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群众的逃跑相应，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开小差成为困扰红军的重大问题。这一状况的出现，本身应为苏区一系列问题反映在红军中的结果，其对红军造成的伤害不可谓不大。
战争环境下，虽然红军严明的纪律与组织保证了红军旺盛的战斗力和团结精神，但开小差的现象在各个阶段都不可能完全消灭。初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起伏，队伍中开小差的比率起落不定。苏区巩固后，严重的开小差问题则主要由大规模扩大红军引起。早在1930年底，毛泽东在吉水东塘调查时就注意到：“本乡先后共去了七十九个人当红军，都是鼓动去的。但最后一批四十六人中，有四五个人哭着不愿去，是勉强去的。”[91]扩红已经不能保证完全自愿。而且，“好些新兵到了分派到各师团去施队时，他们才知道是要他们当红军”。[92]由于参军本非完全自愿，开小差也就很难避免。1931年底，红三军团第三师发现：“特务一连长、师部副官参谋、传令排长是党员，开小差走了。”[93]不过，这一时期，无论是扩红中的强迫还是开小差，都还只是个别现象，尚处可控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苏区兵员需求越来越大，扩红的困难也在加重，邓颖超写下其参加扩红会议的亲身经历：
征求党员自动当红军，首先由参加人（中局及县委）发言解释鼓动，继由出席党员大会红军学校党员发言鼓动与欢迎。第一次鼓动发言后，回答是静默沉闷，继之二次鼓励，依然是静默沉闷，三次四次，经过半小时的鼓动工作，终无一人来报名当红军！最后即提出不当红军的原因的问题来讨论，很久很久，才在百卅余人中，涌出一句“因为没有执行优待红军十八条”一句回音来。此外就再无他语了。[94]
大规模扩红虽然有反“围剿”战争客观需要的成分，但当时也有人指出，由于苏区人力有限，合理调配人力十分重要。1933年初，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曾提出：“机械的规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强调：“地方武装顽强的斗争，对整个发展的配合与对主力红军行动配合的力量，胜过出三百红军送到前方的主力。”[95]这应该说是针对苏区实际并集数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经验之谈。
苏区民众具有浓厚的宗族、乡土意识，参加地方武装、在家乡保卫自己，许多人十分积极，但离开家乡参加红军，却被不少人视为畏途。萧克回忆：“农民想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拿了枪，也只愿意在本地活动，不愿远出，也不大愿当大红军，大概这就是所谓‘土共’（敌人报纸轻视地方党员和农军的贬词，我们有时也诙谐地借用）的特点。”[96]萧克的说法在当年的报告中得到证实：“一般农民乃至一般党员若叫他在本地当赤色队，打团匪土匪，他为着保护自己还很勇敢，一说到调他当红军，他就不愿意。”非常明显反映这种地方意识的是：“他们的逃跑关系红军的出发地，例如红军长汀打仗，永定籍的红军就逃跑。”[97]固然苏维埃政权应该尽力宣传打破地方观念，但一定时期内对现有事实的承认也是制定政策不能不考虑的因素。正如罗明指出的：
在敌人进攻比较紧张当中，应先抓到这个时机来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它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从这样的地方的紧急动员中来提高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斗争情绪，从中来扩大红军……这是适应群众的斗争的情绪和目前的斗争的需要，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98]
不片面地追求主力红军的扩大，而是通过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地尽可能地增加苏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这是当时苏区人力、物力资源十分有限背景下相对有利的选择。当时报道反映：福建宁化“曹坊群众自动要求加入游击队打里田、四堡的反动派；中沙群众要求加入游击队打水西、安远司反动派，巩固中沙政权。而区委的同志不能抓紧群众的要求来解决这个问题，再进行各方面的详细的解释工作，只是很死板的‘到模范团去’，所以中沙的动员用欺骗的办法，结果到了宁化城完全开了小差，反而阻碍了扩大红军”。[99]
在看到罗明的地方性视野有其成立基础的同时，还应指出，扩大主力红军终究是红军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主力红军的建设，仅仅愿在家门口作战的武装难逃乌合之众之讥。因此，中共中央对罗明建议的拒绝乃至批判虽失之褊狭，但不能认为罗明的方案就可以使一切迎刃而解。问题的核心不在其他，关键还是巨大的兵员需求和紧缺的人力供给之间的落差，而这又是由战争的严酷性所决定的。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苏区突击扩大红军达到11.2万多人。[100]超常规模的扩大红军，伴随的是普遍的强迫，苏区各地都存在“‘开大会选举’、‘乡苏下条子’、‘以没收土地恐吓’、‘指派’、‘拈阄’、‘受训练或守犯人’、‘前方不好可以请假’、‘以电筒干粮袋□子’……等方法来强迫、命令、欺骗、引诱、收买群众去扩大红军”。[101]其结果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开小差问题。1933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到2500人，经过强制突击并枪决、捕捉部分屡次逃跑者后仍有八九百人。[102]据红军总政治部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103]新战士到部队后的情况也不乐观：“一军团补充师在十二月份二十天内，共逃亡一三八名，占新战士百分之十，洗刷的老弱与阶级异己分子十二名。三军团补充师从八月到十二月份上半月共逃亡八七九名，占新战士百分之十五，洗刷的老弱残废六九七名，阶级异己分子九名，占百分之十二。五军团补充师从九月到十一月份共逃亡七八八名，占新战士百分之廿五。”[104]
开小差现象出现于从征集兵员到部队服役的各个阶段。一是在报名和集中过程中就有大批开小差的：“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开小差走了。”公略动员2400多人参军，结果中途开小差的就有千人。“宁化模范团成千人送博生沿途开小差只剩二百余人。”[105]1934年5～7月，第一补充师逃跑317人，第二补充师逃跑44人，第三补充师逃跑265人。[106]二是集中到部队后，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开小差。1934年9月，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因逃亡、生病减员达1800余人，几乎占到该部总人数的1/3。红一军团在1934年7月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估计，逃跑的也“达二百余人”。[107]三是反复开小差情况严重。福建上杭才溪区的共青团员王佳，“在红军中逃跑了五次，也做了五次的新战士”。瑞金黄安区有一个人先后开小差六次，后又被征召，且被任命为排长，“几乎把一排新战士都断送在他手上”。[108]四是军官和老兵也加入逃跑行列：
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逃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109]
正规红军出现开小差同时，地方游击队逃跑现象也相当严重。1932年下半年江西出现多起地方武装逃跑反水事件：“于都整个一排人的叛变当靖匪；宜黄独立团一连政委领导三个士兵叛变投白军；乐安独立团三十一个士兵的反水到勇敢队里去；会昌独立团……有一连整个在连长政委领导之下，企图投到广东去当土匪；宁都城市的赤卫军里面大批流氓靖卫团的重要分子，混在里面被反革命领导暴动，包围县苏，布置罢市，缴东门外少先队的枪。”[110]“宜乐黄陂新游击队排长政委于十二月廿一日带所属人枪廿余，藉打土豪为名，降了崇三都敌人，以后接连又是东陂新游击队一百余人在八都去投降敌人。”[111]由于开小差者人数众多，对其开展工作也相当困难，龙岩、瑞金等地“都有开小差的同志联合起来与政府对抗”。洛口“地主武装及小差团”甚至合作攻进洛口街市，而“党政机关人员逃避一空，毫无应付办法”。[112]
开小差问题的日益严重，除各地为完成扩红指标进行强迫命令，造成民众的抵触情绪外，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从地方来看，相当部分地区对开小差现象没有予以充分重视，由于人力紧缺，各地常常在工作中把开小差人员作为有经验的骨干加以重用。江西、福建都有地方政府“替红军请假、寄路票给红军回家”，甚至“拿排长、队长官衔作引诱”，逃兵“可以担任当地重要工作”。[113]地方游击队为提高自身的军事水准也有意留用部队中开小差者，这些人员在“福建三分区游击队中占十分之七”。[114]同时，有些地方政权负责人“自己的老弟、儿子、侄儿等逃跑躲避而包庇他们，因此其它的队员也都跟着逃跑躲避”。[115]更有个别地区干脆把逃兵作为生财之道：宁都湛田区“政府卖路票给红军开小差”。[116]正如王稼祥激烈批评的，某些地方干部“没有采取必要的办法对付那些组织逃跑的领导分子，与屡次开小差的‘专家’，相反的甚至有少数分子还在地方机关中工作，在军事部工作，在赤卫队当干部……大大的阻碍了红军的扩大与巩固”。[117]
从红军本身看，随着队伍的迅速扩展，部队训练和政治工作常常滞后，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部队建设。由于文化基础差，政治训练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部队政治程度仍然较低：
在三师全师党的代表大会中，举行了一次政治测验，受测验的人都是党内活动分子，测验的结果是：有把罗章龙认为现在中国革命重要领袖的，有把苏联和英国当为殖民地的，有把反帝大同盟当为反革命组织的，有主张反对游击战争的，有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最惊人的有好几个连政委都把国际联盟当作全世界革命的参谋部。[118]
同时，部队也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包括“不到操不上政治课不识字不做墙报宿娼争风打架上酒馆”，“各部队都有许多嫖娼的，赌钱的，抽鸦片烟的”。[119]一些地方游击队质量尤其难以保证。宁化县独立游击支队营“内容腐败，吃大烟、嫖姑娘的很多，纪律松弛”。[120]福建莆田游击队更为荒唐，“因没有钱吃饭，化装反动军队去抢商店，结果给农民缴去枪六枝，被捕队员七人”。[121]虽然，总体上看这只是个别现象，但仍反映出一支纪律严明部队的建设需要持之以恒，不可能一蹴而就。
讨论开小差问题，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到的是红军生活的艰苦。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军通过打土豪可以筹集大笔款项，随着打土豪财源的枯竭、根据地经济上的困窘，红军经费日益紧张，供应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红军是完全没有储粮，单靠杂谷吃饭的士兵，每月只有三元的伙食费。在今天米（每元七升）与食品价高的时候是很苦的，大多数不独衣装成问题，并且半数以上的士兵连草鞋都没有而赤足作战的……士兵愿当赤卫队而不愿当红军。”[122]中共报告中也痛心地承认：“士兵生活苦到万分。”[123]在战争背景下，加入红军随时面临着牺牲的危险，又要承受艰苦的训练和生活，不少人望而生畏，闽西报告：“一般群众到红军去都为了生活艰苦而不去。”[124]当年的档案文件清楚记下了民众的所思所想：
过去第四军回到闽西，只永定一县就不少农民自动加入红军，后四军到江西去，经过几个月都请假回籍了，他们在群众中传达红军的生活如何艰难，我们去动员群众加入红军，他们首先就是障碍，无论怎样解释他们都不愿意再当红军，反转说，你们没有当过红军，哪里知道，我自己当过红军此系知道得清楚……每次征调红军，出于自动加入的，可以说是没有的。[125]
艰苦的生活，使部分加入红军者难以承受，有逃兵承认：“红军每天要走一、二百里路，我们实在拖不得。”[126]王稼祥等也意识到：“红军生活这样艰苦，与士兵的逃跑自然是有关系的。”[127]
应该承认，在苏区的现实环境下，相当部分新加入的红军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政治观念，老红军李林写于1940年代的一份思想汇报作为原生态的材料，颇值一读：
本人出身农民，小时候在（也）受苦。家中无钱读书，十二岁在家耕田，帮人放牛。到十六岁至十八岁，这时候的思想就不想在家受苦，帮人放牛心里都想悲脱（背着）出来当兵，后来我母亲设法我跟我叔叔（继父）做小生意。当时我就不愿意跟我叔叔在一块，因为他经常打骂我，我不愿跟我叔叔做事，经常想出来当兵，面（免）以和我叔叔吵骂。以后红军来到我家，就参加本地游击队有半年。后来被地方反动捣乱了，那游击队分散了。我有（又）找正式部队，来时我母亲不让我出来当兵，以后队伍开在我家过时，我就跟队伍走，我母亲就躺在路边哭。当时看到那样哭，有（又）回去了一次，安慰我母亲不要着（生）气，我到外面不会吃亏，有人会帮助，叫她在家放心。同我母亲说这些话，我母亲都不让我出来，后来我就不管家的事情好坏。这就是我出来的思想情形。
……
到部队后的思想没有什么表现，后来就加入共产青年团员。加入共产青年团后，人家告诉我说，加入青年团为无产阶级谋利益，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青年团？我就照上面跟照（着）说：要为无产阶级谋（利益），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对于这些了解还不清楚。后来在党内受到教育才懂得些。
一九三四年三月加入青年团，三六年在定边转党……一九三四年在一方面军一军团电台当护员，那时候的思想有吃就算了，其他不管。[128]
读到这一段文字，一个老红军质朴的形象可以说呼之欲出，其实，这样的思想经历为很多人所拥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无数个成长中的“马铃薯”组成红军这一事实，就可以理解艰苦环境下出现开小差等问题的不可避免性。
另外，从地域因素看，赣南、闽西偏处一隅，历史上经历战乱较少，民众从军热情不像长期经历战争地区那样高。籍贯湖南的邓文仪回忆，他出外当兵时，“大多数亲友都很称赞，并且轮流请饭饯行”，[129]这种现象在赣南、闽西很难见到。林彪曾将江西和湖南相比，谈道：湖南你再说不行，湖南人他愿意当兵。我们这个队伍到湖南就扩大了队伍。我们队伍一到江西，没有一个江西老百姓愿意当兵。我们到福建，福建当然有苏区，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当红军。[130]
中央苏区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出现的红军、游击队出现的开小差现象，是苏区一系列社会政治难局下形成的困境，根源在于战争的残酷和苏区人力资源的缺乏。中共中央指导方针的失误固然加剧了这一现象，但只是导致问题出现的诸多因素之一，不能要求其承担起全部的责任。这一点，在赤白对立现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