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维新的七年之前，大清开始搞起了洋务运动，两个国家基本算是一块儿走上了近代化建设的道路。
话听起来似乎挺不错的，但实际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走得非常艰辛。
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双方和几乎所有排的上号的西方列强签下了一堆不平等条约，故而在改造国内积弱积贫现状的同时，还得腾出手来面对西洋人的压力。
于是双方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互相联手。
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时任日本外务卿的伊达宗城来到了天津，和李鸿章谈起了日清两国正式缔结外交条约事宜。
经过数日磋谈，双方共同草拟了一份《日清修好条规》，总共十八条，主要内容有三样：第一，双方互相派驻领事；第二，双方互拥有限制的领事裁判权；第三，在通商贸易方面，双方在对方海关入关时各自享有最惠国待遇。
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头一次缔结条约，也是双方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回缔结的平等条约。
有时候想想真的满凄凉的，正在饱受全世界歧视的两个国家互相相依为命，结成同盟。
这确实算得上是同盟之约了，因为在条规的第二条就有明文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这其中的“他国”，不用说你也该知道，指的正是西洋列强们。
不过条规在草拟完之后却一直迟迟未有正式签订，这是因为日本国内，主要是外务省的一些人对于条款的内容比较不满意。
具体来说是关于领事裁判权这方面的。
他们认为自黑船事件以来，每一趟西方列强跑来逼着日本签不平等条约时都要加上领事裁判权，因此这一款几乎就成了丧权辱国的标志，现在既是大清有意要和日本结成友邦共同抗衡西方世界，那就不应该搞什么领事裁判权，忒不尊重人了。
可问题是日本在大清也享有这个权利，但那些日本人似乎却并不在乎。
人的眼睛往往之专注于自己付出的东西，鲜有正视过来自别人的给予。
结果正纠结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明治五年（1872年）六月，一艘秘鲁籍的运输船玛利亚号因遭到风暴袭击而停靠在横滨港进行维修，在修理的时候，船上突然冲出200多个中国人，他们面黄肌瘦惊慌失措，跳下船后就四下逃散，其中不少人都向附近一艘悬挂着米字旗的英国军舰上奔去，面对这群扎着辫子的饥民，英国人也一时大骇，不知究竟什么情况，经过一番细细的询问后才知道，这群中国人其实都是被强行绑来或者骗来的，秘鲁人准备把他们运回秘鲁做奴隶。本来大伙都已经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可没想到对方忒不够意思，才上了船就开始往死了折腾中国人，逼着人干重活不说，炎炎六月夏日连一口水都不给，幸而老天开眼，一场雷雨中闪电劈了船，趁着靠岸修船的当儿，大家垂死挣扎，上演了一出胜利大逃亡。
可逃上岸之后大伙才发现这里是日本，自己既不认路又不能言，等于还是死路一条，正在绝望时，有眼尖的看到了英国军舰上的米字旗，可能是洋务运动多年的硕果，反正这伙人觉得大英帝国多绅士，于是便一拥而上，寻求帮助。
在听取了一切之后，英国绅士礼貌地耸了耸肩，表示自己同情对方的遭遇，但是爱莫能助。首先这里不是英国，其次你们也不是英国人，因此怎么着也轮不到我们来管。
不过绅士还是指了一条明路：此处为日本国土，你们可以去找日本人帮忙嘛。
说着，军舰舰长还向日本外务省发去了信函，希望日本人能适当地帮助一下这些中国人。
当时的外务卿已经不是伊达宗城了，而是换成了一个叫副岛种臣的人。
此人出身佐贺，跟早稻田大学开创者大隈重信是好伙伴。他精通各种外语，之前伊达宗城去中国谈条约的时候副岛种臣作为外务省官员亦陪同在旁，滞京期间，他时常跟清朝的官员们谈诗论文，有时候说得兴起，还互相交换自己写的诗，因为这家伙书法极好，所以在北京各清廷高官中口碑相当不错，被誉为大清国的老朋友。
且说副岛种臣收到英国人的书函之后，立刻派出手下四处寻找那些逃散的中国人，找齐全部231人之后，又给他们安排食宿，并着手准备送这些人回国。
这种做法引起了秘鲁人的高度不满，数日后，秘鲁方面派出代表照会明治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严正交涉，表示这些中国人是他们秘鲁的东西，日本外务省无权处置。
在要求返还那231人的同时，他们还出示了卖身契，以示合法性。
对此，副岛种臣很淡定地表示，人口买卖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你们手里头的这些个卖身契根本没有法律效应，所以，滚吧。
不得已，秘鲁人只得悻悻而退。本来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可没想到过了几天那帮人又来了，这回还带了个法律顾问，对副岛种臣说，我们承认这些人口系贩卖所得，也承认人口贩卖违背法律，但是在你们日本，却是合法的。
副岛种臣一愣：你啥意思？听你的口气，我们日本是不算在人类世界里还是怎么着？
“你们日本人自己也贩卖人口，那些游女艺妓，不就是买进卖出得来的吗？”
在那年头的日本，青楼的姑娘们基本都是买卖所得，虽然这个产业在列岛古老又悠久，但也确实属于不折不扣的人口买卖。
所以副岛种臣有些吃瘪，想了几秒钟后便挂出了免战牌，表示这个牵涉到了法律专业，不归我们搞外交的管，不过你别走，我找我哥们儿来对付你。
他的哥们儿叫江藤新平，时任法务卿，也是佐贺出身，自年轻时就跟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关系不错。
面对气势汹汹的秘鲁人，江藤新平显得非常淡定，他面带微笑和对方说道：“您说得其实也有道理，不过有一点您忘了，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通用的，所以就算我们日本贩卖人口不违法，但一样能处理你们这档子破事儿。不过，为了要你们心服口服，我这就回去签署解放娼妓的相关法令。”
当月，日本就出台了司法省第二十二号令，内容是现存日本境内一切娼妓的卖身契全部作废，所有从事花柳业的女性通通为自由身。
那帮中国人也被平安地送回了国，秘鲁人不爽也不服，寻求第三国裁决，结果在明治八年（1875年）的时候，经第三方面俄罗斯帝国的判定，认为日本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不妥，判秘鲁败诉。
应该说在这次事件中日本人的所作所为确实是相当仗义，以至于让大清很多场面上的官老爷认为联日抗洋着实系一条妙策，这东风压倒西风指日可待。
唯独李鸿章不这么认为，其实他很清楚清日两国的这道条约纯属权宜之计，要不是当时亚洲实在是没有其他能联合的国家了，这老头才不会愿意和日本共进退呢。
而日本方面实际上也一样，从之前他们在那里纠结要不要给大清治外法权就能看出端倪了，解救中国奴隶，说到底不过是因为那秘鲁人远在地球南半段压根和日本没啥交集，这才出于人道和考虑到日中两国两千年友谊出手帮了一把，如果哪一天真的碰上了必须在“中国”与“日本国家利益”这两样之间做出抉择，那日本会毫不犹豫地，用尽一切能用的手段来选后项。
毕竟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
明治六年（1873年）四月，与大清正式缔结了那份《日清修好条规》后不久，时任外务卿副岛种臣再度出访北京，他这次是专程为了一件事交涉而来的。
此事发生在明治四年（1871年）的十月，话说在那年那月，琉球海域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大的风暴，吹翻了很多过往船只，其中有一艘船尽管侥幸没沉，但船上的船员们却都崩溃了，他们放弃了抵抗，听天由命地随波逐流，打定主意漂到哪儿就算哪儿。
要说这伙人运气还算不错，经过数昼夜漂流，总算是大难不死地摸到了陆地，成功地靠了岸，船上总共66人无一伤亡地又重新鞋底沾上了泥。
这艘幸运而又特殊的船靠岸的具体地点位于今天中国的台湾省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
说它幸运，自是因为它大难不沉，说它特殊，则原因有二，其一，这是一艘贡船；其二，这是一艘来自琉球的贡船。
话说琉球当年被萨摩干翻之后，虽然名义上仍是中华藩属，但同时也给日本上贡，这一次的贡船，正是开往日本的。当时船里除琉球籍船员、官员之外，还有十来名日本人陪同。
再说那66个上了岸的哥们儿瞅着这风大浪高的也没法再开船，而且天上仍在下着暴雨，四下一合计，便决定就地找个地方待两天，坐等雨过天晴。于是这伙人就一边走一边看，仔细留心四周有没有民居之类的地方，结果人住的没找着，神住的倒是看到了。当这帮人来到了一个土庙前的时候，欣喜地发现庙里挺热闹，一堆人正坐在里头像是在集会，大伙顿时非常高兴，觉得既然有人，那么只要商量一下沟通一下，便能解决自己的食宿问题，至少是今晚的食宿问题。
即便对方横不讲理油盐不进，那到时候大不了再换一家，找找别人。
所以众船员们并未多想，只是满脸堆笑地肩并肩走了进去。
他们不知道，自己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出来。
正在做法事的当地人看到了这群不速之客，脸上的表情异常惊异。纷纷一边站起身子一边朝着琉球人走来，神色很凶，一点也没有有朋自远方来的那种不亦乐乎。琉球人一看这架势便心知不妙了，连忙大声解释说自己不是可疑的人，就是想进来讨个地方住，但没人理他们，因为听不懂琉球话。因为这66个人里好歹还有那么几个会汉语的，于是便又用汉语大声说了一遍，可当地人似乎依然不为所动的样子，其实也正常，因为他们听不懂汉语，他们是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
当时的高山族民风彪悍，人人尚武，出门走个亲戚腰间也会别着一把砍刀，属于标准的未开化民族，这些人平生最爱干的事情是猎人头，就是把误闯自己领地的人类一刀剁翻，然后取下项上人头并收藏在自己家，专业术语叫作出草。
出草得多的，会被认为是部落的英雄，在那些英雄家里几乎各个都有一麻袋以上的骷髅，真的。
面对这群打扰了自己祭祖抑或是拜神这种神圣仪式的不速之客，众高山族人噌噌地抽出各自的家伙，然后朝着手无寸铁的琉球人就追杀了过来。
略过少儿不宜的血腥内容我们直接来说结果：66个人里面被出草了54个，其中有4个是日本人。剩下的12个侥幸逃脱的可怜孩子事后在当地汉族人的帮助下先经福建省然后再东渡，总算是回到了琉球和日本，却不同程度地受了惊吓，有几个就此成了终生脑残，疯了。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日本首都东京，当时举国哗然，因为大家对于高山族汉族都没甚概念，只知道这是大清下属台湾岛人干的，这就太欺负人了，前不久两国还友好签署了《日清修好条规》，现在笔墨未干就发生这等惨案，你坑爹啊？于是日本外务省立刻向清廷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严正交涉。
或许是觉得光抗议还不够，于是副岛种臣便亲自去了一趟中国，这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话说副岛外务卿到了北京之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会见了时任总理各国衙门行走的毛昶熙，双方就台湾土人砍杀日本官员一事就行了深入交谈。
副岛种臣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在寒暄之后，他便瞬入主题，问毛昶熙这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之所以时隔一两年，清朝方面一直都对日本的抗议置之不理，不是因为耍大牌，而是因为此事的沟通工作有问题，大清的诸官员只知道是土人砍死琉球人，并不知道里面还包括了日本人，所以当副岛种臣问及此事时，毛昶熙只是一脸的纳闷：“琉球也好，台湾也好，都是我大清的藩国和领地，即便那琉球给你们日本纳贡，可也不是日本的领土，怎么说这也是我们大清内部的治安事件，要抚恤受害人或者是惩处凶手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关你们日本人何干？”
于是副岛种臣赶忙拿出了证据，证明被砍死的54个人里有4个确系日本土生土长的老百姓，故而当然跟日本有关，接着，他又追问道，你看怎么办。
而毛昶熙见状，便也很坦然地表示既然死了日本人，那我们肯定一概赔偿，这个没问题。然而副岛种臣却并没有就此罢休：“我方要求严惩凶手。”
此话一出口毛大人当时就急了，因为这纯属强人所难。他告诉对方，行凶之人系当地化外生番，平时就来无影去无踪也不登记在册更没有户口，而且是那么多人一起动手砍的，你让我找谁去？
这是真话，虽然当时台湾为大清所辖，但清廷在台湾岛的统治很是宽松，对于那些土人的生活区域清朝官员通常都不涉足，甚至连缴税都不找他们，一来美其名曰上天有好生之德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生活方式，二来是怕贸然进入被人出草。
不过副岛种臣却不依不饶，他口口声声称自古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既是你大清的人干的，自然要由你大清去缉拿凶犯以示公道。
说完之后，见毛昶熙并未有所答复，副岛外务卿便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道：“如果贵国认为生番杀人可以置之不理，那就由我国来问罪岛人如何？”
一方说抓不到凶手，一方死活就要凶手，结果毛大人毛了，随口就答了一句：“这生番系我化外之民，无宗无主，但凡你只要能找得到凶手，问罪什么的随便你了。”
副岛种臣笑了，却并不是那种拍照片时的亲切微笑。
而毛昶熙却根本就没料到，自己的这句并未经过大脑的敷衍之词，最终给整个大清都埋下了祸根。
不过当时倒还没看出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来，副岛种臣笑完之后便表示那就下次再说吧，而毛昶熙则说北京欢迎您，下次再来，拜拜。
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而且一过就是大半年。在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七年（1874年）的4月15日，副岛种臣在内阁会议上突然建议说要向台湾发兵，理由也想好了，是为“无主番土”平定不稳定因素。
其实毛昶熙说的无主，指的是那些未开化的少数民族，断然没可能说台湾岛，可就因为话不是特严密，给副岛种臣抓了个把柄。所以他才在阁议中特地发出提案，说应该尽快调集军队，去台湾教训一下那些生番，顺便把这“无主”的地盘给捡起来。
凭良心论，副岛种臣是个好外交官，尤其是在断章取义抠字眼这方面的造诣，堪称一绝，只不过出兵打仗不是外交辩论，并非说打就马上能抄家伙打的起来的，打之前要准备，打完了要善后，各种准备工作层出不穷，消耗的人力物力也不计其数，所以副岛种臣这话一经说出口，整个会议室就炸开了锅，顿时反对声不绝于耳。
首先跳出来表示坚决不能开战的，是当时明治政府的核心，被誉为明治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他认为此时的日本维新不过六七年，虽然国家较之以往确实有了不少起色，但仍属积贫积弱，自守尚且不足，更别说征战海外了，这等同于找死，所以，不能打。
继木户孝允之后，负责经济的大藏卿大隈重信也站了出来，这位深知柴米贵的当家人非常淡定且言简意赅地用两个字向副岛种臣介绍了当下日本的经济状况：没钱。
言下之意就是很难提供军费。
副岛种臣怒了，他拍着桌子大吼道：“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难道你们就想这样错失吗？！”
反对派们立刻一齐点头：是的，我们确实想错失这次千载难逢的送死机会。
眼瞅着这事儿就要黄，突然就响起了一个声音：“我认为，征战台湾一事，也未尝不可。国家正需要这样的机会。”
说这话的人，是明治政府的另一核心，同时也是明治三杰的另一个人，大久保利通。
因为大久保利通的乱入，使得当时的局面一下子向副岛种臣那边倾斜了不少，只不过大家都是三杰，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这个最终决定的责任便落在了年仅21岁的明治天皇肩上。
可能是跟大久保利通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天皇最终在请求出兵台湾的折子上盖了戳。
木户孝允闻讯之后愤然辞职回了山口县老家。
明治七年（1874年）四月，在西乡隆盛的堂兄弟，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带领下，三千六百余名日本兵坐着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小军舰开赴台湾。这是很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件事儿，因为它是近代日本发动的第一次对外侵略战争。
5月10日，日军于射寮（今台湾省屏东县内车城乡射寮村）登陆，然后开始行军，其实当时的原住民分布得非常稀散，所以这帮家伙一连走了一个多星期都没碰到一个人影，直到18日早上，才遇见了高山族人零星的抵抗。在之后的3天里，双方进行了小规模军事冲突，互有伤亡。
22日，熊本镇台（镇台就是陆军）参谋长佐久间左马太率部一百五十余人抵达石门，也就是那几十个琉球人日本人被杀的村子，佐久间参谋长要求进村搜查凶犯，当然原住民们没答应，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战，其中因原住民人数众多且抵抗十分顽强，所以装备精良的日军一时间无法前进一步，一连好几个小时双方都处于一进一退的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佐久间左马太派出了精锐小部队，攀登上了附近的峭壁，然后从上向下展开射击，这招相当有效，很快原住民们因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力，故而纷纷死的死逃的逃，连当地的酋长阿鲁骨父子都中弹身亡。经此一战，台湾原住民的抵抗情绪大跌，进入6月之后，日军分三路开进，除了小规模抵抗外，各地高山族部落基本上是望风而降，没费多大功夫，就占领了大片的土地。
日本出兵台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刹那间可谓是朝野震动。大家纷纷表示这年头真是没了王法了，英法俄美列强来欺负欺负我们也就罢了，这日本跟咱同病相怜不算，之前还刚签下修好条规，却现如今居然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反将起来，实在是不给他点苦头他就不知道厉害。
5月下旬，北京方面先派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以巡阅之名主持台湾海防和对各国的外交事务，紧接着，李鸿章又调拨了淮军十三营约三千六百人开赴台湾，准备跟日军大干一场。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一下子就来了个大逆转。
虽说当时日本已经是明治维新了，可中国也已然搞了多年的洋务，更何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真要论国力，那老大帝国还是要高出他东瀛新秀一大截，别的不说，光是各种新式武器大炮军舰就装备了不少，打打日本人从客观上来讲还是相当富裕的。
所以面对认真了起来的清朝，日本人一下子就感到了压力山大。
而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