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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乡纪程》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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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赤塔后,又是迟滞不进。领事往北京,莫斯科两方面所发电报,等来等去不得覆音。时时听欧俄危苦的传言。车子一时没有前进的希望。于是我们三人中又发生改变计划的问题。在哈尔滨时亦因迟迟不行,想留哈研究俄文和共产主义,开春再定计划。到此听说赤塔亦可以找一私家(Pension)寄住,于是又发生这一计划。想在赤塔住下,研究远东共和国的政体及共产主义,俄文俄语也可以有练习的机会,这是我和宗武两人的办法。至于颂华呢,他不习俄文,就想回国。此行沿途都有阻滞,也真焦闷。幸而后来机会好,不然,目的地恐怕就此走不到了。

在此等待期间,除为社会生活调查之外,也曾访问远东政府的要人谈话。最初我们在远东电信通信社遇见一波兰兵官,他稍懂得几句英文。彼此谈起来也很有趣。有一天我们在远东电信通信社谈着,和通信社里几位记者说起中东路,他们说,我们最好见一见交通总长。波兰人欣欣然的说道:“我介绍你们去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Chatoff)的办公室,空堂堂的一间屋子,疏疏朗朗排着几张椅子。波兰人不脱帽子大氅,拖着泥腿的烂靴,一闯一闯的就进去了。他坐下,就伸手拿沙都夫桌子上的烟,说声:“Mojeno?”(可以么?)就抽起来了。我和颂华两人就和沙都夫谈话。沙氏能说英国话,盛气凌人的说:“请发问罢!”我们申述来意并说关于中东路问题,哈尔滨工党联合会会长也屡次和我们谈及,我们表同情于革命的俄国劳动人民,总算还能代表他们正当的利益,在中国舆论界上说几句话,此来经过赤塔,还要到莫斯科去呢,——愿意知道知道远东新政府对于中国中东路的政策。他听说着,“总长”的气焰渐渐低下去,才和和气气的和颂华说:“中东路,赤塔政府决定主张以条约的形式归还中国,中俄有密切的邦交,必须协力抵抗日本的帝国主义,中东路一旦落于日人之手,大非远东各小弱国之福……。”我们辞别出来,第二天又由波兰人介绍见食粮部总长葛洛史孟(Grosman)。葛氏很直率,有诚意,和我们解释新政府在食粮上的社会政策:“俄国认中国为全世界最亲密的友邦,愿意和中国为同盟国,——远东共和国尤甚,——竭诚希望和中国通商,不过俄国因为久受封锁,货物甚少,容易发生投机商业,所以不得不以食粮等营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凡是商人都必须呈报存货的数量,并受政府监督卖价,中国商人如能遵守这两条件,尽可自由营业。就是日本,亦可以和他通商,只要他抛弃侵略政策。商业之必须受政府监督,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远东国体本是民主共和国。不过投机商人私藏货物,市面上缺乏的时候,再高价出售,贫苦的劳动人民,就要受饿……”葛氏一面和我们谈话,一面办公事,忙碌得不堪。我们同着波兰人出来。波兰人扬扬得意说道:“你看!我们这里非常之自由平等,‘我要见总长就见总长’,可不是么!”

当时远东共和国新成立,国民议宪大会方在召集,暂时只算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克腊斯诺史赤夸夫(Krasnochtchekoff)兼国务总理。我们到赤塔已两次求见,他正有病,不能会客。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方是新年,忽有外交部部员传信给我们,说总理请见。当天晚上,我们到他家里就在外交部。融融的灯光,映着丝罗的帷幕,穿过客厅,转入卧室,迎面来一晚装轻盈的少妇,——克氏的夫人,说着很纯熟的英语,和我们说,克氏有病,请勿过于多谈,恐怕他劳神。我们进卧室之后,见克氏躺在卧榻,很魁梧的体干,刚直的面貌,不像俄国人,却大有美国人的风度。我们问他的问题,早已交给他秘书。他虽觉精神不十分振作,却一一回答我们的问题,丝毫不棼;——最主要的意思是:“远东政府,虽共产党在内,然依本国经济组织,决采共和民主政体,不日召集国会——‘国民立法大会’——着手于新国家之建设事业。远东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是一协约的同盟国,一切自主,唯外交得与莫斯科政府协商。对于中国,竭诚希望缔结密切的友谊的条约……”其余无关紧要,已有颂华的通信,此地再多谈,也无意味。克氏谈吐非常之诚恳,说到意思重要的地方,虽言语喘急,还尽以英俄文重复再四解释。时候已是九十点钟,我们道谢告辞出来。秘书对我们说,他们的国民立法大会,是采普选制的,凡十八岁以上的男女,不论财产的多寡,都有选举权,这次选举,共产党很有把握。

“社会生活切近的感受,再比之于‘外交式’的考察,使我得一结论:如其仅仅为政治外交上的交涉,大关节目的考察,或是有了‘抽象名词爱’的社会调查家,那么,就是重要人物的谈话,参观,访问也就足够足够了,——况且这是‘新闻记者’的责任;假使除此之外,还想为实质社会生活的了解,要了解人类文化意义之切实隐掩的深处,以至于人生的价值,个人与社会间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结构,那就不如以一无资格的‘人’,浸入于所要考察的社会里,一方面又得于考察时,提出自己的观点,置之于可能的最高限度的客观地位上,然后所得才能满足自己的希望,宁可比较的不完全些,不广泛些。”——所以我决定从此多留意我自己冥求人生问题答案的目的,至于“新闻记者”的责任,只能在可能的我的精力限度以内略略尽一些罢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赤塔后,一晃又是十多天,虽则我们一方面为社会生活的调查,一方面做新闻记者“官样的”事务,足以安慰我的“失业苦”,然而我们同领事同行,同住在一车上,谈及中俄外交,所聆诸位领事的清教,又是“纯粹的中国式答案”:一面说得太抽象的,无着落的结论——“贪”“廉”,“爱国”“卖国”,这公使是“好人”“坏人”;一面又说得太具体的,无原则的事实——“俄国人不请吃饭,看不起他,”“俄国不信他的话,什么什么事不和他表同意。”不能回答我,中国外交界方面在某一时期,处什么地位,取什么态度。(譬如说:克伦斯基政府时,中国公使是中立,还是承认?)亦不能回答我,中国外交方面对俄革命有什么具体的意见,留俄华侨当如何处置。(譬如说:陈领事去莫,将行使何种职务,负何等外交上的责任?)亦许他们掩藏,而实在我们自己也不懂。同时,日常一处起居,无谓的应酬话:“我在北京那天打麻雀输多少多少……”等,——这是我所谓中国式的实际社会生活,——因为彼此渐渐亲狎,也就得费许多宝贵的光阴去听他。可是就中却知道了中国外交界几件逸事——笑话!

陈广平领事在哈尔滨时,预先付印留俄华侨的护照。那一天护照印好了,印刷局的人送来,陈某赶紧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把他收起来,锁好,又打开,打开又锁上。到了晚上,陈某又把箱子打开,翻看护照,忽然拿着一张,一掀一掀的给刘守清看,说道:“到了莫斯科,这就是钞票呵!”护照费的意义原来如此。我现在想象,他说这话时的笑容,还俨然如在目前呢。

那时的赤塔管尚平领事,以前在伊尔库次克领馆里,因为和馆员分护照费不均匀,相打起来,因此撤差。现在在赤塔和商会(华侨会)倒还合得拢。反正赤塔亦没有别国领事,尽他一人,和远东搅罢。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和我谈话,灰白色的头发,皮笑肉不笑的脸,打着无锡调的官话,和我这常州人谈话呢:“赤塔这样乱,幸而好,侨商一毫没受损失……幸而好,……哈哈哈!”唉!官僚!官僚!

这种绝对两个世界的人,——无经验的青年和陈死人的官僚,——相处在一起,日日谈些面是心非的话,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很大,却还可以借此一窥中国旧生活的内幕。赤塔的生涯也便如此。寒风凛冽,西伯利亚的色彩已鲜明了;“民主共和的”中国的代表,亦决定日期起程前去,叩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俄国的大门了。一九二〇年完了;一九二一年开始了。赤塔车站上鲜明的中国国旗,时时映照“民主共产”的远东之穷苦国民的颜色,他们寒颤颤拥着泥烂敝裘,挽着筐子篮子,对着“银烛”高烧的中国专车,闻着“朱门”的酒肉臭呢。“中国人过年了。”在这时却还要些点缀,赤塔领事馆和莫斯科领事循例道贺。这还不算。“中国的”消遣品——麻雀牌,牌九之类——非得请出来“以光佳节”不可!于是我更落于精神的监狱里:一面不得不应酬应酬他们,一面心上挂念着种种须整理的材料。

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我们许多书籍杂志,我在他们赌博的余暇中,勉强翻阅翻阅。所得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如第三国际之杂志《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史》等,披阅一过,才稍稍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新年过了,一月四日,启程的诸事停妥,又开车西进。一切停滞的计划都打消,安心向目的地进行罢。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