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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精神》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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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杂写来,偶作叙说,以“话”为名,示非郑重论文。

要列举古今中外的诗歌定义,实可勒成专书。但我对于一切文艺的原理,以为足资研究,而于创作总觉得没有多大效力。这与科学上的定理,公式,不可并论。略如下式:

(一)由于求知(思维,证实)发现必然的结果(科学)。

(二)由于抒感(想象,比拟)传达真诚的情愫(文艺)。

文艺,尤其是发达最早的诗歌,始于人类发音表示情感(自然也包括着智慧的分别与意志的指导)嗟,欤,唷,吁,从极简单的发音起为要便于记忆,速于传播,所以合韵的短短歌谣几乎是每个稍有文化(的)民族在其进化初期必然有的发现。而且那不是只用“诗歌”二字所能概括。

宗教——历史——诗

三者合一,在初民社会中难得有明确的分界,其内容则具有“情绪的挥发对大自然的崇畏,并且记述他们族类中的英雄与领袖的功烈、奇能,藉容易旨,……传记的合韵语词表达出来。”

不需繁征博引,有我们古代诗歌结集中的《大雅》、《商颂》、《鲁颂》、有希腊的史诗,《奥德赛》与《伊里亚特》,试一诵读,当可证明上述的意义。

经过了社会进化的层层阶段,一切都在随阶段而变形,文艺是文化的一环,也没有例外。尽管在韵调,语句,字音,与种种形式上留下无数遗迹,也有过时代,派别,作式,趣味的种种争辩,可是诗的“本质”总像至今还没有显著的不同。形象问题的必然变化,正与人类的服装一样。几十年内往往便有“新”“老”的花式不同,那一时喜欢宽衣博带,那一时喜欢短后秃袖;那一时有夸大松弛的形样,那一时偏要紧峭约迫的时髦。这所谓“喜欢”就等于“需要”,人类服装有其时代的背景,社会心理的转变,世间所谓“风尚”“时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视为不值讨论,其实这是文化进程中一个必须打开的花结。

以文艺在各时代的形式比较,时代的服装时尚,并非近于幽默的取笑。因为需要即造成多数人的欢喜;因为欢喜遂变成不可阻遏不能打消的“时尚”。

服装如此,文艺形式岂有例外。所差的只是藉以显现肉体上的“外形”与显现精神上的“外形”的分别而已。

罗列各种诗体,则近乎摆书摊,为了省事。还请关心者自查文学史与诗歌史便可了然。

简捷言之,所谓“新诗”近三十年以来的发展,至今,竟然还是一片茫然。旧体的格律,字数,四声的调谐,音节等等,新诗一概不要,但究竟什么是“新”的诗呢?一大套一片段的理论谈论着“什么是诗”,诗与其他文学艺术的分别,但要为“新诗”二字加上明白的轮廓,多半只是上文所叙,去掉了旧体的什么什么,少有对于这个“新”字指出明显大道,使爱好新诗,学习新诗者易于迈步前趋。

去掉什么只是消极的解释,非积极的建立,只是说明其不同,并未指出她的特点。于是:

白话,

分行,

大众化,

易于了解。

用这些似是而非的话指明“新”诗,能否令人满意?“卑之无甚高论”,从简要处问一问:

白话 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人所说的白话?这问题确不简单,正与一般人口头上的“道德”、“教育”、“文化”、“经济”,各个名词一样的“内包”繁复。江南的白话与山东老乡的硬调口音、叫字,怎么比?一位满腹书文的学者,与乡下老妪,他们的白话语汇所差几何?否!有人说了,这是指的“国语”呀。“国语”?譬如新诗里嵌上下列种种字眼:“哀怨”,“悠扬”,“抖颤”、“再生”,国语?国语中根本上没听见过这类古怪的“词儿”。可是,新的作者用这些“字眼”,真如旧体诗里的种种成语用得那么多。怎么办?是土语?还是国语?你只好强解说是搀用的文言。“文言”既又搀进去,这近乎定义的“白话”二字便有点站不住!

分行 太不健全,太无逻辑的条件,根本不必提出,否则北平“王麻子”每天出售钢剪的“日记流水账”,青市直接税局列举布告的“收税货物表”,难道不是“新”诗?高高低低,长长短短。有数字,有名目,真正分行清列,你说是否?

大众化 记得抗战前两年,沪上各文艺刊物有一时大家起劲讨论文学作品的“大众化问题”,议论纷纷,例证争出,然而下列几层便难得结论。

所谓“大众”之对象何在?广大的乡人,都市中的新式工人,还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大众”的含义是以数目为限?或以阅读者为限?农村的男男女女,与滨海渔人的男男女女,他们对于生活的接受、支持、了解,已经不同,更不必以会运转机器,惯于规律生活的新工人相比了。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各个造成其意识的差别,对于知识的多少,深浅,领受有别。那末,“化”之渗入,“化”的程度,怎能齐一?一般文艺作品谈到“大众化”尚难有确当解说,何况诗歌。

易于了解 这一项似乎“言之有理”,不过,仔细想想也一样看出破绽。一位学识高深的物理学者,对于“原子能”心中雪亮,但把三个字连合一气对于一般人说,有几个不目瞪神呆?“二簧”“西皮”的调门、唱法,唱起来是否合拍入调,在学过旧剧的票友,或者在“戏台”上混饭吃的一行人,入耳便知,用不到谁来解说。但,若干听众,十之八九连台上唱的什么调还说不出,那会讲到评论“调拍”。打惯仗的老兵,听见“枪声”他能立刻说明那是放的什么“手枪”,什么“来复”,哪国造的“匣子”,哪种尺寸的“步枪”;甚至他能附带辨别它的威力,它的伤害威力的重轻。但听枪响的并非老兵,还不与一般听众随人逐队去“看戏”一样?连调门不懂怎讲评论!

你说“新诗”易于了解,多少旧日老人,他真不易明了,就是把著名的新诗请他细看,他也摇头,不懂得这算什么文字。这“了解”的意蕴与“大众化”,一例太抽象了,太无一定的界限了。

如把上列四项新诗要素(?)——即如何方是新诗的浅明要素去掉,更有什么可以立刻答出的新诗特点?

因为不易把什么是新诗标明,指定,于是这些年来竟然极少看到讨论研究的文字。(新文学运动的前几年中还可读到)

“置之不论”颇似从新诗兴起的数年,一直至今的情形。自然新诗的产量仍然不少,也许写者最多,成绩最少?偶有几位博得赞美的作者,其成就的特点各有所在,与上列的四个条件并无太多关连。

其他,如小说、戏剧,甚至散文、小品文,都比新诗发展得快,成绩优良。独有这在本质上,形式上,近乎“置之不论”的新诗,呆在冷僻孤独的暗道上,至今仍然得摸黑走道。偶而有人摸到亮光闪闪的地方,就算摸者的佳运,当然须有他摸的巧妙,摸的在意,思想上与精神上的倍加努力,但,仍然须在暗途上摸索。比文艺的其他“部门”明光高照,目标清显的情形迥不相同。

因此在落寞中的新诗,愈来愈像被人漠视,愈来愈减少凌厉发扬的精神,甚至在新文艺中渐渐的向幽暗的角落隐没起来,难与他种文艺争显身手。

上文所说,自古迄今诗的外形变化层出,然诗的“本质”却无变动。因为本质有变便不是诗,或是“伪诗”。中国古代伟大评论者,给诗下过四个字的清切定议曰:“温柔敦厚”。尽管后世说诗家万语千言,并不能将此简语打倒,虽分析过细,解释详深,然与此四字也绝无冲突。“诗教”所在,总是想借丰美的有节奏的巧妙文字表达人类的诚感,不拘什么主义,何等手法,失去此旨,即勉强称之为诗,亦非“上乘”。这四个字的含义明白亲切,但细加寻思,第一个问题还不在诗的形象,而要追究到诗人的真性情。如一刻薄寡思,滑伪机巧的人,纵会用韵,摆字,有声有色,既富词藻,又擅安置。长篇短作居然像“诗”;也许以其才智博人赞许;更扩大点,或可造成风气,衍为宗派。但,如诗中无这四字的素质,至多是擦胭抹粉,会得“咽视媚行”、“争颦善哭”的装点,与表面的文词取胜,以言“真诗”相差悬远。二十年前自沉于水的王国维先生,为人忠笃,在其一生著述中,即评论文艺也绝无攻击个人之语,独在《人间词话》上,因论讨歌源本作者性格,遂以龚定盦的《己亥杂诗》中之一:

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

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

而有“其人之侬薄无行声口如见”的批评(原文不在手底,记得造语大意如是)。此诗一经先生指出,寻绎读去,其造句显然居心取巧,故示才慧外,而末一句确实轻薄,且显示得意,自命不拘于物;过分超脱,视一切人物大有任我播弄,随其骗说的高兴心情。使其本性纯挚,不会如此设想,也不忍有如此浮滑口吻。固然,诗上的心思要玲珑,要细密,而细密玲珑只可说是体物入微,或寄托于常人忽过,钝感未及之处而已,并非居心豁刻,自诩聪明之谓。诗中爱憎分明,喜怒各甚,这倒是作者真纯的表现。虽说过于质直;过分直接表达非诗之最高境界,然总是“真的诗”!如:“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即以此说证之西方伟大诗人的作品,其外形纵有如何不同,“本质”上何尝相异。以十九世纪两个特殊作者如……与惠特曼而论,一则寄托于感觉的奇异境界,一则放行于质白描绘之中,虽然才力不同,风格迥别,然其强度的憎爱,热情显露,若羼入丝毫虚伪,浮薄,岂能令读者触感切至,激起共鸣?

技巧,在诗歌中无论如何是居于次要地位,(但诗无技巧便难动人)作者的纯感与其人格乃诗之本质所在,不容涂饰,做作——世界上尽有不会写诗的诗人。“今世乃惟雕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敌——生以为之,徒为孔子之所放而已。”归震川在明代末叶所说这几句对当时流行的诗的评论,虽无特殊见解,却是有志作一真正诗人的应该自觉审择去取的箴言。

诗,看得太易,企望省力成功,势必坠入这几句话的陷阱莫能自拔。