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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记》(第一卷)第六章 第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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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狱时我有些钱;不过带在身上的不多,担心钱会被抄没,为了以防万一,我把几个卢布藏了起来,粘贴在福音书的硬封面里边,福音书是可以带进监狱的。这本书和粘贴在里面的钱还是在托博尔斯克的时候别人送给我的,他们也是在流放中受苦的人,流放的时间都有几十年之久了,早就习惯于把每一个不幸的人都视为兄弟。在西伯利亚有一些人几乎要老死此乡,看来一生的宗旨就是要兄弟般地照顾“不幸的人们”,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给予完全无私的崇高的同情和关怀。在这里我不能不简略地追述一次偶遇。在我们的监狱所在的那座城市里住着一位寡居的妇女,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不言而喻,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谁也不能亲自与她结识。看来,她把帮助流放犯定为自己人生的宗旨,不过她最关心的是我们。也许她的家庭也曾遭遇相似的不幸,也许她的某个贴心的亲人也曾由于类似的罪行而遭受苦难,不过她似乎认为,能竭尽所能地为我们效劳是她的莫大幸福。当然,很多事她是无能为力的,她很穷啊。但我们蹲在牢房里感到,在监狱外面有我们的一位最忠诚的朋友。顺便说说,她时常将我们急需知道的信息通知我们。在出狱后准备前往别的城市时,我赶到她家去看看,于是亲自与她结识了。她住在城郊某处一位近亲的家里。她不算老也不年轻,不俊也不丑;甚至无从知道,她是否聪明,是否受过教育?处处都能发觉,她心里有一种无限的仁慈、不可遏止的愿望,一定要使您感到满意、安适、愉悦。这一切都在她那温和、慈祥的目光里明显地流露出来。我和监狱里的一位难友几乎整晚都待在她那里。她就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笑,她也笑,我们无论说什么,她都连忙表示赞同;她匆忙地要尽其所有来款待我们。给我们端来了茶、小吃和甜点,倘若她有一大笔钱,看来她会非常高兴,只因为她就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愿望了,能更加减轻还留在监狱里的那些难友的处境。临别的时候,她拿出两个雪茄烟盒给我们留作纪念。这些烟盒是她亲手用硬纸板为我们粘成的(天知道是怎样粘成的啊),烟盒外面糊了一层彩色纸,和儿童简易算术课本的彩色封面完全一样(说不定就是用算术课本糊的呢)。为了美观,又用金纸在两个烟盒的四周镶上一条细细的边,也许金纸还是她特意到铺子里去买来的。“你们是抽烟的啊,说不定能用得上。”她羞怯地说道,仿佛在为自己的薄礼向我们表示歉意……有些人说(我听到也读到过这种说法),对别人的最崇高的爱同时也是最大的利己主义。可这里哪有什么利己主义呀——我实在无法理解。

虽然我在入狱时没有多少钱,可我当时不知怎么,就是不能认真地抱怨那些苦役犯,他们几乎在我狱中生活的最初几个小时就骗了我一次,又若无其事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五次来向我借钱。不过我要坦白地承认:有一点使我非常恼火,我觉得,所有这些人以其天真的狡黠,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笨蛋、傻瓜而嘲笑我,恰恰是因为我还第五次拿钱给他们。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受了他们的欺骗和愚弄,要是相反,我一次次地推托并赶走他们,那么我深信,他们对我反而会远为尊重。可是我无论多么恼火,却不能拒绝他们。我之所以恼火,是因为在这最初的几天里,我正在认真而仔细地考虑,在监狱里我该怎样立身处世,以什么态度行事,或者不如说,该以什么态度与他们相处。我清楚地感觉到,这整个环境对我而言是全新的,我对情况一无所知,仿佛置身于黑暗之中,而在一无所知中度过如此漫长的岁月是难以想象的。应当有所准备。当然,我决定,首先要行为端正,遵循内心和良知的要求。但是我也知道,这不过是一句格言而已,而在我面前毕竟会出现一些最出乎意料的实际问题。

因此,尽管为了在牢房里安顿下来有很多琐碎的事务要张罗,这方面的情况我已经提到过了,而把我卷入其中的主要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尽管这些琐事多少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可是我仍然愁肠百结,越来越备受煎熬。“死屋!”我有时自言自语,在薄暮中从牢房的台阶上注视着那些囚犯,他们已经下工,聚集在一起,在监狱院子里的空地上懒散地走来走去,往返于牢房和伙房之间。我注视着他们的面容和举止,竭力想了解这都是一些什么人,有什么性格特征?他们在我面前溜达,或愁眉蹙额,或快活得太过分(这两种人是最常见的,几乎就是苦役生活中的典型现象),他们在漫骂或随便交谈,最后,也有人若有所思地独自徘徊,安详而从容,有的人神情疲惫、冷漠,还有一些人(甚至在这里!)竟是一副傲慢自负的样子,歪戴皮帽,斜披皮袄,目光放肆而狡黠,带着肆无忌惮的嘲弄的微笑。“这一切就是我的环境、我现在的世界了,”我想,“不管我愿不愿意,反正得在这里生活……”我打算向阿基姆·阿基梅奇详细询问和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喝茶,以免独自呆坐着。顺便说说,在这最初的一段时间,茶几乎是我唯一的饮食。阿基姆·阿基梅奇从不拒绝喝茶,他会亲自把我们的一个手工制造的可笑的白铁小茶炊坐上,这个小茶炊是M托我保管的。阿基姆·阿基梅奇通常只喝一杯(他还有几只茶杯呢),他稳重地默默喝完一杯,便把杯子递给我,随即动手为我缝被子。可是我要了解的情况,他却未能告诉我,甚至不明白,我怎么会对我们周围那些最接近的苦役犯特别感兴趣,在听我说话时还露出一丝奸笑,那奸笑是我非常熟悉的。“不,看来要亲自体验,而不是到处打听。”我想。

第四天,就像我去重新戴上镣铐的那天一样,囚犯们一清早就在警卫室前的场地上靠近监狱大门的地方排成两列。队列前后都有荷枪实弹、上好刺刀的士兵面向他们一字排开。士兵有权朝囚犯开枪,要是他试图逃跑的话;但同时也要对开枪负责,如果他不是在最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的话;在苦役犯们公开反抗时也是这样。不过谁会公然逃跑呢?工程军官、军官助理以及几名监督施工的工程士官和士兵都来了。点了名;最先出发的是前往被服厂的部分囚犯;工程管理人员与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只为监狱工作,为整个监狱缝制被服。然后去车间干活的人出发了。再后来就是去干普通的粗活。我也跟着二十来个其他囚犯出发了。在城堡外面的一条结冰的河上有两条平底木驳船,因为不能用了而要拆掉,至少旧木料不会白白地浪费。不过,这些旧木料似乎很便宜,几乎是白给。柴火在城里不值什么钱,而且周围有很多树林。派到这里来,想必只是不让囚犯们无所事事,囚犯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干这样的活儿总是萎靡不振、漠不关心,要是工作本身有价值、有意义,特别是能给自己要求到工作量的话,那么情况就几乎完全不同了。这时他们仿佛受到了某种鼓舞,即使得不到任何好处,据我亲眼所见,他们也全力以赴,尽可能把工作干得又快又好;甚至他们的自尊心也起了作用。而在眼前的工作中,干活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实际需要,要求定工作量是很难的,却要一直干到上午十一点击鼓收工为止。这一天是温暖的、雾蒙蒙的天气;雪几乎还没有融化。我们一伙向城堡外的河边走去,镣铐轻微地叮当作响,虽然镣铐是隐藏在衣服下面,但每走一步还是会发出金属碰撞的清脆刺耳的声音。两三个人离开队伍到军需库去领取必要的工具。我和大家走在一起,甚至真的感到很兴奋;我想快些看到并体验一下是什么活儿?苦役犯的劳动是什么滋味?而我自己生平第一次是怎样参加劳动的?

我还记得所有的细枝末节。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位蓄须的市民,他停下脚步,把手伸进了口袋。我们一伙中的一个囚犯立刻跑过去,摘下皮帽接过他施舍的五个戈比,便急忙转身回来。那位市民画了十字,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五个戈比当天上午就拿去买白面包吃了,面包是在我们全组平分的。

在这批囚犯中像往常一样,有些人愁眉不展、沉默寡言,有些人冷漠而没精打采,还有一些人在懒洋洋地聊天。有一个人不知为什么极其高兴而活跃,他在唱歌,而且几乎一路上都在跳舞,每跳一步就会响起镣铐的叮当声。这就是那个矮胖的囚犯,他在我入狱的头一天早晨,在取水洗脸时与另一个犯人发生争吵,因为那个人竟敢狂妄地自称是鸟中之王。这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名叫斯库拉托夫。最后,他唱起了一首豪迈的歌谣,我还记得它的副歌是:

背着我为我娶了老婆——

那时候,我正在磨坊推磨。

只是没有巴拉莱卡琴伴奏。

当然,他那异常快活的心情立刻激起了我们某些人的愤怒,甚至被视为一种冒犯。

“鬼哭狼嚎!”一个囚犯责怪地说道,其实这与他毫不相干。

“只有狼才这样唱歌,是跟狼学来的,这个图拉人!”另一个人用一撮毛的口音说道,他是脸色阴沉的人之一。

“我呀,就算是图拉人吧,”斯库拉托夫立刻反唇相讥,“而在你们的波尔塔瓦,你们被面疙瘩噎得透不过气来。”

“胡说!你自己吃的是什么!用草鞋盛菜汤喝。”

“而现在好像是鬼在喂他吃桃仁呢。”第三个人在帮腔。

“弟兄们,我倒真是娇生惯养的人哪,”斯库拉托夫微微叹息着回答道,仿佛在为自己受到娇惯而懊恼,仿佛在对大家而不是对某一个人说话,“从小就是用特制李子干和泛普鲁士白面包饲养的(应为喂养的,斯库拉托夫故意说错),我的几个同胞兄弟如今还在莫斯科开着一家铺子,在流动货摊上卖风,都是大富商。”

“你卖什么呢?”

“各种商品都有啊,我们都发了。就在那时,弟兄们,我得到了第一次的二百……”

“难道是二百卢布!”一个人好奇地接话道,听说这么一大笔钱,甚至惊得浑身一震。

“不,亲爱的,不是二百卢布,而是二百棒。卢卡啊,卢卡!”

“有的人可以叫我卢卡,你却要用敬称卢卡·库兹米奇。”一个矮小清瘦的尖鼻子囚犯不乐意地应声答道。

“好吧,卢卡·库兹米奇,随你的便吧,就这么办。”

“有的人可以叫我卢卡·库兹米奇,你却要叫我大叔。”

“好吧,就依你叫大叔,不值一提!我本想说句知心话来着。嗨,弟兄们,就是想说说,为什么我在莫斯科攒钱的时间不长;在那里,最后又抽了我十五鞭子,便打发我走人。我就……”

“可为什么要把你打发走呢?……”一个留心听故事的人打断了他的话。

“说我不可以去检疫所呀,不可以喝瓶塞呀,不可以瞎扯呀;所以我,弟兄们,没能在莫斯科真正成为富翁。可我非常、非常、非常想发财。我是太想发财了,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呢。”

许多人都开怀大笑。显然,斯库拉托夫是个喜欢找乐子的人,或者不如说喜欢充当供人取乐的角色,仿佛觉得自己有义务使愁眉苦脸的难友们快活起来,当然,除了挨骂他是一无所获的。他属于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类型,关于这个类型的人,也许我还会谈到。

“现在就可以把你像黑貂一样宰了,”卢卡·库兹米奇说,“瞧,一件衣裳就值上百卢布呢。”

斯库拉托夫穿的是一件破旧不堪的小皮袄,四面都打了补丁。他相当冷漠而又细心地把它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下。

“不过脑袋很值钱呢,弟兄们,脑袋啊!”他接茬道,“告别莫斯科的时候,我感到很欣慰,就因为脑袋是跟我一起走的。再见了,莫斯科,谢谢你的澡堂,谢谢你的自由精神,你在我身上留下了一道道光荣的鞭痕!而皮袄,亲爱的,你就不必看了……”

“那就看你的脑袋?”

“这脑袋也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施舍的,”卢卡又掺和进来了,“是在秋明有人看在基督分上施舍给他的,当时他与一大批囚犯正好路过。”

“斯库拉托夫,莫非你有手艺?”

“什么手艺啊!他是给人带路的,带着一伙乞丐,拖着他们的赤条条的孩子,”一个脸色阴沉的人说,“这就是他的手艺了。”

“我倒是尝试过缝制靴子,”斯库拉托夫不理会对他的挖苦,若无其事地回答道,“总共只缝制了一双靴子。”

“有人买吗?”

“碰巧有一个,看来是个不畏上帝、不敬父母的人;他买了我的靴子,——这是上帝要惩罚他啊。”

斯库拉托夫周围的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我又开始工作,已经是在这里了,”斯库拉托夫漠然地接着说道,“给斯捷潘·费多雷奇·波莫尔采夫中尉上靴头。”

“怎么样,他满意不?”

“不,弟兄们,不满意。他咒我倒霉一千年,还在我背后用膝盖狠狠地顶我。他可真是气坏了。唉,我的生活在糟践我,服苦役的生活在糟践我啊!”

过了一会儿工夫,阿库琳娜的丈夫出来了……

蓦地,他又响亮而悠扬地唱了起来,一边纵跳自如地用脚踏着拍子。

“瞧这个讨厌的家伙!”走在我身边的一撮毛咕哝道,气愤而轻蔑地瞟了他一眼。

“一个废物!”另一个人严肃地断然说道。

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斯库拉托夫这样生气,一般地说,为什么所有快乐的人,在这最初的几天里我已经注意到了,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蔑视?我曾经认为,一撮毛和其他人的怒斥属于人身攻击。但这并不是人身攻击,他们感到愤怒是因为斯库拉托夫缺乏自制能力,没有严格地保持自尊的态度,这种态度感染了整个监狱,而且到了拘泥细节的程度,总之,是因为按他们的说法,他是个“废物”。不过,在快乐的人们当中,他们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生气,也不是像对待斯库拉托夫之流那样对待所有的人。人们在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方面是各不相同的:憨厚的人立刻就会坦然地忍受屈辱。这简直使我大为惊讶。但是在快乐的人们之中也有些人善于并乐于自卫,决不向任何人示弱:这样的人能迫使别人尊重自己。在这里,在这群人之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口齿锋利的人,其实是个非常快活而又招人喜爱的人,不过他的这个方面我是后来才了解的,这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面颊上长着一颗大瘊子,脸上有一种挺滑稽的表情,其实他的脸是相当漂亮而机敏的。人们叫他开拓员,因为他是当过开拓员的,现在被关在单人囚室。关于他我势必还要讲到。

不过,并非所有“严肃的人”都像见到别人快乐就生气的一撮毛那样疾言厉色。在苦役犯中有些人所追求的是为首的地位,是了解全局、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刚强的性格和智慧。其中的不少人的确是性格刚强的聪明人,也的确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即为首的地位以及对自己难友们在道义上的重大影响力。这些聪明人在彼此之间往往互为大敌,——因而每个人都有很多仇人。他们对其余的囚犯有优越感,甚至带有体恤下情的态度,从不挑起不必要的争端,给管理人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劳役中仿佛就是指挥者,他们谁也不会吹毛求疵,例如责备别人唱歌之类;他们是不屑于管这种小事的。这些人对我都引人注目地彬彬有礼,在整个劳役期间都是这样,但不大爱说话;似乎也是出于自尊心。关于他们我也势必还要更详细地谈谈。

我们来到了河岸上。下面有一条要拆毁的木驳船冻结在河水里。河那边是青色的大草原;一派抑郁而荒凉的景象。我料想大家会纷纷投入工作,可他们却根本没有要干活的意思。有些人散开坐在岸边乱堆着的原木上;差不多人人都从靴筒里摸出装着本地烟丝的烟荷包,这种烟丝用纸包着在市场上卖三戈比一俄磅,又摸出短短的柳木烟袋杆,带有自制的木头小烟斗。烟斗冒烟了;押送兵把我们围在中间,百无聊赖地开始看守我们。

“是谁想起要拆掉这条木驳船啊?”有人仿佛在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并不是要问谁。“想要木屑不成?”

“是不怕给咱们找麻烦的人想起的。”另一个人搭腔了。

“这些乡巴佬要去哪儿呀?”第一个人沉默片刻后问道,显然没有注意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用手指着远处的一群庄稼汉,他们踏着积雪吃力地鱼贯而行。大家都懒洋洋地转头朝那个方向望去,由于闲得无聊开始学着他们的样儿嘲笑他们。跟在最后的那个庄稼汉走路的样子特别好笑,他张开两条手臂,头歪在一边,头上戴的是庄稼汉的那种长长的尖顶毡帽。他的身影完整而清晰地倒映在白雪上。

“瞧,彼得罗维奇大哥,他的那身衣服!”有人滑稽地模仿农夫的口音说。说来也怪,囚犯们都有些看不起庄稼人,尽管他们有一半是农民出身。

“弟兄们,末尾的那个人走路就像在栽萝卜。”

“这个人脑子迟钝,有钱不知怎么花。”第三个人说。

大家都笑了起来,不过也那么懒洋洋的,仿佛笑得有些勉强。这时卖面包的女商人来了,一个活泼伶俐的少妇。

大伙儿拿施舍的五戈比向她买了几个面包,随即平分了。

在监狱里贩卖面包的小伙子拿了二十来个,他开始讨价还价,坚决要求按平时的规矩再添三个面包,而不是两个。但女商人不同意。

“喂,还有一个你就不给了?”

“还要给你一个什么呀?”

“就是耗子也不吃的那个。”

“你这该死的!”少妇尖叫道,又笑了。

最后,手持警棍的士官来了,他是监工。

“喂,怎么都坐下了?马上开工!”

“怎么样,伊万·马特维伊奇,给我们定工作量吧。”“头儿”之一缓慢地站起身来说道。

“刚才派工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出来呢?把木驳船拆掉,这就是你们的工作量。”

大伙儿勉强站起身来,拖着脚步向河边走去。人群中马上就冒出了“指挥官”,至少是在口头上指挥。原来木驳船是不能乱砍的,必须尽可能保护原木,尤其是几根横向的连根材,它们从一端到另一端都用大木钉钉在驳船的底部——这活儿又费时又枯燥乏味。

“首先要把这根原木拖开。动手干吧,弟兄们!”有人说道,他根本不是指挥官,也不是管理人员,就是个干粗活的,一个不爱说话的文静的小伙子,此前一直不曾吭声,他弯下腰来,双手抱住一根粗大的原木,等着帮手。可是谁也不来帮他。

“是呀,你大概能搬得起来!要是你也搬不动,你的爷爷老狗熊来了,——也是搬不动的!”有人透过齿缝叽咕道。

“那怎么办,弟兄们,怎样干起来呢?我可不知道……”爱逞能的小伙子放下原木,欠起身来困惑地说。

“工作是干不完的……你干吗要跳出来?”

“给三只母鸡喂饲料也会算错,却第一个往前冲……一只小鸨!”

“弟兄们,我没啥……”困惑的小伙子辩解道,“我只不过是……”

“要我把你们套上护套保存起来?还是把你们腌起来过冬?”监工又叫嚷起来,大惑不解地望着不知所措的二十来个人,“干活吧!快!”

“光图快不行哪,伊万·马特维伊奇。”

“可你什么也不干嘛,喂!萨维利耶夫!贫嘴彼得罗维奇!我在说你呢:你站着傻看什么呀!……干活!”

“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

“您给我们定工作量吧,伊万·马特维伊奇。”

“我说过了,没有工作量。马上拆卸驳船,要不就回去。干活!”

终于干了起来,不过很疲沓、很勉强、很笨拙。看着这一大群健壮的工人简直令人气愤,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该怎么干才好。刚要取出第一根最小的连根材,就发现它断了,“是它自己断的,”他们向监工这样辩解道;可见这样干是不行的,要另想法子。他们商量了好久,要另想法子,该怎么办呢?当然,渐渐地叫骂起来,眼看会闹得越来越凶……监工挥起警棍,又大声呵斥,可是连根材又断了一根。终于发现,原来是斧子太少,而且还缺少一种工具要去拿来。立刻派了两名囚犯在押送下到城堡去取工具。在等待的时候,所有其余的人都气定神闲地坐在驳船上,又拿出自己的小烟斗抽起烟来。

最后监工唾了一口。

“呸,没有你们,工作也不愁没人干!唉,这种人哪,这种人!”他气愤地嘟囔道,一挥手,摇着警棍回城堡去了。

一小时后来了一名军官助理。平静地听完囚犯们的诉说,他宣布工作量是再拔出四根连根材,但不能折断,一定要完好无损,此外他划出驳船的很大一部分要拆除,干完就可以回去。工作量很大,可是我的天,他们干得多欢哪!懒散不见了,困惑不见了!斧头叮咚作响,开始拧下大木钉。其余的人把几根粗木杠塞在下面,二十只手同时压在木杠上,利落而熟练地撬起了连根材,我感到惊讶的是,现在这些连根材全都完好无损地撬了下来。事情干得热火朝天。大家突然变得特别聪明了。不讲废话,没有叫骂的声音,人人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站在哪里,该出个什么主意。正好在击鼓收工前的半个小时完成了工作定量,于是囚犯们回去了,很疲倦,但心满意足,虽然只比指定的时间提前了那么半个小时。不过,关于他们对我的态度,我注意到了一个特点;不管我在哪里凑上去帮他们干活,到处都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在哪里都碍事,几乎到处都有人骂骂咧咧地赶我走。

一个衣衫褴褛的可怜的囚犯,自己也是劳动极差的工人,在比他麻利些、懂事些的其他苦役犯面前不敢说个不字,连他也自以为有权申斥我、赶开我,要是我站在他身旁的话,借口是我碍着他的事。最后,一个口齿伶俐的囚犯干脆粗鲁地对我说:“您往哪里钻哪,走开吧!何必在这里乱闯呢”。

“他走投无路了!”另一个立刻搭腔道。

“你不如拿一个带把的杯子,”第三个对我说道,“去乞讨吧,能在石屋栖身,也有烟抽,而在这里你是无事可做的。”

只好独自站着,别人都在干活,一个人独自站着也有些不好意思。可是当我真的离开他们站到船艄上去,他们立刻就嚷嚷:“哪有这号劳动者啊;拿他们怎么办呢?无法可想!”

这一切,不言而喻,都是成心的,因为这把大伙儿都逗乐了。他们要戏弄一下过去的小贵族,当然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现在很清楚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为什么我入狱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应当如何立身处世,怎样立足于这些人之间。我预感到,我会时常与他们发生冲突,就像刚才在工作中那样。但是不管发生什么冲突,我拿定主意,决不改变自己的行动计划,这时我对计划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周密的考虑;我知道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就是说:我决心要尽可能保持朴实和独立的作风,丝毫不露出特别想要接近他们的态度;但也不排斥他们,如果他们自己想接近我的话。决不惧怕他们的威胁和敌视,而且要尽可能地行若无事。决不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与他们同流合污,也决不迁就他们的某些习惯和习气,总之,决不无原则地强求他们的友谊。我一眼就看出,他们首先就会因此而轻视我。不过,按照他们的看法(后来我才真切地明白了这一点),我毕竟应当在他们面前维护甚至尊重自己的贵族出身,也就是说,应当图安逸、摆架子,嫌弃他们这些人,时不时地撇着嘴冷笑,嫌脏怕累。他们对贵族的看法就是这样,当然,他们会因此而骂我,但心里还是会对我怀有敬意。这种角色是不适合我的;我从来就不是他们所理解的那种贵族;然而我发誓决不退让妥协,以致在他们面前贬低我的教养和我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为了迎合他们,开始巴结他们,和他们保持一致,对他们故作亲昵,甚至堕落到他们的那种“素质”,以求得他们的欢心,——他们马上就会认为,我这样做是由于恐惧和怯懦,因而对我抱着鄙视的态度。A不值得仿效:他常到少校那儿去走动,他们自然会怕他。另一方面,我也不愿对他们仅限于冷淡地敬而远之,像几位波兰人那样。我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轻视我,就因为我曾想和他们一样干活,不贪图安逸,也不在他们面前摆架子;虽然我毫不怀疑,他们以后将不得不改变对我的看法,然而一想到他们现在似乎有理由轻视我,以为我今天曾在工地上讨好他们,——这个想法就使我感到非常痛心。

傍晚,下午的工作结束后,我回到监狱,心力交瘁,可怕的苦闷又再次袭来。“前面还有多少数以千计的这样的日子啊,”我想,“天天都是这样,如出一辙!”已是暮色四合的时候了,我在牢房后面沿着围墙默默无语地独自徘徊,蓦地看到我们的沙里克径直向我跑了过来。沙里克是我们监狱的狗,就像有步兵连、炮兵连和骑兵连的狗一样。它从很久以前就生活在监狱里了,不属于任何人,把所有的人都认作主人,吃的是伙房的残羹剩饭。这是一条相当大的带白色斑点的黑狗,这条看院子的狗还不算太老,有一双机灵的眼睛和毛茸茸的尾巴。从来没有人亲切地抚摩它,谁也不会在意它。还是在入狱的第一天,我就曾抚摩它,把手里的面包递给它。我抚摩它的时候,它乖乖地站着,亲切地望着我,轻轻地摇着尾巴表示满意。它好久没有见到我了,而我是几年来第一个想亲近它的人啊,此刻它跑来跑去,在人群中找我,终于在牢房后面找到了我,便尖声吠叫着向我跑了过来。简直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可我竟然扑上去亲吻它,搂着它的头;它跳起来,把两条前腿搭在我的肩上,舔着我的脸。“这是命运给我带来的朋友啊!”我想,此后,在这最初的艰难而忧郁的时期,每当收工回来,我哪里也不去,首先就赶往牢房后面,沙里克跑在我的前头,快乐得尖声吠叫,我时常抱着它的头连连亲吻,一种甜蜜而又揪心的苦涩使我的内心无限惆怅。记得,我甚至会愉快地想,仿佛在夸耀自己的苦涩:在人世间我现在只剩下这仅有的爱我、依恋我的生物了,只剩下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我的忠诚的狗沙里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