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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茶随笔》现代作家笔名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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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前人别号的书,宋有徐光溥的《自号录》一卷。清葛万里有《别号录》九卷,却未见到,史梦兰的《异号类编》里第十二十三两卷为自表类,可以算在里边。近人陈氏编有《室名索引》,已行于世,若袁君之《现代作家笔名录》,则又别开生面而很有意思者也。

关于别号的发达变迁,说起来也很好玩。《异号类编》上史一经序云:

其二是求变化。有些人担任一种定期刊的编辑,常要做许多文章,倘若永远署一个名字,未免要令读者觉得单调,所以多用几个别名把它变化一下。

其三是不求闻达。但是现在还得加上一条:

其一最普通的是怕招怨。古人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现在更不劳重复申明。

上文所引,前者可以说是宋以前的情形,后者是明以前的情形吧。明清以来则如即山所说,“末叶浮薄,始成滥觞,而吴侬好事,更饮狂药,”结果便是:

“近古有别号者,不过畸人韵士,实实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癖,借湖山云树作美题目以拟话耳。即不然者,亦时人慕其风流,后人追其轶事,而村墟市巷,两两三三,信口指点,相传以为某子某翁某先生某居士,初非利齿儿可多啖得也。”

“每见岁时社腊,杯酒相喧,主宾杂坐,擎拳龋齿,曰桥曰楼,曰松曰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呕。”这里所说是市井小儿模拟风雅,而其实在动因还是在于一般俗文学之发达,自小说戏曲以至俗谣俳文莫不兴盛,作者各署别号,虽其时本为公开秘密,但人情难免拘于传统,唯正经文字始肯用真姓名耳。及今研究此类俗文学者对于别号的探讨还是一件难事,没有什么好的工具可以弄的清楚。到了近来情形又有改变,新闻杂志多了,作者也多起来,大抵都用别号,或者照新式即称为笔名。这个原因我从前在《谈虎集》里曾经分作三种:

“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形骸,兀傲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鹖冠之流盖其著也。”明沈承有《即山集》,其《赠偶伯瑞序》有云:

其四是化装。言论不大自由,有些人的名字用不出去,只好时常换,有如亡命客的化装逃难。也有所谓东瓜咬不着咬瓠子的,政治方面不敢说却来找文学方面的同行出气,这情形亦可怜悯,但其行径则有如暴客的化装吓人也。出版物愈多,这种笔名也就加多,而读者读得胡里胡涂,有时须去弄清楚了作者的本性,才能够了解他的意义。袁君编著笔名录,使读者可以参考,是极有用处的事,至于供编目者的利用,这在我不在图书馆办事过的人看来似乎到还在其次了。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记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