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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游录》愛國的歷史家談遷(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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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晗

  公元一六四七年,是清朝順治四年。四年前的五月初一,清攝政王多爾袞入北京。同一天明宗室福王入南京,過了十二天作了皇帝,改次年年號為弘光。第二年五月清軍入南京,弘光被俘,明朝亡國。

  一六四七年八月間,浙江海寧縣的一個村落麻涇,村邊一片棗林里,住著一位老秀才談遷,此人既老且窮,半夜裏忽然被小偷光顧,破衣爛衫,什麼也沒有動,只偷走一部文稿,叫做「國榷」。

  這部書是談遷編的明朝編年史,從公元一三二八年到公元一六四五年,每年按月按日編的大事紀。內容主要根據明朝的實錄和一百多家明朝史家的著作,經過細心的編排考訂,寫了改,改了再寫,一連改了六次才編成的一部大書。

  他是一個窮秀才,買不起書,當時也沒有圖書館可以借書。明朝實錄是紀載每一皇帝在位時的編年史,沒有刻本,只有少數的大官僚家裏才有傳抄本。他為了研究明朝歷史,托人情、拉關係、左求右求,好容易才求通了鄰縣的幾家大郡紳,經常跑一百多里路,帶著鋪蓋伙食去抄書,抄了多少年,費了多少精力,終於把這部五百多萬字的大書編成了,十分得意。縱然刻不起板,不能傳布開去,但是,只要有了稿子,將來總會有機會出版的。

  他為什麼要編這部書?公元一六二一年,他二十九歲,那一年,母親死了,在家守孝。他原來對歷史有興趣,讀了不少書,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知識,恰好得到一部陳建著的「皇明通紀」,便仔細閱讀,不料越讀越生氣,書裏記載的史事有很多錯誤,見解也很膚淺,心想這樣的書不是害人嗎,不但糟塌人的時間,還給人以錯誤的史實和看法。便下決心自己編寫。編書的主要根據是明朝實錄,經過仔細研究,有幾朝實錄也很不可靠,例如明太祖實錄是經過三次改寫的,改一次便隱沒了不少歷史真相。明孝宗的實錄是正德時的奸臣焦芳編的,凡是他所不滿意的好人都亂罵一通,把白的說成黑的,很不可靠。為了求得歷史事實的比較真實可靠,他便發憤通讀所能借到抄到的一百幾十家明朝歷史家的著作,互相對證比較,一條條的札記,按年月分別放在有很多抽屜的櫃子裏,再按年月按事綜合研究,擇善而從,編成這部書。總之,他原來編「國榷」的目的是從歷史的真實性出發的,要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編成一部可信的國史。

  不料一六四四年清人入關,一六四五年弘光被俘,這一年他已經五十三歲了。亡國之慟,十分悲憤,在所著「棗林雜俎」裏寫上一段題記說:『我的祖先,因南宋亡,避難搬到海寧的棗林。如今不到四百年,又是南宋亡國時的局面了。我年紀大了,說不上那個早上晚上死去,能逃到哪裏去呢?桃花源在哪裏呢?只好在棗林算了!』崇禎、弘光這兩朝是沒有實錄的,他便根據當時的「邸報」(政府公報)繼續編寫,認為國雖亡了,但史不可亡,保存故國的真實歷史,是亡國遺民應盡的責任。從此,他的著作,署名為江左遺民,原來他名以訓,字觀若,也改名為遷,字孺木,紀念亡國的哀痛。

  書寫成了,慢慢傳開了。他家雖窮,但這部書確是件大財富。當時有的人有錢有地位,獨缺少社會名望,很想有部書出版,流傳後代。但寫書要有學問,要花苦工夫。知道談遷生性梗介,拿錢是買不動的,便只好偷了。結果,這部花了二十七年時間、改了六次才編成的書被偷走了,談遷一生的精力白費了。

  談遷遭受了這樣嚴重的打擊,傷心得很,在大哭一場之後,下定決心:我的手不是還在嗎?再從頭幹起!

  為了保存祖國的真實歷史,也為了通過歷史給後代人以深刻的教育,於是,這位五十多歲的老人,滿頭白髮,背著雨傘、包袱、乾糧、紙筆,跑到嘉善、歸安、吳興、錢塘,向鄉紳大族說好話求情,借書抄書,讀遍了有關的參考書,抄得了所需要的材料,不顧嚴寒,不顧酷暑,以熾盛的精力,像三十年前一樣又投身到學術的戰鬥中。

  這樣,經過了四年,他已經六十歲了,又第二次完成了「國榷」的初稿。

  但是,還有困難。南方雖然有許多大鄉紳,有些史書可以借讀借抄,畢竟他們注意的是舉業,更多收藏的是八股帖括之類。有好多性質較為專門的書對他們沒有用,因之也就看不到。更重要的是萬曆到崇禎這幾十年的史事,由於黨爭翻覆,各人的立場不同,紀載也就是非不一,同一事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差別很大。崇禎一朝史事,有許多紀載是得之傳聞的,很不可信。要多找書讀,要多找人談,特別是找身經其事的人談,要達到這樣要求,就非到北京不可。

  北京怎麼能去呢?沒有路費,即使借到錢,到北京後的吃住又怎麼辦呢?

  談遷過去的職業是當官僚的幕友,替東家代寫些應酬文字,辦些文墨事務。例如一六四二年他就膠東高弘圖之聘,作高的記室,一直到一六四五年高弘圖罷相為止,在當時官僚中有些名氣。一六五三年義烏朱之錫進京作弘文院編修,聘談遷作記室,約他一路從運河坐船進京,談遷多年來的願望實現了,一口答應。在北京朱家住了兩年半,除了替朱之錫做些文墨工作以外,便用全力搜集史料和訪問有關史事的人物,補充和糾正「國榷」這部書。

  當時在北京有不少藏書家,著名的一個叫曹溶,浙江秀水人,由於同鄉關係,談遷寫信給他,見了面,曹溶答應借書並且介紹別的藏書家。由曹溶的介紹,他又認識了太倉吳偉業和武功霍達。這三個人都是現任官員,都是明朝崇禎時的進士,都收藏了很多外邊不經見的秘書。其中吳偉業熟識明末掌故,親身經歷過許多事變,是當時的大名士,交游相當廣泛,從此談遷便經常和他們往來,問以先朝遺事,一一筆錄。又借到「萬曆實錄」「和崇禎邸報」,和「國榷」原稿核對。

  他到北京去的時候是帶著「國榷」去的,把原稿送給曹溶、吳偉業、霍達,要求他們指出錯誤,隨時改正。

  此外,他到處訪問明朝的降官、貴族子孫、太監、官僚貴族、門客、城市和鄉村居民,只要有一點線索,就不放過。他還訪問歷史遺跡,如景泰帝和崇禎帝的陵墓,金山明代皇族叢葬地區,香山和西山的古寺等等。從運河北上和南下時,所過城市也都核對史書,紀載有關事跡。到一六五六年回家時,已經記錄了幾千張紙的材料,滿載而歸了。

  朱之錫序他的「北游錄」,描寫談遷搜訪史料的情形說:「為了訪問遺跡,登山涉水,腳都起了泡,有時迷了路,只好請看牛的小孩和雇工帶路,覺得很高興,不以為倦,人家笑他也不理會。到一個村子里,就坐下筆記,一塊塊小紙頭,寫滿了字,有時寫在用過的紙背上,歪歪扭扭的,很難認出。路上聽到的看到的,一堵斷墻,一塊破碑,也不放過,只要耳目所能接觸的都用心記下,真是勤勤懇懇,很感動人。」

  這兩年多的生活,使他的歷史知識更豐富了,「國榷」的史料質量更提高了。除此以外,他還把所作詩文編成「北游錄」,內容包括在北京時的日記和見聞記錄,北游的旅程,把一部分材料補充了以前所著的「棗林雜俎」。

  他在學術上有很大收穫,但在精神上則很痛苦。因為他只是一個窮老秀才,一個替人幫忙的幕客,這樣的身份求人借書,訪人問事都不是很容易的。他在給朋友信中訴苦說:「我不善於說話,年紀又大,北京游人多得像螞蟻,成天去拜訪貴人,聽候接見,往往早上去等到中午,有時得等到晚上才能見見面,簡直受不了。北京氣候又乾燥,到處是塵土,鼻子口腔都髒得很。無處可去,只有離住所兩里外的報國寺有兩棵松樹,有時跑到樹下坐一會,算是休息了。」他早就要回南方,只因東家挽留不放,後來朱之錫奉命修書,想來或者可以看到一些難得秘書,一打聽內閣的書也都殘缺不全了,沒有了指望,便決心回家了。

  一六五七年他又應聘作幕友到山西,一來是為了生活,二來也想趁機會去拜哭平陽的張慎言墓。張慎言是弘光時的吏部尚書,高弘圖的朋友,很契重談遷。這年十月,他還沒有到平陽,就病死在路上,年六十五歲。

  談遷的「國榷」,三百年來只有傳抄本。二十五年前我因為要查對一些材料,曾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翻閱了一遍,因為不能外借,沒有機會細讀。想望了這多年,現在中華書局終於把它出版了,這是學術界的一件大好事。對愛國的歷史家談遷說,隔了三百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他應該十分高興。對學習歷史的我來說,也是絕好的今昔對比,從前看不到的書現在置擱在我的書桌上,不但有機會細讀「國榷」,而且還能讀到他的「北游錄」,比較深切地瞭解談遷這個人,十分感動,也十分高興。這篇短文的目的,介紹這部書,也介紹這個人。這書的編寫經過,這人對歷史的求真精神和頑強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