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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国民性》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7章依权卖书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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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书的人,大抵都想让人看,即便是学术著作,能卖得好,作者断无不高兴的道理。不打算让人看的也有,某些领导,弄两本自家署名的著作,装点一下门面,好像也是个“学者型”的领导了。还有些学者,凑些文字拼成若干著作,只印两本,一本上报,一本自家留着,专为评职称用。说实在的,这样的人其实多少有几分羞耻感,自家有病自家知,知道自己弄出来的是什么货色,不好意思去丢人现眼。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装门面的书、评职称的书,也有人能设法卖出去——谁不知道钱好花呢?

比较笨的是某些学者,明明就是评职称的所谓著作,书出版后,出版社连上市都懒得费事,职称评上了,学者居然想把书卖出去。于是就着书来开课,上课的学生不买这本书(专项指定参考书),考试就无论如何不能及格,从老师手里买书还不能打折,也不许买老生的旧书。一学期一学期地这样卖下来,时间虽说长点,但总可以把成本收回来。当然,如果该学者有点来头,能到处“走穴”办班讲课,卖书就无需这样劳神,找个大点的国企,老总一句话,成百上千册的书就销掉了。至于领导的书,如果他真的想卖的话,当然更容易,有那么点意思,下面的人就给你办了,想卖多少都没有问题,本系统内就可以消化。生平所见最好卖的书,是税务类的读物,只要是专门出版社出的,摊下去,有一本卖一本。依权卖书,书肯定能卖出去,权大大卖,权小小卖。

这样的书卖出去了,但没法保证人会看。除非强逼着人家考试,而且专考你书上的内容。这样就太过分,即使开课的学者,一般也不会如此霸道,只要学生买了他的书,参考不参考的,他也就不在意了,到时候闭着眼睛给分就是。

太阳底下没新鲜事,依权卖书,古人也干过。据清人记载,至少有两个清朝的官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强销自己的著作,一个是祁寯藻,一个是徐松。后者名头不大,但前者可是大大的有名,官拜一品,位极人臣。当日太平军起义,清朝上下束手无策,到处传败绩,只有湘军还能打几个胜仗。咸丰皇帝一高兴,就要赏给曾国藩湖北巡抚的实职。祁寯藻在旁阴阴地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一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恐非朝廷之福。结果活生生把咸丰说得转意了,使得湘军的发展受限制了好些年,当然,太平军被打平也就晚了好些年。此公在北方,由于官做得足够大,即使在民间也很有名声,闹义和团的时候,有的地方的坛口还有供他神像的。

不过,像祁寯藻这样出馊主意的人,为自己弄钱可一点不含糊。在江苏学政任上,让诸生,也就是众秀才买自己的书。秀才买,渴望做秀才的童生们就更踊跃地买。一省的学政不仅管着秀才,而且还负责主持童生的进学考试(院试),通过了学政这一关,才能进学回家做秀才。无独有偶,徐松做湖南学政也比着来,让秀才们买自己的著作。只是,江苏地方富裕,人乖巧,买几本学政大人的书没什么大不了,买就是。可是湖南人倔人多,学政卖书的事被反映上去,都老爷(御史)一纸弹章,徐松的乌纱帽就丢了。其实,徐松还真是个不错的学者,所著边疆史地的著作是有分量的,尽管卖得有点强人所难,但买来之后还是可以看看。而祁寯藻的书,无非高头讲章,读不读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写书是个雅事,但写了之后强人去买,就变成恶事丑事了。说起来,这样卖书挣的钱,比起从其他名目弄钱还是小数目,但无论古今,只要有人这样做,还是觉得恶心。为什么呢?有辱斯文。其实,清朝两个依仗权力卖自己书的人,似乎都不是贪官。祁寯藻的家我去看过,不过是一片比寻常百姓家稍好一点的平房。祁寯藻自己说过,他们家乡山西寿阳就是有经商的习惯,新妇入门,给十斤棉花,让你自己织布去卖,辗转生利,以后就不再给你买衣服了,全凭自己。妇人织布卖,作为爷们,写书当然也得卖,不卖,不是白写了吗?不过在那个时代,做依权卖书的买卖,风险还是挺大的。祁寯藻命好,如果当初被人揭发,也许后来就做不了那么大的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