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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启示》二十七年前的《小说月报》革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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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年距今年恰恰过去了二十七个年头。

这二十七年若用历史的眼光看去,真是多么短促多么不值得使人注意,但在我们这多难的中国,时代越近却与我们的关系越深。一百年,五十年……无论国际国内的事件,可说差不多都与我们的现时有关。

为什么单单谈起二十七年前呢?

这是由一本颇有短期历史性的一种杂志所引起的。

《小说月报》,姑且借用一般话的“老牌”说罢,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确也够得上老牌的称语。我在十来岁初读这种以小说为主材的月刊是在清末宣统三年,其实它的创刊还在头一年(清宣统二年)。我所见到的第一册是它的第二卷第二期,(那时《小说月报》以六册为一卷,即半年结束一次。)三十二开的小型版,封面用两色影印着人物或西洋风景画片的复制版。每册约有八九十页,一律两栏排列,全用五号字。五号字在当时是极小的字模。每册内准有四页或六页的铜版画,每册也分类刊载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笔记、诗词、谈片、剧本等。当然是文言的占篇幅最多。林译正在风行,每期有畏庐老人与人合译的长篇,我记的那一卷中连载着他译的《双雄较剑录》,还有胡诗庐译的《孤士影》,谁译的《劫花小史》。

作的长篇则有指严的《醒游地狱记》……在清末肯以五号印杂志的当以商务所出的几种刊物为首创,但如《教育杂志》、《法政杂志》、《东方》等,虽然以五号字的页数较多,而有关议论、主张,甚至小说的,却以四号字刊出,(如同一年的《教育杂志》上所登的包天笑作《埋石弃石记》此篇小说,全用四号,看来极为醒目。而在《东方》上所登的特别体裁的长篇《碎琴楼》,与天游译的未来战争小说则皆用五号。)惟有《小说月报》用字一律。这个小说月刊直到民国成立的那年初夏(阳历五月)才改了版型,另换编者,成为很大方美观而内容颇见充实的国内惟一的定期小说杂志。原编者王蕴章换成了恽铁樵,同时也将全五号换成了全四号;这倒不同于后来的刊物,字体愈变愈小。大概是为了仍然保持每卷六期之故,所以民国后那一卷的第一号却在五月出版。

从民元到民九年,《小说月报》一直保持着大型版与四号字的形样,其内容大致相同。而惟一特点即是林译的长篇小说年年继续刊载。恽氏编了约近七年,再换上旧人王氏编辑。到五四运动后,一时白话文学的流行给中国文坛开创出一种新气象,商务印书馆以出版界首擘的地位,不能不随着潮流,在所刊行的各种杂志上添入一小部分带了标点的新体文艺。《小说月报》于民八九年便已有了这样的新形式,不过大部分还是文言的与旧体的文章。

民国九年的冬天,商务的经理张菊生与编辑主任高梦旦到北平去与各“新”字号的文人、学社,接洽出版新书事务。那时商务的几种杂志需要全盘改革(形式与内容)的情势已经成熟,而各个新学术团体的著译新书也逐渐在该馆出版,而他们的编译所中的新人才也努力于这种出版改革运动。是时雁冰先生,他也早在该馆的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著译的新文章。因有这种因缘,张高两位先生到北平时便与“文学研究会”的负责者共商改组明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的事务。

共商的结果颇为圆满,即在北平立了供给文稿的契约。高先生提出以雁冰负编辑《小说月报》之责,“文学研究会”当然同意,因为他人都在北平,且以雁冰原是该馆编辑之故,办理顺手。

到十二月初,郑振铎先生催收诸位的文稿凡两大包,做两次快邮寄沪。(创作与翻译的小说以及第一篇论文,都是从北平邮去的,其他,雁冰有一篇论文与他拉的译剧等是沪上的稿件。)以后,约在每月底或次月初即由北平集稿供给。

以上所述皆就记忆所及约略写下,但民国十年《小说月报》革新后的第一期,现在已成罕见的旧刊,除却几个大图书馆幸能存留者外,不易找到了。

抗战前两年我居沪上,曾与《小说月报》革新后的两位编者——雁冰与振铎,屡屡谈及想要找一份从民十刊行的《小说月报》,可是他们二位都没保存。至于民十年的第一号更是难能借得。商务印书馆中当然有,可是毁于淞沪战役,当时常为这个刊物写文章的熟人手中也无存留。本来我有几近全份,(从第二卷起至那时)又没携带。往往谈及,就听见稍带惋惜的口吻说:“我还想找个全份,现在连一年的都没有了!”

我清晰记得,革新后的第一期因被子侄友人索观,曾有三本后来都无从要回,所以就以自存的《小说月报》说,也缺少此册。

芦沟桥战后的第二年春初,我自己未带走的中西书册连同衣物都在青市损失净尽,那原是不甚全的《小说月报》,大该被人掠去成了包油条花生的碎纸。

想不到近日忽从冷摊上遇到十几本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本来无意购买,稍加翻阅,摊主人殷殷谈价遂即买回放在案上。及至顺册阅目,民十年一月全换成白话体的革新号即在其中,好在封面里页丝毫未损,而且敦谷先生所画的摇篮中的新婴依然面含微笑,象征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前途。

这一册的材料集成如上所述,但以二十七年的过去,现在四十岁上下的爱好文学者,我想或者不易看到这本革新后第一期?因此不惮烦琐将其中的重要目录记下:

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要目

改革宣言

圣书与中国文学

周作人

文学与人的关系及古来中国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

 沈雁冰

创作

冰心女士

叶绍钧

命命鸟

许地山

荷瓣

 瞿世英

沉思

 王统照

译丛

疯人日记(俄国郭克里著)

 耿济之

乡愁(日本加藤武雄著)

周作人

熊猎(俄国托尔斯泰著)

孙伏园

农夫(波兰高米里克基著)

 王剑三

剧本:邻人之爱(俄国安得列夫著)

 沈泽民

杂译泰戈儿诗

 郑振铎

脑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

 沈雁冰

书报介绍

 郑振铎

中华民国十年一月十日发行

尚有几篇作译目录未曾写入,插图有一张三色版印的《跳舞》,两页铜版图题各是《浴女》、《洗衣人》,全是法国有名印象派画家德加Degan所作。封面画者许敦谷先生,他方从日本学绘画、音乐。回国不久,也在商务服务,由许地山的介绍请他画封面,并负责选印插图。

就内容与页数论,在当时够得上是一本唯一专载新文学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新中国》等。在北平出版的新杂志,虽则每期总有两三篇创作或译述的小说、散文,但只是一小部分。而“创造社”的《创造》尚未出版。《小说月报》革新首先适应了新文学爱好者的需求。

对于这一期里的文章不必多加评述,但《圣书与中国文学》确是到现在还是一篇罕见的论文。那时周岂明(自然还无此称谓)的清朴平赡的文学论文,实是领导一班对西洋文学认识尚浅或无综合理解的青年,使之走上文学的正途。我们知人论世须有分别,以后的如何殊不能抹煞其博学与优美的文章。《笑》是一篇千余字的散文,在当时也当短篇小说看,是冰心早期所作,很美丽很悠淡而文字又极简洁的一篇。《命命鸟》则以特异的风格,略掺旧式的写法,在异国风习中烘托出男女真恋的醇美。译文中介绍脑威写实主义之重要文人般生,以及他所作的独幕剧《新结婚的一对》,在新开辟的文坛上可谓创举,与《新青年》之第一次介绍易卜生一样。(般生的作品是时除却先有一篇名《记者》的剧本在《新青年》刊过外,别的刊物并未介绍)可惜,经过近三十年了,般生的小说,长剧,还没在中国以汉文印出!

至于耿济之之介绍郭戈里(即郭克里)的短篇,郑振铎之首先译泰戈儿的名诗,也都是第一回。

在坚明的主张与改正中国历来对于文人身分的误认上,雁冰那篇文章确值一读——至今依然值得重读。因不易看到它,遂选录几段于后,借作本文的结束。

……总而言之,他们都认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恶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这是文学者对于文学的一个见解。还有一个绝相反而同是不合理的见解,就是只当做消遣品,得志的时候固然要借文学来说得意话,失意的时候也要借文学来发牢骚。原来文学诚然不是绝对不许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感,只是这情感决不能仅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诚然也能成为好的美的文学作品,但只是作者一人的文学罢了,不是时代的文学,更说不上什么国民文学了。我国古来的文学大半有这缺点。

……譬如英国罢,英国也经过,朝廷奖重文学后贵阀巨室奖重文学的时代,和我国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者,他们文学者自身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和我国大不相同。他们却发见了一件东西叫做“个性”,次第又发见了社会、国家和民众,所以他们的文学进化到了现在的阶段。

文学不是作者主观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不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反过来,人是属于文学的了。

……这样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才是世界语言文字未能划一以前的一国文字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家所负荷的使命,就他本国而言,就是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的文学;就世界而言,便是要连合促进世界的文学。在我们中国现在呢,文学家的大责任便是创造并确立中国的国民文学。

“我来服役于人,非服役人”。文学者必不可不如此想。

“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一方是要把文学与人的关系认得清楚,自己努力去创造。一方是要校正一般社会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

虽是这一册上的各种文章到后来有些收入各人的专集,但也有只是印过一次并未再见的,如《邻人之爱》一篇的译文即其一例。

年光不曾饶人,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世,少者壮,壮者老,人的一生,三十年不是占了年光的一大部分?即以二十七年前这本刊物上写文章的人物说,至少,我知道有三位已经长辞人间了!其余诸位论年龄平均总在五十罢。人事纷扰,世变多端,即不提起“访旧半为鬼”的心情,而稍具深厚感念者展书一览可能无动于中!自然,新文学的年年进步,人才辈出,作译繁多,无论见解,评论,介绍,……迥非昔比。可是回想那时以二十许的若干青年人受时代的促进思潮的动荡,惟日孳孳的争读新书,力作文章,不管学识经验是否充足,要以共同的努力为中国新文学开辟大道的志愿却“如火如荼”不能自遏。抛开收获,但论辛勤,那种年轻的兴致或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