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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涴漫的狱中日记》《子夜》和国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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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今年是国货年。但是,今年出现了茅盾的《子夜》。

《子夜》里的国货大王——或者企图做国货大王的吴荪甫,“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大志愿,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之类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然而他自己现在却也钻在公债里了!”固然,国货可以“救国”,公债听说也可以“救国”,——然而这“救国”是怎么样的救法呢?譬如说,《子夜》里的公债大王——银钱业大王老赵就比他厉害。问题原很简单:救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这种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孔夫子就已经说过的了。对于这些种种“大王”,首先要有利润,直接的间接的剥削剩余价值,作为他们的“修身”之用。谁善于“修身”,谁就可以有“救国”的资格。公债等等有这样的功效,自然要钻在公债里去,这显然不在于志愿伟大与否。于是国货就倒霉了。“凡是名目上华洋合办的事业,中国股东骨子里老老实实都是掮客!老赵就厉害煞,终究只是掮客。”其实何止华洋合办的企业呢,就是名目上完全华商的工厂,背地里的主人也会是洋资本家的,例如《子夜》里的周仲伟——火柴厂“老板”。(今年是更新鲜了,有些华商工厂,事实上变成了日货的改装打包工厂了。)国货既然倒霉,国货大王吴荪甫就只有投降,这是他的出路,而且他觉得这“投降的出路,总比没有出路好得多罢!”

好,投降是决定的了。可是,就投降老赵——那个“同美国人打公司的”老赵吗?老赵“勾结了洋商,来做中国厂家的抵押款,那他不过是一名掮客罢了;我们有厂出顶,难道不会自己去找原户头,何必借重他这位掮客!”这所谓原户头“假想中的主顾有两个:英商某洋行,日商某会社。”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投降问题。受降的主顾那么多,又都是世界上的头等恶霸,岂有不互相打得头破血淋的道理。不过这些恶霸也不这么蠢,他们各有各的小狗,先叫小狗之间互相打几场,借此看看风头,比比力量。他们自己直接开火的时机暂时还没有到,却先让中国来做“狗”的战场。形势自然十分的复杂,中国的“人”当然吃尽了苦头。

中国的这些“人”,在《子夜》里,大半还在“狗”的愚弄,欺骗,压迫之下,然而他们已经在奋斗,在抵抗。他们的弱点大半不在自己的不要抵抗,而在不善于跳出“狗”的一切种种阴谋的圈套,以及一切种种间接的,或者间接而又间接的狗意识的影响。例如,明明还只是子夜,而居然以为天已经大亮了,甚至于太阳又要落山了,于是拼命的赶路,唯恐怕夜再来之后,就永久不见天日了。这当然不是个个人都这么想。这只是冲在大众前面的一些人。大众在实践里学习着。大众的斗争虽然还没有打倒那些洋货的国货的种种大王,然而已经像潮水似的涌上来。尤其是《子夜》所写的那时候,是有一阵汹涌的浪潮,后来才暂时退了些。这种浪潮时时刻刻激动着,从这里推到那里,即使有些起落,而冲破一切的前途是明显的。那些狗用尽一切手段来镇压这个浪潮,假装着吉诃德老爷式的“国货奋斗”,不过是这些手段之中的一个。无论是吴荪甫,无论是老赵,是周仲伟——这些种种色色的大王,城里的,乡下的,都是很担心的。像冯云卿那样的地主,他不能够不躲到上海来做公债,以至出卖自己的女儿,睁着眼睛看自己的姨太太不三不四的胡闹。而上海虽然比较稳当,也在成天闹着工潮,国货大王在睡梦里也不能够安宁,时常梦见工人的“烧厂”,推翻他的宝座。

这对于他们——互相排挤着的他们——自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他们,连并不留恋顽固的乡村生活的“工业家”也在其内,都要和“营长切实办交涉,要他注意四乡的共匪”。他们又要钩心斗角的对付工人,想要“一网打尽那些坏家伙”。他们“身边到处全是地雷!一脚踏下,就轰炸了一个!”……他们的“威权已处处露着败象,成了总崩溃!……身下的钢丝软垫忽然变成了刀山似的。”是的,他们的处境的确是这样,虽然总崩溃还不是目前,虽然刀山的刀尖还没有戳穿他们的咽喉。

在他们的周围盘旋着的,固然也有个把屠维岳,——有点儿小军师的手段,会用一些欺骗的挑拨的把戏,不过连他也始终只能够“加派一班警察来保护工厂”。而屠维岳之外,还有些什么人材?空谈的大学教授,吃利息的高尚诗人,这只是一些社会的渣滓。连自以为钢铁似的吴荪甫本人,也逐渐的变成了“色厉内荏”,说不出的颓丧,懦怯,悲观,没落的心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五年前参加五卅运动的知识青年,现在很有些只会“高坐大三元酒家二楼,希图追踪尼禄(Nero)皇帝登高观赏火烧罗马城那种雅兴了”。所有这些,差不多要反映中国的全社会,不过是以大都市做中心的,是1930年的两个月中间的“片断”,而相当的暗示着过去和未来的联系。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I’argent”——《金钱》)。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

这里,不能够详细的说到《子夜》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够等另外一个机会了。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子夜》的出现——很滑稽的和所谓“国货年”碰在一起。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国货年呢,恐怕除出做《子夜》的滑稽陪衬以外,丝毫也没有别的用处!——本来,这是“子夜”,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那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而到了那时候,这国又不是“大王”们的国了,也不是他们的后台老板的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