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备忘录
刘仲敬/译
(8882. *)机密
外交部，1907年1月1日
1904年4月8日，英法达成协约（《英法协约》，Anglo-French Entente），两国各阶级、各党派无不慷慨推诚，以示忠信、热忱之意。两国真诚努力，消弭众多分歧，由此，这份协议才能最终诞生。若非协约告成，这些分歧可能会造成两国永久的摩擦。英格兰普遍希望改善英法关系，英国政府顺水推舟、乐见其成。和衷共济的愿景其来久矣，但协约只是在最近才初有成绩。英国政府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接近各邦亲善的理想状况。在这种理想状况下，英国和所有邻邦保持体面的和平。
实现理想状况，必须满足两种先决条件。首先，法兰西政府应该意识到，礼尚往来的政策有利可图。从它的观点看，这种政策或许要作出某些眼前的牺牲，但结果会消除来自强邻的一切争执。其次，法兰西政治家如果执行这种政策，必然会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而没有公共舆论的支持，他们就不会有执行政策的力量。近年来，激烈的政争和仇恨毒化了法兰西的心灵，它怀疑英格兰的计划和意图。这种状况理应改变，它应该信任英国政府的坦率和忠诚，英国政府不仅会履行目前的约定，还会秉着和解和睦邻的精神，处理一切未来的纠纷。自然，两国的信任不会一步到位，但可能经过缓慢演进的过程，渐渐增强。变化之快出乎意料，切中要害。无疑，这应该归功于国王持之以恒的主动和机智。对此，英吉利海峡两岸都报以热情的认可和欢呼。法兰西国民觉得，国王对他们的国家怀有个人的爱慕，他们认为：陛下的措辞和举动意在调和两国的政治分歧，为真挚而长久的友谊铺路，建立利益和期望的共同体。
两国确信摩擦的原因已经消除。这种信念对和平有直接的贡献，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除此之外，两国还因此获得了整理一般外交关系的更大自由。英法两国谈判人员几乎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在国民权利或要求的问题上，其他国家的反对可能造成外部的困难。两国政府总会担心第三方对争议问题的可能看法。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其他列强可能会积极参与冲突，即使它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确实，根据经验，其他列强对冲突的态度主要不取决于冲突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各方现存关系的一般发展趋势。如果这些强国的地位使它们能够对另一方的势力均衡施加极大影响，那么它们这种牢固可靠、范围广阔的友好关系的建立，其重要性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如果某国得天独厚，它的外交关系正好适于保卫其正当利益，而且它总能指望最强大邻邦的同情，该国就永远（至少在本国武备维持适当水准时）无须恐惧或担心下面这种司空见惯的情况：国家由于国际间流行的猜忌和敌意，经常不得不放弃正当权益，仅仅为了防止更严重的邪恶和危险——可疑、不友好的邻邦乘机发动侵略、敌对行动或侮辱性干预。英格兰和法兰西都敏锐地意识到，它们都可能卷入其他列强的偶发冲突。英法谅解至少可以排除这种形势固有的危险。仅仅考虑到这一点，爱国的利己主义就有正当理由支持任何解决两国悬案的尝试，前提是，只要它们能够解决悬案而不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
德尔卡塞先生（Théophile Delcassé）的睿智远见和公共精神值得信任，他决定握住英国政府伸出的手。究其原因，他这项决策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考虑，在于加强法兰西对抗德意志的力量。俄罗斯在对日战争中摇摇欲坠，法兰西面临独自抵抗最大敌人的危险。有些人批评说：《英法协约》对德国抱有敌意。这种批评本身就不着边际，何况只要对照谈判时间，就可以发现其谬误。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真正开始以前，俄罗斯自己都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英法协约》确实是在两个月以后签署的。然而，当时谁都没有预测到，俄罗斯居然在远东全线崩溃，战败居然在沙皇的欧洲领地引起了灾难性反应。法兰西政府肯定没有预见到这些后果。事实上，德尔卡塞先生的一般性外交政策在法兰西国内引起了两种主要批评。第一种批评是：早就有人预见到日俄终有一战，他却不相信这些人。第二种批评是：战争确实爆发后，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始终相信俄罗斯会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是在1904年4月8日。而谈判之始，早在1903年夏初，那时，几乎没有人能预见俄罗斯会迅速败在日本手下。返本溯源，大概有助于肯定他坚持英法谈判的先见之明，却仍然不能当真断言他一开始启动英法谈判，就怀有另找支持者的目的。俄罗斯一时国力亏蚀，法兰西有丧失靠山之虞。何况，即使英法谅解主要的和公开的理由就是法俄联盟的削弱，指控英法两国蓄意挑衅和威胁德国，理由仍然并不充分。没有人曾经当真认为，法俄联盟具有好战的侵略性质。任何称职的当代史学生都不可能当真相信：热爱和平的英法俄三国联盟，或是仅仅以英法联盟取代法俄联盟，就会把公认的防御性组织变成直接针对德国的侵略性联盟。可是，德尔卡塞先生确实遭到了这种指控。1905年，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恰好也面临这种指控。然而，就在此时，法兰西的地位大大削弱，人们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它。奉天战役证明了法兰西盟国的最后失败。俄罗斯的内乱开始侵蚀它赖以称雄的大国地位。英法两国人民长期不和，《英法协约》尚未在民众想象中根深蒂固。这时，谁都没有听到惊惶的声音，甚至恶意批评德尔卡塞先生的声音也没有到处传播。1904年，英法刚刚签署协约，就立刻公布消息。当时，全世界多多少少都感到惊讶，但所有外国政府都接受协约，没有明显的不安，甚至流露出宽慰和满意的迹象。柏林的帝国大臣经过认真讨论，正式宣布：德国不反对《英法协约》体现的政策。鉴于协约规定了有关摩洛哥问题的专门条款，德国没有理由担心它的利益受到忽视。
随后的历史事件以阿尔赫西拉斯会议（Algeciras Conference）为高峰。这次会议向全世界显示：比洛亲王（Prince Bülow）的公开表白跟德国政府的真正动机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只需要扼要回顾这些事件，因为公众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俾斯麦（Bismarck）有一项政略大计：维持三强之间的紧张和敌意。他首先保障，进而维持德国协调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都有赖于此项政略。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继续否认：他曾敦促英格兰入据埃及并长期占领，因为他正确地预计到，这样就会强化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对抗。类似的情况是，他一再向俄罗斯表示：俄国应该把扩张的野心从巴尔干各国转移到中亚。他希望，英格兰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双方都会不遗余力而无暇旁顾。彭迪事件[1] (The Penjdeh Incident)几乎引起了一场战争，就是他施加暗示的直接后果。当时他向俄罗斯暗示，此刻就是最有利的行动时机。俾斯麦亲王在任期间，还运用各种手段，成功地阻止了法兰西和俄罗斯结合，这些手段包括著名的德俄《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倒台后不久，法俄联盟缔结。对此，德国充满了关注和焦虑，它从未停止努力——建立最亲密的德俄关系，至少促使俄罗斯中立化。从这个角度出发，俄罗斯一般地位的削弱至少有两种好处：其一，这预示德国边境在一段时间内不复有东顾之忧；其二，法兰西迄今为止在政治竞技场上能够跟德国势均力敌，主要依靠俄罗斯的有力支持，而现在它丧失了这个强援。这两种因素增加了德国的相对力量，它自然感到满意。英法谅解的消息出乎德国的意料，多少有些粗暴地抵消了这种满意之情。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正如比洛亲王所称，德皇陛下的政府远非欢迎英法亲善。德国政府一见西方两强和衷共济，就彻底惊慌失措了。他们决心乞灵于任何手段，瓦解新生的政治联盟，他们觉得，这种联盟最终总会变成德国霸权道路上的又一块绊脚石。他们现在对《英法协约》的看法无异于以前对法俄同盟的看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德国肯定会反对可能的英俄谅解。确实，现在已有确凿证据说明，德国正在努力预防类似事件在不久的将来重演。
冯·策希利斯基先生（Herr von Tschirschky）的评论最能体现德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现在是柏林外交部秘书，当时是普鲁士驻汉堡使臣。1906年新年，他对陛下驻节该地的枢密说：
无论哪两个国家结成的联盟可能损害到德国的利益和威望，德国都会阻挠这种联盟。德国的政策过去是这样，将来仍然会这样。只要德国认为这样的联盟已经形成，即使尚未造成实际效果，德国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它认为适当的行动，破坏这种联盟。
无论这种政策有什么优点或缺点，既然德国奉行这种政策，就会产生相应的后果。可想而知，德国会等待有利机会，采取行动。它只要有可能，就会破坏《英法协约》。而此时，俄罗斯受到日本的沉重打击和国内革命的威胁，步履蹒跚，德国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友谊刚刚萌芽，德国的目标是对此加以摧残，摩洛哥的利益角逐就能实现它这种目的。仅仅一年以前，帝国大臣还公开宣布绝无危害英法亲善之意。
德国人并非没有精心选择时机。此刻，法兰西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它面对直接威胁，只能认输。英格兰接到正式的质询，承认摩洛哥问题逾越了协约范围，它有义务在外交上支持法兰西，但没有义务进一步合作，即使面对严重的挑衅，也不愿意采取极端举措。就在最近，多格滩事件（Dogger Bank Incident）已经证明了它这种态度。实际上，英格兰肯定会在军事援助法兰西的问题上畏缩不前，但它若有意援助，德国就会采取措施。德国会收买媒体，煽动法兰西的反英舆论。他们会说：英格兰为了自私的利益，企图挑起法德战争，这就证明它谋求《英法协约》，其实怀有不可告人的企图。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政策是冯·霍尔斯坦先生（Herr von Holstein）在比洛亲王支持下，对德国皇帝施加影响的产物。它预示着德尔卡塞先生下野以后的新发展——法兰西完全吓倒了，急于向德国让步，准备相信英格兰的友谊，而不是援助。而且，事实证明，英格兰的帮助可能代价惨重。如果俾斯麦的老练手腕在关键时刻引导德国，很难说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俾斯麦的德国会对决定性的胜利表示满足，愿意竭尽全力为法兰西保驾护航，在摩洛哥问题上提供友好的安排，避免伤害法兰西的民族荣誉感。或许，德国事先已经决定：只索取某些名义上的利益。后来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心怀不满的法兰西勉强作出了这些让步。德国取名、法兰西取实的安排不会损害德国真正的利，正如俾斯麦很久以前所说：法兰西在军事上和财政上深陷摩洛哥，以及英格兰深陷埃及，都对德国有利。另外，德国人作出慷慨的让步，仅仅要求它在摩洛哥的现存利益和友好待遇获得承认。这种做法将会在外交舞台上加强法国政府心中的定见：《英法协约》的全部利益不足以有效地保障法国的安全，法德友好谅解却可以使它坐收渔利。
在这一点上，冯·霍尔斯坦先生的政策走过头了。德国政府继续采取恐吓态度。法国的提议无人理会。德国坚持在刻意羞辱法兰西的条件下，召集欧洲会议。塔坦巴赫伯爵（Count Tattenbach）在费茨（Fez）突然袭击，玩弄权术。人们认为，特权和贷款的明确条件直接违背了巴黎勉强达成的特别协定。德尔卡塞先生的继承人意识到，他的牺牲白费了。德尔卡塞曾经一再断言：只有他原先的政策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最终的独立。他的观念随之死灰复燃：法兰西只有进一步靠拢英格兰，才能保障安全。法国直言不讳，大胆地提出：万一德国发动进攻，英法就结成军事同盟。或许，这是《英法协约》最关键的时刻。
英国政府注定要反对明确的结盟，而此刻，法兰西愿意倾听和理解英国政府的论据吗？如果它当时明白其中的理由，或许不可避免地会失望。它还能信任英格兰的忠诚吗？非常危险。如果这样，德国的目标已经差不多实现了。法兰西无论多么痛苦，都会确信只能无条件接受德国当时提出的条件，实际上等于承认法兰西的外交政策必须服从柏林的命令。这种政治屈辱肯定会使它痛恨虚伪的朋友英格兰，后者在它最需要的时刻拒绝伸出援手。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困境中，国王陛下政府的态度自有道理。《英法协约》变成了英法联盟，势有所必，理由充分。同时，德国获得了明确的警告；其他主要列强认清了形势：不要指望英格兰公众舆论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兰西奉行的政策引起争执，英格兰的荣誉有支持的义务，无论哪一届政府当权，英国公众都肯定会主张积极干预。
无疑，法德双方最初的考虑都有恐吓的成分。早在1905年初，甚至更早，德尔卡塞先生肯定已经洞烛先机：由于他的政策，他的国家将会面临条顿邻邦的愤怒。事实证明，他疏于军事准备，认为德国威胁不外乎虚声恫吓。而法兰西公众毫无准备，惊慌失措；法兰西政治家各怀私心，相互猜忌。德尔卡塞毫无唤起他们警觉、战胜他们恐慌的能力。在这些方面，他的估计大错特错。他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德国方面并不真正期望战争，因为它确信：法兰西自知没有做好准备、不能抵抗攻击，会在威胁之下屈服。然而，它错估了英国人感情的力量和陛下大臣的性格。它没有料到针对德国的英法军事同盟，因此无法面对其中可能的危险。现在众所周知，冯·霍尔斯坦先生以其名誉担保，说服了比洛亲王。他们以自己的声誉预言：无论哪一届英国政府都不会如此举措失宜，居然支持法兰西，因为几百年来，法兰西一直是英国无所不在的对手；而且，法兰西现在仍然是俄罗斯的盟友，而俄罗斯是英格兰的“世仇夙敌”。晚至阿尔赫西拉斯国际会议召开，德国代表仍然遵循比洛亲王的指示。他们向英国代表推心置腹，痛陈英国支持法兰西的种种愚蠢和危险。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英德合作、颠覆法兰西的诱人前景。甚至在那时，他们仍然相信争取英格兰的可能性。柏林要害部门估计英国政府可能的对策，据此发出指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们犯下这种惊人的错误，而事实证明，当前的错误对长期政策的策划者是致命的，因为彰明昭著的失败需要替罪羊。德国当局拒绝了冯·霍尔斯坦先生的建议，最终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作出让步。由此，国际协议勉强得以达成。比洛亲王有失体面，罢免了冯·霍尔斯坦先生，而直到当时，亲王一直遵循同样的路线。德国政府将这种失败的政策推荐给皇帝，比洛亲王的责任一定跟冯·霍尔斯坦先生同样重大。
列强签订了《阿尔赫西拉斯决议》，于是摩洛哥事务的第一阶段暂且结束。《英法协约》获得了全新的含义，不同于最初的设想。一开始，协约的意义不外乎友好解决特定的悬案分歧，希望两个邻邦在未来和谐相处，养成彼此协调的习惯。现在，协约增加了共同抵抗外力压迫和侵略的因素，因特殊利益形成的联盟日益发展为针对第三方的积极合作。最重要的是，协约的这一新特征是德国企图破坏协约的直接后果。如果没有德国的明确威胁和敌意，协约即使一度怀有反德偏见，现在肯定已经烟消云散，未来同样不大可能继续存在。然而，此事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英德仇恨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的产物，不会产生反德的愿望或意图。第二种可能是：两国的政策和利益天然敌对，仇恨根深蒂固。英国政治家必须澄清这个问题，不容含糊。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寻根问底。
英格兰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外交政策的一般特征，这是它无法改变的。它是一个岛国，位于欧洲的大洋一侧，拥有辽阔的殖民地和属地。大英帝国若欲保存或延续其独立的存在，就必须维持压倒性优势的海权。马汉上校的经典著作描绘了海上霸权的惊人影响，现在已经无人反驳。海权比陆权更强大，因为海权无远弗届。从字面意义上讲，海上霸主是所有濒海国家的邻邦。海权的强大由此昭然若揭，自然会引起普遍的猜忌和恐惧，因此，海上霸权总是面临全世界联合颠覆的危险。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能够长期抵抗这种联合，何况区区岛国，它的国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粮食依赖海外贸易。实际上，危险得以避免，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先决条件是：拥有海上优势的岛国必须将政策导向符合全人类普遍利益的愿望和理想。尤其重要的是：它能恰到好处地与大多数国家或是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基本利益和重要利益一致。现在，所有国家的首要利益是维护本国独立。因此，英格兰直接和明确的利益就在于维护各邦的独立。在这方面，它比任何非岛国更有利。如果任何国家威胁到其他国家的独立，英格兰必然是侵略者的天然敌人和弱小各邦的天然保护者。
各邦总是珍视在世界市场上自由交流和贸易的权利，仅次于独立的理想。相应地，英格兰就要最大限度地捍卫普遍自由贸易原则。无疑，它因此强化了自己的协调能力，可以增进与其他各邦的友好亲善，至少可以减轻他们的担忧。各邦因此认为：海上霸权掌握在自由贸易的英格兰手中，总会好过落在贸易保护的强权手中。这是自由贸易问题易受忽视的侧面。有句话说得好：每个国家只要有选择的余地，就会宁愿自己掌握海上霸权；如果没有选择的余地，它们宁愿海上霸权归英格兰掌握，也不愿意归其他国家掌握。
历史显示，威胁各邦独立的危险普遍源于或至少部分源于邻邦短暂的优势。邻邦如果兼具军事力量、经济效能、扩张边界或影响的野心，危险就会不断增加，与其权力、效率、野心的自发性或“不可避免性”成正比。只有同样强大的对手或几个国家形成的防御联盟，才能遏制由此产生的政治优势滥用。列强组合建立的力量平衡，在技术上称为“势力均衡”。英格兰的世界政策就是维护势力均衡，几乎是历史上的老生常谈。霸权国家或联盟的势力越大，英国支持其对手的力度就越大。
如果英国政策确实遵循这种理念，那么任何追求霸权的国家势必走向英国的对立面，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一位论述英国政策的杰出作家确实已经从理论上证明，并在历史中阐明了这种规律。
人们将普遍规律应用于特殊案例，就可以尝试判断以下的难题：在特定的时间里，某些野心勃勃的强国是否必定会变成英格兰的敌人。或许，德国目前的处境就是现成的例证。我们有必要查明：德国的真实意图是不是以牺牲或贬低其他国家的方式，在国际政治中奠定德国的优势地位、政治霸权，实现纯粹德意志的扩张目标。
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德意志帝国继承了普鲁士的外交政策。或许，普鲁士历史最显著的特征首先是：雄主相承，臣民精力充沛，热爱诚实工作。而仅次于此特征的，就是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勃兰登堡王室韬光养晦，奠定了小小的基业，然后在相对并不很长的时期内，他们成就了固若金汤的欧洲霸业。系统的领地扩张主要依靠武力，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或政治家神机妙算，谋划了最重要、最有决定性的征服。他们公开宣布的目标是：保障普鲁士的规模、凝聚力、领土和人口一致性。这样的目标势必提升普鲁士的地位和影响力，使它变成一流国家。其他各国无不致力征服，许多战争规模更大、更为血腥。本文无意衡量或讨论各邦霸业的相对优点或正当性，只想探讨普鲁士发展的独特条件。德国的特点并不是列王热衷于征服；也不是兼并土地，从地理上或种族上建立真正完整的民族领土；更不是国民或多或少的无意识的倾向：更充分地发展民族的生命与资源，扩展其影响力和欣欣向荣的生命力火种。德国的情况毋宁是，如一个弱小的藩国统治者所说，“我想要国家独立和强大。目前的边界和人口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我必须拥有更大的领地和更多的居民，为此必须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现代历史上，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是最伟大、最经典的实例。他蓄意策划，将小邦转变为大国。他在最和平的年代突然攫取西里西亚，并参加第一次对波兰的瓜分，将继承的领地扩大了一倍。他维持当时最高效、最强大的军队，支持英格兰维护势力均衡、反对法兰西侵夺的大业。就这样，他成功地保证了普鲁士作为欧洲列强之一的地位。他的继承人继续依据同样的原则，制定普鲁士的外交政策。除了以下的事件，我们几乎没有必要提到更多的扩张。普鲁士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一再跟拿破仑合谋，企图吞并汉诺威；1815年肢解萨克森，以波兰土地交换莱茵省；1864年，吞并石勒斯威格-霍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1866年，明确吞并汉诺威和黑森选侯国，私自侵占其他领地；最后，普鲁士在1871年重新从法兰西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当然，兼并的基础并非完全相同。它们的一致性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地创造大普鲁士或德意志。
1871年的各种事件将普鲁士的精神传递给新德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如此根深蒂固地依托以下条件：全民各阶级人人保卫民族权利，实现民族理想。它的民族理想完全依靠全体公民时刻准备就绪，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孤注一掷，维护其主张和论据。普鲁士依靠“铁与血”，锻造了它在欧洲列强议事会当中的地位。德国刚刚赢得统一，就急不可耐地从事种种民族事业。尤其是随着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流过新帝国的港口（这些港口原先属于“独立”但政治上无足轻重的汉萨同盟各邦），年轻的帝国向欧洲以外的世界大显身手。以前，它的海外意识至多不过若有若无。现在，德国船只在大洋上航行，德国商人第一次预见天命所归，德国将会真正享有英格兰、美国、法兰西，甚至荷兰的地位，德国的政治影响力将会远及海外和各大洲。德国尤其清楚，全世界承认和羡慕英格兰的殖民地与海外领地。德国的名字即使有人提到，也不会激起特殊的兴趣。这种发现对德国人的心灵产生了奇特的影响。在海外，欧洲强国的地位并不是这个天地的有效通行证。这里，各邦的大小强弱比例惊人地扭曲了，其他各邦在本土相对弱小，在海外却能当家做主，而德国至多享有荣誉宾客的地位。海外世界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海权和殖民国家享有巨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