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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里儿和面儿》被荒废的八旗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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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笑话,说的是几个八旗军官的孩子在“拼爹”。一个孩子说:“我爸有只白雀,叫得可响、可脆了!”一个孩子说:“我爸会唱戏,他登台唱戏,下面叫的彩排山倒海!”第三个孩子对第一个孩子说:“你家养白雀的鸟笼子,是我爸扎的。”又对第二个孩子说:“你爸登台那会儿,是我爸带人去捧的场儿。”三个孩子问第四个孩子:“你爸会干吗?”第四个孩子高声说:“我爸会骑马!”前三个孩子一齐竖起大拇指说:“你爸最牛!”

请注意,这四个孩子的父亲,都是军官。不管这四个爹哪个最厉害,都是莫大的讽刺,对大清王朝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这笑话说的是晚清的事儿,反映了八旗武装腐朽没落的事实——当时杭州上万八旗子弟,还真只有一个人会骑马。1911年,革命青年温生才单枪匹马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笑话”。光天化日之下的广州街头,温生才手持枪械,冲到重重护卫的孚琦的轿子前,开了第一枪。孚琦并没有被射中要害,大喊救命。周围的八旗亲兵、护卫竟然“相顾错愕”,茫然不知所措。温生才对准孚琦头部,开了第二枪,孚琦这才毙命。温生才不放心,又补了两枪。等他确认孚琦已死再环顾左右的时候,惊喜地发现:数十名亲兵、护卫早已经逃散一空了!最后,温生才从容地走过大街小巷,逃出城去。

事后,孚琦的夫人要追究卫队官兵的责任。他们护卫将军有责,竟然听任刺客连开四枪,又逃散一空,不算临阵脱逃,也算是失职吧?负责的一名标统(相当于团长),也是八旗子弟,为此忧虑得昏厥倒地,家人好不容易才把他灌救过来,闹出了第二个笑话。孚琦夫人见此,不得不大事化小,不再追究。

孚琦遇刺后,满人官吏闭门谢客,轻易不上街,偶尔上街也加强戒备,携带重兵护卫。那些当兵的旗人,很不愿意护卫长官出巡,担心连累自己死于革命党人枪下。一次,福州将军朴寿外出,那场面搞得像军事演习一样。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八旗官兵,团团围住朴寿的轿子,在福州街头搜索前进。突然,一声枪响!朴寿吓得七魂出窍,摸摸身上没事后大喊“救命”;护卫旗兵不是卧倒在地,就是跑到街边躲避。这场闹剧的起因只是一个护卫士兵,精神过于紧张,手枪不小心走了火。一声枪响,把官兵们纸老虎的本质暴露无遗。不知道,能征善战的八旗祖先们看到子孙这个怂样,作何感想?

八旗子弟崛起于白山黑水,由弱变强,以几万之众,最后蛇吞象一般占领了大江南北,建立了大清王朝。时人夸耀说,“满洲兵至万,横行天下无可敌”。怎么才过了两百多年,当年的铁骑就变成草包了呢?

这都是旗人咎由自取。当年,清朝全靠八旗铁骑南征北战才夺得江山,王朝建立后还得依靠八旗军队控制天下。入关后,清朝规定八旗子弟专事武装,不得从事其他行业。八旗武装除了守卫北京城(京师八旗)外,扼守天下重镇、要害,称驻防八旗。驻防八旗的“户口”、“编制”都在北京,本质上算是中央外派地方工作人员,还会调回北京或者调防他处。这套驻防制度的本意,是保持八旗子弟的武力,依赖精干的八旗武装巩固统治。

为此,清朝给予八旗官兵稳定、丰厚的待遇,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专心当兵。一个有编制的八旗士兵,一个月能拿到三四两银子的俸禄,和县官是同一水平。此外他们还有很好的福利,比如广州驻防八旗兵还有红白事赏银、蔬菜、劈柴、食盐等等。这些待遇是终身的,只要当过兵一生都能领取钱粮。八旗兵死后,妻子幼儿的生活也由部队负责。只要有一人当兵,就可以保证一家人生活无忧。此外,八旗子弟还有大量“当差”的机会,比如押送、工程、庆典等,除了能拿补贴,还有不菲的“灰色收入”。海关的关丁、漕运的漕丁和盐运的盐丁等差使,规定只能由八旗子弟担任。这些可都是肥得流油的好差使。可以说,八旗子弟在理论上根本不用愁生计。每个旗人家庭都能从体制中获得一份稳定、丰厚的收入。

以上还只是一般的工作,或者说是留给底层旗人的基层岗位,就已经让为生计奔波的汉人羡慕了。旗人但凡有点能力,能写几个字,更有大把升迁的机会。比如汉人和旗人的科举是分开的,满人科举的竞争大大小于汉族科举。考不上,旗人还可以去各个衙门抄抄写写,称为笔帖式,给编制给品级,有大把大把升迁的机会,成为封疆大吏的不在少数。不认字的,可以参选紫禁城、各王府和达官显贵的侍卫,那也是有品级的,而且还不低。

清朝官制中特别有“缺”的内容,即对很多岗位有民族要求。比如六部尚书必须满汉各一人,侍郎满汉各两人,这自然对人少的旗人有利。很多岗位干脆就专供旗人,比如内务府系统。

在清朝,旗人一出生,就捧上了铁饭碗。用他们的话说是“铁杆子庄稼”。稍微像样一点,就能混上知府、知县、主事什么的;即便一辈子当兵,退休前也能落个一官半职。

这套制度在执行的时候,很快就走了样。什么都不做,就有体制保障,能一辈子衣食无忧,那谁还去学习、去做事啊!八旗子弟迅速懒惰下来,悠游无事,进而养尊处优,每月等朝廷发一份钱粮来花销。反正大家都一样,干好干差,干与不干,人人都领一份“月钱”,结果谁都不去操练,也不去关心时事了。八旗战斗力迅速下降。入关的时候,八旗军队冲锋在先,战绩辉煌;二三十年后吴三桂造反,八旗军队就要拉绿营(汉族军队)共同行动了,八旗为主,绿营为辅;等洋人打进来的时候,八旗军已经打不动了,不得不以绿营为主,八旗为辅;太平天国造反的时候,八旗军彻底不行,先是绿营为主,后来又让位于地方武装团练。湘军、淮军就是在此时兴起的。之后,八旗军在军事上就彻底边缘化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旗军队的开销越来越大。比如各地驻防八旗最初核定编制都是几千人,超过五千人的极少。到近代,每一地的驻防八旗都超过了万人。打仗不行,队伍却飞速膨胀。旗人拖家带口,把当兵、当差变为一份职业,一个生存的保障。朝廷规定,驻防官兵不准于当地置产,死后不准于当地设立坟茔。在现实中成了一纸空文,八旗子弟该安家的安家,该娶小妾的娶小妾。他们连操练都不当一回事了,还会在乎军纪吗?

不干事,旗人们都干吗去了?人家忙着呢!泡茶馆,养宠物,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扎风筝,汉人吃喝玩乐、休闲游戏的事情都学会了,还自创了许多娱乐形式——对中国民间文化来说,旗人立下大功。围绕驻地,旗人聚居,形成“旗城”,自成体系,有别于其他城区。

慢慢的,不少旗人还是变穷了。一方面是家族繁衍,人口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体制能够提供的铁饭碗是有限的,不能吸纳快速增长的旗人人口,注定有很多人补不了缺、当不了差,“闲散”下来。更主要的是旗人只会享受,不会理财。发的“月钱”和其他收入,如果好好计划,完全可以保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却经不住天天吃喝玩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旗人一旦养尊处优惯了,花销越来越大,又不事生产,自然入不敷出,开支窘迫了。不过,他们普遍不在乎。只要清朝不亡,“铁杆子庄稼”就在,月钱还得发。旗人们仗着特权身份,到处赊账,竟然变成一项时尚。明明口袋里有钱,也要赊账;明明揭不开锅了,还是下馆子逛戏院,似乎唯此才能彰显身份。

满族出身、父亲在紫禁城当兵的老舍先生,写有自传性质的《正红旗下》,生动地描述了清末北京城旗人的生活状态。老舍大姐的公公和婆婆,就是一对“活宝”。

大姐的公公“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少是四品官儿。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他不养别的鸟,红、蓝颏儿雅俗共赏,恰合佐领的身份。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儿,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遛,怎么‘押’,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瓷食罐、小瓷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它们不是艺术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大姐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做旗人”!

“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子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不幸,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她也会瞪着眼睛笑那么一两下,叫债主子吓一跳;她的笑,说实话,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

近代外国人观察八旗军队,描述他们是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的绫罗绸缎,提着烟枪、鸟笼,哼着曲子,嘻嘻哈哈的老百姓。他们的马雇人牵着,枪雇人扛着,做个样子罢了。就是当差的关丁、盐丁,也不自己干了,早就雇了下人去顶包。不得不操练或者“干部选拔”考核的时候,旗人也雇枪手。“铁杆子庄稼”是拔不了的,多少人靠形式主义混饭吃,于是考场上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罗锅、瘸子、聋子,都挤入军队。加上腐败,坐吃空饷,挥霍浪费。八旗军队成了养老院、福利院。

最可怕的是,旗人们坐吃山空,还理直气壮,觉得被人养着就是理所应当的。“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一些有识之士,也觉得游手好闲,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少数旗人,也想抛弃铁饭碗,自立自强,或者生活难以为继,想学门手艺,做个小买卖,养家糊口。不过,他们都偷偷摸摸的,像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旦担着货担撞到熟人,他们得说:“嗨,闲着没事,来玩玩!”“这不是买卖,就是个玩意儿。要不,您也来吆喝两声?”

供养八旗子弟成了清朝的沉重负担。各部八旗长官,最担心的不是军队战斗力,不是军纪,而是如何养活那么多张口。开支越来越大,朝廷的拨款是一定的,只能出现亏空,整个部队、整个体制都拆东墙补西墙,不堪重负。每当发钱粮的时候,就是长官们最头疼的时候。钱粮发得迟了,或者成分不好,就有旗人找上门来闹,吹鼻子瞪眼,大喊“祖宗把血和汗都流尽了,我们就该拿份‘铁杆子庄稼’”,大叫“贪官无道,侵害良民”。官府还得好言相劝,不敢得罪。日子长了,赊账多了,透支重了,高低贵贱的旗人都牵涉其中,一致要求“解决生活困难”。朝廷或者地方政府就得出面,接下旗人们的烂账,拿公款补贴旗人的私债。

清政府在后期征收很重的税,相当一部分用来养活游手好闲的旗人了。

然而,大清王朝供养八旗子弟,维持他们高标准的生活是有条件的,就是指望他们在危难时刻保卫朝廷。晚清内忧外患,就需要八旗子弟出来“还债”,保卫朝廷了。清政府也很重视八旗军队的改良,引进先进武器,希望训练出近代化的八旗武装。退膛炮代替了旧式大炮,崭新的步枪代替了大刀,最新出厂的马克沁机枪代替了长矛,清政府把最好的武器拨给了八旗子弟。结果怎样呢?照样是形式主义,枪是领了,但被旗人锁在柜子里,看都没看;等到钦差大臣来阅操的时候,不得不杵着枪,站一会儿。建制是新的,训练是新的,办的差事也是新的,但旗人还是雇人去出操出工。辛亥革命爆发时,很多旗人连射击都不会,谈何抵抗?

一些长官也想有所作为。在革命前夜,他们多少感觉到了危险临近,不得不整顿军队,预作准备。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广州,驻防八旗编练了三个营新军,将近两千人。练了两年,广州将军搞实弹射击,下死命令,要求必须是旗人亲自射击。结果场面乱成一团,多数人雇人来装填弹药,只有少数人会开枪,至于能射中靶子的人,屈指可数。

不过,不知情的革命党人和新军官兵,对装备先进的旗人还是很忌惮的,在战术上很重视旗人武装。毕竟旗人占着要害重镇,那黑洞洞的炮口、明晃晃的钢枪,都在那摆着呢!弄不好,要牺牲好多革命同志。结果,他们发现旗人压根不足为虑。多数旗人在枪响后,都乖乖待在家里,静候新政权来收编。少数旗人跑出家门,一哄而散。只有个别地区的旗人武装,担心反清排满风潮,害怕汉人也来个“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拿枪顽抗。革命军发现,对付顽抗旗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掩体藏好,听旗人噼里啪啦地放枪。等旗人子弹打完后,他们就会竖起白旗投降。旗人射击根本没有准确率可言,只要不被流弹击中,革命军可以保证零伤亡。如果等不及听完“枪炮交响曲”,你只消用猛烈的火力压制一下,旗人也会投降。害得个别想抵抗的军官,无兵无将,无法“杀敌报国”。镇江的载穆就有心抵抗,奈何部下旗人全都要求投降,只好一个人孤单地上吊殉节去了。

京师八旗的兵额最多,装备也好。尤其是禁卫军,在各支八旗队伍中算是先进的。皇室用它来贴身护卫。南北和谈达成,禁卫军兵心不稳。他们倒不是要挽救清王朝,而是担心清朝没了,自己当不了禁卫军,没了月钱和待遇。身为统领的冯国璋只好拿着《优待清室条件》,集合全体禁卫军官兵训话。他详细地说明皇室和八旗子弟的待遇不变,禁卫军照常当差,不会有变动。官兵还是出现骚动,哭泣声、叫骂声不绝,甚至有人持枪拔刀,大声鼓噪起来。冯国璋以性命担保,承诺与禁卫军进退一致。官兵们不相信,骚动愈演愈烈。最后,冯国璋登台高呼,如果大家不信任,可以推举两个人持枪日夜守在我身边,如果发现有违背诺言之处可以立刻将我击毙。禁卫军这才慢慢安静下来,平静接受了王朝覆灭的事实。之后,禁卫军被改编为陆军第十六师,冯国璋守信用,一直保证这群老爷兵的“待遇不变”。结果,由京师八旗改编而来的第十六师,上阵不行,闹饷在行,成了直系军阀的一大负担。

辛亥革命能够以很小的代价,相对和平地成功结束,旗人们也有一份功劳。革命党人如果事先降低一下排满的宣传调子,突出一下“五族共和”,申明保护旗人生命和财产安全,估计连那一小部分抵抗的旗人也会静静待在家里,等待新政权来收编。旗人对革命的“功劳”也会更大。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八旗子弟的颟顸糊涂、懦弱无用,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八旗子弟是被王朝体制废掉的一群人。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缘关系获得稳定的收入,躺在一个体制上闲逸度生、坐享其成,换作你人生也会被废掉,虚度终生。八旗子弟荒废的悲剧,给后世的制度设计、人事激励等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