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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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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我与这些中产阶级绅士中的一位走进曼彻斯特。我向他提及令人惭愧和不卫生的贫民区,想引他注意这个城市的工厂工人,其居住地区是如何令人作呕。我表示我生平从未看过建得这样糟糕的城镇。这位绅士耐心地倾听,然而却在我们分手告别的那条街道的街角上评论说:“但是这里有很多钱可赚啊。早安,先生!”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

新金融家们以在报纸上公布晚餐菜单和来宾名单为炫耀的时尚。

——卡布菲格(M. Capefigur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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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命推翻或建立的正式体制很容易识别,但是,它们无法衡量革命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废除了贵族社会,但废除的不是阶级意义上的“贵族”——那种以爵位和其他排斥性的醒目标记加以区分,而且经常以“血缘”贵族这样的阶级为自己塑形的社会地位。建立在个人发迹之上的社会,欢迎这种醒目和既定的成功标志。拿破仑甚至重建了一个正式的贵族阶层,它在1815年后,与残存下来的旧贵族连成一体。贵族社会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贵族影响力的终结。新兴阶级自然会倾向于依据先前上层集团所确立的舒适、奢侈或浮华的标准,来看待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象征。英国柴郡(Cheshire)那些赚了钱的布商妻子们,会在许多关于礼仪和体面生活的书籍指导下,变成“女士”。也是基于这种目的,这些书籍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倍增加。出于同样原因,在拿破仑时代发战争财的那群谋利者,也十分看重男爵头衔,并喜爱在资产阶级的沙龙中,摆满“天鹅绒、黄金、镜子、路易十五时代座椅的拙劣仿制品,以及其他家具……徒有讲究仆人和马匹的英式时髦风尚,却没有贵族精神”。一位不知道靠什么发迹的银行家夸口道:“当我出现在剧院中的专属包厢时,所有的长筒望远镜都转向我身上。我得到了近乎皇家所得到的喝彩欢迎。”还有什么比这种夸口更为骄傲呢?[3]

而且,像法国这种在宫廷和贵族的习染熏陶下所形成的文化,是不会失去其印记的。因此,那种特别沉醉于为私密关系做微妙心理分析的法国散文(其源头可溯至17世纪的贵族作家),或那种已将性爱活动以及情人情妇标准化的18世纪文学模式,都成了“巴黎式”资产阶级文明的成分之一。先前是国王们有正式的情妇,现在则加进了成功的股票经纪人。高级名妓不仅将其回报丰厚的宠爱投给那些败家的年轻贵族子弟,也投向出得起价钱的银行家,以作为他们成功的活广告。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法国大革命以一种异常纯粹的形式,保留下法国文化中的贵族特点;出于同样原因,俄国革命也以异常的忠诚,保留了古典芭蕾和19世纪资产阶级对待“美好文学”的典型态度。这些特质被革命接受同化,视作令人向往的历史遗产,因而受到革命的保护,而非销毁。

然而,旧制度还是死亡了,尽管1832年时,布勒斯特(Brest)的渔夫认为:天降霍乱是上帝对他们废黜合法国王的惩罚。除了信仰雅各宾的法国南部和一些长期实行非基督教化的地区,形式上的共和制度在农民之中的扩展速度相当缓慢,但是,在1848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真正普选中,正统主义的势力已经只局限于西部和较贫穷的中部省份。今日法国乡村的政治地理,在当时已大体可以辨认出来。在更高的社会层次上,波旁王朝的复辟并没有恢复旧制度,或者正相反,当查理十世力图这么做时,他就被推翻了。复辟时代的社会,是巴尔扎克笔下资本家和野心家的社会,是司汤达(Stendhal)笔下于连(Julien Sorel)的社会,而不是返乡流亡贵族的社会。一个如地质变动般的新世纪,分隔了复辟社会与塔列朗所回顾的18世纪80年代的“甜蜜生活”。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更接近于莫泊桑(Maupassant)笔下的《俊友》(Bel-Ami)一书中的杜洛亚,一个19世纪80年代的典型人物,甚或更近似于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的典型人物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而不像18世纪80年代非贵族的成功者费加罗(Figaro)。

简言之,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在结构上和价值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暴发户的社会,换言之是自我成就者的社会。不过,当时这种情形还不十分明显,除非政府本身便是由暴发户统治,即实行共和主义或拿破仑主义的政府。1840年时,有半数的法国贵族属于旧贵族家庭,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不够革命,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眼中,半数贵族在1789年时曾是平民这一事实,却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在他们目睹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阶级排外性后,更显震惊。“善良的美国人死后,就上巴黎去”,这句话表明巴黎在19世纪的形象,尽管要到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才完全成为暴发户的天堂乐园。伦敦,或者特别是维也纳、圣彼得堡和柏林,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城市,至少在第一代暴发户时是如此。在巴黎,却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新社会的支配优势并非法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如果将民主的美国除外,在表面上,这种优势在法国的确更为明显、更为正式,尽管实际上不如在英国和低地国家那样深刻。在英国,名厨仍是为贵族服务,如卡雷姆(Carême)为威灵顿公爵服务那样(他先前曾为塔列朗服务);或是为寡头俱乐部服务,如“改革”俱乐部的索耶尔(Alexis Soyer)。在法国,在大革命中失去工作的贵族家庭厨师,已经建立了开办高价餐馆的稳固传统。一本法式烹饪指南经典的封页,暗示着世界的一项变化。它是这样写的:“(作者)博维耶(A. Beauvillier),普罗旺斯伯爵老爷的前任官员……现任饭店老板,郎德斯大酒店,黎希留路26号。”[4] 美食家是王政复辟时期的创造物之一,并经由1817年创刊、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编写的《美食家年鉴》而不断繁衍。他们已络绎不绝地前往英式咖啡馆或巴黎式咖啡店,去品尝没有女主人主持的晚餐去了。在英国,报刊依然是指导、咒骂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但正是在法国,吉拉丹(Emile Girardin)于1836年创办了现代报纸:《报界》(La Presse ),这份报纸是政治性的,却也是廉价的,旨在积聚广告收入,以闲话、连载小说和各式各样的其他噱头吸引读者。[1] 英语中的“新闻”(journalism)和“宣传”(publicity)、德文中的“宣传”(Reklame)和“广告”(Annonce),这些词汇都会使人想起法国人在这些混沌初开的领域中的先驱之举。巴尔扎克笔下所赞美的时装、百货商店和公共商品橱窗,也都是法国人的发明,是19世纪20年代的产物。[2] 法国大革命还将向才干人物开放的职业——剧院——带进了“良好社会”(在此同时,该种职业的社会地位在贵族统治下的英国,仍然类似于拳击手和骑师的地位):拉布拉什(Lablache)、塔尔马(Talma)和其他戏剧界人士,在拉菲特别墅(Maisons-Lafitte,以一位使该郊区变得时髦起来的银行家姓氏命名)这幢莫斯科亲王的豪华住宅旁,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地位。

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表面上不那么剧烈,在实际中却更为深远。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与官方社会并存的资产阶级新集团,这些集团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为官方社会所吸收,只好接纳了其顶层的少数人。但这个新集团是如此的具有自信和活力,他们并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们所提的条件基础上。在1820年的英国,我们尚难在国会大厦和海德公园附近,发现众多殷实富商的身影。在国会大厦里,贵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着尚未改革的议会;而海德公园内,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礼仪的上流仕女们,如哈丽叶·威尔逊(Harriete Wilson,她甚至在拒绝装扮成残花败柳的女人时也显得很不正经)。她们乘坐四轮敞篷马车,身旁簇拥着打扮入时的倾慕者,他们来自军队、外交使团和贵族阶层,其中也有不属于资产阶级的“铁公爵”威灵顿(Wellington)。18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甚至于企业家,其人数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会中。事实上,以老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为首的第一代棉纺业百万富翁们,可说是相当坚定的托利党人,只不过较为温和稳健而已。老皮尔的儿子还正在接受日后成为首相的训练。然而,在北方布满雨云的天空下,工业化使实业家的实力成倍增大。曼彻斯特不再肯向伦敦屈服让步。在“曼彻斯特今日所思,就是伦敦明日所想”这一战斗口号下,曼彻斯特准备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首都伦敦。

这些来自各个地方的新贵,是一支可畏的大军,而当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而不是填补上层和下层阶级空隙的“中等阶层”时,就更加令人生畏了。到了1834年,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已经可以抱怨说:社会评论家“在他们那个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工的三角关系中百思不解,直到他们似乎领悟到,社会好像已在上帝的安排下,区分成这三个阶级”。[6] 他们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阶级,更是一支战斗的阶级大军。最初他们是为了反对贵族社会,而与“劳动贫民”合作组织(他们认为这些贫民一定会追随自己的领导)[3] ;后来,他们既反对无产者也反对地主,这在反《谷物法》同盟这个最具有阶级意识的团体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是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们极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规高等教育的庇荫。就像狄更斯《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的那位邦德比先生,他们并非不愿夸耀这种事实。他们富有,而且在那个年代变得更为富裕。他们先是充满极为强烈和强悍有力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因为他们属于这种人:其亲身经历已向他们表明,天命、科学和历史已经会聚在一起,准备将世界完全交给他们。

白手起家而且颂扬资本主义的报界人士兼出版家——《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1774—1848)的贝恩斯(Edward Baines)、《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1791—1844)的泰勒(Jonh Edwart Taylor)、《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 ,1792—1857)的普伦蒂斯(Archibald Prentice),以及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他们将“政治经济学”转化成几个简单的教条式命题,并借此赋予中产阶级知识上的确切性。而除了易动情感的卫理公会(Methodist)教派外,清教异端中的独立派、唯一神派、浸礼会和教友派,则赋予他们精神上的确切性,以及对无用贵族的轻蔑。一位不为恐惧、愤怒甚或怜悯所打动的雇主,告诉他的工人说:

上帝确立的公正公平法则,人类无权侵犯。若有人胆大妄为欲加阻挠,或迟或早,必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当主人们放肆联手,以其联合力量更有效地压迫仆人时,他们就是以此行为侮辱上帝,上帝的诅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然而,另一方面,若仆人联合起来向雇主敲诈只应属于主人的那份利润时,他们也同样破坏了这条公平法则。[7]

宇宙仍然具有秩序,但不再是过去的秩序。宇宙只有唯一真神,他的名字叫蒸汽,而他的使者则是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和所有的机器使用者。

不管是持18世纪不可知论的偏激知识分子,或是为中产阶级代言的自学成才的学者和作家,都不应当掩饰下列事实: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只顾忙于赚钱,以致无暇关心一切与赚钱无涉的事。他们赞赏他们的知识分子,甚至如科布登一样,在他们还没成为特别成功的实业家时便是如此,只要这些知识分子能回避掉不讲究实际和过于深奥的思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缺乏教育、讲究实际的人,这使他们怀疑一切超出经验太远的事情。科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向他们提议自己的科学方法,但却徒劳无功。科尔爵士(Sir Henry Cole)是工业设计、技术教育和交通运输合理化的先驱者,他在英女王的日耳曼裔丈夫难以估量的帮助下,为中产阶级竖立起最光辉的纪念碑: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但是,由于爱好官僚政治和爱管闲事,他被迫退出公众生活。官僚政治,像一切的政府干涉那样,在无法直接帮助他们获取利润时,就为他们所痛恨。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煤矿技师,是他把旧式马车的轨距转用到铁路之上——他从未考虑过其他代替品——而不是那位富有想象力、老练精干且大胆的工程师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斯迈尔斯所创建的工程师万神殿中,并没有布鲁内尔的纪念碑,责难的话倒有一句:“以求实谋利的结果来衡量,像斯蒂芬森这类人物,无疑是更可信赖的模仿对象。”[8] 为了培训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兴工业技工,哲学派的激进分子,尽其努力地建立了一个“技工讲习所”网络。在这些讲习所中,技工们一定得聆听那些与其目的无关的言论,例如如何清除政治上的灾难性错误。到了1848年,大多数讲习所都行将倒闭,因为大家不认为这种技术教育可以教给英国人(以区别于日耳曼人或法国人)任何有用的知识。有一些聪明、有实践头脑,甚至是有教养的制造业财主,一窝蜂地参加新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各种社团。但是,若认为该协会代表了该阶级的规范准则,那就错了。

这样的一代人,成长于1805年特拉法加之战到1851年世界博览会之间的岁月。他们的前辈,由于成长于有教养而且具理性的地方商人和异端牧师的社会组织中,成长于辉格党世纪的知识框架中,因此少了一些粗俗之气。陶业大王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是皇家学会和古董学会的会员,是博尔顿、他的合伙人瓦特,以及化学家兼革命者普里斯特利共同组成的“新月学会”成员(他的儿子托马斯做过摄影术实验,发表过科学论文,资助过诗人柯勒律治)。这位18世纪的制造业大亨,很自然地依照乔治时代建筑师的设计去建造他的工厂。这一代人的后继者,如果不是更有教养,便是更为奢侈挥霍,因为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拥有足够的金钱,随意花在仿造豪华宅第、仿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市政厅上,以及重建垂直式风格或古典风格的小教堂。但是,在乔治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时代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黑暗时代来临了。它们的概貌已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有了令人难忘的描述。

虔诚的清教主义,支配着这个凄凉荒芜的时代:刻板严厉、自以为是、愚钝无知、对伦理道德的沉迷,已到了只有伪君子才配称为其伙伴的地步。如扬(G. M. Young)所说,“美德正以一道宽广的无敌战线,向前推进”,将不贞洁者、弱者、有罪者(即那些既没有赚到钱,也没有控制住情感和财政开支的人)踩在泥中,他们只配享有这种境遇,至多也只能企盼得到居上位者的慈悲施舍。在这样的观念中,蕴含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如果小企业家要想变成大企业家,就不得不将大部分利润用作再投资。在最严厉的劳动纪律之下,新的无产大众被迫屈从于工业的劳动节奏,或者,如果他们拒不接受,就只有等死。即使是在今日,目睹那一代人创造出的景色,仍令人心头为之战栗:[9]

在科克镇,你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严厉的劳动景象。如果某个教派的成员在那里建起一座小教堂——已有18个教派成员这么做了——他们也会把它变成一座红砖式的虔敬货栈,有时(但这只是在精心装饰的例子中),在鸟笼般的房顶尖还保有一口钟。镇上所有的公共铭文,都是漆成黑白两色的严峻字体。监狱可能就是医院,医院也许就是监狱;市政厅可能是监狱,也可能是医院,或两者兼是,或者是与建造它们的宏伟用意相反的任何东西。现实、现实、现实,这个城镇的一切物质层面都是以现实为依归;现实、现实、现实,一切非物质层面也都是以现实为依归。……一切事物都是处于卧病其中的医院与墓地之间的现实,而你无法以数字表达的东西,或无法表明在最廉价的市场上可买到的东西,以及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可售出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并且永远不应当存在。世界无穷无尽,阿门![4]

这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信仰悲歌。福音派教徒、清教徒,以及18世纪不可知论的“哲学激进分子”,他们都信仰功利主义,这些激进分子还将功利主义以符合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信仰在铁路、桥梁和货栈中,产生了它自己的实用美,也在一排排烟熏火烤、一列列灰黑红色的小房屋中,发展出它独有的那种浪漫恐怖,而工厂堡垒就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些小房屋。新兴资产阶级居住在小屋外围(如果积聚起足够钱财搬迁),他们发号施令,推行道德教育,捐助传教士在海外黑人异教徒中的传教活动。男人们将金钱人格化,因为金钱证实了他们统治世界的权利;女人们——由于丈夫的金钱甚至剥夺了她们实际操持家务的满足——则将这个阶级的道德也人格化了,这些道德就是:愚蠢(“做个甜美的女人,谁想更聪明就让她去吧”)、没学问、不求实际、理论上不谈性欲、没有资产、受人保护。她们是这个节俭自助时代唯一的奢侈品。

这个阶级最极端的榜样,就是英国的制造业者。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还有一些较小的同类集团:法国北方或加泰罗尼亚纺织业地区的天主教徒、阿尔萨斯地区的加尔文教徒、莱茵地区的路德宗虔信派教徒,以及遍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教徒。他们的强硬与英国制造业者极为相似,因为他们也相当大程度地脱离了更陈旧的城市生活和家长统治传统。福谢(Léon Faucher)尽管持有教条主义式的自由信仰,也被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景象所震惊。对此,欧洲大陆上的观察者就不震惊吗?[10] 但是,他们与英国人一样都深具信心,这种信心来自稳定增加的富裕[1830—1856年间,里尔当塞特(Dansette)家族的嫁妆,从1.5万法郎增至5万法郎[11] ],来自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绝对信念,来自对非经济活动的拒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里尔的纺织王朝仍一直维持着对军旅生涯的完全轻蔑。米卢斯的陶尔菲斯(Dollfus)家族之所以劝年轻的恩格斯不要念著名的工艺学院,就是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引导他走上军旅生涯,而不是实业生涯。贵族制度及其血统家系,起初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极度诱惑,犹如拿破仑的元帅们那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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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双元革命的决定性成就,就是它们打开了有才之士的进身之路,或者至少说是向精力、精明、勤奋以及贪婪,打开了进身之路。并不是说所有的进身之路都已敞开,也不代表它们全都能通往社会阶级的顶端,或许在美国是例外。然而,这些机遇是多么非凡!昔日静止不变的等级意识,已经彻底地远离19世纪!汉诺威王国的谢勒(Kabinettsrat von Schele),曾拒绝一位贫寒的年轻律师申请一个政府职位,其理由是这位年轻律师的父亲是一名订书匠,他理当继承父业。而今,这个理由显得既不充分又极荒唐。[12] 然而谢勒所做的,只不过是奉行稳定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古老格言,而且在1750年时,一位订书匠的儿子的确只有子承父业一途。现在,他却不再非这么做不可。在他面前敞开了四条成功之路:实业、教育(并可借此转向政府公职、政治以及自由职业三个目标)、艺术以及战争。战争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很重要的,但在随后数代人的长期和平中,便不再具有重要性,也因此不再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三条道路是新近才出现,因为此时有比以往大得多的公共奖赏,鼓励那些能令大众欢娱或感动的非凡才能,舞台的社会地位日益上升,便表明了这点。这种地位的上升,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最终产生了相互关联的景象:封为骑士的男演员和娶合唱队女孩为妻的贵族。甚至在后拿破仑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富有特色的现象:被当作偶像崇拜的歌唱家[如“瑞典夜莺”琳德(Jenny Lind)]或舞蹈家[如埃尔丝勒(Fanny Elssler)],以及被奉为神明的音乐艺术家[如帕格尼尼(Paganini)和李斯特(Franz Lis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