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约·蒲鲁东——《人民之声报》的出版——通信——蒲鲁东的意义——补充
随着六月街垒的失败，印刷所也关闭了。政论家惊惶失措，噤若寒蝉。只有拉梅内老人1像法官的阴森黑影一样升起，对六月的阿尔瓦公爵2——卡芬雅克3及其一伙，发出了诅咒，悲愤地告诉人民：“闭上你的嘴吧，你太贫穷，你没有发言权！”4
戒严状态的第一阵恐怖逐渐过去，舆论界又恢复了生机，但是法庭的陷阱和法官的诬害早已严阵以待，代替暴力迎接着它。对编辑们施加压力的老花招，那些曾由路易-菲力普的大臣们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手段，重新登场了。它们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起诉，对被告处以监禁和罚款，从而消耗报刊的保证金；因为罚款是从保证金中提取的，而在保证金没有补足以前，报刊不准发行，补足以后，新的诉讼马上又会开始。这手段可谓万无一失，因为在一切政治迫害中掌握司法大权的人总是与政府一鼻孔出气的。
赖德律-洛兰，还有马志尼派的代表弗拉波利上校5，曾先后付过大笔的钱，想挽救《改革报》6，结果仍未能如愿。社会主义者与共和派的每一份尖锐的机关报，都在这压力下被扼杀了。其中最初便有蒲鲁东的《人民代表报》，后来又有他的《人民报》。一桩讼案尚未结束，另一桩又已开始。
它的一个编辑（我记得是迪歇纳7）三次因新的指控从监狱被传到陪审法庭，每次重新判了刑期和罚款。在《人民报》被扼杀前，最后一次对他宣判时，他向检察官说道：“请问，一共多少？”确实，他的服刑期累计已达十年，罚款达五万法郎。
6月13日8的事件后，蒲鲁东的报纸被查封了（那时他已被捕入狱）。这一天国民自卫军闯进了他的印刷所，捣毁了机器，搅乱了铅字，仿佛在以武装资产者的名义宣布，暴力统治和警察专政的时期已在法国到来。
但这位不可征服的斗士，不畏强暴的贝桑松农民，不愿放下武器，他马上考虑发行一份新的报纸《人民之声报》。为此必须缴付二万四千法郎保证金。埃·吉拉尔丹9表示可以拿出这笔钱，然而蒲鲁东不想接受他的制约，于是萨佐诺夫向我建议给他提供保证金。
我的思想发展受过蒲鲁东很大影响，因此我考虑后同意了，尽管我知道，保证金维持不了多久。
蒲鲁东的著作正如黑格尔的一样，能使人得到一种特殊的启发，掌握锐利的武器，它们提供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蒲鲁东主要是一个辩证论者，社会问题的论争家。法国人企图从他身上寻找一个实验主义者，结果既没找到法伦斯泰尔10的模式，也没找到伊加利亚11尽善尽美的管理方式，只得耸耸肩膀，把书撂在一边了。
蒲鲁东当然也错了，他给自己的《经济矛盾的体系》12写了这么一条题词：“我要拆毁这殿，另造一座”13；其实他的力量不在于建造，而在于批判现存的一切。但这错误是古往今来一切摧毁旧事物的人都不能避免的：人不喜欢单单破坏；在他开始破坏时，建设未来的某种理想已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虽然有时这只是拆毁墙壁的泥水匠唱的歌罢了。
在大部分社会理论著作中，重要的不是理想，因为理想几乎无一例外，不是目前无从达到，便是仅仅归结为一些片面的答案，可是如何使它们成为事实，依然是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要解决的不仅是建立在经验和信仰上的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切，还有片面的科学提示给意识的一切；不仅是建立在传统法制基础上的法理论断，还有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一切结论。它所面对的是契约和市民经济体制时代的理性主义生活方式，而且直接面对着它，正如政治经济学之直接面对着封建神权国家一样。
这种对旧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否定和破坏，正是蒲鲁东的巨大力量所在。他像黑格尔一样是辩证法的诗人，不同的仅在于一个坚守在科学运动平静的山峰上，另一个却闯进了人民运动的浑浊天地，短兵相接的党派斗争。
蒲鲁东标志着法国思想界一群新人的开始。他的著作不仅在社会主义历史上，而且在法国逻辑思想史上构成了一大转变。从辩证精神的强大而言，他比最有才能的法国人更加高明，更加自由。那些单纯而聪明的人，如皮埃尔·勒鲁14和孔西德朗15，不理解他的出发点和他的方法。他们习惯于玩弄业已定型的思想，穿现成的衣衫，走平坦的道路，奔向熟悉的地点。蒲鲁东往往毫不犹豫地向前猛冲，不怕在路上踹坏任何事物，既不惜摧毁遇到的一切，也不担心走得太远。他没有那种感伤精神，也没有那种字斟句酌的革命的贞洁癖，那种在法国人那儿顶替了新教虔诚派精神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人中间也是孤立的，他的力量往往只是令人畏惧，而不是信服。
人们认为蒲鲁东具有德国人的头脑。这是不对的，他的头脑完全是法国式的，他有的是高卢法兰克人传统的才智，它曾出现在拉伯雷、蒙田、伏尔泰和狄德罗……甚至帕斯卡尔16身上。他只是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他也吸收天主教教义论争中的一切方法一样；但是不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天主教神学，都没有成为他的著作的内容和特点——对他而言，这一切只是工具，他只是用它们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应用和改进这些工具，正如他为自己强大而充满活力的思想应用法兰西语言一样。这样的人过于坚强，总是用自己的脚站立，不会向任何事物屈服，让自己被人牵着鼻子走路。
一个英国旅游者对蒲鲁东说道：“我非常喜欢您的体系。”
蒲鲁东不满地答道：“但是我没有任何体系。”这是对的。
正是这一点使他的同胞们感到困惑，他们习惯了寓言后面的道德说教，习惯了有条不紊的公式和标题，习惯了包医百病的抽象处方。
蒲鲁东坐在病人床边说，他已病入膏肓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但是向垂死的人提出理想的理论，说他怎样便能身体健康，不致生病，或者向他推荐一种尽管十分灵验，但他不能服用，或者根本找不到的药，那是毫无用处的。
对于他，金融世界的外在征状和现象正如动物的牙齿之于居维叶17一样，他可以循着这梯子深入到社会生活秘密的底层；他根据它们研究驱使病体走向毁灭的力量。18如果他在每个发现之后宣称死亡又逼近了一步，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这里没有大惊失色的亲属——我们自己就在这死亡之列。人们愤怒地高呼：“拿药来！拿药来！否则就请你对疾病保持沉默！”可是为什么要沉默？只有在专制统治下才不准谈论谷物的歉收，瘟疫和战争的伤亡人数。药显然不易找到，从动荡不安、血流成河的1793年以来，法国进行的试验还少吗？人们想用胜利和剧烈运动医治它，强使它进军埃及，进军俄国，用议会制度和投机买卖，小共和国和小拿破仑19医治它——它的病减轻了没有？蒲鲁东本人也根据自己的病理诊断作过一次尝试，结果在“人民银行”20上出了洋相——尽管从这一思想本身来看他是正确的。不幸他不相信咒语，要不然他会向每一个人大声疾呼：“各民族的团结！各民族的联合！全人类的共和国！全世界的团结！民主主义的伟大军队！”他没有运用这些词句，没有宽恕革命的守旧派，正因为这样，法国人才认为他是利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差点没把他归入变节者和叛徒的行列。
蒲鲁东的著作，从《论私有财产》21到《交易所指南》22，我都记得；他的思想变化很大——这是必然的，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还像《聪明误》中的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那样依然吹他的A小调二重奏23。但正是在这些变化中，内在的统一特别显著，从他在贝桑松学院写的学位论文起，直到不久前就交易所的伤风败俗所作的“骇人之歌”24，都贯穿着一脉相承的思想线索；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态变化，只是客观局势的反映，这在论政治经济的《矛盾》25，在他的《自白》26的报刊文章中，都可以看到。
思想的停滞僵化属于宗教界和学院派，他们宁可抱残守缺，孤陋寡闻，不与人往来，或者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拒绝生活带来的一切新事物……或者最低限度，不关心那一切。符合实际的真理必然处在形势的影响下，既反映它们，又忠于自己，否则它就不是活的真理，成了脱离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的静止的、笼罩在神圣的死一般的沉寂中的永恒真理。27
有时我不免问，蒲鲁东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违背过自己观点中的某些基本原则？我每次得到的回答都说，他在政治上的过错，在革命策略上的失误，便是这样。当然，他作为报刊编辑，应该对那些政治错误负责，但即使在这些方面他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观点；相反，他的一部分错误正来源于他相信自己的原则，超过了对他所从属的党派的信任，因为形势使他参加了那一派，但他与它毫无共同之处，把他与它联合在一起的只是对共同敌人的憎恨。
政治活动不是他有力的方面，他的思想，那用他的辩证法全副武装起来的思想，也并不建立在那个基础上。正好相反，到处都能清楚地看到，从老自由主义和立宪共和主义意义上说的政治，在他心目中，只占有次要地位，只是一种半死亡的、正在消逝的东西。他所关心的不是政治问题，他准备作出让步，因为他并不赋予形式以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它们不是本质。这正如抛弃了基督教观点的人对宗教问题采取的态度一样。我可以承认新教具有合乎宪政的精神，它比天主教的专制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则，但我不会重视传道和教会的问题；因此我可能造成的错误，作出的让步，往往是每个最普通的神学士或教区牧师也可以避免的。
毫无疑问，国民议会按照它的组成方式，对蒲鲁东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他的个性在这个有产者的巢穴中得不到发挥。28蒲鲁东在《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中说，他在议会中很不自在。确实，像他这样的人在那儿能做什么呢？关于马拉斯特宪法29，那只由七百人花了七个月时间培植出来的酸苹果，蒲鲁东说道：“我投票反对你们的宪法，这不仅因为它是一部坏宪法，也因为它是一部宪法。”
议会中的那些无耻之徒对他的一次发言大肆叫嚷：“把发言稿送往《总汇通报》30，把发言人送进疯人院！”我想，在人类的历史上，从亚历山大主教带领他的修士们手拿棍棒，以“上帝之母”的名义在普世教会会议上大打出手起31，到华盛顿的参议员们为了黑奴问题彼此棍棒相向为止32，议会中的这类风波还是不多的。
但即使在这种场合，蒲鲁东仍在一片谩骂声中理直气壮地挺身而出，给人们留下了光辉的印象。
梯也尔在反驳蒲鲁东的财政计划时，曾旁敲侧击地提到散布这类理论33的人道德上的腐化堕落。蒲鲁东立即走上讲坛，挺起有点驼背的、在田野上长大的矮壮身子，声色俱厉地向面露微笑的老人说道：
“您可以谈财政问题，但不要涉及道德问题，否则我可能认为这是人身攻击，这点我已在委员会中向您声明过了。如果您还不罢休，那么我……我不会提出与您决斗（梯也尔笑了笑）。不，您的死对我算不得什么，它什么也不能证明。我要向您提出另一种战斗。就在这里，在这个讲坛上，我可以把我一生的经历全部讲给大家听，如果我忘记了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任何人都可以指出。然后请我的对手也这么做，把他的一生讲给大家听听！”
每个人的眼睛都转向了梯也尔，只见他皱紧眉头坐在那儿，笑容已从他脸上完全消失，他没有再回答一个字。
心怀敌意的议员们不再作声，蒲鲁东露出鄙夷的目光望着那些宗教和家庭的保卫者，走下了讲坛。这便是他的力量之所在——在他的话中可以清晰地听到新世界的声音，它带着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惩罚正在到来。
二月革命后，蒲鲁东曾预言法国在走向何处，他千百次地反复道：“当心，这不是闹着玩的，站在你们门口的不是喀提利纳34，是死亡。”法国人耸耸肩膀。骷髅，大镰刀，沙漏35——死神的这套仪仗根本没有出现，这怎么是死亡，这只是“暂时的曲折，一个伟大民族的饭后瞌睡”！最后许多人终于看到，事情不妙。但蒲鲁东不像别人那么泄气，也不太惊慌，因为他预见到了一切；于是人们不仅责备他心肠太硬，而且怪他说了不吉利的话才招来了灾祸。据说，中国皇帝每年听到宫廷占星官报告白天开始缩短时，总要揪他的头发。
蒲鲁东的才能确实叫法国的空谈家们大为恼火，他的嘴巴得罪了他们。革命发展了自己的清教思想，那种缺乏任何容忍精神的狭隘观念，那些必不可少的行话，凡是不按照这格式写的一切都遭到爱国者的反对，就像俄国的法官一样。除非碰到具有神圣传统象征的书籍，如《社会契约》和《人权宣言》36，他们的批评才只得停止。作为信仰的人，他们憎恶分析和怀疑；作为从事密谋活动的人，他们一切都共同行动，一切都为了党派的利益。他们像仇视叛逆一样仇视独立的思想，甚至过去的独创性见解也遭到他们的非议。路易·勃朗几乎不能容忍蒙田的怪诞才华。37这种高卢感情竭力用群体代替个体，他们追求平均，追求军队式的统一，追求集权，即追求专制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法国人的亵渎神明和尖刻评论，大多出自淘气，任性，戏弄的快感，并非由于分析的要求和折磨心灵的怀疑精神。他们有不计其数的小偏见，无关大局的信条，为了这些他们可以像堂吉诃德一样奋不顾身，像分裂派教徒一样固执。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宽恕蒙田和蒲鲁东的自由思想和对公认的偶像的蔑视。他们像彼得堡的书报审查官，允许侮弄九等文官，但不准碰一下三等文官的毫毛。1850年，埃·吉拉尔丹在《新闻报》38上发表了一个勇敢的新见解，说权利的基础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一阵叫嚣——谩骂，喊叫，指责闹成一片，纷纷攻击它违反道德，这阵叫嚣由《法兰西公报》39发难以后持续了好几个月。
参与重建《人民报》那样的喉舌，这是值得作出牺牲的。我写信给萨佐诺夫和霍耶茨基40，表示同意提供保证金。
那时以前，我与蒲鲁东并无深交，只是在巴枯宁家遇见过两次，但他与巴枯宁非常接近。那时巴枯宁和阿·雷海尔41住在塞纳河对岸布尔戈尼街一幢非常简陋的房子里。蒲鲁东时常上那儿听雷海尔演奏贝多芬的乐曲和巴枯宁讲黑格尔，但哲学辩论比听交响乐时间更长。它们使人想起巴枯宁和霍米亚科夫当年在恰达耶夫家，在叶拉金娜家进行的那些著名的通宵长谈，那时谈的也是那位黑格尔。1847年，卡尔·福格特也住在布尔戈尼街，也常去拜访雷海尔和巴枯宁，一天晚上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现象学，感到厌烦，便回家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又来找雷海尔，因为两人要一起上植物园；他吃了一惊，发现尽管时间很早，巴枯宁的书房里已有谈话声，他推开门，只见蒲鲁东和巴枯宁仍坐在原处，面对着快熄灭的壁炉，正在用简短的话结束昨天晚上开始的辩论。
起先我不想学俄国同胞的样子，在大人物面前扮演低声下气的角色，因此甚至不愿同蒲鲁东太接近，这态度看来不是完全错的。他给我的回信很客气，但也很冷淡，显得有些矜持。
一开始我就想让他明白，跟他打交道的不是发疯的俄国王公，我掏出钱来不是因为觉得革命好玩，尤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我也不是一个对法国政论界名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如果他肯接受两万四千法郎赠款，我便会感激不尽，最后，我更不是一个颟顸无知的匿名投资者，认为给《人民之声报》这样的报纸缴纳保证金是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我要让他看到，我完全明白我在做什么，我有我自己的明确目的，因此我希望对报纸发生真正的作用；由于我无条件赞同他对金钱的一切论述，我要求，首先，有权发表自己的和别人的文章，其次，有权主持整个外国部分，为它推荐编辑、记者等等，并要求在刊载他们的文章后付给稿酬。最后这点看来有些奇怪，但我可以担保，如果某个外国人敢于为自己的文章索取稿酬， 《国民报》和《改革报》一定会瞠目结舌，大为惊异。它们会认为这是冒犯或发疯，仿佛外国人在巴黎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不应该
支取充足的报酬。42
蒲鲁东接受了我的要求，但它们还是使他有些不高兴。1849年8月29日他往日内瓦给我写信道：“就这样，事情决定了：报纸由我全面负责，您参与它的工作，您的文章可以不经任何审查予以登载，除非编辑部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担心引起法律责任的，才不在此例。我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分歧只可能发生在论断上。至于对国外事件的评论，我们可以完全让您决定。您和我们是同一思想的使者。您会看到我们在一切讨论中采取的路线，您是必然会支持它的。我相信，我永远不必纠正您的意见；如果那样，我将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幸，坦白地说，报纸的一切成功取决于我们的一致。必须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建立欧洲联盟的高度来看。假定我们不能彼此一致，那就等于假定我们没有发行报纸的必要条件，因而还是保持沉默的好。”
接到这份严格的咨文之后，我便汇出了二万四千法郎，并写了一封长信，信完全是友好的，但也是坚定的；我说，尽管我在理论上完全同意他的话，我还是得附带说一下，我是一个粗野的人，我乐于看到旧世界的崩溃，认为我们的使命便在于把它面临的覆灭通知它。“您的同胞们离接受这种想法距离还很遥远。我知道一个自由的法国人，那就是您。您的那些革命家只是保守分子。他们是不自觉的基督徒，他们在为共和制度战斗，但他们是君主主义者。您一个人从科学的高度上提出了否定和变革的问题，也是您首先向法国说明，从倾覆的大厦内部是找不到出路的，它也没什么值得拯救，它关于自由和革命的概念本身便渗透着保守思想和反动观念。确实，政治上的共和主义者在宪政问题上所唱的调子，不过是把基佐43和奥迪隆·巴罗44之流所唱的调子稍加变化而已。这便是在分析欧洲的形势时，在抨击那些不属于我们的敌人（这些敌人是非常容易对付的）的阵营，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阵营的反动势力、天主教、君主主义时，必须遵循的观点。必须揭露民主派和政府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既然我们不怕触犯战胜者，我们也不必为了虚伪的温情主义不敢去触犯被战胜者。
“我深信，只要我们的报纸不被共和国的宗教裁判所处死，它就能成为欧洲最好的报纸。”直至现在我还坚信这一点。但是我和蒲鲁东怎么会设想，从来不讲客气的波拿巴政府能容忍这样一份报纸？这是难以解释的。
蒲鲁东接到我的信很满意，在9月15日从孔斯耶尔热里监狱45写信给我道：“我非常高兴能与您合作，从事同一件工作，我也写了一点类似革命哲学的东西46，书名是《一个革命者的自白》。您在那里也许不会找到您那种粗野的活力，那是德国哲学赋予您的。但您不要忘记，我是为法国人写的，他们尽管怀有满腔的革命热情，应该承认，完全不足以担当自己的角色。我的观点不论有多大的局限，它还是比我国新闻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能达到的高度高出不知多少倍。哪怕再过十年，我依然是他们中间的巨人。
“您对那些所谓共和主义者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不言而喻，这只是空头理论家中的一个变种。关于这类问题，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互相说服的。您将发现，我和我的同人都是可以与您携手并进的……
“我也认为，经济科学和历史哲学所要求的那种通过不知不觉的转变来完成的按部就班的和平步骤，对于革命说来已不再可能；我们需要激烈的冲击。但是作为预告未来灾祸的新闻工作者，我们不应把灾祸说成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否则人们将会仇视我们，把我们赶走，可是我们必须生活……”
报纸十分成功。蒲鲁东从监狱中巧妙地指挥着自己的交响乐。他的文章充满独到的见解，监狱生活煽起的烈火和愤怒。
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拿破仑时写道：“总统先生，请问您是什么人？是男人，女人，两性人，野兽还是鱼？”可是我们大家还以为，这份报纸可以存在下去呢！
订户并不多，但街上的零售量很大，一天售出三万五千至四万份。最好的几期甚至脱销，例如，登载蒲鲁东的文章的那几期便销路激增，编辑部把它们印了五万至六万份，往往第二天一份可以卖到一法郎，而不是一个苏。47
但是尽管这样，到了3月1日，也就是过了半年，不仅出纳处已没有一个现钱，连保证金的一部分也抵充了罚款。停刊已成定局。蒲鲁东又大大加速了它的到来。情况是这样的：一天我在圣佩拉吉监狱48他的住处，看到阿尔顿舍49和另外两个编辑也在那儿。阿尔顿舍是法国贵族，曾当面顶撞帕凯厄50，把所有的贵族弄得大惊失色：当帕凯厄问他：“您难道不是天主教徒吗？”他却从讲坛上大声答道：
“不是，我非但不是天主教徒，而且不是基督教徒，也许我还是个自然神论者呢。”
他对蒲鲁东说， 《人民之声报》最近几期不够充实；蒲鲁东看了一下它们，脸色越来越不高兴，最后变得气呼呼的，对编辑们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我在监狱里，你们便趁此机会在编辑部睡大觉。不成，先生们，这样我就得与报纸脱离关系，我要在报上声明这一点。我不希望我的名字被你们踩进污泥里；你们非得有人站在背后，监督每一行字不可。读者却把这看作我的报纸，不行，这种情形必须结束。明天我给你们寄一篇文章，让它消灭你们的粗制滥造给报纸造成的危害；我要使大家看到，我的报纸应该具有什么精神。”
从他怒气冲冲的样子看，大家以为他的文章一定火气很大，但出乎意料，他的《皇帝万岁！》简直是一篇讽刺的颂词——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的妙文。
除了新的诉讼，政府还按照自己的方式对蒲鲁东作了报复。他被调到了糟糕的狱室，那屋子比原来的坏多了，窗上一半钉了木板，除了天空，在屋里什么也看不到，还不准任何人探望他，门口设了特别岗哨。哪怕要使一个十六岁的淘气孩子变规矩，这些办法也不管用，可是七年以前，当局却用它们来对付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起，从伽利略的时代到现在，人们没有变得聪明一些，只是变得更加浅薄了。不过这种对天才的藐视是在最近十年中重又兴起的新现象。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天才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一种保障：不论是斯宾诺莎还是莱辛，都没有被送进过黑房子，或者罚站墙角；这些人有时会受到迫害，遭到杀戮，但谁也不能在小事上侮辱他们，他们可以上断头台，但不能进劳教所。
资产阶级的帝制的法国喜欢平等。
蒲鲁东遭到迫害后，依然带着镣铐在挣扎，依然努力在1850年继续发行《人民之声报》，但这努力很快失败了。我的保证金已给攫夺得分文不剩。这个在法国唯一还有话想说的人只得沉默了。
我与蒲鲁东最后一次在圣佩拉吉见面，是在我被赶出法国的时候——他还有两年刑期未满。我们的告别是悲痛的，谁也看不到最近会面的任何希望。蒲鲁东心事重重，沉默不语，我满腹烦恼；两人都有不少话要说，但谁也不想开口。
我时常听人谈到他的严厉，他的粗鲁和急躁，但就我而言，我没有这种体会。温柔的人所说的他的强硬，那是战士结实的肌肉；他那紧皱的双眉只是显示了思想的紧张活动；他在发怒时令人想起声色俱厉的路德，或者面对残余国会51发出嘲笑的克伦威尔。他知道我了解他，也知道了解他的人不多，因此重视这一切。他知道，人们认为他缺少感情，可是他听米什莱52谈了我母亲和科利亚的不幸遭遇后53，从圣佩拉吉写信给我时，除了别的还写道：“难道命运还要从这个方面来打击您吗？这件可怕的事使我一直不能平静。我爱您，把您深深藏在这儿，藏在这颗心中，尽管许多人认为它是石头做的。”
从那时起，我没见过他54。1851年，由于莱昂·福适55的照顾，我到巴黎待过几天，那时他已被送往某个中央监狱。过了一年，我秘密路过巴黎，但蒲鲁东这时在贝桑松养病。
蒲鲁东有他的致命弱点，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改正的，正如常有的那样，超过这一点他便成了保守派和传统的俘虏。我这是指他在家庭生活和妇女问题上的观点。
“我们的N多么幸福，”蒲鲁东常常开玩笑道，“他的妻子不那么愚蠢，以致不会烧味道鲜美的牛肉浓汤，也不那么聪明，以致老是对他的文章信口雌黄。这就是家庭幸福所需要的一切。”
蒲鲁东讲的是笑话，但它确实表达了他对妇女的基本看法。在家庭关系上，他的观念是粗俗的、反动的，不过它们表现的不是市民的资产者因素，宁可说是乡下“一家之主”的顽固感情，他们高傲地认为妇女是从属于他们的女工，而自己是家庭中大权独揽的主人。
这篇东西56写成后过了一年半，蒲鲁东出版了他的巨著《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
为了这部书，野蛮的法国又判了他三年监禁57。我认真地读完了它，合上第三卷时，阴郁的思想压得我透不出气。
可怕的……可怕的时代！……它那腐臭的空气毒害着最坚强的人……
这个“勇猛的战士”也支持不住，被压垮了；在他最后的著作中，我看到了同样强大的论辩精神，同样的气魄，但它只是把他引向预先拟定的结果；这已不是在彻底意义上的自由论述了。直到书的最后，我仍注视着蒲鲁东，就像肯特注视着李尔王，58等待他恢复清醒的理智，但是他越讲越不知所云——像李尔一样偏激，一样狂热，尽管也一样“从头到脚”洋溢着才华，但那是……“神经质的”才华。他抱着尸体奔跑，只是不是女儿的尸体，而是他认为还活着的母亲的尸体！59
拉丁民族的思想既否定一切又信仰宗教，既怀疑又迷信，它总是以某些权威的名义推翻另一些权威，很少走得更远，也很少深入到事物的核心，很少在论争中大胆而忠实地挣脱身上的全部绳索，像本书一样。在这里，它不仅摆脱了宗教上粗糙的二元论，也摆脱了哲学上精巧的二元论；不仅抛弃了天上的幻影，也抛弃了人间的幻影；它跨越了感伤主义的对人类的神化崇拜，对进步的天命观念，在那里已见不到对博爱、民主和进步的永恒不变的祈祷，那种在纷争和暴力中间显得既可厌又可怜的祈祷。蒲鲁东为了真正理解革命，牺牲了它的偶像，它的语言，给道德找到了唯一真实的地基——人的内心，它只承认理性，不承认理性以外的任何偶像。
然而在这一切之后，伟大的偶像破坏者却对解放了的个性感到害怕了，因而在抽象地解放了它以后，他重又陷入了形而上学，赋予了它实际上不存在的意志，但对它无法处理，只得把它献给非人的上帝，那冷若冰霜的正义的上帝，那均衡、沉静、安谧的上帝，那要求消除一切个性，溶化和长眠在无边的虚无世界中的婆罗门的上帝。
天平放到了空虚的祭坛上。这将成为人类新的考地安岔道60。
他所向往的正义甚至没有柏拉图共和国那种人为的和谐，没有情欲和牺牲的优美平衡。这位高卢政论家没有从“虚无主义的、轻松活泼的希腊”吸取任何东西，却以斯多葛派的精神把一切个人感情踹在脚下，不想为它们寻找与家庭和社会的要求协调的途径。在他眼中，“自由的”个人便是永不停息的守卫者和工作者，他承担着劳务，必须坚守岗位，直到死亡来临才服役期满；他必须扼杀一切个人的情欲，一切责任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不是他自己，他的意义、他的本质在他自身以外，他只是正义的工具，他像圣母马利亚一样，注定要怀着他的思想走过苦难的历程，为了拯救国家，把它在世上付诸实行。
家庭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正义的主要摇篮，它注定要从事永恒的、无休无止的劳动；它必须成为清除个人要求的祭台，情欲在这里毫无容身之地。作为现代工场组成部分的严峻的罗马式家庭，便是蒲鲁东的理想。基督教使家庭生活变得温情脉脉，它看重马利亚，轻视马大，61看重梦幻者，轻视主妇，一个女人由于沉湎在爱情中，犯了过错，它便宽恕她，向忏悔的她伸出手去；但在蒲鲁东的家庭中，爱情是没有地位的。不仅如此，基督教还把个人看得比家庭关系重要得多。它对儿子说道：“抛弃你的父母，跟我走吧”，但在蒲鲁东看来，为了体现正义，应该把这个儿子重新放在毫无保留的父权的管束下——儿子在父亲面前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在选择妻子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他必须接受奴役的锤炼，以便将来成为自己的孩子们的主宰者，生养这些孩子是他的义务，是为了家族的延续，不是出于爱情。在这样的家庭中，结婚是不能离婚的，但是可以像冰一样冷淡；婚姻本身便是对爱情的胜利，在主妇-妻子和劳动者-丈夫之间，爱情越少越好。黑格尔右派这些古老而陈旧的怪论，在蒲鲁东的笔下再一次出现了！
感情被驱逐了，一切停滞不动，没有色彩，只剩了现代无产者枯燥乏味、固定不变、没有出路的劳动——古罗马的贵族家庭是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上的，它至少不必承担这种劳动；教堂的诗意，信仰的痴语，对天堂的向往，一切都不见了，按照蒲鲁东的信念，这时人们连诗歌也“不想写了”，然而劳动却“扩大了”。为了个性的自由，行动的自主，为了独立的人格，可以牺牲宗教的催眠曲，然而为了体现正义的思想，却可以牺牲这一切——这是何等荒谬！
人的命运就是劳动，他必须劳动到最后一息，然后儿子从父亲冰冷的手指中接过刨子或铁锤，继承这永恒的劳动。嗯，如果在儿子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他放下凿子，问道：
“然而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劳动，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正义的胜利。”蒲鲁东这么对他说。
可是新的该隐62回答道：
“那么是什么人规定我要为正义的胜利如此劳动呢？”
“怎么什么人？难道你的全部使命，你的整个生活，不就是为了体现正义吗？”
“那么这目的又是谁规定的呢？”该隐便说。“这太古老了，没有上帝，还要奉行他的戒条！正义不是我的使命，劳动也不是我的义务，只是由于必要；对于我，家庭根本不是终生的桎梏，只是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你们要我安于奴役地位，可我要反抗你们，反抗你们这杆天平，正如你们一生都在反抗资本、刺刀和教会，也像法国所有的革命家反抗封建主义和天主教传统一样。难道你们以为，在攻占巴士底狱以后，在恐怖时代以后，在战争与饥饿之后，在有产者的国王和有产阶级的共和国之后63，我还会相信你们，只因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的老傻瓜们世世代代争吵不已，罗密欧便无权爱朱丽叶，哪怕我到了三十岁或四十岁，仍不能不经父亲同意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而一个不忠实的女人必须受到惩罚和侮辱？你们把我当作了什么人，认为我会接受你们这些教条？”
可是我们从我们的辩证观念出发，除了支持该隐，还得补充一句：蒲鲁东关于目的的整个观念全是无稽之谈。目的论，这也是神学；这是二月革命——就是说这仍是那个七月王朝，只是少了一个路易-菲力普而已。这种预定的目的论与天命观念有什么不同？64
蒲鲁东在解放个性超过最后限度时，感到害怕了，他望望自己的同时代人，为了使这些苦役犯人，这些假释出狱的人不致闯祸，又把他们关进了罗马家庭的牢笼中。
修整一新的中庭65敞开了大门，在那里看不到拉瑞斯和珀那忒斯66，但也不是无政府的世界，不是推翻了权力和国家的地方，它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和集权制度，家庭关系的准则，财产的继承和剥夺继承权的惩罚；随着它们，一切古罗马的罪恶便睁着雕像般死气沉沉的眼睛，从每一条隙缝中窥伺着。
古老的家庭自然会带来古老的祖国的一切观念，包括那狂热的爱国精神，那残忍的道德准则，它们使人们流的血比所有的罪行加在一起使人们流的血更多出十倍。
人成为家庭的奴隶，于是也成了土地的奴隶。他的行动有一定的范围，他的根基深入到自己的地面下，只有在这里他才是现在的他。蒲鲁东说：“住在俄国的法国人是俄国人，不是法国人。”于是不再有移民区，不再有海外商站，每人都住在自己的家乡……
奥伦治亲王威廉67在恐怖年代说道：“荷兰不会灭亡，它可以上船，航行到亚洲，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开堤坝。”这样的人民才是自由的。
英国人也是这样，他们一旦受到压迫，便向海外发展，在那儿建立年轻的、更自由的英国。当然，我们决不能因此便说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或者他们缺乏民族感情。英国人向各地移民，分布到了半个世界，与此同时，丧失活力的法国却丢掉了一些海外领地，对另一些也不知怎么办。它也不需要它们，法国心满意足，越来越依附于自己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只想躺在主人的怀抱中。在这样的国家能得到什么样的独立呢？
从另一方面说，怎么能抛弃法国，那美好的法国？“难道它现在不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难道它的语言不是最好的语言，它的文学不是最好的文学，难道它的音节诗不比古希腊的六音节诗更悦耳吗？”何况它的世界性天才掌握了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思想和创造：“莎士比亚和康德，歌德和黑格尔——难道没有都成为法国的财富吗？”非但如此，蒲鲁东忘记提到，它还对他们作了补充和修饰，正如地主把农民带上宫廷时总得给他们打扮一番一样。
蒲鲁东以天主教的祈祷结束了自己的书，只是这祈祷是为社会主义做的；他只要把教会的词句换上另一些话，摘下僧帽，戴上弗利基亚帽，于是拜占庭高僧的祈祷文便完全可以适合社会主义高僧的需要了。
好一盘大杂烩！蒲鲁东摆脱了理性以外的一切，可是他仍希望自己不仅成为蓝胡子68式的丈夫，而且成为法国的民族主义者，维护文学上的沙文主义和家长的无限权力，因而在自由人坚定强大的思想背后，依然可以听到一个疯狂的老人的叫嚣——他在口述自己的遗嘱，希望给自己的孩子们保留下他花了毕生精力修建起来的那座破旧的庙宇。
拉丁世界并不爱好自由，只喜欢为它而斗争；它有时为了争取解放出生入死，但永远不会为了保卫自由鞠躬尽瘁。这是可悲的，哪怕像奥古斯特·孔德和蒲鲁东这样的人物，他们最后向我们提出的，一个也只是某种官僚教阶制度69，另一个则是苦役式的家庭和反人道的赞歌：哪怕世界毁灭，正义必须实现！70
1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
2 阿尔瓦公爵（1507—1582），西班牙将领和政治活动家，1567年在尼德兰镇压人民起义，进行血腥屠杀。
3 法国六月起义的镇压者。
4 法国六月起义被镇压后，制宪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规定凡发行报刊，必须缴纳保证金，而保证金数目高达二万五千法郎，许多民主主义报刊由于无力缴纳保证金，只得停刊。拉梅内的《人民制宪报》也是这样，在宣布停刊的最后一期上，拉梅内这么说。
5 弗拉波利（1815—1879），意大利政治活动家，马志尼的追随者。
6 《改革报》是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起先由赖德律-洛兰主编，后来由马志尼派接办。
7 迪歇纳（1824—1876），法国新闻记者， 《人民报》的编辑。
8 指1849年6月13日法国共和派发动示威游行，反对路易·波拿巴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
9 吉拉尔丹（1806—1881），法国著名新闻记者，支持路易·波拿巴。
10 傅立叶的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
11 指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绘的理想社会。
12 即《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13 引自《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八节，原文为：“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14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15 孔西德朗（1808—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
16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科学家、思想家和散文作家。
17 法国动物学家。
18 指蒲鲁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什么是财产？》。
19 小共和国指1848—1851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小拿破仑指拿破仑三世，出自雨果的小册子《小拿破仑》。
20 蒲鲁东曾拟定了一个创办“人民银行”的计划，打算把它作为人民互助的机构。这计划起先曾获得一些人的响应，但由于它不切实际，蒲鲁东只得在各种借口下宣布撤销这计划。
21 即《什么是财产？》。
22 即《交易所投机指南》。
23 见《聪明误》第三幕第六场。
24 指《交易所投机指南》。
25 指《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26 指《一个革命者的自白》。
27 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新著作《论自由》中，对这种一劳永逸地解决的真理作了杰出的表达：“一个果断的观点的酣睡状态”。——作者注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功利主义者。
28 蒲鲁东于1848年6月被选为制宪国民议会议员。这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员属于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改头换面的贵族保王派分子。
29 指1848年11月通过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当时马拉斯特任制宪国民议会议长。这部宪法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使路易·波拿巴在当选总统后可以顺利地登上皇帝的宝座。
30 法国政府的机关报。
31 亚历山大主教指基督教阿里乌派神学家西里尔，公元428年，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提出，不应把童贞女马利亚称为“上帝之母”，与西里尔展开了论争。西里尔手下的修士们便在教会会议上殴打对方，企图以武力取胜，因而引起了骚乱。最后西里尔一派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32 美国的废奴运动者萨姆纳于1856年任参议员期间，在参议院抨击维护奴隶制度的参议员们，以致对方率领众人闯入参议院，用棍棒将萨姆纳打成重伤。
33 蒲鲁东于1848年7月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一些带有小资产阶级空想性质的理想，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中谈到这事时说：“他（蒲鲁东）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
34 喀提利纳（约公元前108—前62），罗马共和国末期贵族，曾阴谋发动叛乱，反对共和制度，兵败身死。
35 古代的计时器。
36 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于1789年8月发布的《人权宣言》。
37 见《法国革命史》。——作者注按：《法国革命史》是路易·勃朗的名著。
38 吉拉尔丹在巴黎发行的一份报纸。
39 法国当时的反动报纸。
40 波兰作家。
41 雷海尔（1817—1897），德国音乐家，赫尔岑最接近的朋友之一，他的妻子即第四卷第三十一章中提到的玛丽亚·埃恩，与赫尔岑家有密切来往。
42 引自歌德的叙事叙曲《歌手》（1782）。
43 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44 巴罗（1791—1873），法国政治家，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巴罗成为他的第一届“秩序党”内阁的总理。
45 蒲鲁东因撰文批评路易·波拿巴，于1849年3月被法庭判处三年徒刑，他因而逃往比利时。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开始前几天，他又秘密回到巴黎，随即被捕入狱，直至1852年才刑满出狱。蒲鲁东是在狱中领导《人民之声报》的。
46 那时我的《来自彼岸》刚开始出版。——作者注
47 我对多诺索·科特斯的演说的答复，印了五万份，全部售罄。两三天以后，我想要几份，编辑部只得再去各个书报摊购买。——作者注科特斯（1809—1853），西班牙作家和外交家。1850年1月在马德里制宪议会上发表演说，攻击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等，遭到赫尔岑的驳斥。
48 巴黎的监狱，蒲鲁东关在这儿时有单独的狱室，并可接待朋友，读报，写文章等。
49 阿尔顿舍（1810—1874），法国贵族，1848年参加了二月革命，成为蒲鲁东的朋友。
50 帕凯厄（1767—1862），法国奥尔良派政治家，1848年前任贵族院议长。
51 指英国历史上的长期国会在被克伦威尔解散前的最后阶段，这时议员的大多数已因拥护国王被驱逐，只剩了六十多人，因此称“残余国会”。1653年，“残余国会”被解散，克伦威尔实行了军事专政，任护国主。
52 法国历史学家。
53 指赫尔岑的母亲和儿子科利亚1851年在海上遇难的事。
54 在本文写成后，我与他在布鲁塞尔见过面。——作者注
55 福适（1803—1854），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及政治活动家，马尔萨斯派经济学家，本为奥尔良党人，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任内务部长等职。
56 指赫尔岑的这一章，这以后的部分系于1858年后补写的，全章最早发表于1859年的《北极星》上。
57 《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是蒲鲁东的重要著作之一，但出版后立即被当局没收，认为它“侮辱了教会，亵渎了宗教”。蒲鲁东因此又被判三年徒刑。
58 以下全部是借用莎士比亚的剧本《李尔王》中的情节。“从头到脚”见该剧第四幕第六场，系李尔的台词，全句为：“从头到脚都是君王。”
59 我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蒲鲁东这部著作的看法（1866年）。——作者注
60 意大利南部贝内文托境内的一个峡谷，公元前321年罗马向南扩张，与萨莫奈人作战，在考地安岔道陷入埋伏，被迫投降。
61 马利亚（不是圣母马利亚，是另一个马利亚）和马大是姐妹，一天耶稣来到她们家，马大忙于家务，接待耶稣，马利亚则坐在耶稣脚前一心听他讲道。耶稣因此批评了马大，表扬了马利亚，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
62 《圣经》中的第一个叛逆者，亚当和夏娃的长子。
63 前者指路易-菲力普，后者指1848至1951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64 蒲鲁东自己说过：“只有事实的逻辑最符合预定的目的。”——作者注
65 古罗马住宅中央开天窗的大厅，正式的会客地点，家庭生活的中心。
66 拉瑞斯是古罗马的家神，珀那忒斯是家庭守护神，按照传统它们都供奉在中庭上。
67 奥伦治亲王威廉一世（1533—1584），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英雄，终生为荷兰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战。恐怖年代是指当时西班牙总督阿尔瓦公爵在荷兰实行残酷统治的年代。威廉在推翻西班牙统治后，被选为荷兰世袭执政。
68 法国童话作家佩罗（1628—1703）写的《蓝胡子》中的人物，曾连续杀死六个妻子。
69 法国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1798—1857）在晚年建立了实证主义宗教——人道教，为此规定了各种宗教仪式和教阶制度，自任“教主”，并编写了《实证主义教义问答》。因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孔德“甚至在科学范围内也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70 原文是拉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