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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国民性》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8章刺马案的人工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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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祥刺马,是清末四大案之一,也是四案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桩疑案。张文祥就是张文祥,一个干过捻军,也干过太平军的刺客。而所刺杀的马,是当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在校场阅操完毕,在返回衙署途中,为埋伏在路旁的张文祥所刺杀。此案震动朝野,朝廷调动了曾国藩在内的多名大员审讯勘察,折腾了半年,才算结案。然而,朝野不服,文人笔记,言人人殊,民间则编出了京剧、弹词、评话、文明戏来演绎,越说离结案的结论越远。死后被朝廷立了专祠祭奠的马新贻,在民间的口碑,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卑劣的白鼻子小丑,忘恩负义,贪生怕死,还因好色而谋害结拜兄弟,霸占了结拜兄弟的妻子。

有清一朝,地方大员自太平天国造反以来,折损的倒是不少,但在革命党人没有崛起之前,和平年景遇刺身亡者,还真是少见。两江总督又是跟直隶总督一般分量的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大员突然遇刺,引人关注倒不奇怪。但是,此案从晚清哄传到民国,长盛不衰,跟这个案件自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一方面,刺客手法高超,一把锋利的匕首用毒药喂过,行刺过程干净利落,在重兵护卫之中,如天而降,一刀毙命。完事又不逃走,束手就擒。在审理过程中倔强不屈,无论怎么动刑都面不改色,直至最后凌迟处死,一声不吭,绝对是一条汉子。这样的汉子,按情理,不是职业杀手,就是英雄好汉。在人们的期待中,无论如何,此案必有蹊跷,即使没有主使之人,也必有重大冤情。即使如曾国藩这样的老江湖、老宦场,在接到重返两江总督任上审理此案的任命,在跟西太后说起此案时,也认为此案“甚奇”。然而,审理结案的结论却跟人们的期待大相径庭,没有找到主使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曲折案情,不过是一点私人恩怨。那个时候,朝廷的政治又是黑箱,审讯不公开,结论也无从讨论。所以结案之后,人们更是议论纷纷,传言四起,相关的演义事业自然就更发达了。当时又已经有了租界,在别的地方演恶心马新贻的戏可能被禁,但在租界里演,谁也没办法。

此案的结论,从最初江宁将军魁玉和漕运总督张之万,到后来的曾国藩,基本上是一致的。据《清实录》和曾国藩的奏稿,结论就是,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动机很平常,无非是那么点私人恩怨。曾为发逆(太平军)后通海盗的张文祥,因马新贻剿海盗,杀戮同伙甚多,没了落脚之处,老婆又被人拐走,拦驾告状,马又不理,开小押(赌场),又被马新贻禁止,于是走投无路,遂起念杀马,马新贻也就真的让他给杀了。

显然,这样平淡无奇的结论,实在是太不过瘾,也太像是有意隐瞒了。别说民间,就是对于此案发生即疑诼纷起的官场,也难以服人。于是,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传是丁日昌因马新贻查办他的儿子,托请不入,因而雇人报复的。也有传其实跟曾国藩被遣散的旧部有关,他们没看上跟湘军没关系的马新贻做两江总督,涉及朝廷的权力之争。也有人传是因为马新贻是回民,他的死,跟回汉争斗大有关联。

日前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看到一篇文字,写的人名叫陈功懋,祖父当年在给马新贻做刑名师爷,马新贻被刺之后,一直参与审理。陈功懋根据祖父留下的笔记,整理出刺马案全貌。据他讲,其实刺马案的结论,在魁玉和张之万的审理中就已经做出了。朝廷加派曾国藩来重审,审了好长时间,却并没推翻原议,不是曾国藩有意徇私,不想让同僚难堪,而是在当时,就算曾国藩清廉公正,也大概只能这样结案。这样结案,跟主要事实并无太大的出入。

但是,结案的结论的确跟审出来的事实有所不同,几位朝廷重臣,或多或少有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比如,马新贻在太平天国乱时担任庐州知府,出城追击叛军中伏被俘,俘虏马的,就是时为捻军头目的张文祥。只是当时马新贻化装了,张文祥并没有认出来这家伙原来是个朝廷命官,反而因马新贻的亲兵时金彪是同乡,用乡音聊起来,动了怜悯之心,连他们两人一并放了。这个事实,结案时根本就没提。另外,结案结论提到了张文祥的妻子,被原来海盗的同伙拐走,但却没有明说张的妻子其实已经归了马新贻做三姨太。而这个三姨太,就是传说中张文祥的把兄弟曹二虎美貌的妻子。传说的故事里,张文祥和曹二虎还有马新贻,都是结拜兄弟。后来张文祥看出马新贻不是个东西,先行离开了,但曹二虎不肯,要留下来共享富贵。曹二虎的妻子因十分美丽,被马看上,从而马借故害死了曹二虎,霸占了他的妻子。而张文祥刺马,就是为了给兄弟报仇。其实,张文祥在妻子被拐后,曾经打探到了妻子的下落,说是在马新贻家做佣人。当时身为马新贻亲随的时金彪,也设法把张的意愿告诉了他原来的妻子,但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他走,拒绝相见。这挺正常,有哪个女人放着大官的姨太太不做,乐意跟一个四处漂泊的人漂泊呢?一直到张文祥刺死了马新贻,他都不知道妻子已经是人家的三姨太了(马新贻的三姨太,在马死之后自尽)。张马之间的仇怨,其实还是此前马新贻剿匪以及毁了他生意造成的。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这点事情也许不至于让人跟一个这么大的官同归于尽,但张文祥就能做到。我们不得不说,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一些具有特别性格的人,就是可以做出出乎人意料的非常之事。

当然,这样两处的隐瞒,对审案者来说,其实只是出于对死者的善意。毕竟这两件事都是马新贻的某种污点,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对于后者,马新贻虽未必知情,但毕竟是纳匪人之妻为妾,于官声有碍,好说不好听。都老爷(御史)如果知道了,参上一本,也可能会丢官。前者问题就更大,做地方官的被“贼人”俘虏,丢了城池,却没有死节,细究起来,按清朝的法律是要杀头的。马新贻蒙混过关,此时已经混到两江总督了,就算不死,同僚只要没有深仇大恨,该瞒也得替他瞒,何况人已经死了,何必再揭人短?为尊者隐,是当时官场审案的惯例,更何况这么大的官儿,大家彼此平时还多少有些交情。

然而,这样的有意隐瞒,却平白加浓了案件上面的迷雾,弄得整个案子扑朔迷离的。案子结了之后,好些官场中人出于官场经验的敏感,看出里面肯定有隐瞒,但并不知道其实瞒得并不多,加上结论离他们的推测反差也忒大了点,于是他们就首先开始把疑诼化为故事。首先传出消息的,就是官场的人。官家的人都这样,民间的传说自然,没法不丰富。一个如此刚烈的汉子,一个手法纯熟的行刺,最后的原因居然是这样的平淡无奇,有谁能甘心呢?其实,审案的人也跟官场其他人一样,感觉张文祥刺马没那么简单,无论是第一拨的魁玉和张之万,还是第二拨的曾国藩,都拼命地问张文祥有无主使,但都没有问出来。找来时金彪调查,也没问出什么名堂。没问出来,结果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张文祥打死不肯说,一种是的确就真的没什么事,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如果参照其他的证人证物,第二种的可能性其实更大些,只是人们却更喜欢相信前者。

多少年来的黑箱政治,使得人们对于朝廷出的事情,压抑不住地喜欢往复杂了想,往阴谋上想。即使没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阴谋,也得把它弄复杂了,弄阴谋了。朝廷也好,官场也罢,在人们眼里就是那么个地方,用《红楼梦》里贾元春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去处”。这样的去处,就是一个供人演绎故事的地方。都说某些国人喜欢阴谋,喜欢权谋,但这样的性格喜好,其实跟中国长期的黑箱政治不无关系。在黑箱旁边生活久了,也就喜欢瞎猜了。瞎猜,才有乐趣,猜离奇了,添加的情节就自然成戏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