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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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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都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一次屈辱,一段尴尬。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不幸的是,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然而改朝换代之频繁还是独一无二。不要说没有日本那样的万年一系,甚至也远不如朝鲜王朝那样稳定。自唐亡之后,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而中国却历经五代十国北南宋元明清。仅仅唐宋之间短短的54年,中国北方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钢材,你反复弯折它也会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相信和认真。中国人的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弯折中渐渐消失,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人们越来越油条。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他们都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

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尽管皇帝轮流做,毕竟坐在皇位上的以前都是汉人。可是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中国人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是浑身腥膻的异族。蒙古人的百年统治已经让汉人吃尽了苦头,可是他们还是没法团结起来,抵挡住另一支野蛮民族的南下。

在蒙古人北逃之后276年,又一支异族的军队征服了全中国。已经有了异族统治经历的汉人知道怎么样面对另一次南下的异族。他们熟练地跪在新统治者的马前,举起“顺民”的牌子。他们发现,这些征服者们留着奇怪的发式:头发剃光,清代发型“金钱鼠尾”只留后脑铜钱大的一小片儿,梳成一根小辫儿。他们给这种发型起了个外号,叫“金钱鼠尾”式。在装出忠顺表情的同时,他们对这种古怪的发式暗笑。

然而,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占领北京的第二天,满族人就发布了“剃发令”,要求汉人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也梳成“金钱鼠尾”。

汉族人毫不意外地发现满族人和蒙古族一样残酷。满族人允许汉族人有一种选择的权力:可以在“头”与“头发”之间选择一样,“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为了使这道命令贯彻下去,他们不惜动用在以前征服过程中很少使用的“屠城”手段。江阴、昆山、嘉定等均被“屠城”,其中嘉定三进三屠。

在进入北京的第九天,他们又下令,汉人必须搬出北京城,给新主子腾地方。“限期既迫,妇孺惊惶,扶老携幼,无可栖止,惨不忍言。”(《清朝掌故汇编》)进京这年年底,他们又开始大量圏地,汉人无缘无故被从土地上赶走,从土地的主人变成满族人的奴隶。如果他们敢于不甘奴役而逃跑,便依“逃人法”治罪,第一次鞭一百,第二次则斩首……

和蒙古族一样,从白山黑水入关的这个民族身上有太多落后民族的原始和野蛮性。不过满族和蒙古族之间也有巨大的不同。汉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蒙古人不学习汉语,不穿汉族服装,甚至不娶汉族女子。元代诸帝,除最末二帝外,汉语水平都非常差。贵族之中,懂得汉文的,也是凤毛麟角。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做官,写“七”字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而连续两个蒙古皇帝把自己的弟弟立为“太子”,还有一个皇帝把本来应该封为“皇太后”的母亲硬要封为“太皇太后”,都引来汉人的讪笑。

事实证明,在治理汉地的过程中,汉人积累了几千年的统治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元帝国的统治者始终坚持草原本位和“蒙古旧制”,不能摆脱游牧贵族的行政传统。元帝国治理技术过于粗放,注定这个帝国享年不永。

而满族人则精明太多了。满族皇帝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他们知道这是成功统治汉地的基础。他们孜孜不倦地阅读汉文史书。他们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挖掘了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部潜力。

清代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是对中国历史积累大梳理大总结的时代。用史学家高翔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康乾盛世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学术文化上,都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状态。”

清代皇帝们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高效地推进了专制制度的严密、严酷。由于他们的精力充沛和才华横溢,由于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义追求,他们把牢笼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因此,在满族统治阶级的意志获得最大张扬的同时,天下万民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

熟读汉文史书的清代皇帝们总结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威胁皇权的势力无非有以下几种:

第一类是皇族。因为身上流的都是开国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后代理论上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这一点导致了历代王朝无休止的内斗。父子相屠,兄弟相残,成了几乎每个王朝都会演出的血腥剧目。

第二类是后妃和外戚。因为是皇帝的妻子和至亲,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难之际,往往被委以重任。

第三类是太监。这些原本地位卑贱的不幸者,由于与决策核心层太过接近,也容易染指最高权力。

第四是权臣。皇帝是生殖竞争的结果,有机会成为冲锋冠军、制造了皇长子的精子不一定就是遗传基因最出色的那一颗。但是那些经过层层斗争上来的大臣,却个个是人中龙凤,不好摆弄。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特殊的历史时机,他们常常可以成为假皇帝,甚至夺取皇帝的天下。

第五当然就是农民起义和敌国外患了。这些往往是导致王朝灭亡的直接因素。

在清代皇帝的智力接力下,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空前成功的解决。

在清代早期,皇族内部发生过很多权力斗争,以雍正兄弟相残为登峰造极。从乾隆时代起,皇帝彻底改变了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自此历经干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无宗室王公进人军机处者,直到慈禧时期才被打破。

清代前期的皇帝都较好地处理了后妃与外戚的关系,既让他们坐享尊荣,又成功地根绝了他们的干政企图,外戚后妃之祸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

清代总结历代太监之祸的经验,管理太监非常成功。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为有效管理太监,乾隆总结积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经验,下令编纂了“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太监一旦犯错,决不宽假。对于太监干政的苗头,打击起来更是毫不手软。为了提醒自己要警惕太监,乾隆还将御前太监全都改姓为“秦”“赵”“高”。由于时刻提防,坚持不懈,清代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权构成真正威胁,即使是晚清的李莲英、安德海,与以前的权监相比,其权势也不可同日而语。

在强化君权、防范权臣方面,清代有许多政治创新。第一条是密折制度。清代以前,大臣们言事,所上奏折都是公开的,皇帝的批复也是公布于天下。清代却规定,中高级官员可以给皇帝上密折,并且在密折中可以汇报其他官员的行为。这一制度,把天下主要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特务,各级官员被这道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了手脚,畏于别人的监督,只能服服帖帖,不敢越雷池一步。清代的另一个政治创造,就是军机处制度。在雍正以前,清朝实行的是继承自明代的内阁制度。大学士的权力比之以前的丞相之权,固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相对君权来讲,仍然是极大的牵制力量。雍正七年,清廷设立了军机处。有关战争的一切事务,不再经过内阁先行审阅,也不经过议政王公大臣们讨论,而直接由皇帝自己处理,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及至乾隆时期,军机处权力较以前大大扩展。军机大臣灵活任用,随进随退,实际上不过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给皇帝跑腿打杂,手中不握有任何制度性权力。

出于千方百计防范权臣的需要,甚至连儒学人格追求,都成了皇帝打击的对象。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清代皇帝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过于在乎自身的名誉,也会妨碍他们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妨碍他们成为绕指柔的奴才。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在很多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于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被寻故抓入大牢。因此清代的内阁成员都周密小心,不图虚名,谨慎小心,缄默持重;坚持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成为一个个有才干,有风度,没思想,没坚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边,他们是襄赞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边,他们也会是一个避祸有术的“态臣”。

除此之外,对导致历代亡国的农民起义,清代皇帝应对也非常成功。

在清代皇帝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他们千方百计防止老百姓联合,严厉打击民间宗教,镇压任何聚众事件。清朝甚至不准汉族人异姓结拜,还曾“禁天下书院”,以杜绝东林遗风。乾隆朝规定,严禁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乾隆十三年,苏州米商囤粮抬价,一介布衣顾尧年和平到官府请愿,请求官员控制粮价,保证贫民能活下去。为了表示自己对大清政府的恭顺,他特意“自缚双臂”,跪在地方官面前。然而禀承乾隆不许对主动提出权利要求的百姓后退半步的官府,竟然把顾尧年逮捕入狱。苏州百姓群情激愤,一起来到官府要求释放顾氏,官府却大加镇压,连续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报到乾隆,奏折中的“聚众”二字令乾隆大为警惕。他说:“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顾尧年等人因此被苏州官员杖毙于大堂之上。

在思想文化领域,清氏皇帝更是取得了开创性成就。韩非子说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统治者不仅需要有“硬实力”,还需要有“软实力”。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乾隆皇帝又通过修《四库全书》,开展“消灭记忆”运动。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最酷烈的乾隆朝,是一个异常恐怖的时期。在风声鹤唳之下,每个家庭都进行自我检查,刨地三尺,消灭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风咏月,甚至不敢再写日记。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发后,内外臣工惊骇不已,乾隆担心下面或有非议,于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浑陛辞时,交待他一项特殊任务:到任后留心体察赋闲在钱塘(今杭州市)老家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的反应。梁诗正一见富勒浑,就大谈自己为官多年的诀窍:“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梁诗正的话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压政策下臣民的心态。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清代皇帝们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纵向对比中国历史,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康乾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因此,才出现了本文开头,英国人来到中国所见到的那幅精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