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简”与“略”不同，故这句话与上文说“由略而详”的进步，并无冲突。诗的一方面，所重的在于“写情短诗”（Lyrical Poetry或译“抒情诗”），像Homer，Milton， Dante那些几十万字的长篇，几乎没有人作了；就有人作（十九世纪尚多此种），也很少人读了。戏剧一方面，萧士比亚的戏，有时竟长到五出二十幕（此所指乃Hamlet也） ，后来变到五出五幕；又渐渐变成三出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独幕戏”了。小说一方面，自十九世纪中段以来，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如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竟是绝无而仅有的了。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写情短诗”、“独幕剧”、“短篇小说”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原因，不止一种。（一）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学自身的进步，与文学的“经济”有密切关系。斯宾塞说，论文章的方法，千言万语，只是“经济”一件事。文学越进步，自然越讲求“经济”的方法。有此两种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学都趋向这三种“最经济的”体裁。今日中国的文学，最不讲“经济”。那些古文家和那“《聊斋》滥调”的小说家，只会记“某时到某地，遇某人，做某事”的死账，毫不懂状物写情是全靠琐屑节目的。那些长篇小说家又只会作那无穷无极《九尾龟》一类的小说，连体裁布局都不知道，不要说文学的经济了。若要救这两种大错，不可不提倡那最经济的体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
民国七年
（本文系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傅斯年记录，原载1918年3月22日至27日《北京大学日刊》。后经胡适改定，又载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