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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恩怨两千年》卷壹 第五章 第一次外交战:倭五王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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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一与之后,中日两国官方外交的再度展开,是在公元413年。

话说这一年春夏交接的时候,一行来自倭国的使者,抵达了首都建康。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东晋时代,定都建康,即今天的南京。当时的皇帝是晋安帝司马德宗。

这个司马德宗据说是个弱智,连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整不明白,堪比当年西晋时的那位问手下饥民没饭吃为何不喝肉糜的惠帝司马衷,所以当时东晋的政治大权基本都落在王公重臣们的手里,朝外的许多将军也多拥兵自重,这其中就包含了后来取代东晋自立九五的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

此次遣使而来的倭国国王一般被认为是日本的第十七代履中天皇。而中国人也给他起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名字,叫讃,史称倭王讃。

倭王讃的父亲是仁德天皇,此人乃是日本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几乎没人不爱他。

这主要得归功于那本万能的《日本书纪》,在该书中,仁德天皇几乎被描绘成了一个集天下所有明君优点于一身的伟大君王,堪称日本早期历史中的红太阳。

在仁德天皇即位之前,便发生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且说应神天皇有好几个儿子,其中被立为太子的并非仁德,而是王子菟道稚郞子,只是这位菟道稚郞子殿下觉得自己并没有继承大统的能耐和觉悟,所以便一心要把王位让给弟弟大鹪鹩尊。

但大鹪鹩尊不肯,他坚持认为王位就是哥哥的,自己永远是辅佐王兄的臣弟,所以坚决不能接受,于是兄弟俩便开始互相谦让了起来——这些情节我估计八成是从中国历史里山寨来的,至于是哪段我不知道,或许是伯夷叔齐,或许是其他兄弟谦让的故事,比如孔融让梨什么的。倒不是我寒碜人家,只因为这无凭无据而且还原度那么高,实在是让人不得不犯点嘀咕。

不过有一点我们要实事求是,那就是过程尽管可能是山寨的,但这结果,则多半应该是原创的。

话说在数度让位都无果的情况下,菟道稚郞子为了让国家能有一个更好的储君,更美的明天,毅然决然地操起了一把刀,往自己的脖子抹了过去。

他自杀了。

这样一来,继承人便只能是大鹪鹩尊了。

说句实话,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确实猜中了过程,但我真的没有猜到结局。

就这样,大鹪鹩尊含着眼泪坐上了宝座成为了仁德天皇,他发誓要当一个明君,好让哥哥含笑九泉。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成为一国之君后,仁德天皇并没有搬进早就为他准备好的豪华宫殿里,而是在今天大阪府地区的周边让人造了一间小屋,而且还是茅草屋,然后住了进去。而且,仁德天皇的穿戴打扮,也跟一般农民无异。

虽说自己勤俭,但天皇对老百姓却非常大方。

据传有一天,仁德吃过午饭微服私访,发现大白天田间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便问随从,说农民们都去哪儿了?

随从回报,说现在正好是饭点,大伙都在家里准备饭呢。

仁德天皇看了看四周,琢磨了一会儿,表示不对。

为何没有炊烟?

做饭生火必然有烟,但此时的田间却是一望无际的高可见度,这让天皇起了疑心。

最后经过调查,天皇才明白,原来当地的农民因为家里穷,普遍每天都只能吃一顿饭(当时日本人一般没有吃晚饭的习惯),所以每到午餐时刻,大家都只能以休代饭,在家干躺着睡一会儿,以避免体力流失。

天皇知道后非常痛心,觉得自己没能当好领导人,弄得子民连午饭都吃不上。于是当下便下发了一道圣旨,免去了这块地方农民的三年赋税。

除了爱民为民之外,仁德天皇搞经济建设也是一把好手。

在以秦家人为首的渡来人集团的辅佐下,仁德天皇开始对全日本,尤其是自己执政的中心大阪地区周边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基建工程。

首先被造起来的是一座大堤,名字叫做茨田堤,作用是根治了淀川的年年大水,同时也使周围的大片肥沃土地能被有效利用。

接着,在秦家的帮助下,仁德天皇又在大阪猪甘津上,架起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座桥。

然后他还把大阪周围的交通干道整修一新,以便让物流更加通畅。

三年后,仁德天皇登高望远,发现三年前自己曾经宣布免税的那块地方,现如今已经到处都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他高兴地笑了。

综上故事所述,仁德天皇在死后得到了一个在那几百年来没有一个天皇能得到的高端谥号——仁德。

但事实却绝非如此,或许仁德天皇的政绩是确有其事,他真的造过大堤,也真的造过桥修过路,可你要真跟我说他是个有仁有义、忧国爱民的住茅草屋的仁君,那我只能回你俩字:扯淡。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大仙皇陵么?就是仁德天皇的陵寝。

试想,一个愿意住在茅草房里且看到农民吃不上午饭就立马宣布免税的仁君,可能会动用大批民力,花上十几年时间给自己造一座坟么?

千万别跟我说大仙皇陵是在天皇死后由人民群众自发起来给他修建的,用膝盖琢磨一下就明白了,这皇陵铁定不会是在天皇死了之后才开始造的,不然造上十几年那尸体早就烂得没法要了。那玩意儿肯定得是在天皇活着的时候,由他选个地方,再由他找人监工、施工,最后尽可能地赶在他死之前完工,等他驾崩了,风风光光地抬进去,到阴间继续当他的九五之尊。

其实这也实属正常,中国的皇帝几乎都是这么干的。

所以我觉得实在没必要为了掩盖什么而去刻意彰显仁德天皇那份未必存在的仁和德,他不过是一个公元4世纪还非常落后的岛国的国王,他的所作所为必然会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我们既没有资格去指摘责备,也无需跟着潮流一块儿唱赞歌,只要非常淡定地还原历史就好。

仁德天皇驾崩之后,履中天皇继位,也就是倭王讃。

倭王讃(履中天皇)出使东晋,在见过安帝之后,献上了贡品,便回去了。没有人明白这帮日本人到底有什么目的,大家只当是普通的藩国朝贡。

但这情况似乎又有些不对,因为毕竟距上次倭国来朝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不光日本人改了朝,就连中国人也早已换了代,依照汉魏的惯例,你给完贡品之后,总该讨一个封赏吧?

可倭国使者却什么都没要,连回赏都没来得及拿,只告诉了晋安帝司马德宗以及诸位大臣自己来自倭国,奉的是倭王讃的命令来建康上贡的,之后便匆匆离开,赶回倭国去了。

这还真有点雷锋叔叔的风范。

八年后(公元421年),倭王讃再度遣使来到建康,献上了贡品。

这会儿的中国龙椅上又换了一拨人,司马家族的晋朝在经过东西两代之后终于灭亡,全国进入南北朝时期,而建康,则正是南朝刘宋的首都,皇帝是宋武帝刘裕。

此次来朝,和上次一样,倭国人依然是报过名号,放下礼品,转身就走。

然后被刘裕给叫住了。

刘裕表示,你们倭国人在大洋彼岸,却不辞万里地跑来上贡,实在是诚心可嘉,所以朕打算赏你们点东西,说吧,想要啥?

倭国人却摇了摇头,说我们什么也不要,我们就是代表自家大王来送礼的,而且我们大王也特地嘱咐过了,让我们送完就走,别给人家添麻烦,也绝对不能要别人的回礼。

说完,便告辞了。

望着使者们那远去的矮小背影,刘裕有点感动。

不光是刘裕,底下的宋国大臣们都很感动。

因为天朝历来都见惯了周边的那些小国每年拿着一堆不值钱的贡品跑中国来打算换取高额回赏,长此以往这几乎成了蛮夷们的生财之道。

虽说是天朝上国财大气粗也不在乎,可久而久之总会产生一些诸如蔑视看不起之类的负面情感。

而如今突然就来了这么一票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主儿,这当然会让人眼前一亮,顿感清新,好感倍增。

再加上在拜会刘裕的时候,我估计日本人也肯定没有少讲“太伯之后”这样的攀亲台词,所以对于当时定都吴地的南朝人而言,日本着实是一个既懂礼貌又可爱还贴心的邻家小弟。

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倭王讃再度派遣使者,向刘宋献上了贡品。此时武帝刘裕已经不在人世,继位的是他儿子,宋文帝刘义隆。

和前几次一样,倭国使者依然是放下东西便走,最多跟皇帝寒暄几句套套近乎,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动作,压根儿不提回赏或是求封之类的事情。

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倭王讃的使者又一次来到了建康。

对此中国人已经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因为都习惯了,大伙如例行公事一般地接待了来使,收下了礼物,寒暄过后留着吃了一顿国宴,然后客客气气地目送他们出了宫门。

虽说谁也不知道倭国人到底在打什么小九九,但至少有一点能够得以确认,那就是日本的各类技术尤其是航海技术,在经过一百多年后,又实现了一次飞一般的跨越,不然他们实在没可能渡海来朝得如此频繁。

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倭国使者又来了。但和上几次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的倭国使者穿戴非常朴素,一身白麻,脸上也充满着悲怆之色,仿佛家里死了人。

一问,还真是,倭王讃去世了。

此时的倭国大王,已经被换成了讃的弟弟珍,也就是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反正天皇的那个。

看着一身白丧的使者,刘义隆连忙宽慰,说人吃五谷终有一死,你们也节哀吧,别太伤心了。要不这样,讃大王生前多次遣使朝贡,我们也没回送给他什么,现在既然斯人已去,干脆就来个追封,由我们天朝大国赐他爵位谥号,你看如何?

倭国使者听完,悲伤地摇了摇头,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话:不用了,谢谢。

第二句则是新创:陛下,您真要封赏,就封赏给我们现在的大王吧。

其实这也没什么问题,毕竟追封不如现赏,做人嘛,实在一点的好。

所以刘义隆很大方地表示那也行,就封倭王珍吧,封他当个倭国国王如何?

倭国使者又摇了摇头,从怀里摸出了一块写得密密麻麻的木片,照着上面读出了让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虎躯一震的第三句话:“请求天子陛下封我家大王为倭国王,征东大将军,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以及慕韩六国军事。”

以上这句话,提到了六个地名,除了倭之外,其余五个都位于朝鲜半岛,而这五个地方拼起来,则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南部,大致等于今天的韩国地区。

换句话讲,倭王珍(反正天皇)这次提出的封赏要求是:除了封自己为倭国王之外,还希望刘宋方面给予自己管辖南部朝鲜半岛所有小国军事的权力。

刘义隆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还是当年那个放下礼物便走,名都不愿意留的倭国吗?

看似一反常态,其实蓄谋已久。

日本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想要染指朝鲜半岛,这对于倭国而言,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梦想了。

方才提到的那五个地方里,有一个叫任那的,本是百济的领地,抑或是下属小藩,地理位置在百济和新罗两国之间,而在4世纪末的时候,倭国曾对百济用过一次兵,百济没打赢,被迫把那地方割让给了日本人。

也就是说,早在公元413年倭国和中国外交再开之前,他们就已经把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朝鲜半岛,只不过当时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地方都属中华的藩国,所以日本人一下子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只是占了一块任那,再加上虽说是占了地方,可那说到底不过是逞强一时的巧取豪夺,终究不是名正言顺的长久之计,要想永久性占据任那并步步蚕食朝鲜,那么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得到老大中国的许可,把朝鲜封给日本。

可问题是中国人又不傻,你日本人要真的突然间跑过去直截了当地开口说,大哥我昨天刚抢了百济的任那,你干脆就顺水推舟,把那儿赏给我当领地得了,那下场绝对是被扫地出门。

抢东西是力气活儿,但若是要把抢来的东西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可就是技术活儿了。

于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此之前的那几十年里,倭国人之所以光上贡品不求回馈,纯粹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积累好感,等到好感度上升到了差不多最高点的时候,直接要一票大的。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之所以之前几次都不提出任何要求,那是因为在等待时机——中国变弱的时机。

从整个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自西晋被灭、东晋偏安江南以来,中国的国力便呈现出逐渐衰弱的态势,到了南北朝更是进入了一个稍有不慎便会被北方胡人灭国的危险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于那些境外藩国的控制力度,自然也就大不如从前了,说得更坦白些,所谓“藩国”,全然已经只剩下了个纸糊的虚名。

在这种情况下,倭国提出要求把朝鲜南部诸国的各种权力赏给自己,刘宋方面纵然有心拒绝,实际上却也是无力干涉的,况且,如果真的义正词严地一口驳回,而倭国却依然在那里置若罔闻地继续掌控任那地区,甚至进一步在朝鲜扩张势力,那到时候丢人的绝对是当大哥的中国——连当了你几百年小弟的国家都把你说的话当放屁了,那以后你还混个什么?

所以在做了种种考虑之后,刘义隆下了一道圣旨:封倭王珍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钦此。

至于朝鲜那边的事,宋文帝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权且装傻,给糊弄了过去。

不过,为了表示补偿之意,在这次来访的倭国使节团里,有十三人被分别封为了平西将军、征虏将军、冠军将军及辅国将军等职位。

这种要求之外的封赏意思是显而易见的:朝鲜实在是不能给你们,拿着这几个额外赠送的将军名号就赶紧回去,算是给老哥哥点面子吧。

只不过这种手段从来都只能当作权宜之计,终究不能长久。

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日本人又来了。

此次前来建康,第一件事是报丧,倭王珍病逝,王弟济继位,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允恭天皇。

说起来这个倭王济(允恭天皇)也算是一代明君,干过很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他是第一个将中医引进日本的人,据说有一年哥们儿重病,针石无效,情急之下便派人跑去新罗,学人家山贼绑了一个老中医回来,三下五下地还真给治好了。那位神医自然也不肯再放他回去了,便将他留在倭国,整日里好吃好喝地供着,让他专门给皇家治病,顺便再培养人才。

此外,倭王济在当政期间,还修建了一座规模壮观的宫殿,本来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这宫殿的位置比较特别,在选址的时候,天皇摒弃了祖宗的传统,不再把家安在大阪,而是上了奈良,具体说来是今天的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古时候的名字叫大和国飞鸟地区。

这地方在后来的两三百年里一直是日本的政治中心,而日本历史上起始于公元593年的飞鸟时代,其语言也正是在此。

除了各种里程碑之外,倭王济还做过一件在日本古代史上比较震撼的事情。

话说在他刚刚继位没几年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他哥反正天皇,也就是倭王珍的陵寝还没造完,所以遗体暂且还不能入土,得着专人妥善看管,做一些防腐工作。而负责此项任务的家伙叫玉田宿弥,乃是倭国重臣,他爹(一说爷爷)就是之前出现过的葛城袭津彦。

不过玉田宿弥这小子命不好,刚刚接手了这个重大任务之后就赶上了一场地震,因为那年头日本国内的科学认知水平极其低下,一遇到地动山摇就以为世界末日来临,吓得那玉田宿弥二话不说当场抱头鼠窜,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当起了鸵鸟。

于是这便犯下了大罪。

身为负责照看先王遗体的臣子,出了大事你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那具尸体而不是光顾着自己逃命,现在既然你逃了,不管遗体有没有受损,都是一种罪过。

所以倭王济派出大臣尾张连吾袭前去问责,可不曾想那玉田宿弥心知自己罪大恶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准备了一桌酒席宴请尾张连,背地里却在那席间安排了刀斧手,酒过三巡之后掷杯为号,剁得那哥们儿当下就成了一摊肉泥。

照常例,犯下这种违圣名杀钦差的勾当肯定难逃一死,但关键在于这家伙是玉田宿弥。

他爹是葛城袭津彦,他姐是磐之媛命,即倭王济的亲娘。也就是说,这次的罪犯是大王的亲舅舅。再加上这厮还是将门虎子,手腕虽不如其父,却也是好生了得,故而在听到风声之后,群臣普遍一片惶恐,有人还主动站出来劝谏大王,说玉田宿弥这小子势力太大,真要处理他,搞不好就被反攻倒算了,所以干脆就装一次傻,由着他去吧,反正尾张连吾袭也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死就死了吧,维护国内的稳定团结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

但倭王济却全然不理会这些人,大手一挥然后迸出来四个字:把他做掉。

当然,不能强做,要有技巧地做。

数日后,倭王济宣玉田宿弥觐见。

在宣召之前,他还让人特地补了一句,说是请客吃饭,只要玉田宿弥愿意诚恳前往,那么对于之前地震和杀钦差一事,可以既往不咎。

也不知道玉田宿弥那天到底是吃了什么吃坏了脑子,居然真会相信这种只要撮一顿就能免去弥天大罪的谎言,真的去了。

到达宴会现场之后,都还没坐下拿筷子,倭王济便一声令下,底下刀斧手四出,将玉田宿弥扎了个五花大绑。

接着,大王宣布罪名,并当场下令拖出去砍了。

与此同时借着这次机会,倭王济还玩了一次大规模的肃清,把一些平日里就看着不爽的、脑后或许有反骨的刺儿头们或杀或免地通通清理出了朝堂。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开明且时常会打破陈旧规矩的统治者,同时他的行事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雷厉风行。

这样的一个对手,现在站在了刘义隆的跟前。

而倒霉的刘义隆却一无所知,他只知道倭王珍死了,眼前的这个使者是珍的儿子济给派来的,除此之外一概不晓。

其实这也是中国历来和日本相斗多次吃亏的最大原因——我们总把对方想成是化外番邦蕞尔小国,而对方却早就把我们给摸了个里外门清。

当宋文帝刘义隆收下礼物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倭国使者并没有旧事重提,而是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把已故先王的封号转封给现任大王。

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所以刘义隆并未吝啬,下旨加封倭王济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倭国使者谢恩而去。

刘义隆隐约感到这帮人可能还会再来。

他猜对了。

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久违了八年的倭国使节团再次出现在了建康。

在送完贡品打完招呼之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刘宋方面赏自家大王济(允恭天皇)一个职务,一个能够都督倭、伽罗、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军事权的职务。

有个事得说一下,跟之前相比,这回倭国人给出的地名中,少了一个百济,多了一个伽罗。

少掉的那个我们不去考证为什么少,单来提一下那多出来的。

伽罗的具体位置如今已不可考,能够确定的就是那地方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极可能就在任那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