期两年的委托，以为“清朝官制与官吏选拔制度”为题进行研究，下一个委托研究是作为“异民族的中国统治策略”的一环的“清朝的中国统治策略”。作为成果，其著作《科举》以及论文《清朝国语问题的一方面》是他在战争末期等待出征、可能成为遗作的精神准备下完成的，两者都在战败后才公开发表。《科举》现在改题目为《科举史》，被收入平凡社的东洋文库。1936年写成的《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公新书，即后来的中公文库）是另一本书。
满洲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将占压倒性多数的汉民族置于统治下，其中央政府采取一种双重体制，即主要官员中的满人与汉人人数相同。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至于两者之间如何沟通、用何种语言，几乎没有被提及。宫崎的《清朝的国语问题的一方面》（全集第14卷）率先阐明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清初内阁同时作为翻译机关，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汉文翻译成满文，制成满汉合璧的文书。而到雍正帝之时，特别是在成立军机处后，内阁的权限移往此处，在此满文的文书用满文处理，汉文的文书用汉文处理，不再需要翻译。宫崎阐明了这个变化过程。
东亚研究所委托的下一个题目是“中国的边境统治策略”，这里所指的边境是在边境居住的异民族。宫崎负责其他人都不承担的清朝的西藏统治政策。清朝将西藏纳入管辖范围是在雍正帝统治时期，雍正帝即位之后，他一直居住的藩邸被改建为喇嘛寺、赐予西藏等事情，留在了宫崎的记忆中。东亚研究所委托的下一个题目是“英法联军的北京占领事件”，1943年（昭和十八年）他发表了《从中国方面的史料看英法联军的北京侵入事件——特别是主战论与和平论》（全集第16卷）。
如此长期致力于清朝史研究的宫崎深感熟读清朝基本史料的必要，忆起先师桑原骘藏的教导，他开始通读可以被视为《资治通鉴》续编的《十一朝东华录》。从最初开始阅读，经过康熙朝读到雍正朝的时候，他发现所写的内容和事件非常有趣。创立了军机处的雍正帝、派远征军到西藏将其纳入保护的雍正帝，他们看起来是分别不同的人物，但在逐渐对准焦点后，雍正帝的人物形象便浮现出来。读完《十一朝东华录》中雍正朝部分的宫崎就此中断阅读，开始搜集关于雍正帝的资料，在文学部陈列馆的书库的一隅邂逅了卷帙浩繁的《雍正朱批谕旨》。
发现由十八函一百二十册构成、朱墨二色套版印刷的《雍正朱批谕旨》后，他像着了魔一般地埋头阅读，在协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推动共同研究班的同时，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作为岩波新书之一出版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这些情况在《〈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中料价值》的“序言”中被生动地描写出来，这里不再赘述。
以流畅易懂的文字写成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后的1950年春出版了。虽然不是最畅销的书，但深远地影响了关心中国的广泛人群。今日试着重读此书，“对基督教的誓言”之中雍正帝对苏努一家坚决的宗教镇压以及“忠义超越民族”中在满洲民族王朝统治下的年羹尧与曾静的笔祸案件给人留下了特别新鲜的印象。宗教、政治与民族问题也正是在现代世界史中最为重要的题目。另外，“独裁政治的界限”的末尾，雍正帝那令人落泪、充满善意的政治由于采用独裁君主制的形式，不但得到的回报出乎意料地少，还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等带有总结的地方，即使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还是被视为警世之文。
正篇《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中，宫崎没有解说作为依据所使用的史料，但根据附载的《〈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可知，这是一部“纵横无尽”地运用《雍正朱批谕旨》的作品。
但是，“对基督教的誓言”这一章，不仅使用了汉文资料，也灵活运用了基督教耶稣会的法国传教士——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写给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书信等。宫崎自己对此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整整二十年后，矢泽利彦编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平凡社，东洋文库）出版。其中“2雍正编，1971年刊”所收录的第二篇书简到“3乾隆编，1972年刊”的第一篇书简为止，每一篇都是关于苏努一家的信仰以及遭受迫害的极其详尽的记录，但原书极其稀有、难得一见，连京都大学图书馆等都没有收藏。
但是今年，我有幸参观了宫崎家玄关旁双层书架上的藏书，夫人松枝女士注意到在里面的一个角落有十四册书脊文字无法确定的、以熟皮装订的厚厚的西洋书籍。这正是1891年刊行于里昂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全本。与杜赫德的大著《中华帝国全志》全四册同样，是宫崎1936年以后在法国暂住期间购入带回的。该书网罗了来自雍正帝统治之下的中国的书简，在第11卷随处可见用红色铅笔划的线，写着“苏努”、“年羹尧”等汉字，而且代替书签夹在书中的是邮局的收据，上面盖着“京都净土寺24·3·2”的邮戳，不禁让人联想到昭和二十四年（1949）宫崎在准备写作本书时精读这卷书的情景。
附载的《〈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是宫崎任会长的东洋史研究会的机关杂志《东洋史研究》第15卷第4号的《雍正时代史研究》特辑中登载的五篇论文中位于卷首的绪论。该杂志在其后还有三期，组成《雍正时代史研究》的特辑，每一次宫崎都投了稿。由于学界对研究雍正帝及其时代的兴趣逐渐高涨，为了满足复制这些已经成为过时刊的特集号的需求，东洋史研究会1986年影印了四册二十四篇论文并附上索引，出版了《雍正时代的研究》（同朋社）一书。该书付梓之际，承担解说文章写作的也是宫崎。
这部《雍正时代的研究》的出版计划还在进行的时候，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紧密联系史料的踏实的清史研究成果也逐渐为世人所知，出现了以雍正帝为题材的论考。例如，冯尔康受到重视雍正帝与雍正时期的郑天挺的影响，写成了六百余页的《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左步青选编的《康雍乾三帝评议》（紫禁城出版社，1986）中，集录了当时学术杂志刊登的以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为对象的论文二十一篇。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由计红绪、王云高合著的二十五回的章回体小说《雍正皇帝》（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不但初版印刷四万部，听说两人还写了与这部长篇小说同名的三十一回的电视剧脚本。更令人惊异的是，在两年后的1990年，长春市的时代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补了四分之一内容的该书的新版。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雍正热，宫崎的《雍正帝》的的确确起到了先驱者、带头人的作用。顺便说一下，宫崎没有来得及仔细查阅作为雍正朝的根本史料之一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的《雍正朝起居注册》全五册（中华书局，1993）。
最后稍微讲一下本书选入中公文库的经过。《游心谱》出版后，担任编辑的小林久子正式提出了出版文库本的建议，宫崎欣然允诺。因为机会难得，仿照曾经《隋的炀帝》选入中公文库之际附载论文《隋代史杂考》的体裁，我斟酌决定将《〈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一并载入。
1996年4月
[1] 砺波护，1937年出生，日本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师从宫崎市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