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4年我在战时安徽省会立煌的安徽学院教授西洋通史开始，时至今日，我在中外各大学做历史教师，断断续续的已经有四十多年了。由于啖饭之需和环境所迫，我几乎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一一地在黑板上擦过。个人所知有限，误人子弟，中外皆有，思之惭汗。但是个人教书却也因此养成一种比较教学的习惯——喜欢把各种不同的民族史排列起来做比较讲解。这种教学方式在历史科学里本来就叫作“比较史学”。只是我原本无心，而阴错阳差地误入此行，终于逐渐陷入而不能自拔罢了。
通性、特性，必然、偶然
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说，我个人总认为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之内是有其“通性”的。这也就是说，世界上虽种族各异、立国有别，但在历史的发展上是具有若干共同规律的。可是我们这个占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庞大民族，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过程，当然也自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性”。因此我们这部中华民族史的形成，便是在这“通性”与“特性”交互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
再者，在这些发展程序中，其制度更迭之轨迹，以及潮流变易之渠道，更受有“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之干扰。“必然”的发展且往往为“偶然”事件所截堵；而“偶然”的发生，也往往引出“必然”的后果。这种“通性”“特性”、“必然”“偶然”交互影响所造出的史例，在三千年历史上是数不胜数的，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不是任何形式逻辑上的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对立统一和挑战反应
因此，笼统地说起来，当今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历史哲学家马克思和汤因比，都过分注重人类历史发展上的“通性”和“必然性”，而过分忽略有同样重要性的“特性”与“偶然性”。以致中国历史所提供的无数史例，却成为今日历史哲学上这两大宗派的“盲点”。
马、汤二公都是人类文化史上拔尖的思想家，影响之深远是不可估量的。我辈何人，敢不自量力乱加批判？其实事有不然。他们这些泰山北斗，在治学上亦有其不可补救的弱点，那就是他二人都是西方白种人，他们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从“西方经验”发展出来的。在近三百年全球学术界都在“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支配之下，他们也就视为当然地把西方历史发展的“特性”，误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通性”了。他们对那至少占有“世界经验”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的“中国经验”所知太少。而近百年来国人在社会科学上比较落伍，没有能提出充分的学术反证；相反的，留学生们反跟着他们敲锣打鼓，就益发增强了他们的权威性，甚至变成扳摇不动的真理了。
近三百年来的西方汉学家，的确对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足使中国历史学幡然改观。这一点，我们是绝对要汗颜接受的。但如触及中国历史的本质，我们读破“通鉴”、“四史”、“九通”的中国教书匠也大可不必自卑。古人说：“不读三通，何以为通人？”漫说马克思、汤因比，扁担长的一字，也不认得几个，就是当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又有几个能算得上是“通人”呢？不做“通人”，搞点小考据无伤，要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汉学，那就力有不逮了。
所以马、汤二公，要以他们的公式，什么“对立统一”，什么“挑战反应”，加诸西方历史，则小子何敢言？若要加诸中国历史，他们就得先读读“三通”再说了。因为深入可以浅出，浅入而求深出就要出毛病了。这是客观条件使然，无关二公之为大思想家、大学者也。
诸葛孔明多么伟大，但是他在“夜观天象”上的本领，却抵不上台北参加“联考”的中学生。何也？客观条件使然也。这也就是一位普通历史教员所以敢在深度学理上抢白一代宗师的道理吧。
中国社会发展没有五段
但是中华民族史上究竟有哪些“通性”、哪些“特性”呢？
关于这一专题，前不久，我个人不自量力，曾在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校本部，做了一次学术讲演，讲了两个多小时。那篇讲稿太长，此地未便重复，等到有空整理出来，再请诸位详细指教。这儿权且说个大略。
关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通性，大体说来，如马克思学派所强调的“五段论”（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上都只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只有封建制是例外）。我们教中国通史的教员们，却无法把这五个阶段连成一线。换言之，中国历史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问题，都不是马克思学说所能概括得了的。
老实说，今日大陆上的问题，就是这项学术误解的后遗症。学术问题不解决，这个后遗症是要永远贻害下去的。俗语说：“教拳容易，改拳难。”一错再错之后，想改回来，谈何容易？
这些都说明，一项学术性的误解，对国脉民命的影响是多么严重啊！
诸圈交错和众圆同心
再说说汤因比的另一公式挑战和反应吧。我们教历史的，在传统中华民族史上，也找不出太多来自自然界，或来自外族的、有生死攸关（所谓“亡社稷”）的“挑战”。黄河百害、夷狄凶残，但是它们都不能把汉民族搞成古埃及、古巴比伦或古印度的德拉威（Dravidians）来加以毁灭。
古汉民族，今日已扩展成中华民族了，自始至终就不是个纯种的民族（homogeneous race）。和今日英文里的Americans一样，所谓
汉人、唐人、大汉子、小汉子、汉儿、胡儿……都是具有相对性的政治和文化的词汇。“古汉人”较诸“今日美国人”，只是前者比后者要早出两千多年的民族“大熔炉”（Melting Pot）罢了。汉人的祖先遍布东亚，甚至中亚、西亚、南亚，也包括石器时代的台湾居民。他的文化幅员之大、活动范围之广，在比较史学上，只有西方的印欧语系民族（Indo-European Peoples）差可与之相比。
但是这个以高加索种为主体的印欧语系民族群，和以蒙古种为主体的汉语民族群的历史发展，却有彼此绝对相反的程序：前者是四处流窜，愈分愈细，语言文化本是同源，却远而愈杂，终于形成当今欧洲斯拉夫、条顿、希腊等无数支派，在西南亚亦有印度、伊朗之别。他们各据专区，各宗其祖，各信其教，各立其国，彼此之间排他性极强，挑战反应的现象也极其明显，这也就是汤老教授学说的主旨所在吧。
反观后者呢？我汉民族的发展却正好相反。我们守住黄河中游的祖宅，四向翻滚，愈滚愈大。滚到后来，干脆来他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大家既同之后，再干脆拜个把子，你我都做起了“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终于占据了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真是欹欤盛哉！
我们如果要把东西这两大民族群的分合发展来个图解，则印欧语系的民族群的关系，实是一个诸圈交错的图案（见图甲），而汉语民族群的关系则是众圆同心（见图乙）。
图甲：诸圈交错
图乙：众圆同心
诸圈交错，在文化上就发生了“挑战、反应”的竞争，政治上也就一分不合，而致小邦林立。意大利在统一之前，一只小皮靴上就有十余小邦，倾轧无已时，斯拉夫、日耳曼亦无不如此。
众圆同心，在政治上虽亦有“合久必分”的现象，在文化上则始终只有伸缩的问题或发射和吸收的问题。国力兴盛，则文化远播；国力衰微，对外来文明就门户开放，广纳蛮夷。管你什么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祆教，管你什么科学、民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我们都可诚恳接受，食而化之。这种传统中国文明的“容忍精神”，我们搞比较史学的，翻遍世界史籍，可以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
喜欢偏激的朋友们或许要说，此阿Q精神耳，与容忍何有？朋友！正是如此嘛。子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大智若愚。”有智慧的愚，才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宽容（不拘任何形式）与精敏，浑厚与厉害，在民族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孰利孰弊，还不易遽下定论呢。
一个百川汇海的古文明
丘吉尔有一次也谈到中国文化问题，并引了一句中国格言为例，他说：“The sea salts all the water that flows into it.”我还未能找出这句格言的汉语原文，姑译之曰“天下之水，入海皆咸”，或是“海纳百川，必咸其水”。这也就是说，任何外来文物制度，一经传入中国，便如百川汇海，为海水所溶解，就不会再孤立地存在了。就以佛教东传为例吧，胡适之先生当年就恨得牙痒痒的。他认为中国思想之印度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不幸”。可是我这个胡适弟子却不以为然。我向老师说：“佛学东传，与其说是中国思想的印度化，倒不如说是印度思想的中国化，印度佛教里哪有什么天台宗、华严宗呢？甚至禅宗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华国货嘛。”适之先生对这点不但不以为忤，而且甚为嘉许呢。
所以我个人对中国传统文明还是有信心的，因为它的特点之一，便是能纳也能吐：对胃口的，它能“食而化之”，如大乘佛教；不对胃口的，它也很可能“出而哇之”，如近代法西斯主义。
目前西方汉学泰斗费正清先生，每以华人“排外”（antiforeignism）为批评对象。其实费氏所见者，“扶清灭洋”、“打倒列强”表面现象而已，其实若从文化的挑战和反应的通盘程序来说，则中国文明，宽厚多矣。真正的“排外”，真正的“文化斥拒”（cultural intolerance）和真正的“种族歧视”（apartheid），恐怕“雅利安文明”（Aryan Civilization）要十倍于我孔孟之教也。
转移时代的十六字真言
以上所述，着重点还是东西两大主体文明的通性和特性的两方面，讲的只是些抽象的原理原则，未触及对我们有切身痛痒的现世界的实际问题。谈实际问题就要引经据典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今再略从具体问题方面，补充数语以就教于群贤。
且从基本制度说起，让我斗胆把中国“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概括为十六个字：
传统文明者，“宗法社会，农业经济”交配之产儿也。
现代文明者，其基础则为“全民政治，工业经济”也。
所谓“现代化运动”者，便是从“宗法社会，农业经济”转入“全民政治，工业经济”之发展程序也。这一转变的本身是现代中国的万变之源，其他的文物制度、革命、变法，都是附从主流与之俱来的。
“宗法社会，农业经济”不是什么“好”制度，但它也未必是什么“坏”制度，它只是一种“可行的制度”（functional system）而已，并且一行两千年。所以我们检讨它，应该从具体的“比较史学”入手，不应只注重抽象的“价值论”。
从比较史学上看，在人类历史上的“前摩登时代”（Pre-Modern Period），还没有哪一种流行的制度比我们的宗法社会、农业经济行之更“好”呢。被文艺复兴时贤诅咒为“大黑暗时代”（The Dark Age）的中古欧洲，比得上我们唐宋元明的成就吗？相反的，当他们印欧兄弟正为“大黑暗”所苦时，我们的文物制度，却正在大放光明呢！
再者，纵使从价值观念来看，目前这个人欲横流、道德沦亡的“现代西方”，就远不如“中古欧洲”的生活朴素纯真呢。我的恩师、中古史权威的奥斯汀·晏文斯（Austin P.Evans）教授，就以“现代”不如“中古”而说教终生。其实，欧洲的中古又哪能和中国的中古相提并论呢？笔者本人亦曾向纽约市立大学“中古学部”诸士女说过无数次，说得他们心服口服。
所以五四时代的过激派和目前的忧殇派学人，都只因愤激于时务，乃把中国传统全部否定。其实年纪大了，心平气和地把中西传统比较分析一番，对全盘西化的看法会有所改变的。晚年的胡适之先生便是个突出的例子。
希望在有统一认知的下一代
可是不论在“价值”上变好变坏，历史是不能“立正”的，且一定要向前走，从现在走向将来；从前八字“宗法社会，农业经济”，走向后八字“全民政治，工业经济”——这是个有世界性的历史规律，它也决定了中国将来的方向。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向这方向迈进，迂回曲折，也已走了一百四十余年了。只是以我们“亚细亚社会”（Asiatic Society）的老底子，走起来逆水行舟，没有他们西欧北美的毛子运用他们“欧罗巴社会”（European Society）的老底子顺流而下那样通顺就是了。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专文论述之，不再赘叙。
总之，在这方面我们最后必能找出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以“全民政治，工业经济”，为中国将来千百年的历史，铺出一条大路来，而这个机运已近在目前。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我国历史上，帝制崩溃、共和伊始的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原有此“智慧”而无此“机运”，结果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多么可惜。
本来嘛，中国将来之国运原不能专靠少数圣哲的智慧，它要依靠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好恶与取舍。朋友，近一百多年来，王纲解纽，人心涣散，我们十数万万同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何尝有过全国性的共同认知、好恶与取舍——洋人所谓national consensus是也。没有个全国性的共同认知，我们的价值系统（value system）就无法统一；价值系统不统一，则你是之，我非之。一个小小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而无法“亲爱精诚”了。由是非各异而动口动手，内战也就打不完了。且看今日国共两党之内的青年才俊在意识形态的是非、善恶、好恶、取舍之间不是几乎完全一致了吗？
朋友！这个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局面，是鸦片战争后，近一百四十年来的中国所未尝有过的啊。现在我们既有机运更有智慧，还怕长治久安的制度出现不了吗？中国的前途靠有智慧、有度量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中国人。让我们为他们的迅速接班而欢呼！
1989年12月18日清晨匆草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