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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姬发》周武王的封神榜 牧野之战与商周易代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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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我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三个关键点是: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和1840年鸦片战争。在牧野之战中,陕西的周部落灭亡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我把它说成中国历史三大爆发点之一,可能有人会觉得夸张:“这货写到哪段就说哪段重要!”但这话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里也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商朝和周朝很不一样。我们看周朝的时候,能清晰辨认出传统文明的特色。但是看商朝,绝没有这样的感觉。周朝是中国史的一个崭新起点。中国传统文明里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忠”“孝”“德”“礼制”,都是在周朝才真正成型的。在政治上,周朝设计了一种封建+宗法的架构体系,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尤为深远。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牧野之战标志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开始。这场战争如此重要,参战的周军却少得可怜。《尚书》记载,周武王带着三百辆战车,三百名虎贲参战。后来孟子觉得三百人少了,怀疑是抄写错误,改成了三千虎贲。这个改动还是合理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辆战车大致应该配十个战士。那么说起来,周武王投入战斗的主力军就是:三百辆战车,几千战士。

大家写来写去,最后轮到司马迁。司马迁是个顶级史家,但他有个毛病:贪多喜功,迷恋大数字。所以他写牧野之战的时候,出手豪阔,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后面又有整有零地加上“甲士四万五千人”。反正四万五千人也不用司马迁养活,他就很大方给周武王派去了一支生力军。但是这四万五千人其实要不得。现代历史学家仔细考证周部落的人口,认为周武王治下的子民,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也就是在5万~10万之间。他哪来的“甲士四万五千人”?当时真正的情况很可能是:几千人围着几百辆车,站在一个叫牧野的平原上,准备推翻了一个有六百年历史的王朝。一个叫姬发的人在大喊大叫,给他们打气。一个叫姜尚的人站在战车里,阴险地策划进攻。

在他们对面,是一个据说坏得淌水的人——殷纣王。说起来,殷纣王简直坏的离奇。他的太太妲己也和他一样坏。翻遍中国历史,找不出比他们俩更坏的一对夫妻。他们简直是禽兽中的比翼鸟,恶棍中的双截棍。要是把他们的坏事一一列举出来,能凑够好几篇专栏文章。但是纣王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坏。他变坏有个过程。比如,出兵前周武王特地召开动员大会,声讨殷纣王。但在大会上,周武王也没列出什么像样的罪状,说的相当含糊,重点渲染的是纣王听女人的话、不重用亲戚、祭祀活动搞得不频繁。(见《尚书·牧誓》)光靠这些罪状,很难勾勒出一个暴君的形象。

后来的作家读了这些罪状,也觉得不过瘾。周武王是圣君的典范,那他的对手也该是暴君的楷模!所以,殷纣王的罪行必须丰富多彩。作家们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添砖加瓦。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殷纣王的罪行已经颇为可观了。

司马迁津津有味地写道:纣王修鹿台、设炮烙、挖比干的心看是不是有七窍;有位妃子有点性冷淡,他就杀了这位妃子,还顺便把她爸爸也做成了肉酱;周文王听见这事叹了口气,就被纣王抓起来敲诈钱财。等等等等。受过宫刑的司马迁还特意描写纣王如何“淫乐”。据说,殷纣王往大池子里灌满酒,往林子里挂满了肉,然后“男女倮相逐其间”,逐累了就喝酒吃肉。当然,这个娱乐方式听上去相当土鳖。这倒让我想起鲁迅讲的一个故事。农妇在地里干活,忽然叹气说:皇后娘娘何等快活!现在还不是在睡午觉?醒了就叫“太监,拿个柿饼来!”酒池肉林倮相逐,就是司马迁想出来的柿饼子。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考证文章《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殷纣王共有70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加二十一项,东晋增加十三项。而且这些罪状越写越夸张。就像司马迁说纣王修建了鹿台,刘向就补充说:鹿台高达一千尺!晋朝的皇甫谧一使劲,鹿台又变成了高一千丈!商周时候一丈大约折合两米。纣王为了淫乐,要爬上两公里高的鹿台。这时,我们已经搞不清楚这是一个残暴的君主呢,还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

学者说:纣王的形象反映了历史学的重要特征,那就是观念的成长性与层积性。这个说法太学术,翻译过来就是说:一旦某人掉到粪坑里,那么历史学家就会蹲在他头上拉屎。我们经常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历史是公正的”。其实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历史既不是公正的,时间更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历史是人记录的,而人是复杂的动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殷纣王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君主,我们只知道他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