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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五、锡兰山布施与锡兰山之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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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铭文,此碑于永乐七年(1409)春在中国刻成,两年后立于伽勒。其波斯文铭文虽损坏严重,但在提及所赠礼品的部分仍然依稀可辨,言明布施是“为了伊斯兰之光”(to the light of Islam)。泰米尔文碑文也遵循同样的格式,而布施的受益人是Tenavarai nayanar神。帕拉纳维塔纳认为就是印度教的Devundra Deviyo。

此事既明,则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研究记载郑和向锡兰山寺院布施的锡兰山碑。锡兰山的三种文字碑铭并非在当地制成。据上引严从简记载,向锡兰山寺院布施之事乃是出航前已决定之事。而据上引向达教授所录锡兰山碑汉文碑文可知,锡兰山碑是明成祖御制之碑。由于择石,镌刻铭文与纹饰(包括碑顶之双龙相对雕像)需较长时间,不可能在郑和停泊锡兰山期间完成,而只能是郑和出航前已经依照明成祖旨意制碑。故此三种文字合璧碑也是出航之前已经准备好了的,并在出航前装船,然后运至锡兰山立石。制碑与装船的地点应当就在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今南京东郊汤山附近遗有朱棣为明太祖所制巨型石碑的未完成品,可见那里是一处官办采石场。如能有机会检测锡兰山碑的材质,将之与汤山或南京附近其他山石进行对比,或许能使能本案获得满意的结论。

有些学者根据汉文碑文所提到的永乐七年(1409)二月,认为此时郑和尚在锡兰山,并依此为据来推算郑和第二次与第三次航行的行期,足见确认锡兰山碑乃出航前已经备好一事,有重要意义,亦即此碑之日期并非郑和立碑之时,而是明成祖颁旨的日期。(注:法国伯希和与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早已指出这一点(见上引陈得芝:《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问题》,第210页注1),但有些中国学者并不按受,反而坚持此碑日期乃为郑和在锡兰山的时间之误说,见上引金云铭:《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第140—141页。误解此碑日期的学者还有束世澂,见其著《郑和南征记》(出版于1941年3月)。此书之节录标题为《郑和下西洋记事》,收于《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160页。持此说者为数甚多,兹不再引。)在自然动力航海时代,中国海舶出洋下番只能在每年西北风起的深秋至冬季。据《星槎胜览》郑和于永乐七年九月从太仓启程,十月抵福建长乐,十二月才从五虎门洋出航。按通常从华南至锡兰山或南印度须航行三个月计,船队抵达锡兰山时已为永乐八年(1410)春末。

与此碑直接相关之重要事项为郑和所统海军的锡兰山之役。锡兰山之役《明实录》、《国榷》等书系于永乐九年(1411),其他史料则记为永乐七年。学者们的解说也各不一。实际与郑和立碑应为同一次出洋。(注:见陈得芝:《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问题》,第211页。)综合锡兰山碑之汉文碑文、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卷11《僧伽罗国条》(注:兹据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下),第1579页。)及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的记载,可似构锡兰山之役的先后过程为:

永乐三年(1405),郑和首航,次年初抵锡兰山。当地国王欲加害中国船队,中国船队避去。

永乐七年(1409),郑和准备第三次远航。预计船队在锡兰山会遭遇困难,时成祖打算以向该国佛寺布施的办法留下“买路钱”。在出航前事先备好御制碑与财物,并装运上船。

次年初,船队抵锡兰山,郑和船队打算布施立碑,但双方对明政府布施财物谈判破裂。锡兰方面谋袭船队,为郑和识破。明军遂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出奇兵制胜。布施之事也许就此中止。

永乐九年(1411),携被俘锡兰国王至北京。(注:受篇幅限制,此事留待将来撰文讨论。)

换而言之,郑和向锡兰山寺院布施与生俘锡兰山国王,乃是同一件事。

[原文载《郑和研究》,2008年第4期,原标题为《〈锡兰山碑〉的史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