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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乡纪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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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谟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谟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谟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掉模糊影响的弊病。经济上虽已和西欧物质文明接触了五六十年,实际上已遵殖民地化的经济原则成了一变态的经济现象,却还想抄欧洲工业革命的老文章,提倡“振兴实业利用外资”。——这是中了美国资本家新式侵略政策的骗,及听了罗塞尔偶然的一句“中国应当振兴实业”的话,所起的一种很奇怪的“社会主义”的反动。当然又因社会主义渐落实际的运动,稍稍显露一点威权,而起一派调和的论调,崇拜“德国式”妥协的革命,或主张社会政策。——这又是一种所谓“社会主义”。两派于中国经济上最痛切的外国帝国主义,或者是忘记了,或者是简直不能解决而置之不谈,却还尽在经济问题上打磨旋。学术上:二十余年和欧美文化相接,科学早已编入国立学校的教科书内,却直到如今,才有人认真聘请赛先生(陈独秀先生称科学为Mr.Science)到古旧的东方国来。同时“中国的印度文化”再生,托尔斯泰等崇拜东方文化说盛传,欧美大战后思想破产而向东方呼吁,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国新思潮中的问题。于是这样两相矛盾的倾向,各自站在不明确的地位上,一会儿相攻击,一会儿相调和,不论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的思潮都没有明确的意义,只见乱哄哄的报章,杂志,丛书的广告运动,——一步一步前进的现象却不能否认,——而思想紊乱摇荡不定,也无可讳言。

我和诸同志当时也是飘流震荡于这种狂涛骇浪之中。

我呢?以整顿思想方法入手,真诚的去“人我见”以至于“法我见”,当时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我成就了我世间的“唯物主义”。决然想探一探险,求实际的结论,在某一范围内的真实智识,——这不是为我的,——智识和思想不是私有权所能限制的。况且我幼时社会生活的环境,使我不期然而然成一“斯笃矣派”(Stoiciste),日常生活刻苦惯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这虽或是我个人畸形的发展,却成就了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这是1920年10月15日晚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我刚从北京饭店优林(Urin,远东共和国代表)处签了护照回来,和当日送我的几位同志——耿济之,翟菊农,郑振铎,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说的话。

十月十六日一早到北京东车站,我纯哥及几位亲戚兄弟送我,还有几位同志,都来和我作最后的诀别。天气很好,清风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触目都成异象。握手言别,亲友送我,各人对我的感想怎样,我不知道;我对于各人自有一种奇感。“我三妹,他新嫁到北京,处一奇异危险的环境,将来怎么样?我最亲密最新的知己,郭叔奇,还陷在俄文馆的思想监狱里?——我去后他们不更孤寂了么…”断断续续的思潮,转展不已。一声汽笛,忽然吹断了我和中国社会的万种“尘缘”。从此远别了!

天津重过。又到我二表姊处去告别。张昭德及江苏第五中学同学吴炳文,张太来三位同志都在天津,晚间抵足长谈,作我中国社会生活最后的回忆。天津的“欧化的都市文明”:电车汽车的吵闹声,旅馆里酒馆里新官僚挥拳麻雀声,时时引入我们的谈资,留我对于中国社会生活最后的印象。

十八日早,接到振铎,菊农,济之送别的信和诗:

追寄秋白宗武颂华

民国九年十月十六日同至京奉车站送秋白,颂华,宗武赴俄,归时饮于茶楼,怅然有感,书此追寄三兄。

济之,振铎。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

但是……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松柏依旧青着,

秋花依旧笑着,

燕都景色,几时再得重游?

冰雪之区——经过,

“自由”之国——到了。

别离——几时?

相隔——万里!

鱼雁呀!

你们能把我们心事带着去么?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九,十,十六,晚十时。

追寄颂华宗武二兄暨秋白侄

菊农

回头一望;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

——你们却走了!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只是盼望你们多回几次头,

看看在这黑甜乡酣睡的同人,究竟怎样。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

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太戈尔道:“变易是生活的本质。”

柏格森说,宇宙万物都是创造,——时时刻刻的创造。你们回来的时候,

希望你们改变,创造。我们虽和你们小别,

只是我信:

我们仍然在宇宙的大调和,

普遍的精神生活中,

和谐——合一……我没有什么牵挂,不知,你们有牵挂也不?

我因覆信,并附以诗,引我许多自然和乐的感想。——他日归来相见,这也是一种纪念。信和诗如下:

“Humanité”鉴:

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朦的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

你们送我们的诗已经接到了,谢谢!

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题号里。

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你们以为如何…附诗。

秋白。1920年10月18日。

去国答《人道》

秋白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天津倚装作。

当日覆信寄出之后,晚上就别了炳文,太来,昭德,上京奉车。同行的有俞颂华,李宗武。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往俄国去的路通不通。“中华民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同着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恰巧也是这时候“启节”,我们因和他们结伴同行。预备先到哈尔滨再看光景。

其时通俄国的道路:一条是恰克图,一条是满洲里。走恰克图须乘张库汽车。直皖战争后,小徐办的汽车已经分赃分掉了。其余商办的也没有开。至于满州里方面,谢美诺夫与远东革命军正在酣战,我们却不知道,优林的秘书曾告诉我,如其能和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直达赤塔。我们信了他的话,因和领事结伴同走。

当天在天津上车,已是晚上十一二点钟光景。我同宗武和颂华说:“现在离中国了,明天到满洲,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赤都’(莫斯科)呢…我们从今须暂别中国社会,暂离中国思想界了。今天我覆菊农的诗,你们看见没有?却可留着为今年今月今日中国思想界一部分的陈迹……”车开了,人亦慢慢的睡静了。瞿秋白渐渐的离中国——出山海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