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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一、从邵循正先生的研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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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研究明与帖木儿帝国交往史的学者中,北京大学已故邵循正教授占有突出的地位。前面我们提到本世纪初以后渐有学者把汉学与伊朗学结合起来,邵循正先生是走在这个潮流前列的杰出学者。他率先把中西史料对比的方法用于明代西域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发表《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注:初发表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二卷,第一期,单行本,1936年10月;重载《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将帖木儿帝国史臣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著作的有关明朝之记载与《明史·西域传》比较,多有发现。这样一篇重要的论文,大约是因为明史学界与西域研究交流较少的缘故,很少见有国内外学者提及。

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为沙哈鲁国王后裔作传记,名曰《两颗福星之升起》(Matla‘al-Sa‘adin),其中收有明朝与沙哈鲁国王往来的资料,因而此书在上个世纪就已引起欧洲内陆亚洲研究学者们的注意。法国学者迦特梅尔于1843年曾将此书之一部分译为法文,英国的张伯斯(W.Chambers)也将此记载译为英文,后来布莱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将英译收入其《中世纪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当时虽然欧洲已有学者研究《两颗福星之升起》中有关明与帖木儿往来的史文,但受时代限制,他们均未将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的记载与汉文资料联系起来。本世纪初法国蒙古史学家布洛晒(E.Blochet)在其《蒙古史导论》(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将有关段落的波斯文原文摘要刊出,并将其部分译为法文。布洛晒在诠释撒马尔罕地的记载时,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记载,比他的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启开了利用汉文与波斯文史料研究明代与西域关系的大门,有开山之功。上述欧洲学者的研究成为邵循正先生进一步研究的基础。邵循正教授阅读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后,感觉尚无满意之作;本世纪初以前的学者均未能融会中西史料,布莱特施耐德虽收入了张伯斯所译《两颗福星之升起》,但未读波斯文原文,不知译文疏误之处及致误之由。布洛晒虽然已经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史料,但搜求汉文文献的能力毕竟有限。

邵先生翻检《明史》,注意到《哈烈传》中提到沙哈鲁与驻守撒马尔罕的侄子哈里关系不睦,数构兵。明成祖派出一名都指挥白阿儿忻台携国书致沙哈鲁,劝他与哈里修好。收录在《哈烈传》的这份明成祖国书长不过107字,前无抬头,后无署名,显然是一个节录本。他在《两颗福星之升起》之有关明朝的记载中看到,撒马尔罕地也收录了一封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波斯文本。两相对照,他发现撒马尔罕地所收录的这份明朝诏敕就是《明史·哈烈传》中保存的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不过波斯文本译本篇幅更长、内容更多,当是明成祖国书的全文译本;而《哈烈传》所保存的只是成祖诏敕的节录。

据邵先生查证,撒马尔罕地所录之明朝国书波斯文译文中提到,明皇帝派往沙哈鲁国王处出使的是Duchihun Bai AzkSan与一位千户和一名百户。Duchihun Bai AzkSan这个人名,张伯斯在译此国书时未能译出,而布洛晒刊布撒马尔罕地波斯文原文时,因其音点脱落,不可读,故亦未译出。邵先生发现《明史·哈烈传》中记载的携带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赴哈烈(Herat,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是都指挥白阿儿忻台,在与波斯文译本比较后,他指出波斯文译本中这位名称不可读的明朝使臣,就是汉文史料中的“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至于这个不可读的名称Duchihun Bai AzkSan,乃是“都指挥白阿儿忻台”的波斯文音译。他把这个人名复原为Baial-Hintai。(注:查布洛晒所刊沙哈鲁国王国书之波斯文本(见E.Blochet,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London,1910,p.248,波斯文第7行),这位明朝使臣名称的拼法Duchichun Bay AzkSan,应校正为Duchihuy Bay Arkintay。而随行的千户也不是一位,而是两位。详见后。)也就是说,白阿儿忻台的这次出使同时见于汉文与波斯文史料。这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有价值的发现。张星烺亦利用张伯斯的译文对比《明史·哈烈传》记载,作过一些研究(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69—270页。),但因不通穆斯林语文,有欠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