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它的一大特色，便是极度的不安、永久的危机，并缺乏任何“不变的现状”……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我们正处在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所形容的世界历史一大危急关头。这个关头的意义，绝不逊于1945年后的那一回——虽然克服种种困难的条件，似乎较以往为佳。可是如今世界，既没有胜利的一方，也没有被击败的一方，甚至在东欧也是如此。
——施图尔默（M.Sturmer in Bergedorf，1993，p.59）
虽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偏重的理想已告解体，它们打算解决的问题却依然存在：社会优势地位的滥用，金钱势力的无法无天，权和钱力量相结合，完全引导着世界的发展方向。如果20世纪为全球带来的历史教训，尚不足为世人产生防患于未然的预防作用，那么红色的呼啸旋风，势将卷土重来，再度全部重演。
——索尔仁尼琴（New York Times，1993年11月28日）
能够身经三次改朝换代——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这个岁数，竟也能够亲眼见证联邦共和国（波恩）也寿终正寝了。
——穆勒（Heiner Muller，1992，p.361）
1
“短20世纪”，即将在问题重重中落幕。没有人有解决方案，甚至没有人敢说他有答案。于是20世纪末的人类，只好在弥漫全球的一片迷雾中摸索前进，循着朦胧足音，跌跌撞撞地进入第三个千年纪元。我们只能肯定一件事，那便是一页历史已告结束。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两百年来第一次，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是一个毫无任何国际体系或架构的世界。1989年起，新兴领土国家林立，国际上却没有任何独立机制为它们决定疆界——甚至没有立场超然可资作第三者从中调停——足以证明国际结构不足之一斑。过去出面“排难解纷”，确定未定之界，或至少认可未定之界的超级大国，都上哪儿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它们的监督之下，重划欧洲及世界版图，这里划一条国界，那儿坚持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这些昔日的胜利者，又到何方去了（说真的，往日外交场上视为家常便饭的国际工作会议，多实在，多有成效。哪像今天那些高峰会，只不过搞搞公关，照几张相，就匆匆了事）？怎么也不见踪影了呢？
新的千年将即，真的，那些国际新旧强权，到底都在哪里呢？唯一还能留下撑撑场面，还能被人用1914年大国定义看待的，也就只有美国一国了。而实际上呢，情况却很暧昧。俄罗斯经过一场地动山摇，版图大为缩小，回到17世纪中叶的大小，自彼得大帝以来，它的地位还没有这么渺小过。而英法两国也一落千丈，降格为地区性的势力，即使手上再有核武器，也不能掩饰此中落魄。至于德国、日本，的确堪称经济两“强”，可是两国都不觉得有必要像以往一般，加强武力以助其经济声势——就算现在没人管它们了，可以自由行事——不过世事难测，它们未来意向如何，无人敢保证。至于新成立的欧盟组织，虽然一心以其经济合作为范例，进一步寻求政治同步，但在事实上却连装都装不出来。老实说，今日世界上的大小新老国家，除了极少数外，等到21世纪度完头一个25年时，能以目前状况继续存在者恐怕不多。
如果说国际舞台上的演出者妾身未明，世界面对的种种危机也同样面目不清。“短20世纪”，大战不断；世界级的战争，不管冷战热战，都是由超级大国及其盟友发动，每一回的危机都日益升级，大有最后核武器相见，不毁灭世界不罢休的架势。所幸悲剧终能避免，这种危险显然已远去。未来如何，犹未可知。但是世界剧场上的各位主角，如今不是悄然下台，就是黯然退居陪衬，意味着一场如旧日形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极不可能发生。
然而旧战虽了，并不表示从此世间再无战争。80年代时，即有1983年的英国与阿根廷马岛之战，以及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为证，人世间永远会有与超级大国国际对峙无关的战火。1989年以后，欧、亚、非各地军事行动频仍，多至不可计数，虽非件件正式列为战争——在利比亚、安哥拉、苏丹、非洲合恩角，在前南斯拉夫、摩尔多瓦，以及高加索山与外高加索地区的几个国家，在永远蓄势待爆的中东地区，以及前苏联的中亚及阿富汗。在此起彼伏，一国接一国崩溃解体之中，经常弄不清楚到底谁在交手，而且为何交手。因此一时间，这些军事动作很难界定，极不符合传统“战争”的定义，既不是国际交战，也非国中内战。然而黎民百姓身在其间，烽火之中何来安宁，当然不可能觉得天下太平。像波斯尼亚、塔吉克、利比里亚几地，不久前还在和平度日，此刻自然深感离乱之痛。除此之外，90年代巴尔干局势的动荡，更证明地区性的相残杀戮，与较易辨识的旧式战争之间，并无明显界限，随时可以变成后者。简单地说，全球大战的危机并未消失，只是战争的性质改变了而已。
至于那些国势较强、较稳、较受老天眷顾的几个国家——例如欧盟组织，则与相邻地带的烽火连天有云泥之别；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诸国，也与波罗的海对岸的前苏联地区命运有别——眼见倒霉的第三世界，骚动不安、屠杀残酷，它们可能满以为自己幸得豁免，殊不知此想大错特错。传统民族国家的纷争，也足够使它们惹火上身。其中关键所在，倒不是它们会解体分家，而是20世纪下半期新起的一种风气，即毁灭的力量已经进入民间或落入个人之手，于是暴力与破坏处处可见，世上无一地可以幸免。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削弱了这些国家，至少，也剥夺了它们独自有效运作的能力，而这能力，原是世上所有疆界已定的地区当中，一国国家权力的主要凭证。
时至今日，一小群政治不满团体，或其他任何不同政见组织，无时无地，都可以造成破坏毁灭，例如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本土的行动，恐怖分子撞击纽约世贸大楼之举（1993年）。不过到“短20世纪”结束，这些破坏活动导致的损失，除了保险公司所费不赀以外，整体而言还算客气。因为跟一般的想法相反，其实这种零星式的个别行动，论杀伤对象、范围，比起国家发动的正式战争，远不及后者不分青红皂白殃及无辜的程度。也许正因为前者的目的（如果有其目的）在于政治，而不在军事之故吧。此外，除去使用爆炸物之外，这类恐怖行动多用单人操作的武器，较适合小规模的杀戮，而非大肆屠杀的重型炮火。不过有朝一日，将核武器设计成小团体武器也并非没有可能，看看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及知识唾手可得，已经在世界市场上满天飞的情况便可推断。
更有甚者，毁灭武器的普及化和民间化，使治安的成本增加。正因为如此，当面对着北爱尔兰境内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民兵间的正式开火，虽然双方人数不过数百，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到场坐镇，派遣约2万名士兵的部队，以及8000名武装警察，长期驻扎，年耗费高达30亿英镑。而国境之内的小规模骚乱，换在国外发生自然更为头痛。甚至连相当富有的国家，碰到国际上这种烦恼事，也不得不考虑是否花得起这种没有限制的费用。
冷战结束之后，立即发生数起事件，愈发显示出国家威力日益减弱的现象，波斯尼亚和索马里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此中状况，更点明新千年中，最大可能的冲突来源，是贫富地区之间愈益快速加深的巨大鸿沟。贫与富，富与贫，彼此相互憎恨。于是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兴起，显然并非只是抵制“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意识，而且更进一步，根本就是反对“西方”本身。因此这一类运动的成员，便着手伤害西方的旅客以达目标（例如在埃及），或大举谋杀当地西方住客（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反之，西方富国之内则盛行仇外思想，其最激烈处也直接指向第三世界的外来者，欧盟国家堤坝高筑，阻挡第三世界前来打工的贫民洪流。甚至在美国，事实造成的无限制移民，也开始遇到严重的反对。
不过就政治和军事而言，双方都远在对方势力所及之外。虽然在任何可想见的南北公开对抗之中，北方诸国仰仗其科技优势和财富强大，往往势在必赢，例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即为铁证。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有核武器——假定也有维修和发射的能力——也不能造成有效恐吓。因为西方国家，例如以色列、海湾战争中的盟军，有打算也有能力，在后者尚未造成真正威胁之前，先发制人，发动大军，摧毁力弱不堪匹敌的对手。从军事观点而言，第一世界实在可以把第三世界视为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
然而，在“短20世纪”后半叶里，情况却越来越清楚，尽管第一世界可以在战役中击败第三世界，却无法赢得战争。或者换个角度，即使可以赢得战争，却也不能真正保证可以进行军事性的占领。早先帝国主义的最大资产，在于殖民地被殖民者一旦占领，往往愿意俯首称臣，乖乖地听命行事，让少数占领者管辖，可是这种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回到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纳入帝国统治可以无虞，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论到如何绥靖这不幸为战火蹂躏的国家，所有政府的军事顾问，都主张非数十万大军常驻不可，换句话说，等于动员一场大战所需的兵力。当年的索马里（Somaliland）殖民地，向来难搞，一度甚至得劳驾英国军队出动，由一位少将率军。但在整个殖民时期，伦敦及罗马当局，却从来不曾闪现过该处会闹出英国及意大利殖民政府大为棘手问题的念头，甚至连素有“疯子毛拉”（Mad Mullah，编者注：“毛拉”是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之称的阿卜杜拉（Muhammad ben Abdallah），也不在它们眼下。然而日换星移，到了90年代初期，美国及联合国数十万的占领部队，一旦面对着目的不明、时间不确定的长期占领的选择，竟然便立即不名誉地打退堂鼓了。甚至连美国的无边威力，碰上邻近的海地事件，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传统上原是华盛顿当局卫星附庸的海地，在当地一名将领的指挥下，领着由美方一手装备训练的部队，坚决拒绝一位美国（勉强）支持的民选总统归国，并挑战美国前来进攻。但是美国一口拒绝，正如它当年在1915—1934年间的决定一样。倒不是因为只有1000余人的海地军队难以对付，而是因为如今美方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用外力解决海地问题。
简单地说，20世纪是在全球秩序大乱中落下帷幕。这种混乱现象，性质不明确，控制无方法，止息更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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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无能为力，不是因问题本身的难度，及世界危机的复杂性；却在不分新旧，一切对策显然均已失灵，无法对人类进行任何管理改进。
“短20世纪”，是一个宗教性思想大战的年代。但是其中最凶残血腥的一宗，却来自19世纪遗下的世俗宗教思想，例如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个中的神祇，则是抽象的教条，或被当作神人般的政治人物。这种献身世俗宗教的虔敬狂热之极致，也许在冷战步入尾声时即已渐走下坡（包括五花八门的个人崇拜），至少原本属于普世教会的现象，已经减为零星对立的宗派。然而世俗宗教的力量，不在其能够动员如同传统宗教般所能激发的热情——其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者几乎从未做此尝试——却在他们口口声声，声称能为危机中的世界提出永久性答案。糟糕的是，随着20世纪的告终，它们的失败之处，却正在其不能提供这个答案。
苏联的解体，自然使众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失败，苏式社会主义垮台，正表示全民所有制度行不通。举凡生产的手段，以及无所不包的计划，都在国家及中央的手里，完全不借助市场或价格机制的调节，这种制度，如今已全盘失败。而历史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也都主张将生产、分配及交换的手段由社会全体拥有，并全面铲除私有企业，不再以市场竞争进行资源分配。因此苏联的失败，即非共产社会主义希望的破灭——不论马克思抑或其他——虽然环顾世上，并无一国政权真正宣称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不管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及精神鼓舞之所在，未来能否继续存在，势将属于世人争辩的题目。但是显然易见，如果马克思老先生一直活着，而且继续作为一位大思想家（此事想来无人怀疑），那么自1890年以来，为号召政治行动并掀起社会主义运动而形成的马克思思想众版本中，恐怕没有一家能以其原有面目出现吧。
而在另一方面，与苏维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种乌托邦思想，也显然破产。即对完全自由经济的迷信坚持，认为经济资源的分配，应该全部由毫无限制的市场与完全开放的竞争决定。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产生最高效益，不但提供最多的财富与工作，且能带来最大幸福，并是唯一配得上“自由”之名的社会形式。事实上，如上所述的“完全放任”社会，从来就不曾存在。还好，不像苏维埃式的乌托邦，在80年代之前，世上还没有人试图建立过极端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在整个短促20世纪时期，都只是作为一种原则而存在，乃是针对现在经济制度的不见效与对国家权力的膨胀提出批评。西方国家里，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此最为向往，一再尝试，到“铁娘子”下台，其经济之颓势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但是甚至连英国的尝试，也只敢渐进为之。待到前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向外求医诊治，西方顾问提出的药方却是“休克疗法”（shock therapies），立刻以“自由放任”的特效药取代旧制度。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造成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多方大灾难。新自由主义神学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徒然好看，却与实际完全脱节。
苏维埃模式的不济，肯定了资本主义支持者的信念：“没有股票市场，就没有经济社会。”而极端自由主义的失败，却证实社会主义的看法比较合理，人类事务之重要，包括经济在内，的确非比寻常，绝不可全由市场处理。而一国经济之成功，显然更与其经济大家的名望无关。[1] 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言之，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各为不能共存的两个极端，诸如此类的争执辩论，看在未来时代眼里，恐怕只是20世纪意识形态冷战的余波吧。在三千年纪元的岁月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也许正像16、17世纪的天主教和宗教改革者为谁是真基督教的争论一般，到了18、19世纪，却全属无谓的辩论。
较之两极制度的明显崩溃，最大的危机，却在于实行中间路线或混合经济者，同样亦陷茫然。这一类的政策，主导了20世纪中最予人深刻印象的多项经济奇迹。它们以实际手法，配合个别条件及思想意识，结合公有及私有、市场与计划、国家和企业。但是这里的问题，却不在某些高明的知识理论在应用上出了毛病，因为这些政策的长处，不在理论的完整，却在实际运作的成功——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连这些实际的成果，如今也已遭到侵蚀。危机20年的出现，证明黄金时代的各项政策也有限制，可是却找不出其他令人信服的方法取代。同时暴露无遗的，则是1945年以来因世界经济革命，而对社会、文化产生的种种冲击，以及为生态带来的潜在毁灭后果。简单地说，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人类的集体建制，已经不能再控制人类行动造成的共同后果。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之所以流行一时，在思想上的吸引力之一，即它是以“越过人类集体决定”为宗旨。让每一个个人追求他或她的快乐满足，完全没有限制阻碍，如此不论结果为何，必将进入所能达到的最佳后果。换作另外任何一条路——这些人竟然主张——效果都将不及这个最佳手段。
如果说诞生于革命年代及19世纪的思想，到了20世纪末期，发现自己已濒临穷途末路；那么人类最古老的指路明灯，即传统式的宗教，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不能为世人提出可行之路。西方宗教已一塌糊涂，虽然在少数几国——最奇怪的是由美国领军——隶属某教堂并经常举行宗教仪式，依然为一般生活的固定习惯（Kosmin／Lachmann，1993）。总之，新教派的力量急速下降，立于20世纪之初的大小教堂，到世纪之末，却都已人去楼空，于是不是出售，便是改作他用。甚至如英国威尔士一带，这个当初靠新教建立起国家认同的地方，也同样一蹶不振。而从60年代始，如前所见罗马天主教之衰落更是急转直下，甚至在天主教享有反抗极权象征地位的前共产党国家，共产党失败之后，此地的羊群也与他处一般，渐有背离牧者远去的迹象。有些时候，一些宗教观察家们以为在后苏联的东正教地区，抓住了一点回归宗教的蛛丝马迹。可是在世纪末的此刻，这种发展趋势却不大可能，缺乏有力的证据——虽然绝非无稽之谈。各式基督教派的谆谆教诲，不管其佳言美意如何动听，愿意静心聆听的善男信女如今均已减少。
传统宗教力量的衰亡，并不因战斗性强的宗派兴起而有所弥补，至少在发达世界的都市社会中如此。各种新异宗派及聚教众而居的现象流行，世间男女逃脱他们不再能理解的世界之余，纷纷投入各种以无理性为最大追求的怪异信仰；凡此种种，亦不能挽回宗教势力流失于万一。社会上虽然充满了这一类奇宗异派，但是事实上其群众基础却很薄弱。英籍犹太人当中，只有3%—4%属于某支极端保守型宗派或团体。美国成人人口里面，隶属于好战式宣教派者也不到5%（Kosmin／Lachmann，1993，pp.15—16）。[2]
至于居于边缘位置的第三世界，情况自然大不相同。不过远东地区的广大人口照例要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在孔老夫子的传统教诲之下，几千年来，就已与正式的宗教无缘——虽然其中不乏非正式的民间宗派。除此而外，在其他的第三世界里，宗教传统，一直是其世界观的骨干。此时此刻，随着一般平民也成主角常客，自然令人以为传统宗教在这个舞台上的势力也应越发强大。这种揣测，事实上也正是20世纪最后数十年的动态，因为主张并倡导其国家现代化的少数世俗精英，毕竟只是广大人民群众里的少数（参见第十二章）。政治化宗教的追求，于是越发强大，正因为旧有宗教依其本质，便与西方文化和无神富国为敌。在旧宗教的眼里，后者不但是导致社会紊乱的媒介，而且压榨凌逼穷国日盛。这一类运动在本国境内攻击的目标，便是那些开着奔驰轿车、女子也皆解放的西化富人阶级，这种现象，不啻更添几分阶级斗争意味。这群宗派团体，在西方随之以“极端宗教激进主义者”而闻名（此名其实有误导作用）。名字也许新潮，论其性质本源，却来自一个人为想象的“过去”；在那里，不再缥缈虚无，一切都比较稳定可靠。但是一来时光不能倒转，二来（比如说）古中东牧民社会的意识思想，与今日社会的实际问题根本不能挂钩，因此这类观念，自然无法发生丝毫启迪作用。所谓极端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现象，正如维也纳机智大家克劳斯对“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所下的注解：“它的本身，正是它所要治疗的对象。”
而那一时之间，仿佛热闹成一片的口号思想杂烩——简直令人难以将它们称为意识形态——也陷在同样委顿不振的局面里。它们生长在旧制度、旧意识的灰烬之上，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漫漫杂草丛生于炮火之后的欧洲各大城市残垣一般。这便是仇外思想与认同政治的兴起。但是拒绝接受那难以接受的眼前现实，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参见第十四章）。事实上随着21世纪的开始，最能接近这类思想的政治手段，也就是威尔逊——列宁式的主张，认为所谓有相同种族语言文化的民族，应拥有“民族自决权利”，如今却已沦为野蛮悲惨的一幕荒诞剧。90年代初期，许多理性的观察人士，开始将政治因素排除（除了某些主张民族主义的行动分子）——也许是头一回开始公开提出——或许放弃“民族自决权利”正是时候。[3]
理性思考宣告失效，群情却越发激烈，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于是走投无路之下，在这个危机年代，以及各地国家、制度纷纷崩解之际，便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爆发力量。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的憎恨情绪曾经造成法西斯思想的猖獗一般；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第三世界发出的宗教性政治抗议，以及迫切寻求认同安全感与社会秩序的饥渴呼声，就为某些政治力量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建立“社区家园”的要求，习惯上恰与建立“法律与秩序”的呼吁相呼应）。这些力量于是进而推翻了旧有政权，建立了新政权。然而，正如法西斯也不曾为大灾难的时代提供解决办法一样，它们也不能为21世纪的世界提出答案。在“短20世纪”的末了，甚至看不出它们能否组织出全国性的群众力量，一如当年在法西斯攫得决定性的国家权力之前，即已将法西斯思想捧上政治强权的那股群众势力。细数其最大资产，恐怕只在它可以不受那与自由主义形影不离的学院派经济学的干扰，以及反政府者的滔滔言论罢了。因此，如果政治的气候决定工业应该收归国有化，就绝不会有乱议国是的相反意见前来阻挠，尤其是在它们根本不懂这些“胡说八道”有何意义之际。其实，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不论由谁去做，也都不见得比别人更清楚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