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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畔回忆录》上卷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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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尔夫人的信

一八○三年十二月三日于法兰克福

啊!我的上帝呀,“mydearFrancis”,收到你的信我是多么痛苦呀!昨天,我已经从报纸上读到这个可怕消息,而你令人心碎的来信更用血宇将它铭刻在我心上。你怎么能够,你怎么能够跟我谈关于宗教和神甫的不同观点呢?①当只有一种感情的时候,难道有两种观点?我噙着痛苦的眼泪读完你的记述。“MydearFranics”,你还记得你对我怀着殷殷友情的那段时间吗?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的心被你吸引的那段时间,要知道,我心中的这种感情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甜蜜,更加深沉。我喜欢,我欣赏德?博蒙夫人的性格:我没有见过更加慷慨,更加知恩图报,更加富于同情心的人。自从我进入社交界以来,我一直同她有联系,我始终觉得,我们之间尽管有些差异,但由于共同的根源,我们是很相像的。我亲爱的弗朗西斯,让我在你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吧。我佩服你,我爱你,我爱你哀悼的人。我是忠诚的朋友,我将是你的姐妹。我应该比任何时候更加尊重你的观点。和你持同样观点的马蒂厄,在我刚刚感受的哀恸中,天使般地安慰我。请你给我一个迁就这些观点的新理由吧:让我以某种方式,对你有所帮助或者使你感到愉快吧。没有人写信告诉你,我已经被流放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吗?此刻我正在周游德国,但到春天,如果我的流放结束,我将回到巴黎,或巴黎附近,或日内瓦。你想个办法,让我们聚聚吧。你不感到我的思想、我的心灵理解你的心灵吗?你不感觉,在我们的分歧之中,我们有相像之处吗?德?洪堡先生②几天前写信给我,他在信中以敬佩的心情谈到你的作品;一个他这样身份和观点的人能够这样讲,应该使你感到高兴。但是,关于你的成功,我此刻还要说什么呢?她对你的成功是感到高兴的,并且以此为荣。继续努力吧,让她如此爱戴的人名扬四海吧!再见,我亲爱的弗朗西斯。我到魏玛之后,再给你写信。给我回信吧,请将信寄到银行家德波尔兄弟家。在你的记述中,多少令人心碎的话呀!还有收留可怜的圣日耳曼太大的决定:你找一天把她带来看看吧。

①夏多布里昂在将“记述”寄给斯塔尔夫人时,要求她不要就宗教和神甫在其中的地位“开玩笑”。

②德?洪堡先生(Humboldt):普鲁士驻罗马公使。

亲切的再见,痛苦的再见。

斯塔尔

这封由一位著名女性写的殷勤和温馨的信令我倍受感动。如果上天让德?博蒙夫人复活的话,她此刻会无比幸福的!但是,我们对死者的眷恋并无回天之力。当拉扎尔从坟墓中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脚被捆绑着,脸上包着裹尸布:不过,友谊不能像基督一样对马尔泰和玛丽所说的:“给他松绑吧,让他走。”①

①引自《福音书》,耶稣使马尔泰和玛丽的兄弟拉扎尔复活。

他们也走了,那些安慰我的人,而且他们要求我替他们悼念另一女人。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年——写《回忆录》的初衷——我被任命为驻瓦莱公使——离开罗马

我决定放弃我的外交生涯。在我任职期间,个人的不幸同工作中庸俗和细小的政治烦扰纠缠在一起。当你不曾在一个接受你的生命的人居住过的地方独自浪游时,你就无法体会什么是心灵的凄凉。你寻找她,但寻而不获;她同你说话,对你微笑,陪伴你;一切她用过或接触过的东西都让人想起她;在她和你之间只有一层透明的帷幕,但它是那么沉重,你无法将它掀起。对头一个中途抛弃你的朋友的回忆是残酷的;因为,如果你的生命延长的话,你必定还会蒙受其它损失:这些接踵而来的死亡同头一个死亡串在一起,你在哀悼一个人的时候,也同时哀悼你相继失去的其他人。

在我作出安排,准备离职期间,我被抛弃在罗马的废墟上。由于远离法兰西,我的离职申请被拖延了。我头一次散步时,周围的景色似乎变了,树木、建筑物和天空都是陌生的;我在田野上、沿着瀑布和引水渠到处乱走,像过去在新世界森林中绿阴蔽天的小径上一样。我回到永恒的城市,它在无数逝去的生命当中又加上一个熄灭的生命。由于我经常在台伯河孤寂的河岸上漫游,我已经将河岸的景色铭记在心里,而且在给封塔纳先生的信中作了相当准确的描述:“如果一个外国人是不幸的,”我说,“如果他将他的心爱者的骨骸同那么多名人的骨骸放在一起,为什么他不怀着沉醉的心情,从塞西里亚的墓地走到那位不幸女子的棺木那里去呢!”

也是在罗马,我头一次想到撰写《我一生的回忆录》;现在,我找到当时随便乱涂的几行字,从中辨别了如下内容:“在世上到处浪游,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度过我青年时代的黄金岁月,在忍受了一个人可能忍受的几乎所有痛苦(甚至饥饿)之后,我于一八○○年回到巴黎。”

在给儒贝尔先生的一封信中,我这样草拟了我的计划:

我惟一的乐趣是挤出几个钟头时间写一部作品;只有这部作品才能减轻我的痛苦。这部作品是《我一生的回忆录》。罗马在其中有它的位置;从此,我只能以这种方式谈及罗马。请放心,这不会是令我的朋友们难堪的忏悔:如果我将来有所作为的话,我的朋友们在其中将有一个美丽和令人尊重的名字。我也不会同后代详谈我的弱点;关于我,我只会讲那些符合我的个人尊严的东西,而且我敢说,那些符合我的崇高心灵的东西。只能向世人介绍美的东西;只暴露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同类产生高贵和勇敢的感情的东西,这不是对上帝撒谎。这并非因为我确实有什么需要隐瞒。我既没有因为一条丝带被偷而让人驱逐一名女仆,也没有将一个垂危的朋友扔在街上不管;既没有侮辱收容我的女人,也没有将我的私生子抛弃在孤儿院①。但是,我有我的弱点,我的沮丧;我的一声叹息,就足以让世人明白那些应该放到纱幕之后的不光彩的事情了。再现这些人们到处都可碰见的伤口,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要揭示人类可怜的天性,事例是俯拾即是的。

①影射卢梭。

在这份我草拟的大纲里,我忘记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时代,我的旅行和我的流亡,然而那是我更喜欢的故事。

我仿佛一个幸福的奴隶:他习惯于给自己套上枷锁,当枷锁被粉碎时,他不知道如何度过他的闲暇。在我打算投入工作的时候,一个人影来到我面前,而且我不能将我的视线从它身上移开:只有宗教以它的庄严和它启迪我的高层次思考令我静下心来。

然而,在我考虑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我感到古人对他们的姓名的价值的重视:在这种人们死后留下的永恒的纪念当中,也许有令人感动的东西。可能古代伟人当中,人类长生不死的想法取代了他们无法解释的心灵的永恒。如果说,当名誉仅仅同我们自己有关时是无关紧要的,但必须承认,赋予他爱过的人以不朽的生命,这是天才人物的友谊才享有的美妙特权。

我从《创世纪》开始,评论《圣经》的几个章节。关于下面一段:“亚当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实吃,就永远活着。”我注意到创造者的辛辣讽刺:“亚当已经与我们相似,人不应该摘生命树的果实吃。”为什么?因为他尝过知识的果实,并且懂得善和恶;现在他作恶多端;“所以,不能让他永生”:死亡是上帝赐以的多大的恩典呀!

祈祷已经开始了,有的为了“灵魂的不安”,另一些为了“变得坚强,与恶人对抗”:我试图将我的在身外飘泊的思想引到一个休憩之地。

由于上帝不愿意在那里结束我的生命,要使它经受长期的考验,要爆发的雷雨平息了。突然,红衣主教大使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要求他作出解释,并且宣布我决定辞职。他表示反对:他声称,我在此刻辞职有失宠之嫌,会令我的敌人开心,首席执政官会生气,使我在我希望退隐的地方不得安宁。他建议我到那不勒斯去休息两周或一个月。

与此同时,俄国叫人向我试探,问我是否愿意当一位大公爵的家庭教师:这最多等于问我是否愿意当亨利五世的家庭教师,向他奉献我生命的最后几年。

正当我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我收到首席执政官任命我为驻瓦莱公使的消息。首先,因为有人控告我,他发了脾气;但是,他冷静下来之后,明白我这种人只能处在第一线,不能让我同别人一道平起平坐,要不人们休想得到我的支持。由于没有空缺职位,于是他决定按照我爱好清静和独立的性格创建一个,将我安排到阿尔卑斯山里去。他给我一个天主教共和国①,连同它由众多急流组成的天地:罗纳河和我们的士兵在我脚下交错而过,一条流向法兰西,其它回溯到意大利,辛普朗山在我面前打开它的险峻的通道。为了让我到意大利旅行,我要多长假期执政官都会同意;巴兹奥希夫人叫封塔纳告诉我,重要的大使馆一有空缺就是我的。这样,我出乎意料地取得第一次外交胜利。的确,执掌政权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希望让另一个他感觉准备同政权分道扬镳的聪明人被衙门的倾轧所埋没。

①指瓦莱(DeValais)共和国。瓦莱是瑞士南部一个州,南与意大利,西与法国接壤。一八○二年拿破仑出于战略上的需要把瓦莱建立为独立的共和国。

德?博蒙夫人死后,几乎在菲舍主教对我的态度变得比较友好同时,他将两封恶意的信寄到巴黎,这更证明我上面的意见是符合事实的。虽然如此,我在这部《回忆录》中仍然为他讲了公道话,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当他答应我到那不勒斯去的时候,他究竟在谈话中,还是在他的外交公文中表达了他的真实思想呢?谈话和信件是同一个日期,但内容是矛盾的。如果我愿意,通过销毁有关我的报告的痕迹,我可以使主教先生同他自己统一起来:我任外交部长期间,我只需从那些文件夹里面将大使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抽出来。如果我这样做,也不过是模仿德?塔列朗①处理他同皇帝的来往信件的方式。我不认为我有资格为自己的利益滥用权力。如果万一有人寻找这些文件,在原来的位置是找得到的。这样做是耍手腕,我完全同意;但是,为了不让人认为我具备我并没有的德行,人们必须知道,我是出于轻蔑、而不是出于慷慨大度,才尊重我的诽谤者的信件。我也在驻柏林使馆的档案中,看到一些德?博内侯爵②写的攻击我的信件:我非但不加掩饰,还让别人读这些信。

①德?塔列朗(de.Talleyrand,一七五四—一八三八):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都任过高官。

②德?博内侯爵(Bonnay):法国驻柏林大使,夏多布里昂的前任。

菲舍主教先生对可怜的吉荣神甫(摩洛哥主教)并不宽厚些:他被指责为“俄国间谍”。波拿巴视莱内先生为“英国间谍”:正是通过警察的这些报告,这位伟人养成了胡说八道的恶习。但是,难道他对菲舍本人毫无意见吗?他自己的家庭对他怎样看?一八○三年,德?克雷蒙—托内尔主教同我一样在罗马,关于拿破仑的舅舅,他什么话没有说过!我有信为证。

而且,四十年来一直埋没在虫蛀的卷宗里的这些争吵有什么重要呢?在这个时代的形形色色的演员当中,只有一个还在:波拿巴。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活着,实际上我们已经死了:昆虫爬行时,人们在它拖在身后的微弱光线中,会看到它的姓名吗?

以后,我担任驻莱昂十二世身边的公使时,菲舍公爵又见过我;他尊重我,而我对他是殷勤和尊敬的。而且,人们以严厉的态度评论我是自然的事情,我对自己也是严格的。这一切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我甚至不屑去辨识那些当年担任菲舍主教先生的正式或非正式秘书的人的笔迹。

我启程去那不勒斯。在那里,开始了没有德?博蒙夫人的一年;故人不在的一年,还有多少这样的岁月接踵而来啊!此后,我没有再去那不勒斯,尽管以后我在一八二七年陪同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到了这座城市的大门口。柑树上挂满果实,而爱神木开满花朵。海湾,香榭里舍和大海的美丽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殉道者》中,我描绘了那不勒斯湾。我登上维苏威火山,下到火山口里面。我在剽窃自己:我在摹仿《勒内》的一个场面。

在庞贝,人们将一具带枷锁的骷髅和士兵们在墙上乱涂的拉丁字指给我看。我回到罗马。卡诺瓦①让我参观他的工作室,那时他正在完成一座仙女雕像。在另一个地方,我预订的大理石墓碑已经雏形初具。我到圣路易公墓②向死者祈祷,然后我于一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启程回巴黎,那是另一个不幸的日子①。

①卡诺瓦(Canova,一七五七—一八二二):意大利雕刻家。

②德?博蒙夫人埋葬在那里。

①路易十六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被处决。

这是不可思议的苦难:从发生这些事件的日期到现在,三十五年过去了。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悲痛欲绝的我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刚刚夭折的友情是我最后的友情吗?然而,我多么‘陕就用别的东西取代(不是忘记)了对于我珍贵的东西呀!人就是这样不断失言。当他年轻,前途无限的时候,他还有一丝借口;但是,当他套上车,在身后艰难地拖拽着生活的时候,怎么为他辩解呢?我们的本性是那么贫乏,甚至在我们朝三暮四的弱点中,为了表达我们的新感情,我们只能使用我们在从前的眷恋中使用过的词语。可是,有些词应该只使用一次的:如果重复,就是亵渎了。我们的被背叛和被抛弃的友情谴责我们进入新的社交圈子;我们的岁月已经认罪:我们的生活令我们永远汗颜,因为它是持续不断的罪愆。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改

我经历的一八○四年——瓦莱共和国——参观杜伊勒利宫——蒙莫兰公馆——我听见被处死的当甘公爵控诉——我辞职

由于我不打算留在巴黎,所以我下榻在博纳街的法兰西旅店。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到那里同我汇合,准备一起去瓦莱。我从前的社交圈子一半已经散伙,已经七零八落了。

波拿巴正在向帝国前进;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才气更加飞扬。他像正在膨胀的炸药,可以毁灭整个世界。他已经拥有无限的力量,但他并不觉得到了顶峰,他拥有的力量使他倍受折磨;他摸索着,似乎在寻找道路。当我到达巴黎的时候,他正在同皮歇格律和莫罗纠缠。出于狭隘的嫉妒心,他居然将那些远在他之下的人物(莫罗、皮歇格律、乔治?卡杜阿尔)当作对手,将他们逮捕。

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动辄耍阴谋诡计的卑劣做法,与我的天性完全不符合,于是我宁愿逃到山里去。

锡永市议会给我写信。由于该信的口气十分天真,我将它保留下来了。我通过宗教进入政治:《基督教真谛》为我打开了政治的大门。

瓦莱共和国

一八○四年二月二十日于锡永

锡永市议会,

致法兰西共和国驻罗马使团秘书夏多布里昂先生:

先生:

从我们的大法官的正式公函,我们得知你被任命为法国驻我们共和国的公使。我们愿意立即向你表达我们对这个选择的完全满意的心情。我们认为,这次任命是首席执政官对我们共和国的宝贵支持,我们因为你能够来到我们的城市而倍感荣幸:我们从中看到对于我们祖国和我们城市的最吉祥的征兆。为了向你表达我们的欢迎之情,经过讨论,我们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为你准备了一套符合你的身份的临时住宅,配备了家具和日常用品,在你自己作出满意的安排之前供你使用。

先生,请将我们的建议当作我们诚挚欢迎法国政府特派代表的证明予以接受,这个选择令“一个信教的民族特别感到高兴”。我们请你将你到达本城的时间通知我们。

先生,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锡永市议会主席

雷?里德马尔唐

市议会授权:

议会秘书

德?索朗特

三月二十日之前两天,我穿好衣服到杜伊勒利宫向波拿巴辞行;自从他在吕西安家同我讲话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接待厅挤得满满的,他由缪拉和首席副官陪同;他从人群中走过,几乎没有停顿。他靠近我的时候,我对他面色的变化大吃一惊:他青灰色的两颊下垂,眼睛闪耀着粗野的目光,脸色苍白而暗淡;他从前吸引我的魅力不见踪影;我没有在他要经过的地方停留,为了避开他,反而往后退了一步。他朝我瞟了一眼,好像试图认出我是谁似的,还朝我的方向移了几步,但是他后来转身走开了。在他眼中,我也许是一个警告吧?他的副官注意到我;当人群遮住我的时候,副官试图越过我前面的人找我,把执政官往我这边引导。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刻钟,而我始终往后退。拿破仑朝我这边走是无意的。我始终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引起副官注意。他将我当作一个不认识的可疑人物吗?如果他知道我是谁,他是否会有意让波拿巴同我谈谈呢?无论如何,拿破仑进入另一个客厅。我因为自己到杜伊勒利宫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感到高兴,于是告退了。从我走出城堡时的愉快心情来看,显然我是不适于进去的。

回到法兰西旅店后,我对我的几个朋友说:“一定出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波拿巴的模样变得太厉害,除非他病了。”布里埃纳先生知道我作过这种与众不同的预言,他只是将日期弄错了,下面是他的原话:“从首席执政官的官邸回来时,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对他的朋友们说,他觉得首席执政官变化很大,目光凶险。”

是的,我注意到这一点了:超群的智慧孕育罪恶不可能没有痛苦,因为这不是它的天然果实,它不应该结出这样的果实。

两天之后,三月二十日,我因为心中的悲哀和眷恋,很早起床。德?蒙莫兰先生在荣军院大街普吕梅路拐角处建了一座公馆。在这座革命时期卖掉的公馆的花园里,幼年时代的德?博蒙夫人栽种了一棵柏树,她每次从旁经过的时候,都喜欢将树指给我看;只有我才知道这棵树的来源和故事。我那天要去向这棵树告别。这棵树现在还在,但枯萎了,只有齐窗高。我在三四棵同类树木中认出这棵树;它似乎认得我,看见我走近特别高兴;悠悠的风将它变黄的头吹得朝我倾斜,而且对着空房间的窗子喃喃细语:这是我们之间的神秘的默契,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倒下时,这种默契就结束了。

我虔诚地履行了义务,然后我沿着荣军院大街和广场而下,穿过路易十六大桥和杜伊勒利公园;在马尔桑亭附近,我在通向里沃利街的栅门那里走出公园。那是在十一时到正午之间,我听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大声宣读一条官方新闻;路人止步,突然被下面这句话惊呆了:“在樊尚召开的特别军事委员会,判处一七七二年八月二日出生在尚蒂伊、名为路易—安托万—亨利?德?波旁的人死刑。”

这对于我犹如一声晴天霹雳;这条消息改变了我的生命,就像它改变了拿破仑的生命一样。我回到家中,对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说:“当甘公爵刚被处决①。”我在桌子前面坐下,开始写辞职信。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没有反对,以极大的勇气看我起草。她并非不知道我所冒的风险:当时正在对莫罗将军和乔治?卡杜阿尔起诉;狮子尝过血腥了,这不是激怒他的时候。

①当甘公爵(Ducd'Enghien,一七七二—一八○四):法国波旁公爵的独生子。大革命爆发后逃亡国外。一八○四年拿破仑接到情报,说当甘公爵策划推翻他的阴谋,这份情报是假的,但拿破仑下令把他关人监狱,后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将他处决。

这时,克洛泽尔?德?库斯盖来了;他也听见有人宣读判决。他看见我手里拿着笔,劝我为可怜的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着想,把一些激烈的句子删去。信送到外交部。措辞是无关紧要的:我的观点和我的罪行表现在我辞职的行动本身。波拿巴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巴兹奥希夫人得知她称之为我的背叛行为时大嚷大叫;她派人找我,对我进行最激烈的谴责。封塔纳先生害怕得几乎乱了方寸:他认为我将同所有同我有关系的人一道被枪决。好几天时间里,我的朋友们一直战战兢兢,担心我被警察抓走;他们不时来到我家中打听,而且走近门房的时候,都忍不住发抖。帕基埃先生在我辞职次日,来同我拥抱,说他高兴有我这样一个朋友。在相当长时间里,他保持体面的温和立场,远离权力和官位。

然而,赞扬勇敢行为的普遍同情心消失了。我出于宗教的考虑,接受到法国以外的地方任职。这个职位是一位势力强大的天才、无政府状态的征服者、一个人民推举的领袖、一位共和国执政官给予的,而不是一个继续被篡夺的君主制度的国王给予的。那时,带着那种感情的我是孤立的,因为我的行为始终如一;当我可以接受的条件变化之后,我就引退了;可是,一旦英雄变成屠夫,人们立即涌进他的候见厅。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人们可以认为,除了暗地的嘲笑,上层社会只剩下清一色的观点。那些“倒下去”的人①声称他们是“被迫的”,而且他们说,人们只强迫那些有名声和有地位的人,每个人为了证明他的重要和高贵,在被人哀求之后“迫不得已”接受了。

①应该理解为“向拿破仑屈服的人”。

那些曾经向我热烈鼓掌的人离我而去;我的留任对于他们是一种谴责。谨小慎微的人觉得向荣誉让步是不谨慎的。有时,崇高的心灵是真正的缺点;谁对此都无法理解;它被视作思想的狭窄,偏见,不良的习性,异想天开,妨碍正确判断的怪癖;有人说,也许这是一种体面的愚蠢,一种愚蠢的卑下和无知。如果我们闭眼不看世界,置身时代进步、思想运动、风向变化、社会进步之外,我们能够有什么作为呢?夸大事件的重要性,难道不是一个令人惋惜的错误吗?你将自己锁闭在你的狭窄的原则里面,思想和判断同样短浅,结果你像一个住在房屋后部的人,只看得见狭小的院子,不知道街上发生的事情,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看,因为有一点独立性,你就落到这种地步,成为庸人怜悯的对象。至于那些骄傲和目光高贵的大人物,oculossublimes,他们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原谅你,因为他们知道“你无法理解”。于是,我默默地重新投入我的文学生涯;可怜的品达注定我的第一次奥林匹克会①还是唱“水的清甜”,而将酒留给幸运者。

①古代奥林匹克会不仅有体育竞技比赛,还有艺术比赛。

友谊使德?封塔纳先生恢复了勇气;巴兹奥希夫人怀着好意在她哥哥的愤怒和我的决心之间斡旋;塔莱朗先生,出于漫不经心或者另有算计,把我的辞职报告在抽屉里放了几天之后才谈到此事。当他向波拿巴汇报的时候,后者已经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从一个不害怕冒犯他的正直的人那里,他收到惟一的直接谴责的迹象。他只说了两个字:“很好。”稍后,他对他妹妹说:“你的确为你朋友操心了。”很久之后,他有一天同封塔纳先生交谈,向他承认,我的辞职是最令他震惊的事情之一。塔莱朗叫人给我发了一份公函,他在其中以委婉的方式责怪我,说他的部门从此少一个我这样有才干的人工作。我退还了安置费,表面上一切都结束了。但是,通过采取离开波拿巴的大胆行动,我将自己摆在和他平等的地位,因此他怒火中烧,以他的全部叛逆之心①反对我,而我以我的全部忠诚反对他。一直到他败落,他将剑悬在我头上。他出于本能,有时回到我身边,并试图将我淹没在他命定的成功之中;由于他在我心中唤起的赞美,由于想到我面临的是社会变革,而不是改朝换代,我向他致敬。可是,在许多方面,我们两人的针锋相对的个性还是表现出来了,而且如果说他本来会乐于枪毙我的话,我要是能够杀死他,也不会悲痛欲绝的。

①指对正统君权的叛逆。

死亡创造或毁灭一个伟人,使他在下坡的路上或上坡的台阶上止步:这是一个成功或失败的命运;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审视它的成功之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对可能的后果作种种推测。

如果从长远抱负来说,我尽了应尽的义务,这种看法也许不符合事实。查里十世到布拉格才让我明白我在一八○四年究竟做了什么:他改变了对君主制度的看法。“夏多布里昂,”他在赫拉西纳堡对我说,“你为波拿巴效过力,是吗?”“是的,陛下。”“当甘公爵被处死的时候,你辞职了?”“是的,陛下。”苦难教育人,或者让人永志不忘。我对你们讲过,在伦敦,我有一天同德?封塔纳先生在一条林间小道旁边避雨,波旁公爵也来到同一地点躲避。在法国,他勇敢的父亲②和他,虽然向给当甘公爵写悼词的人表示深切感谢,却没有跟我提及此事。他们也许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的确,我从来不曾同他们谈过。

②指孔代王储。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于尚蒂伊

当甘公爵之死

同候鸟一样,我到十月份就惴惴不安,想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如果我的翅膀还有力量,我还有这样的兴致的话:天上的飞云令我产生逃遁的愿望。为了排遣这种愿望,我跑到尚蒂伊去。我在草地上踯躅,而年迈的看林人在树林边步履蹒跚地走动着。几只小嘴乌鸦在我前方的染料木、矮树丛和空地上方飞动,将我引导到科麦尔湖。死亡带走了过去陪伴我到白皇后城堡去的朋友们,这些寂寥的景色是一扇朝过去半开的窗口,只令人感到凄凉。在勒内的岁月里,我本来要在特里维的小溪中找到生命的奥秘:溪流将它的踪迹隐藏在木贼和青苔之中;芦苇遮盖着它;它消失在它不断死去、又不断复苏的青春所滋养的水潭里。当我同那些我用花朵装点、对我凄凄微笑的幽灵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我心中空虚,但潺潺流水令我心醉神迷。

我沿着依稀可辨的树篱归来时,碰到下雨;我躲在一棵山毛榉树下:它最后的叶子像我的岁月一样剥落了;它的顶部像我的头一样秃了;树干上画了一个红圆圈,准备同我一样被砍倒。带着采摘的秋天植物和与欢乐无涉的心境,面对尚蒂伊的废墟,我将向你们讲述当甘公爵是怎样死的。

当初,他的死令所有人因为恐惧而感到心寒;人们害怕罗伯斯庇尔的专制卷土重来。巴黎人以为处死路易十六的日子又回来了。波拿巴的仆从、朋友、亲戚都愕然。在国外,尽管外交语言扼杀了人民的感情,但群众的心情是激动的。对于流亡的波旁家族,这是沉重的打击。路易十八将金羊毛勋章退还给西班牙国王,因为波拿巴也刚刚被授予这种勋章;退还的勋章还伴有一封颂扬王室精神的信件:

“陛下和亲爱的堂兄,在我和那个被胆量和运气摆在王位上的大罪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野蛮之极,用波旁家族的后裔当甘公爵的纯洁的血将王位玷污了。宗教可能劝导我原谅杀人犯;但是,压迫我的人民的暴君应该永远是我的敌人。上帝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可能迫使我在流亡中结束我的生命;但是,根据我在敌对时代的一贯表现,无论我的同代人或后代都不能说,我不配继承我祖先的王位。”

不要忘记跟当甘公爵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名字:后来被废黜和驱逐的居士塔夫—阿道夫①。在当时他是为拯救年轻的法国王子而惟一敢大声呐喊的在位国王。他叫一名副官从卡尔斯吕赫出发,送一封信给波拿巴。信来得太迟了:最后一个孔代已经被处死。居士塔夫—阿道夫将黑鹰勋章寄还给普鲁士国王,就像路易十八将金羊毛勋章寄还给西班牙国王一样。居士塔夫像大腓特列的继承人一样宣布:“根据《骑士章程》,我无法接受成为当甘公爵的屠夫的战友”(波拿巴有黑鹰勋章)。在这种对骑士风俗近乎荒谬的回忆中,有一种我无法说清的讽刺;这些过去的习惯现在到处都不存在了,只有一个不幸的国王,为了他被杀害的朋友,还铭记在心里。这是对苦难的高贵同情心,它被人忽视,存在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世界里,不为人理解!

①居士塔夫—阿道夫(Gustave-Adolphe,一七七六—一八三七):瑞典国王,一八○九年被废黜。

唉!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不同形式的专制,我们的性格被一系列苦难和压迫所钳制,失去锐气,所以我们虽然痛苦,但不会长时间为年轻的孔代佩戴黑纱。眼泪渐渐干了;关于首席执政官刚刚逃脱的危险,害怕之情变成庆幸;它因为被如此神圣的屠杀所拯救而感激涕零。内隆在塞内克口授下向元老院写了一封信,为屠杀阿格丽晶娜①辩解;而激动的议员们,对这个敢于用如此必要的弑君而采取果敢行动的高贵儿子,大加祝福。社交界很快恢复了娱乐;它害怕服丧;在恐怖时代之后,幸免的受难者翩翩起舞,努力显得幸福;而且由于害怕被怀疑犯有怀旧罪,极力显得高兴,他们跟上断头台一样兴高采烈。

①阿格丽品娜(Agrippinc,约公元前一四—公元三三):罗马皇帝奥古都斯的孙女。她竭力为自己的儿子争夺王位。公元二九年,她被流放到潘塔里亚岛。此处影射被指控阴谋推翻拿破仑的当甘公爵。

逮捕公爵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波拿巴叫人汇报欧洲波旁王朝成员的数字。在一次有德?塔莱朗和富歇先生参加的会议上,人们确认德?昂古莱姆同路易十八在华沙;德?阿尔图瓦伯爵和德?贝里公爵,连同孔代和波旁王子在伦敦。最年轻的孔代住在巴登公国的埃藤海姆。泰勒先生和德雷克先生,英国间谍,在这方面耍了阴谋诡计。一八○三年六月十六日,波旁公爵警告他的孙子,说他有可能被逮捕,这封从伦敦寄出的信还保存着。波拿巴将另外两个执政官召到他那里:首先,他对雷阿尔②先生诸多责怪,说他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有人在策划反对他的阴谋。他耐心地听了解释。态度最激烈的是德?康巴塞雷斯,波拿巴因此对他表示感谢,然后改谈别的事情。这是我在康巴塞雷斯先生的回忆录中读到的,他的一个侄儿德?康巴塞雷斯先生,法国贵族院议员,让我查阅了这本回忆录,我对他的殷勤帮助十分感激。发射出去的炮弹收不回了;炮弹朝针对的目标飞去,跌落在地。为了执行波拿巴的命令,必须侵犯德国领土,而且立即这样做了。当甘公爵在埃藤海姆被捕。人们在他身边看到的不是迪穆里埃将军,而是德?蒂梅里侯爵和其他几个不出名的流亡分子:这本来应该让人明白事情弄错了。当甘公爵被带到斯特拉斯堡。樊尚事件开始时的情况是由王子自己讲给我们听的:他留下一小册日记,记述他从埃藤海姆到斯特拉斯堡途中的情况。悲剧的主角走上前台,念了如下的开场白:

②雷阿尔(Real):当时的警察部长助理。

当甘公爵的日记

三月十五日星期四,我住的房子被一队龙骑兵和宪兵包围;总共约二百人,两位将军,龙骑兵上校,斯特拉斯堡宪兵上校夏洛,时间是清晨五时。五时半,门被撞开,我被带到制瓦厂附近的磨坊。我的文件被拿走,封存。我被带上一辆大车,两侧围着步枪兵,一直押送到莱茵河。登船到里斯瑙下船,步行到普福尔次海姆。在小客栈吃午饭。同夏洛上校坐上车,宪兵中士和一名宪兵坐在前座上,还有格兰斯坦。将近五时半,到达斯特拉斯堡,进入夏洛上校的办公室。半小时后,在大本营改乘出租马车……

十八日星期天,清晨一时半我被带走。他们只给我穿衣服的时间。我拥抱我的不幸的同伴,我的仆从们。我独自同两名宪兵出发。夏洛上校对我说,他接到巴黎的命令,我们到少将家中去。但是,我在教堂广场看见一辆六匹驿马拉的马车。彼得马内少尉上车坐在我身旁,布里太道尔中士坐在前座上,两名宪兵在车内,一名在车外。

至此,遇难者即将被淹没,中断了日记。

将近晚上四时,马车从斯特拉斯堡到达首都一个城门口;车没有进人巴黎市中心,而是沿着外大街行驶,停在樊尚城堡。王子在内院下车,被带进城堡的一个房间里。他被关起来,并且入睡了。随着王子离巴黎越来越近,波拿巴故作镇静。三月十八日,他出发去马尔梅松;那天是圣枝主日。波拿巴夫人和她全家都得知王子被捕的消息。她同波拿巴谈到此事。波拿巴回答她说:“你对政治一窍不通。”萨瓦里上校是波拿巴的常客之一。为什么?因为他曾经看见首席执政官在马伦戈①哭泣。与众不同的人物应该提防他们的眼泪,因为眼泪会使他们被庸人钳制。眼泪是一个弱点,目睹者可以利用它作为把柄,左右一位伟人的决心。

①马伦戈(Marengo):意大利北部的平原,拿破仑在那里同第二次反法联盟的军队展开战斗并险胜。

人们肯定说,樊尚执行的所有命令都是首席执政官的指示。其中一道命令说,如果作出的决定是判处死刑,那么死刑应该立即执行。我相信这种说法,尽管我无法证实,因为我没有找到有关命令。三月二十日晚,德?雷米扎夫人在马尔梅松同首席执政官下棋,听他轻轻念了几句歌颂奥古斯特的宽大胸怀的诗句;她以为波拿巴改变了主意,王子得救了。不,命运之神已经发布了旨谕。当萨瓦里重新在马尔梅松出现的时候,波拿巴夫人猜到不幸已经发生了。波拿巴独自在房间里呆了几个钟头。随后,风刮着,一切都结束了。

任命军事法庭

共和国十二年风月二十九日,拿破仑命令由巴黎军区司令缪拉将军任命的一个七人军事法庭在樊尚开庭,对“前面提到的当甘公爵”进行审判,他“被控告以武力反对共和国”。

根据此命令,在同一天,即风月二十九日,若阿基姆?缪拉指定七名军人组成该军事法庭,即:

于兰将军,执政官近卫军投弹手部队司令,主席;

吉东上校,胸甲骑兵第一团司令;

巴赞库尔上校,轻步兵第一团司令;

拉维埃上校,野战步兵十一团司令;

巴鲁瓦上校,野战步兵九十六团司令;

拉贝上校,巴黎卫戍部队第二团司令;

奥唐库尔公民,骑兵上尉,担任推事职务。

上尉推事预审记录

奥唐库尔上尉,精锐骑兵分队队长雅坎,该部队的两位骑兵——勒尔瓦和塔尔西,和该部队的少尉努瓦罗公民,来到当甘公爵的房间,将他叫醒:只需再等四小时,他就重新人睡。上尉推事,在由他挑选的书记官、十八团上尉莫兰协助下,对王子进行审讯。

问:姓名、年龄和出生地。

答:姓名为路易—安托万一亨利?德?波旁,当甘公爵,一七七二年八月二日出生于尚蒂伊。

问:自从你离开法国之后,住在何处?

答:我随着我父母出走,孔代军团成立后,参加了所有战斗;在此之前,我随波旁军团在布拉班特参加一七九二年战役。

问:你是否到过英国,这个强国是否一直向你支付薪俸?

答:从未去过。英国一直向我支付薪俸,我只有这个生活来源。

问:你在孔代军团中担任什么职务?

答:一七九六年之前,是我父亲参谋部的志愿人员;此后一直担任前卫司令。

问:你是否认识皮歇格律将军?同他有无联系?

答:我想,我从未见过他。我跟他没有关系。我知道他想见我。传说他手腕卑鄙——不知此事是否属实,幸亏我不认识他。

问:你是否认识前将军迪穆里埃,同他有无联系?

答:没有。

上述审判记录由当甘公爵、奥唐库尔上尉,精锐骑兵分队队长雅坎、努瓦洛少尉、两位宪兵和上尉推事签字。

在这份记录上签字之前,当甘公爵说:“我坚决要求单独会见首席执政官。我的姓氏、我的地位、我的思考方式和我的可怕处境,使我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拒绝这个请求。”

军事法庭开庭审判

三月二十一日清晨二时,当甘公爵被带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大厅,他重复上尉推事在审判记录中记录的话。他坚持他讲过的话,说他准备打仗,而且说他希望参加英国针对法国的新战争:“当他被问到,还要说什么为自己辩护时,他回答没有什么要补充。

主席叫人将被告带走;法庭进行秘密辩论;主席从军衔最低的军官开始统计票数,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法庭一致同意宣布当甘公爵有罪,并援引……法第……条关于……判处他死刑。(法庭)命令,按照上尉推事的建议,在向被告宣读判决书之后,面对本军营各驻防部队,立即执行本判决。

前述年、月、日,审判、结案、判定于樊尚,签字。”

墓坑“掘好、填满和封闭”了,十年的遗忘、普遍的赞同和闻所未闻的光荣压在上面;在宣布胜利的礼炮声中,在照耀教会加冕礼、凯撒女儿的婚礼或罗马国王诞生的彩灯中,草儿长高了。惟有几个罕见的伤心人在树林中漫步,在壕沟底朝那个凄惨的地点偷偷地瞟一眼,而关在城堡主塔里的囚犯从塔顶望着那块地方。复辟时期到了:墓地被翻动,连同人们的良心;这时,每人都觉得应该把问题讲清楚。迪潘先生将他的不同意见公开;军事法庭主席于兰先生讲话了;德?罗维戈由于指控德?塔莱朗先生而同他发生冲突;一位第三者为德?塔莱朗先生辩解,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提高了嗓门。

要复制和研究这些文件,明确每人在这场悲剧中的责任和占据的位置。天黑了,我们在尚蒂伊;当甘公爵在樊尚的时候,天也是黑的。

一八三八年十一月

于尚蒂伊

我经历的一八○四年

迪潘先生出版他的小册子之后,寄给我一本,并且附有如下的信:

一八二三年十一月十日于巴黎

子爵先生,

请接受一本我写的关于当甘公爵被害事件的书。

如果我从前未考虑尊重波旁公爵大人的意愿,这本书早就出版了。他得知我在写这本书后,叫人对我说,他希望不要把这个悲惨事件再挖掘出来。

但是,既然上帝让其他人开了头,那就有必要让人了解真相;在确信人们不再坚持要我保持沉默之后,我就坦率直言了。

子爵先生,请接受我最深挚的敬意。

阁下最谦卑、最顺从的仆人迪潘

我对迪潘表示赞扬和感谢;他在他的作品的前言中,披露了受难者的高贵和仁慈的父亲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品德。迪潘先生的小册子是这样开始的:

不幸的当甘公爵之死,是最令法兰西民族伤心的事件之一:它使执政府蒙受耻辱。

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王子,在外国领土上平静地睡着觉,本应受到保护,却遭到突然袭击。他被强制带回法国,被那些完全没有资格审讯他的所谓审判官传讯。他被控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剥夺雇请辩护律师的权利,受到秘密的审讯和判决,连夜被处死在充当国家监狱的城堡的壕沟里。这么多不为人知的品德、这么多宝贵的希望毁掉了,使这次灾难成为专制政府能够犯下的最令人愤慨的罪行之一!

不仅任何法律手续都未受到尊重,审判官是无权能的,他们甚至不愿意花功夫在他们的判决书中明确他们当作判决依据的法律的日期和条文。不幸的当甘公爵是根据一纸无人签名的判决书被处决的,而且该判决书在事后才补充完善,这说明他不仅是一个司法错误的无辜牺牲品;事情的真相是:这是一桩卑鄙的谋杀。

这雄辩的开场白之后,迪潘先生转而研究文件。他首先指出,逮捕是非法的:当甘公爵不是在法国被捕的;他不是战俘,因为他被捕的时候手中没有武器。这是对当事人的武力绑架,可以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海盗行为相比,是强盗行径,incursiolatronum。

其次,法学家指出军事法庭的无权能:调查所谓反国家的阴谋活动不是军事法庭的职能。

然后,对判决进行分析:

审判(下面仍是迪潘的话)是风月二十九日深夜进行的。风月三十日清晨二时,当甘公爵被带到军事法庭。

审判的原始记录上写道:今天,共和国十二年风月三十日“清晨二时”。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审判的确是在这个时刻进行的;这几个字在原始记录上被擦掉了,没有换上其他时间。

没有听任何有关被告的证人发言,没有出示任何证据。

“宣布被告有罪”!有什么罪?判决书未予说明。

任何判决书都应该引用量刑使用的法律。

然而,此处完全不符合上面讲的对法律形式的要求。记录中没有一句话证明,军事法庭成员手中有一份法律文本;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主席在宣判之前念了用以量刑的法律的原文。非但如此,判决书以其具体形式证明,法庭成员宣判时既不知道援引的法律的日期,也不知道该法律的内容,因为在判决书原文中,有关法律日期、条款序号和条款文字的位置“都是空着的”。可是,就是在这种手续极不完备的情况下,最高贵的血液在刽子手的屠刀下流淌了!

辩论应该是秘密的,但宣判应该是公开的,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可是,风月三十日的判决书讲得很清楚:法庭“闭门辩论”。但是,我们在其中看不到重新把门打开,公开宣布辩论结果的说明。即使这样说了,我们能够相信吗?清晨二时,在樊尚城堡里,能够公开宣判吗?何况城堡的所有大门都被精锐的宪兵部队把守着!何况,他们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求助于谎言;在这一点上,宣判书保持沉默。

宣判书是由主席和六位其他委员(包括推事)签字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书记官未在判决书原本上签字,但为了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他的签字是必不可少的。

判决书以这句可怕的话结尾:“按照上尉推事的请求,死刑立即执行。”

立即!这令人绝望的话是审判官的杰作!立即!而共和国六年雾月十五日的法律明确规定,对任何军事法庭的判决都有权要求复审!

关于处决,迪潘先生继续说:

当甘公爵在深夜被审讯、判决之后,在深夜被处决了。这恐怖的牺牲应该在黑影中完成,以便表明一切法律都遭到蹂躏,一切,包括关于公开处决的法律。

这位法学家谈到预审的违法处:共和国五年雾月十三日通过的法律第十条规定,在预审结束之后,推事要求被告“选择一位朋友作辩护人”。被告“有权”在当地所有阶层的在场公民中“选择辩护人”;如果他宣布无法作这种选择,推事将为他选择。

啊!无疑,王子在他周围的人中间没有“朋友”;这种情况是由这个可怕场面的制造者之一向他宣布的!……唉!为什么我们不在场?为什么不让王子向巴黎的律师团体求助?在那里,他本来会找到同情他的朋友,为他的不幸辩护。为了使判决在公众眼中说得过去,他们似乎比较从容地重新起草了文件。比原始文件看来较为合乎规定的第二稿的采用(尽管也是不公正的),并未丝毫减轻将当甘公爵处死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何况处决所依据的是一纸匆忙签署、有许多空白的判决书。

这就是迪潘先生的小册子的主要内容,作者观点鲜明。可是,我不知道,在作者分析的情况当中,合法的程度是否重要。如果人们将当甘公爵掐死在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的驿车上,或者将他杀死在樊尚的森林里,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许多年之后,有人指出谋杀的非法性质,另一些人对此进行公开谴责,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他们听见什么哪?上天的什么声音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呢?

一八三八年十一月

于尚蒂伊

于兰将军

在那位大法学家之后,一位盲眼老战土出来讲话了。他曾经指挥老近卫军投弹手;对于勇士们来说,这意味什么是再明白不过了。他最后一个伤口是马莱①赐给他的;铅弹留在他脸孔里面,一直没有取出来。“他失明了,从社交界退出,惟有家人的照顾使他得到些许安慰”(这是他本人的话)。当甘公爵的审判官似乎应最高审判者②之召,从坟墓里走出来。他为这桩案子辩解,既不抱什么幻想,也没有道歉。

①马莱(Malet,一七五四—一八一二):法国将军。

②指上帝。

他说:“但愿人们不要误解我的动机。我并不是因为害怕才动笔的,因为我本人受皇上亲自颁布的法律的保护,而且在一位公正的国王的政府治理下,我丝毫不害怕暴力和专断。我讲明真相,甚至讲出那些于我不利的情节。我并不试图为审判的形式和实质辩解,但我愿意指出,宣判是在什么形势下作出的;我想否认我和我的同事是为派别的利益行事的。如果说我们仍然应该受到谴责的话,我也希望人们这样看待我们:‘他们是很不幸的!”’

于兰将军肯定地说,他被任命为军事法庭主席时,并不知道成立法庭的目的。他到达樊尚之后,还是一无所知,法庭的其他成员对此也不清楚。当城堡的指挥官阿雷尔被问及时,他回答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还加上一句说:“有什么办法?我在此毫无地位。一切事情都不征求我的意见,也不要我参加:在此发号施令的是别人。”

到晚上十时,于兰将军看了材料,心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由上尉推事主持的对在押人的预审结束后,军事法庭在午夜开庭。“材料宣读后,”法庭主席说,“出现意外情况。我们注意到,上尉推事读完审判记录后,王子在上面签字之前,亲笔写了几行字,表示希望能够同首席执政官当面解释。一位法庭成员建议将这个意见转交给政府,大家表示赞同。可是,这时站在我的扶手椅后面的那位将军①对我们说,这个要求‘不适当’。而且,我们在法律中找不到任何条款授权我们推迟判决。所以,法庭对此要求不予理会,打算在辩论之后满足被告的愿望。”

①指萨瓦里将军。

上面这些话是于兰将军讲的。然而,在德?罗维戈公爵的小册子中,我们读到另一种说法:“人相当多,由于我是最后到达的,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挤到主席座位后面站着。”这样说,“走到”主席的“扶手椅之后站立”的是罗维戈了?但是,他,或者另一位,由于不是法庭成员,有权在辩论中发言,并且称别人的要求“不适宜”吗?

让我们听老近卫军说话,看他如何描写这位孔代家族的年轻后裔的勇气;他对此是有发言权的:

我开始对被告进行审讯。应该说,他在我们面前表现出高贵的自信,完全否认直接或间接卷入针对首席执政官的暗杀阴谋;但是,他承认曾经同法国打仗,他勇敢和骄傲地说:“我维护我家族的权利,一个孔代家族的成员只能拿着武器返回法国。”他还说,“我的出生,我的观点,注定我永远是你们政府的敌人。”为了他的利益,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他都不愿意改变上述观点。

他的毫不动摇的坦诚使审判人无计可施。我们多次想引导他收回他讲的话,但他毫不动摇,不时说:“我知道法庭成员的可尊敬的意图,但是,我不能采用他们向我提议的办法。”关于军事法庭的判决是最终判决的警告,他回答说:“这我知道,我知道我所冒的风险;我只要求同首席执政官见一面。”

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上,有比这更加悲怆的一页吗?新法兰西审判旧法兰西,向她致敬,向她行军礼,判决她的时候向她降半旗志哀。法庭坐落在过去囚禁孔代大公的城堡里,大公当时在那儿栽种花朵;波拿巴的近卫军司令官坐在洛克鲁瓦战役的胜利者的后代对面,审判被一切人抛弃、没有辩护人的被告,心中充满敬佩之情,而掘墓人说话的声音同年轻战士的坚定的回答交错的在一起!处决后数日,于兰将军大声说:“啊,勇敢的年轻人!多么勇敢!我愿意以同样方式死去!”

于兰将军在谈及判决书的原件和第二稿之后说:“至于第二稿,即惟一的正式文件,没有提到‘立即处决’的命令,只是说‘立即向被告宣读’判决书,‘立即处决’不是法庭决定的,仅仅是那些擅自匆忙执行处决的人的责任。”

唉!我们当时有许多想法!判决书一签字,我作为法庭成员共同愿望的代言人,立即动笔给首席执政官写信;在信中,我向他转达了王子要求同他见面的愿望,请求他缓期执行我们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不得不作出的判决。

这时,一直呆在会议室内的那个人——等一会我将讲出他的姓名,因为我不认为,我即使为了替自己辩解,也不应该指控他……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你在做什么?”“我给首席执政官写信,”我回答说,“向他表达法庭和被告人的愿望。”他从我手里将笔夺过去,对我说,“你的事情办完啦,现在让我来处理。”

我承认,我和我的几位同事理解他的意思是:“通知首席执政官是我的事”。我们这样理解他的话,给了我们希望,意见毕竟反映了。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人收到“对一切法律手续置之不顾”的命令。

这个惨案的全部秘密在这几句话里面当中。这位随时准备在战场上捐躯的老兵,从死神那里学会了真理的语言,用下面的话作为结论:

我谈谈刚才在审判室隔壁门厅里发生的事情。大家在个别交谈;我在等车,因为我的车同其他成员的车一样不能进入内院,这样我们未能及时离去。我们被关在那里,谁也不能同外面联系。这时,外面传来一声爆炸:这可怕的声音令我们心灵震动,将我们吓呆了。

是的,我以我的全体同事的名义发誓,处决不是我们授权的:我们的判决书上写着,判决书副本将呈送陆军部、司法部部长大法官和巴黎军区司令。

按照规定,处决命令只能由后者发布。副本还没有寄出去;副本要在天亮后过一段时间才能准备妥当。我回到巴黎后,本来要去找军区司令,首席执政官,还有别人。可是,可怕的响声突然告诉我们,王子已经死了!

我们不知道,那位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匆忙执行处决的人是否收到命令。如果他并未收到命令,那么他要承担全部责任;如果他收到命令,军事法庭同这些命令无关;法庭是秘密审判的,而且其最后的愿望是拯救王子,它无法预防也无法阻止命令的后果,人们不能因此谴责它。

二十年过去了,但遗憾在我们心中造成的痛苦并未减轻。要是有人指责我无知、犯了错误,我是同意的;让人们责怪我顺从吧。今天,如果碰到同样的情况,我就不会俯首听命了。对于一个我相信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幸福的人,我是眷恋的;我对一个我当时认为合法的政府是忠诚的,而且我向它宣过誓;但是,希望人们考虑,我和我的同事们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被召去表明态度的。

辩护是无力的,但是,你后悔了,将军:愿你心灵平静!如果说,你的判决书变成最后一位孔代的路条,你将在冥府的死者的前卫部队里,同你古老祖国的最后一名入伍者汇合。年轻的土兵将很乐意同老近卫军的投弹手分享床榻;弗里堡①的法兰西和马伦戈②的法兰西将一道安眠。

①弗里堡位于德国,当年是法国流亡分子的根据地之一。

②马伦戈(Marengo):指马伦戈战役。在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中,是拿破仑的一次险胜。

德?罗维戈公爵

德?罗维戈公爵先生痛心疾首,加入坟墓前忏悔的行列。我曾经长期受到警察部长的关照;正统王朝复辟后,他的地位降低到我的权势之下,于是他将他的部分回忆录给我看。他这样地位的人,以奇妙的率直谈到他们做过的事情;他们没有想过,他们讲的东西对于他们自己是不利的: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谴责自己;他们没有想到,关于他们在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别人的看法同他们自己的看法并不相同。即使他们不忠诚,他们也不认为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即使他们承认充当了其他人感到厌恶的角色,他们也认为自己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天真不会使他们变得清白,只是为他们辩解。

德?罗维戈公爵先生就有关当甘公爵之死的章节,征求我的意见。正因为他了解我的所作所为,所以他想知道我的看法。我对他尊重我的意见十分感激,所以对他坦诚相见,建议他不要发表任何东西。我对他说:让这一切死去吧;在法国,遗忘是很容易的事情。你想使拿破仑免受谴责,并将错误推到德?塔莱朗身上。然而,你并没有充分证明前者无罪,也并没有充分谴责后者。你授敌人以口实,他们一定会反驳你。你何必让公众记起你是驻樊尚的精锐骑兵部队的司令呢?他们不知道你直接参与了这次不幸的行动,而你向他们披露这一点。将军,把你的手稿付之一炬吧①:我为你着想才这样说。

①萨瓦里于一八二三年将该手稿发表。

德?罗维戈公爵满脑子帝国的治国准则,他认为这些准则同样适用于正统王权。他深信,他的小册子会给他重新打开通往杜伊勒利宫的大门。

后代将根据这本书的披露,看见吊丧的幽灵出现。我想把半夜向我求宿的罪人藏起来,但他不接受我的保护。

德?罗维戈讲述了德?科兰古出发时的情况,但他没有点名;他讲述埃藤海姆绑架、囚犯转移到斯特拉斯堡和到达樊尚的经过。在诺曼底海岸出征归来之后,将军回到马尔梅松。一八O四年三月十九日傍晚五时,他被召到首席执政官办公室。首席执政官将一封加封的信交给他,请他送到巴黎军区司令缪拉那里去。他立即赶到将军家中;他在路上同外交部长相遇,接到率精锐骑兵到樊尚去的命令。他晚上八时到达,看见军事法庭成员逐渐来齐。他马上走进审判王子的会议厅,那是二十一日早上一时。他坐在主席身后。他说当甘公爵的答话大致和那仅有的审判记录相符。他对我说,王子解释完毕之后,激动地将帽子脱下,放在桌子上,而且像一个将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一样,对法庭主席说:“先生,我没有什么要补充了。”

德?罗维戈先生坚持说,审判并不是秘密进行的:“对于任何此时想去旁听的人,大厅的门是开着的。”迪潘先生已经指出这种看法的荒谬。对此,阿希尔?罗什先生似乎站在塔莱朗先生的立场写道:“并不是秘密审判!半夜!审判是在该城堡有人居住的部分举行的,在监狱里面进行的!谁能够出席这样的审判?狱卒、士兵、刽子手。”

对于处决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人比德?罗维戈更加详细了。看他怎样写的

宣判之后,我和其他一道旁听审判的军官们退场,走到聚集在城堡广场上的部队旁边。我的步兵指挥官十分激动地对我说,有人要他派出一个分队,负责执行军事法庭的判决。“你派给他们吧,”我说。“可是,在哪里执行呢?”“找一个不会伤人的地方。因为巴黎郊区人口稠密,此时居民已经上路赶集了。”

军官经过实地勘查,选择壕沟作为刑场,因为那里最安全,不会伤害任何人。当甘公爵先生通过塔楼通往花园的楼梯,被人带到壕沟,听宣读判决,然后被处死。

在这一段底下,回忆录的作者有一条注解:“在宣读判决和处决之间,人们挖了一个墓坑。有人据此说,墓坑在审判之前就挖好了。”

不幸得很,此处的疏忽是令人感慨的:“德?罗维戈先生声称,”德?塔莱朗先生的辩护士阿希尔?罗什先生说,“他服从命令!谁向他转达了处决的命令?看来是后来战死在瓦格朗①的德尔加。但是,无论是不是德尔加先生,如果萨瓦里先生弄错了,今天无疑不会有人为自己要求他赐给这种光荣。人们谴责德?罗维戈先生匆忙执行处决;他回答说,并不是他干的: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对他说,有尽快处决的命令。”德?罗维戈公爵说处决是在白天进行的,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也丝毫不能改变事实,不过给处决减少了一只火把。

①瓦格朗(Wagram):奥地利地名,一八○九年七月六日拿破仑在瓦格朗战役中取得对奥军的胜利。

“太阳升起的时候,在露天里,”他说,“还需要灯笼才看清六步之外的人吗?”他补充说,“阳光是不明亮的;由于一晚的小雨,天空笼罩着浓雾,太阳迟迟不露面。处决是清

①瓦格朗(Wagram):奥地利地名,一八○九年七月六日拿破晨六时进行的,有不可辩驳的文件作证。”

可是,将军没有提供文件,也没有指出文件的来源。审判程序表明,当甘公爵清晨二时受审,随即被处决。“清晨二时”几个字先出现在判决书的原件上,后来被删掉。发掘记录证明处决是晚上进行的,有三个人(邦太太、戈达尔先生和布纳莱先生——后者曾协助挖掘墓坑)作证。迪潘先生回忆细节说,一盏风灯挂在当甘公爵的胸口,当作瞄准点;或者出于同样目的,风灯是由王子强劲有力的手提着的。墓坑里发现一块大石头,可能是用来砸负伤者的脑袋的。最后,德?罗维戈想必吹嘘过保留死者的部分骸骨。我本人相信这个流言,但正式文件表明,这种讲法并没有根据。

根据一八一六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三由医生签署的验尸记录,证实死者头部碎裂,“上颚同脸部骨骼完全脱离,有十二枚牙齿;下颚中间被打碎,分成两部分,只看见三枚牙齿”。尸体俯身向下,头比脚更低;颈椎骨上系着一条金项链。

第二份验尸报告(跟头一份验尸报告一样,日期为一八一六年三月二十日)证实,连同遗骨,还找到了一个皮钱袋,里面装有十一枚金币、七十枚卷成筒状的金币,还有头发、被子弹打穿的帽子的碎片。

看来,德?罗维戈先生并未取走任何遗骨。埋在地下的东西都挖掘出来了,证明将军的廉洁;风灯并未绑在胸口,不然会找到风灯的碎片,就像帽子的碎片一样。大石头没有从墓坑里挖出来;相距六步的行刑队的火力足以粉碎脑袋,使“上颚同脸部骨骼完全脱离”,等等。

对于人类的可笑的虚荣心,只缺少巴黎军区司令缪拉的同样的牺牲,囚徒波拿巴的死,和当甘公爵棺材上的铭刻:“此处埋葬的是高贵和强大的正统王子的遗体,一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死于樊尚,享年三十一岁七个月十九天。”遗体只是残破和裸露的骨骼;“高贵和强大的王子”是一名土兵的躯壳的碎片。在这由痛苦的家人刻下的墓志铭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件惨祸,没有一个字表示谴责或痛苦;这个世纪对革命成果和革命感情的尊重造成这奇迹般的后果!同样,人们赶忙拆毁德?贝里公爵的祭堂。

多少虚妄呀!波旁家族的子孙们,即使你们能够回到你们的宫殿也白搭,你们只是忙于验尸和安葬;你们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上帝的意愿!在孔代大公的幽灵注视下,法兰西从前的光荣在樊尚的一个墓坑里消亡了。也许就在这个地方,人们今天奉为圣人的路易九世从前“坐在橡树下,谁有事都可以找他,同他谈话,不会受到看门人或其他人的刁难;在那些仗义执言的人的意见中,如果他发现有什么需要改正,他会亲自下达指示,而所有与他的工作有关的人都在他周围。”(儒安维尔①)。

①儒安维尔(Joinville,一二二四—一三一七):法国历史学家。

当甘公爵要求同波拿巴谈话,他有事找他,但无人理会!在浓雾和黑影中,好像在永恒的暗夜里,在半月堡旁边,谁注视着壕沟里这些被风灯依稀照耀的武器和土兵呢?风灯放在何处?当甘公爵的双脚是否站在洞开的墓坑旁边?他是否被迫跨过坑,以便达到德?罗维戈公爵所讲的六尺的距离?

人们保留当甘公爵九岁时写给他父亲波旁公爵的一封信,信中说:“所有当甘家族的人都是幸福的:参加过塞里早勒战役的人,在洛克鲁瓦战役中打了胜仗的人。我也希望这样。”

人们拒绝为受难者找一位神甫,这是真的吗?他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个人,答应为他向一个女子转交他的爱情的最后信物,这是真的吗?对于刽子手,虔诚之心或爱情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在那里是为了屠杀,当甘公爵在那里是为了死!

当甘公爵在一位神甫面前,同夏洛特?德?罗昂公主秘密结婚。在祖国到处流亡的时代,那些身份高的人反而被无数政治束缚所制约;为了享受公众社会允许所有人做的事,他不得不躲躲闪闪。这个今天披露给世人的合法婚姻,使悲剧性的结局更增加了光彩。它用上天的光荣取代上天的宽恕。苦难结束之后,当十字架在空无一人的地方竖起,宗教使苦难的盛典长存。

一八三八年十一月

于尚蒂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