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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1875—1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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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社会上,1914年之前几十年的中产阶级,是以三项主要发展为特色的。在较低的那一头,有点儿资格自称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增加。这些人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雇员,他们与工人的差别,不在于收入的多寡,而在于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工作服式(“穿黑色外套的人”,或者,如德国人所说的“硬领”的劳工阶级),以及他们自称自许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较高的那一端,雇主、高级专业人士和较高级经理、受薪行政人员和资深职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当英国的户口调查在1911年首次按照阶级登记人口时,这些人实际上都被分类为“第一阶级”。与此同时,靠二手利润为生的资产阶级男女——清教徒的传统可从英国内地税捐处(British Inland Revenue)将这样的利润归类为“不劳而获的收入”一事上透露出来——也增长得相当迅速。当时只有相对少数的资产阶级真正从事“赚钱”的工作,但可以分给他们亲属的累积财富却比以前大得多。在中产阶级的最顶端则是极为富有的财阀。1890年早期,美国已经有4 000多个百万富翁。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战前的几十年都是好日子;对于比较幸运的人而言,这几十年更是异常安逸。新兴的下层中产阶级在物质上的收益很少,因为他们的收入可能不比技术工匠多(虽然这是以“年”而非“周”或“日”计算),但工人不必花很多钱修饰外表。然而,他们的身份无疑使他们居于劳动大众之上。在英国,下层中产阶级的男人甚至可以自认为是“绅士”。“绅士”一词原指有土地的上流社会人士,但是,在这个资产阶级的时代,它特有的社会意义已经消失,成为泛指任何实际上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从来不等同于工人)。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比父母过得好,而且希望将来他们的子女会过得更好。不过这种体认似乎不曾减轻他们对地位较高及较低者的愤恨之感。这种无可救药的愤恨感,似乎是这个阶级的特色。

那些毫无疑问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因为,任何一个年收入几百英镑(绝对算不上大钱)的人,都可过上非常如意的生活,而此刻的生活方式,又非常令人称心满意。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以为[见《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一位教授每年花费500英镑便可享有不错的生活,[34] 他的同事——凯恩斯的父亲——证实了他的说法。老凯恩斯每年有1 000英镑收入(薪水加上继承的资产)。这样的收入,使他可以住在一幢贴有莫里斯壁纸(Morris-wallpaper)的房屋,雇三名正规的仆人和一位女家庭教师,每年度两次假(1891年时,在瑞士的一个月假期花了这对夫妇68英镑)。他每年设法节省出400英镑,便可以尽情享受他集邮、捕蝴蝶、研究逻辑和打高尔夫球的嗜好。[35] 每年想办法花比这多100倍的钱,并不是难事。而“美好时代”极端富有的人,例如美国的大富翁、俄国的大公爵、南非的黄金巨豪以及各式各样的国际资本家,正是在竞相奢侈花费。但是,一个人不必是大亨,便可享受到人生极大的欢乐。比方说,1896年时,一套用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编成图案的碗碟,可以在伦敦商店以不到5英镑的价格购得。19世纪中期因铁路发展而建筑的国际性大饭店,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间达到最高点。到今天,它们有许多还沿用当时最著名的大厨师的名字——利兹(César Ritz,Ritz一词目前就是豪华饭店的意思)。超级富翁可能常常光顾这些华厦,但这些饭店主要并不是为他们而建,因为超级富翁会修建或租用他们自己的华屋。它们招徕的顾客,是中等的富人和过得不错的人。罗斯伯里勋爵在新开的塞西尔饭店(Hotel Cecil)用餐,但吃的不过是6先令一份的标准餐。以真正富有者为对象的活动,其价码是根据另一个标准。1909年时,一套高尔夫球杆和球袋,在伦敦索价1.5英镑,而新推出的奔驰汽车,其基价是900英镑。[文邦夫人(Lady Wimborne)和她的儿子拥有两辆这样的奔驰汽车,另有两辆戴姆勒(Daimler)、三辆达拉克(Darracq)及两辆那比尔(Napier)。][36]

1914年前的日子,无疑是资产阶级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样不需怀疑的是,吸引最多公众注意力的那种有闲阶级,又是如凡勃伦所说的那些大肆挥霍,以此来建立个人身份和财富的人。这些人的竞争对象并不是较低下的阶级,因为后者身份太低,甚至引不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是在与其他大亨竞争。摩根对于“维持一艘游艇要花多少钱”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你得问这个问题,那么你便维持不起”),以及洛克菲勒在听说摩根死后留下8 000万美元遗产时同样不一定可信的评语(“我们还以为他是有钱人呢”),便可说明这个现象。在那镀了金的几十年间,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艺术品商人[例如约瑟夫·杜维恩(Joseph Duveen)]说服亿万富翁,让他们以为只有搜集古代大艺术家的作品,才能确保他们的身份;成功的杂货商如果没有一艘大游艇便称不上体面;没有哪个矿业投机家不养几匹赛马以及拥有一幢(最好是英国的)华丽别墅和松鸡狩猎场,而他们单是在爱德华时代一个周末浪费的食物的分量和种类(乃至食物的消耗量)都令人难以想象。

可是,事实上如前所述,最大部分的私人收入多半是花费在富有人家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亲戚所从事的非营利活动上。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参见第八章)。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以为,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房间”,亦即一年500英镑,而韦布夫妻伟大的费边式联姻,是以她在结婚时获赠的一年1 000英镑为基础。许多良好的奋斗目标都从不支薪的协助和财务赞助中获益,这些目标从借由对穷人进行社会服务以达成和平和节制饮酒——这是中产阶级积极分子清理贫民窟的时代——到支持非商业性艺术。20世纪早期的艺术史,充满了这样的赞助。一位叔父和一连串贵妇的慷慨,成全了里尔克(Rilke)的诗歌,卢卡奇(Lukacs)的哲学和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诗歌,以及卡尔·克劳斯的社会评论,也都是由其家族的企业所资助;家族企业也使托马斯·曼在他的文学生涯开始获利之前可以专心写作。引另一位私人收入的受益者福斯特的话:“红利进门,高尚的思想升起。”它们在别墅和公寓内外升起,这些地方的陈设,是采用“艺术及工艺”运动(art-and-crafts movement)的风格,这项运动仿自中古工匠对那些付得起工资者所采用的办法。它们也在“有教养的”人家升起,对这些人家而言,只要口音和收入是对的,即使此前认为是不可敬的职业,也可以如德国人所云:请进家来。后清教徒时代中产阶级的另一奇怪发展,是到19世纪末它已随时愿意让它的子女走上职业性舞台——这时舞台已获得公众的认可。比彻姆药品公司(Beecham’s Pills)的继承人托马斯·比彻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选择把时间花在指挥戴留斯[Delius,布拉德福特(Bradford)羊毛贸易业人家的子弟,英国著名作曲家]和莫扎特(Mozart,无此优异条件)的乐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