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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大汉皇朝崛起之谜:关键在于汉文帝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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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登基的第一年,就对全国的地方官员进行了政绩考核,考核的结果,河南郡郡守吴公名列第一。汉文帝赞许他的功绩,提拔吴公到中央担任廷尉(司法部长)。

吴公调任中央以后,向皇帝举荐了一位青年才俊。这位青年才俊,正是洛阳人贾谊。于是汉文帝召见贾谊,任命他为博士官,并亲切询问他对国家大事的看法。

看来贾谊的回答让皇帝有惊艳之感,因为年方二十的贾谊,居然在此后的一年之中做到了太中大夫,俸禄千石。

但贾谊的火箭式上升也就到此为止。三年后,当汉文帝打算提拔贾谊做部长级干部时,遭到了几乎所有官员的一致强烈反对,理由是:太年轻,学问功底不扎实;权力欲望太强,难以合作共事;毛手毛脚,改革激进。

汉文帝也吃了一惊,想不到大家对小贾如此排斥,看来小贾在中央是无法干下去了!于是外调他去湖南,当长沙王的太傅。这几乎就是一个闲差,对于官场来说,小贾简直成为废人了。

这件事后来成为文人骚客关注度极高的话题:贾谊为什么失意?他得罪了哪些人,以至于受到如此排挤?

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把贾谊的示意归因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具体而言,首先是贾谊急于表现,得罪了老先生们。《史记》记载,小贾是博士中最年轻的,每次皇帝下诏询问大家对某件国家大事的看法,老先生们还没能打好发言稿,才思敏捷的小贾已经全部周到地解答完毕。如此表现,老先生们口头上只好服软,后生可畏,心里却难免不高兴。

其次是贾谊升迁太快,导致同僚嫉妒从博士到太中大夫,不足一年的火箭式跃升,显然让在官场上很辛苦耕耘的同僚们义愤填膺了,而以军功上位的老将军门更是不满,我们流血战斗换来的官位,你个小青年张张嘴就混上了?

诚然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然而官僚故旧的阻挠,虽能造成阻力,却未必能改变汉文帝的态度。关键是汉文帝的态度如何?

李商隐诗云:“宣室求贤访逐客,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何以“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绝非不关心“苍生”的昏君,他为何只问贾谊“鬼神”事。潜在的原因,恐怕是汉文帝对贾谊的主张并不完全赞同。

而正是这一点,才是决定了贾谊仕途失意的真正原因。

贾谊第一次重大献策,是鼓动汉文帝改制。这是儒家的礼仪重点,当年叔孙通做了一个简易版本,解决了朝廷基本礼仪问题,但也就到此而已,因为儒家那一套繁文缛节,实在让刘邦等汉初君臣提不起兴趣。而贾谊所提出的改制方案,不但针对礼乐,还包括历法、服色、制度、官名,几乎可以说是将汉朝体制推倒重来的一揽子计划。

贾谊的这项建议,让汉文帝很吃不消。为什么?汉朝建立以来,一切政策,都贯穿着实用主义思维,凡事都以促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目的,最忌讳的是无事生非的扰民之举。萧何当年修建未央宫,稍稍华丽雄伟了一点,刘邦便觉得消受不起。汉文帝在位二十多年,没有为自己修盖一间宫殿,宝马、好车、名贵服装,毫无添置。当时时尚界流行的服装款式是“长裙曵地”,但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居然“衣不曳地”,为的是节约布料。汉文帝自己的陵墓中的随葬品,也都是瓦器,金、银、铜、锡,一概没有。所以盗墓界的人士都不去打扰他老人家的安息,为什么呀?一是仰慕他,一是晓得没什么可拿的,还不如一个土财主家里有油水呢!

汉文帝如此节约,无非是考虑到百姓收入有限,上交的赋税,作为天子要省着点花。花费少了,纳税人的负担自然也就得以减轻。那么先“富民”、后强国的汉朝发展路线,庶几可以完成。

但是如果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改历法、官制、服色,建立繁文缛节的儒家礼乐制度,必然有两个结果:其一是花费大量赋税在无关民生的形式建设上,其二是打乱现有秩序,干扰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

所以贾谊的儒家主张,与主张与民休息的朝廷主流黄老思想严重不符,汉文帝自然难以接受,只好表示谦让不敢当,事实上是否决了贾谊的建议。

改制建议之否决,是贾谊仕途上第一次重大挫折,为他后来的外调埋下伏笔,不过事情还在继续发展。第二年,贾谊给汉文帝上了一份关于农业问题的建议书。

建议书的前半部分,贾谊引经据典,大谈农业的重要性,这固然不错。但在后半部分,贾谊所提出的建议,却让汉文帝再次无语。贾谊是这么说的:

“农业为本,工商为末。所以我认为,应该强制工匠商人,改行务农。则积蓄自然充足,百姓也安居乐业。陛下在这一点一直犹豫不觉,实在可惜!”

在这封建议书中,贾谊继续在兜售儒家的那一套,不过这一会不是礼乐制度,而是抑制商业。对于这一点,汉文帝就更不能苟同了,虽然农业的确重要,但汉初以来,从来就没有一个皇帝或丞相说要强制商人去种田,而是推行自由政策,鼓励百姓依据具体条件,各自寻找致富之路。如果按照贾谊的主张,强制工商阶层都去务农,那还不乱了套。

实际上,从汉高祖到汉文帝,推行了大量促进农业生产的实惠政策。

汉高祖刘邦做了三件事。其一是颁布了招揽流浪人口回归故乡的优惠政策,把老百姓在战乱期间失去的田地、房子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家安居乐业。其二是发动了一场废奴运动。战争期间,许多老百姓因吃不饱饭而自卖为奴婢,现在全部释放为自由人。其三:秦朝税收制度是“泰半”, 泰就是太,太半就是一半还多。汉高祖收多少,田赋改为十五税一,什么意思?农业税(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个人所得税,因为当时的百姓主要收入就是农业)是百分之六点六七,加上其他附加税收,也不到百分之二十。

汉文帝继位以后,一是继续减税:农业税(个人所得税)再减一半,从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也就是是百分之三点三三,算赋(人头税)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二是减轻徭役: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

上述措施,远比贾谊的“强制商人务农”来得实际有效。

对于工商业,汉文帝的态度也颇为积极,至少是“重农不轻商”。他先是开放山林川泽资源,放手让百姓发家致富。文帝后六年,开放为国家垄断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结果,民间资本空前活跃,汉朝的商业、手工业、矿业、渔业空前繁荣,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起来。

后是废除了关卡。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通行证),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取消出入关的“传”,直接降低了商业运输成本。

由此看来,汉文帝在经济问题上与贾谊的态度,又是截然相反。既然道不同,那么自然不相为谋,贾谊的退场也就顺理成章了。

贾谊的失意,绝非孤立的事件。汉初,大多数如贾谊这样的儒生,他们的仕途都是失意的,这完全是因为儒家思想与道家黄老思想的格格不入。

所以贾谊的失意,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是汉初百姓的幸事。倘使贾谊主政,所谓“文景盛世”,恐怕要夭折于襁褓之中了。

那么贾谊在史册上,为什么又会享有那么高的声誉呢?首先是因为后世文人对他个人的同情。如李商隐,他自己也失意潦倒,难免就借贾谊这杯酒,浇自己的块垒。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汉武帝以后的中国社会,乃是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对于贾谊这位早期的儒家思想鼓吹者,需要有所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