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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云集》娼女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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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无论如何总想不好,原拟用古典文字写作Apologia pro Pornês,或以国际语写之,则为Apologia por Prostituistino,但都觉得不很妥当,总得用汉文才好,因此只能采用这四个字,虽然礼赞应当是Enkomion而不是Apologia,但也没有法子了。民国十八年四月吉日,于北平。

贯华堂古本《水浒传》第五十回叙述白秀英在郓城县勾栏里说唱笑乐院本,参拜了四方,拍下一声界方,念出四句定场诗来:

新鸟啾啾旧鸟归,

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难事,

不及鸳鸯处处飞。

雷横听了喝声采。金圣叹批注很称赞道好,其实我们看了也的确觉得不坏。或有句云,世事无如吃饭难,此事从来远矣。试观天下之人,固有吃饱得不能再做事者,而多做事却仍缺饭吃的朋友,盖亦比比然也。尝读民国十年十月廿一日《觉悟》上所引德国人柯祖基(Kautsky)的话:

“资本家不但利用她们(女工)的无经验,给她们少得不够自己开销的工钱,而且对她们暗示,或者甚至明说,只有卖淫是补充收入的一个法子。在资本制度之下,卖淫成了社会的台柱子。”我想,资本家的意思是不错的。在资本制度之下,多给工资以致减少剩余价值,那是断乎不可,而她们之需要开销亦是实情,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设法补充?圣人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世之人往往厄于贫贱,不能两全,自手至口,仅得活命,若有人为“煮粥”,则吃粥亦即有两张嘴,此穷汉之所以兴叹也。若夫卖淫,乃寓饮食于男女之中,犹有鱼而复得兼熊掌,岂非天地间仅有的良法美意,吾人欲不喝采叫好又安可得耶?

美国现代批评家里有一个姓们肯(Mencken)的人,他也以为卖淫是很好玩的。《妇人辩护论》第四十三节是讲花姑娘的,他说卖淫是这些女人所可做的最有意思的职业之一,普通娼妇大抵喜欢她的工作,决不肯去和女店员或女堂官调换位置。先生女士们觉得她是堕落了,其实这种生活要比工场好,来访的客也多比她的本身阶级为高。我们读西班牙伊巴涅支(Ibanez)的小说《侈华》,觉得这不是乱说的话。们肯又道:

“牺牲了贞操的女人,别的都是一样,比保持贞洁的女人却更有好的机会,可以得到确实的结婚。这在经济的下等阶级的妇女特别是如此。她们一同高等阶级的男子接近——这在平时是不容易,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便能以女性的希奇的能力逐渐收容那些阶级的风致趣味与意见。外宅的女子这样养成姿媚,有些最初是姿色之恶俗的交易,末了成了正式的结婚。这样的结婚数目在实际比表面上所发现者要大几倍,因为两造都常努力想隐藏他们的事实。”那么,这岂不是“终南捷径”,犹之绿林会党出身者就可以晋升将官,比较陆军大学生更是阔气百倍乎。

哈耳波伦(Heilborn)是德国的医学博士,著有一部《异性论》,第三篇是论女子的社会的位置之发达。在许多许多年的黑暗之后,到了希腊的雅典时代,才发现了一点光明,这乃是希腊名妓的兴起。这种女子在希腊称作赫泰拉(Hetaira),意思是说女友,大约是中国的鱼玄机薛涛一流的人物,有几个后来成了执政者的夫人。“因了她们的精炼优雅的举止,她们的颜色与姿媚,她们不但超越普通的那些外宅,而且还压倒希腊的主妇,因为主妇们缺少那优美的仪态,高等教育,与艺术的理解,而女友则有此优长,所以在短时期中使她们在公私生活上占有极大的势力。”哈耳波伦结论道:

“这样,欧洲妇女之精神的与艺术的教育因卖淫制度而始建立。赫泰拉的地位可以算是所谓妇女运动的起始。”这样说来,柯祖基的资本家真配得高兴,他们所提示的卖淫原来在文化史上有这样的意义。虽然这上边所说的光荣的营业乃是属于“非必要”的,独立的游女部类,与那徒弟制包工制的有点不同。们肯的话注解得好,“凡非必要的东西在世上常得尊重,有如宗教,时式服装,以及拉丁文法,”故非为糊口而是营业的卖淫自当有其尊严也。

总而言之,卖淫足以满足大欲,获得良缘,启发文化,实在是不可厚非的事业,若从别一方面看,她们似乎是给资本主义背了十字架,也可以说是为道受难,法国小说家路易菲立(Charles-Louis Philippe)称她们为可怜的小圣女,虔敬得也有道理。老实说,资本主义是神人共祐,万打不倒的,而有些诗人空想家又以为非打倒资本主义则妇女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夫资本主义既有万年有道之长,所有的办法自然只有讴歌过去,拥护现在,然则卖淫之可得而礼赞也盖彰彰然矣。无论雷横的老母怎样骂为“千人骑万人压乱人入的贼母狗”,但在这个世界上,白玉乔所说的“歌舞吹弹普天下伏侍看官”总不失为最有效力最有价值的生活法。我想到书上有一句话道,“夫人,内掌柜,姨太太,校书等长短期的性的买卖,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恐怕女同志们虽不赞成我的提示,也难提出抗议。

我又记起友人传述劝卖男色的古歌,词虽粗鄙,亦有至理存焉,在现今什么都是买卖的世界,我们对于卖什么东西的能加以非难乎?日本歌人石川啄木不云乎:

“我所感到不便的,不仅是将一首歌写作一行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现今能够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过是这桌上的摆钟砚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类罢了。说起来,原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些事情罢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种种的东西,我岂不是连一个指头都不能触他一下么?不但如此,除却对了它们忍从屈服,继续的过那悲惨的二重生活以外,岂不是更没有别的生于此世的方法么?我自己也用了种种的话对于自己试为辩解,但是我的生活总是现在的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制度,知识买卖制度的牺牲。”(见《陀螺》二二〇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